第三篇 中國貨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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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機能。
所以，我們要透過上述諸表象，來考察中國貨币的本質；最好是把中國貨币的諸機能，分别加以分析，看它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币機能，具有怎樣不同的性質，或者，看它們是否能成就資本主義的貨币的任務。
（一）當作價值尺度與價格标準來看的中國貨币機能 在商品生産社會，是把生産價格的騰落，當作生産者測知什麼對社會需要，需要若幹或不需要的唯一可能的測度規準。
而要使此種規準發生效用，首先必須當作價值尺度與價格标準的貨币，在它本身，有一個确定的，能成為一般社會都能據以交易，據以支付的準則。
而上述的中國貨币諸表象，顯然不易或不曾成就此種機能。
中國的貨币是多種多樣的，而且它們個别的價格标準，又至不劃一。
不統一不确定的貨币，首先就會給予商品生産者以成本計算上的妨阻。
他要從較大市場的極其複雜的貨币關系中，去測知其需要的限度，也極其困難。
而且，特殊地方或特殊勢力的貨币權的控制者，很可能按照他們自己的有利打算，随時把貨币的價格标準予以變更；事實上，他們确也常在變更。
甚至有意的或有計劃的把他們的貨币，貶價到一文不值的地步。
自然，當作中國本位币的銀元與銀兩，曾在較大的市場，較大的範圍、較大的交易規模上，盡着價值尺度或價格标準的功用，但近五十年以來，世界銀價的變動，是異常之大的。
而特别在不産銀而用銀的中國，随時都在遭受世界銀價變動的影響。
不錯，銀價的漲落，對于以一定銀量作為價格标準的這件事，應無大礙，換言之，就是那僅有礙于價值尺度機能的完成。
但我們已經知道，中國一般零售的鄉村的市場，都無異于把輔币作為本位币在使用，銀價一變，銀币對銅币的比價，即所謂洋價（即以銀币購買銅币的市價），就要發生攪擾的影響，使它不易有效執行價格标準和價值尺度的機能。
而且，世界銀價的變動，并不盡由于銀礦開采的難易，影響供需狀态，同時還更參雜着各帝國主義國家間之貨币鬥争的内情。
把這種事實和它們個别對中國施行的貨币政策（局部的操縱與全面的把持）權度起來，就知道中國即使采行所謂彙兌管理制，在它對外不曾取得經濟的獨立自主權的限内，它的貨币的對内對外價值，是一直在波動着，一直難得成就需要有統一性與相當确定的價值尺度的任務的。
然而，像中國貨币所表現的價值尺度與價格标準的這種機能，在一方面，盡管如前面所說，太不夠配合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的要求，但在另一方面，卻又正好是對于小商品生産的落後經濟和對外依存性經濟的配合。
因為價值尺度與價格标準的不确定，不正好是各種特權借以施行經濟及經濟以外榨取的有效手段麼？ （二）當作流通手段來看的中國貨币機能 “推動一國商業所必需的貨币，有一定的限度和比例。
”“多于此或少于此，都會阻礙商業，阻礙流通。
”從這種事實當中得出了一個法則，即“流通手段的量，定于流通商品的價格總額，與同名稱貨币流通速度之比”。
不過，這個法則的應用，有一個前提，就是當作流通手段的貨币本身，要能有效的執行其當作價值尺度與價格标準的任務；否則這個法則在應用上，就需要修正。
也就是說，這時貨币當作流通手段的機能，就難免受到其當作價值尺度與價格标準的不健全條件的影響，更根本的說，即難免受其不完備的商品生産形态的影響，而現出極大的特殊性來。
中國的經濟，因為愈來愈益轉入世界商品經濟的關系中，即使大體還停留在單純商品經濟階段，但除了自給的成分以外，其餘流通起來，都是需要貨币的。
而中國貨币的當作流通手段的機能，自然要從這種流通關系上表現出來。
中國商品經濟成分，無疑在日益發展，其所需流通的貨币額亦在以相當的比例增加。
但如我們在前節所指明了的，直至一九三二年前後，中國流通界的全部貨币額，除了十數億紙币而外，就是估計與此紙币額相差甚多的鑄币，兩者加計起來，不過二十餘億而已。
以如此少量的貨币（與任何一個現代國家所發行的貨币數量比較起來），周轉中國偌大市場的商品流通，似乎要給人以納罕的印象，但把中國社會的自然經濟仍占着極大比例的情形一加考察，又毋甯覺得是當然的了。
我們知道，商品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貨币的促進。
而中國貨币的上述諸表象形态，如币制的不統一不确定，卻又從多方面來阻止商品的貨币化，和貨币的商品化。
結局，原本可能而且需要加入流通過程的生産物，和原本可能而且實行加入流通界的貨币，當被貨币本身條件的不健全所阻滞。
以緻助成整個農村的金融枯竭情形，以緻助成正常交易歪曲化如像“預買”“預賣”的交換方式，如像以物還物的貸借方式，一方面正苦于貨币的供給不夠，同時又排斥貨币，或大大減少買賣轉手所需的貨币額，這一來，原來可以促成生産物商品化，或商品加速周轉的貨币，卻反過來，使許多商品化成分，逆轉為自然經濟成分。
自然，對于流通關系的促進，币制本身的健全，隻是一個因素，要這種因素發生積極的作用，需要一個統一政權，在治安、交通、度量衡及國内自由市場諸方面的相應設施，為其前提的相輔而行的條件。
而這些條件，直到此次抗戰發生時止，雖然已經相當進步了，但一般說來，這些方面對資本主義商品生産與商品流通所要求的限度，還有頗大的距離。
因此，需要以這些方面的成就，為其流通活動前提條件或輔助條件的貨币，就隻能在它們的成就所允許的範圍内，發揮其流通手段的機能了。
也就是說，中國貨币在作為流通手段而作用着的時候，它是不能不以中國社會的商品生産形态和流通形态的發展程度為其限界的。
（三）當作貯藏手段來看的中國貨币機能 貨币從它當作流通手段而發生作用以來，就相應發生了貯藏機能。
這種機能，又是與它作為流通手段，乃至作為價值尺度的機能相适應的。
在商品流通極幼稚的階段，僅有使用價值之剩餘化為貨币；在貨币或金銀已經成為富之社會表現的限内，那種剩餘之賣者，就是貨币貯藏者，這算是最素樸的貨币貯藏形态。
往後，商品流通推廣，貨币當作一般等價物的社會的權力增大，貪得貨币的欲望也随着增加了，由是，以前把價值與價值形态看為沒有區别，以為金銀貯藏的增加，即是價值的增加的想法，到這時，已經感到可以投出貨币，通過流通，換回更多貨币的重要了。
接着，就認定：要向流通過程取出更多的貨币，就非在生産過程生産出更多的商品不可。
到了這一階段，原來的貨币貯藏機能，就為貨币的不斷投出所掩蔽；而更機心更狡黠的貯蓄貨币的貪欲，就為“為社會服務”的大量投資所掩蔽，以緻在這一階段的貨币貯藏，僅在要求積得一定生産規模所要求的額數，僅在要求積得一定期内，為了某種支付而需求的額數，在第一階段，是前資本主義社會的貨币貯藏機能；第二階段，是現代初期的貨币貯藏機能；第三階段，是現代初期以後的貨币貯藏機能。
把以上這幾種貨币貯藏形态辨别清楚了，始可進而觀察中國貨币所表現的貯藏機能。
當作貯藏手段的機能來看，中國貨币會給人以極不明确的觀念。
首先，在傳統自給的生産方法，還占着支配地位的落後地方，一般人的固定的有限的欲望，使他們把使用價值之剩餘換得的貨币（銀元、元寶或銅币），從事素樸的貯藏。
這趨勢，由無信用的各種紙币的泛濫，益使人民相對的把硬币看得貴重。
窖藏習慣，就這樣直到最近還被保存下來。
在流通比較發達的地方，也就是到挽近來，銀行券比較能通用的地方，留着硬币窖藏起來的習慣，是比較沖淡了。
一般市民已漸知道把貨币死藏，不如把貨币活用，可以變成更多貨币。
但要活用貨币，最好的辦法，應當是把它變成生産資本；其次，就是變成商業資本。
如前一種變法，感到麻煩，且由經驗證示不一定有利可圖，而同時，對于後一種變法，又認為不大适合個人的興趣和社會地位，在這場合，舊式錢莊和新式銀行，便用較高的利率，為他們解決活用資金的困難了。
結局，錢莊及銀行，特别是近十數年來的銀行，便成了都市居民貯蓄起貨币的大蓄水池。
而這也正是挽近銀行業頗為發達的主要原因之一。
至于一般特殊有錢的人，無論他們的錢，是用地租，用賦稅，乃至用任何原始蓄積方式得來，他們除了也用錢莊銀行，作為其一定期内貯蓄的場所外，那種貯積，雖然也在發揮貨币的生息機能，但其最後目的，卻反而是在為蓄積起一定的大額數，俾能達到外國銀行存款要求的最低限額（如彙豐銀行的漢口分行，有一個時期，便以十萬元為最低标準）；最奇怪的是，外國銀行的存款，有時不但沒有利息，反
所以，我們要透過上述諸表象，來考察中國貨币的本質；最好是把中國貨币的諸機能，分别加以分析，看它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币機能，具有怎樣不同的性質，或者，看它們是否能成就資本主義的貨币的任務。
（一）當作價值尺度與價格标準來看的中國貨币機能 在商品生産社會，是把生産價格的騰落，當作生産者測知什麼對社會需要，需要若幹或不需要的唯一可能的測度規準。
而要使此種規準發生效用，首先必須當作價值尺度與價格标準的貨币，在它本身，有一個确定的，能成為一般社會都能據以交易，據以支付的準則。
而上述的中國貨币諸表象，顯然不易或不曾成就此種機能。
中國的貨币是多種多樣的，而且它們個别的價格标準，又至不劃一。
不統一不确定的貨币，首先就會給予商品生産者以成本計算上的妨阻。
他要從較大市場的極其複雜的貨币關系中，去測知其需要的限度，也極其困難。
而且，特殊地方或特殊勢力的貨币權的控制者，很可能按照他們自己的有利打算，随時把貨币的價格标準予以變更；事實上，他們确也常在變更。
甚至有意的或有計劃的把他們的貨币，貶價到一文不值的地步。
自然，當作中國本位币的銀元與銀兩，曾在較大的市場，較大的範圍、較大的交易規模上，盡着價值尺度或價格标準的功用，但近五十年以來，世界銀價的變動，是異常之大的。
而特别在不産銀而用銀的中國，随時都在遭受世界銀價變動的影響。
不錯，銀價的漲落，對于以一定銀量作為價格标準的這件事，應無大礙，換言之，就是那僅有礙于價值尺度機能的完成。
但我們已經知道，中國一般零售的鄉村的市場，都無異于把輔币作為本位币在使用，銀價一變，銀币對銅币的比價，即所謂洋價（即以銀币購買銅币的市價），就要發生攪擾的影響，使它不易有效執行價格标準和價值尺度的機能。
而且，世界銀價的變動，并不盡由于銀礦開采的難易，影響供需狀态，同時還更參雜着各帝國主義國家間之貨币鬥争的内情。
把這種事實和它們個别對中國施行的貨币政策（局部的操縱與全面的把持）權度起來，就知道中國即使采行所謂彙兌管理制，在它對外不曾取得經濟的獨立自主權的限内，它的貨币的對内對外價值，是一直在波動着，一直難得成就需要有統一性與相當确定的價值尺度的任務的。
然而，像中國貨币所表現的價值尺度與價格标準的這種機能，在一方面，盡管如前面所說，太不夠配合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的要求，但在另一方面，卻又正好是對于小商品生産的落後經濟和對外依存性經濟的配合。
因為價值尺度與價格标準的不确定，不正好是各種特權借以施行經濟及經濟以外榨取的有效手段麼？ （二）當作流通手段來看的中國貨币機能 “推動一國商業所必需的貨币，有一定的限度和比例。
”“多于此或少于此，都會阻礙商業，阻礙流通。
”從這種事實當中得出了一個法則，即“流通手段的量，定于流通商品的價格總額，與同名稱貨币流通速度之比”。
不過，這個法則的應用，有一個前提，就是當作流通手段的貨币本身，要能有效的執行其當作價值尺度與價格标準的任務；否則這個法則在應用上，就需要修正。
也就是說，這時貨币當作流通手段的機能，就難免受到其當作價值尺度與價格标準的不健全條件的影響，更根本的說，即難免受其不完備的商品生産形态的影響，而現出極大的特殊性來。
中國的經濟，因為愈來愈益轉入世界商品經濟的關系中，即使大體還停留在單純商品經濟階段，但除了自給的成分以外，其餘流通起來，都是需要貨币的。
而中國貨币的當作流通手段的機能，自然要從這種流通關系上表現出來。
中國商品經濟成分，無疑在日益發展，其所需流通的貨币額亦在以相當的比例增加。
但如我們在前節所指明了的，直至一九三二年前後，中國流通界的全部貨币額，除了十數億紙币而外，就是估計與此紙币額相差甚多的鑄币，兩者加計起來，不過二十餘億而已。
以如此少量的貨币（與任何一個現代國家所發行的貨币數量比較起來），周轉中國偌大市場的商品流通，似乎要給人以納罕的印象，但把中國社會的自然經濟仍占着極大比例的情形一加考察，又毋甯覺得是當然的了。
我們知道，商品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貨币的促進。
而中國貨币的上述諸表象形态，如币制的不統一不确定，卻又從多方面來阻止商品的貨币化，和貨币的商品化。
結局，原本可能而且需要加入流通過程的生産物，和原本可能而且實行加入流通界的貨币，當被貨币本身條件的不健全所阻滞。
以緻助成整個農村的金融枯竭情形，以緻助成正常交易歪曲化如像“預買”“預賣”的交換方式，如像以物還物的貸借方式，一方面正苦于貨币的供給不夠，同時又排斥貨币，或大大減少買賣轉手所需的貨币額，這一來，原來可以促成生産物商品化，或商品加速周轉的貨币，卻反過來，使許多商品化成分，逆轉為自然經濟成分。
自然，對于流通關系的促進，币制本身的健全，隻是一個因素，要這種因素發生積極的作用，需要一個統一政權，在治安、交通、度量衡及國内自由市場諸方面的相應設施，為其前提的相輔而行的條件。
而這些條件，直到此次抗戰發生時止，雖然已經相當進步了，但一般說來，這些方面對資本主義商品生産與商品流通所要求的限度，還有頗大的距離。
因此，需要以這些方面的成就，為其流通活動前提條件或輔助條件的貨币，就隻能在它們的成就所允許的範圍内，發揮其流通手段的機能了。
也就是說，中國貨币在作為流通手段而作用着的時候，它是不能不以中國社會的商品生産形态和流通形态的發展程度為其限界的。
（三）當作貯藏手段來看的中國貨币機能 貨币從它當作流通手段而發生作用以來，就相應發生了貯藏機能。
這種機能，又是與它作為流通手段，乃至作為價值尺度的機能相适應的。
在商品流通極幼稚的階段，僅有使用價值之剩餘化為貨币；在貨币或金銀已經成為富之社會表現的限内，那種剩餘之賣者，就是貨币貯藏者，這算是最素樸的貨币貯藏形态。
往後，商品流通推廣，貨币當作一般等價物的社會的權力增大，貪得貨币的欲望也随着增加了，由是，以前把價值與價值形态看為沒有區别，以為金銀貯藏的增加，即是價值的增加的想法，到這時，已經感到可以投出貨币，通過流通，換回更多貨币的重要了。
接着，就認定：要向流通過程取出更多的貨币，就非在生産過程生産出更多的商品不可。
到了這一階段，原來的貨币貯藏機能，就為貨币的不斷投出所掩蔽；而更機心更狡黠的貯蓄貨币的貪欲，就為“為社會服務”的大量投資所掩蔽，以緻在這一階段的貨币貯藏，僅在要求積得一定生産規模所要求的額數，僅在要求積得一定期内，為了某種支付而需求的額數，在第一階段，是前資本主義社會的貨币貯藏機能；第二階段，是現代初期的貨币貯藏機能；第三階段，是現代初期以後的貨币貯藏機能。
把以上這幾種貨币貯藏形态辨别清楚了，始可進而觀察中國貨币所表現的貯藏機能。
當作貯藏手段的機能來看，中國貨币會給人以極不明确的觀念。
首先，在傳統自給的生産方法，還占着支配地位的落後地方，一般人的固定的有限的欲望，使他們把使用價值之剩餘換得的貨币（銀元、元寶或銅币），從事素樸的貯藏。
這趨勢，由無信用的各種紙币的泛濫，益使人民相對的把硬币看得貴重。
窖藏習慣，就這樣直到最近還被保存下來。
在流通比較發達的地方，也就是到挽近來，銀行券比較能通用的地方，留着硬币窖藏起來的習慣，是比較沖淡了。
一般市民已漸知道把貨币死藏，不如把貨币活用，可以變成更多貨币。
但要活用貨币，最好的辦法，應當是把它變成生産資本；其次，就是變成商業資本。
如前一種變法，感到麻煩，且由經驗證示不一定有利可圖，而同時，對于後一種變法，又認為不大适合個人的興趣和社會地位，在這場合，舊式錢莊和新式銀行，便用較高的利率，為他們解決活用資金的困難了。
結局，錢莊及銀行，特别是近十數年來的銀行，便成了都市居民貯蓄起貨币的大蓄水池。
而這也正是挽近銀行業頗為發達的主要原因之一。
至于一般特殊有錢的人，無論他們的錢，是用地租，用賦稅，乃至用任何原始蓄積方式得來，他們除了也用錢莊銀行，作為其一定期内貯蓄的場所外，那種貯積，雖然也在發揮貨币的生息機能，但其最後目的，卻反而是在為蓄積起一定的大額數，俾能達到外國銀行存款要求的最低限額（如彙豐銀行的漢口分行，有一個時期，便以十萬元為最低标準）；最奇怪的是，外國銀行的存款，有時不但沒有利息，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