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中國貨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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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從世界各國的币制發展演進史上去得到理解。
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世界各國差不多都是施行銀本位制，而在同世紀末葉及在這個時期以後，各國卻因以次的諸理由，都先後改用了金本位制： 第一，白銀産量激增，其本身價值極不固定，由是相應減少了它作為價值尺度的功用。
第二，黃金采掘逐漸增多，已夠應付國際間貿易債務結算之用。
——這一點，似與前一理由相抵觸，因為白銀因産量激增而否定了它自己作為本位币的資格，黃金逐漸增多，不也會引起同一結果麼？金量相對的少，用金作為本位币，還不緻供過于求，當然算是一個解釋。
但最關重要的還是： 第三，黃金有比較大的價值，不僅較能适應日漸增大起來的商品流通規模，且大可減省結算找現的運費和保存的費用。
[2] 惟其如此，各國遂因應其國内經濟的發達，和對外的經濟交往關系，相率放棄銀本位制，其順序如下： 英 國——十八世紀末 美 國——一八七三年 德 國—— 羅馬尼亞——一八九〇年 奧匈帝國——一八九二年 保加利亞——一八九三年 俄 國——一八九七年 日 本——一八九八年 法、意、瑞、比諸國，雖曾組織拉丁貨币同盟，施行複本位制，然終歸失敗，在前次大戰中，各國雖相繼停止金本位制，但戰争甫一結束又先後予以恢複，（如英美為金塊本位制，奧、匈、意、捷為金本位制，而德、瑞、比、智利等國，則實行虛金本位制。
）至一九二七年，連印度亦行金塊本位制，在一九三〇年，全世界隻有三個用銀國家，即墨西哥、西班牙、中國。
綜觀上述各國貨币本位制變革的一般趨向，就知道它們脫離銀本位制，大體與它們的商品經濟的發展狀況，保持了相當密切的關聯。
在主要諸資本主義國家中，英國最為先進，它采行金本位制也最早；俄，日等國較為落後，它們采行金本位制也較遲，今日中國還采行銀本位制，這就是表示中國的商品貨币經濟，還是留在不十分發達的階段。
（二）币制的不統一與不确定 與落後的銀本位制相關聯的，就是貨币種類的淩雜，和各種貨币單位的參差和不确定。
經濟落後才采行銀本位制；也因為落後經濟不能不轉入國際商品經濟旋渦，不能不引起新經濟關系的沖突，緻不克形成一個有系統的銀本位制，而從以次幾個方面顯出混雜與矛盾。
（1）現代性貨币與封建性貨币的對立——這種對立，曾經明顯的表現在銀元與銀兩上。
直至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廢兩改元止，銀兩還被一般有封建性的舊式金融業上，賦稅上，乃至一般較大規模的傳統性的交易上，作為核算标準。
随着交換關系的發展，那種核算的不便，漸使新式銀行方面發行的，以銀元為單位的銀行券，日益得到社會的支持。
不過，在銀元本身，已經雜有成色不同的各種洋錢在行使着。
特别是通行于沿海各地的毫洋，它又對大洋異其成色，至于當作輔币用的銅币，全國各地幾乎都有它們個别的類型。
這種輔币的普遍存在，一方面當然是因為它适合于都市的，特别是在農村的勞苦大衆的低微購買力，同時也因為各地方的封建勢力者，特别願意把這種輕易鑄造的輔币，作為最有利可圖的榨取工具。
（2）政府貨币與私人貨币的對立——這種對立，原可并合在前一項下說明，因為私人而有貨币權，當然是屬于封建性的東西。
但這裡主要是就紙币立論。
本來現代性的紙币的發生，是由于商品經濟發展到了一定階段，為了流通上的便利，才以貴金屬為基礎而發行的，即是，紙币隻是在一定的商品流通關系下才能作為代替金屬的職能而産生。
但“在信貸制度完全不發達的國家，如在中國，虛價紙币在很早以前就已經出現了。
國家可以任意浪費，不加計較，因為他除了皮币和紙币以外，并不要花費，也不鑄造什麼其他的貨币，……這些貨币它要通行于全國，通行于各省。
他不制造金币，也不制造銀币，正如孟德維爾所推想的那樣，他因此可以漫無限制的任意揮霍”。
這表示，中國之有紙币，由來已舊。
那不是由于商品流通便利上的要求，而是由于國君或皇帝有了任意發行紙币的權力。
但當國君或皇帝行使這種權力的時候，他的臣下，小諸侯們，乃至寅緣貴介的地方勢力者，都仿樣濫用起這種權力來。
降及現代，甚至到了挽近，國家不但沒有完整的造币權，且也沒有統一的發券權，在政府方面，各省市，都有庫券或官票之類的紙币通行。
就是挽近頗通行的銀行券，一九二四年币制統一之前，一切較大的新式銀行，都取得有發券權。
下焉者，甚至私人商号，三家村鎮的小鋪店，亦可漫無限制的發行銅元券。
（3）本國貨币與外國貨币的對立——照一般經濟常識說來，代表金屬的紙币，固不必說，就是鑄币本身，一離本國，就隻能當作金塊銀塊行使。
然而外國的貨币，無論是鑄币抑是紙币，都在中國有效的推行。
如墨西哥洋，老早就在中國，同其他充當本位币的所謂銀洋，同樣流通着。
而外國的紙币，較之本國較有信用的銀行券還更為一般人所樂于接受。
至于國内個别壤接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省份，如過去東三省、山東，乃至福建諸省之于日本紙币，廣東廣西之于香港及大英帝國紙币，雲南、廣西之于法國紙币，新疆之于俄國紙币，反比對于本國較有信譽的銀行券，乃至銀元銀寶，還有更大的信用，這種種外國紙币，不但行使于中國流通界，甚且被國人當作絕對财富本身，而予以貯藏。
（三）貨币的種類數量及其演變消長關系 如上所述，中國的貨币種類，可以說是至為繁多。
但貨币種類的多，并不能表示流通貨币數量之多。
恰恰相反，惟其種類多，惟其相互對立的限制和抵消，其總的額數，是無法增多的。
而且，每種貨币，既都有其地域的、封建的乃至帝國主義的背景，其通行的範圍，自不得不受其背景的限制。
所以，偌大的中國，直至一九三二年底，所有外商銀行在中國發行的鈔票，約折合國币五億六千餘萬元；而中國主要新式銀行至一九三四年，其紙币發行總額，尚隻五億八千三百餘萬元，再加全國省市銀行紙币發行，約計一億至一億五千萬元。
此外，如商号小鋪店之私票，因大體為銅元券，其總值額當不甚巨，恐怕最多也不會超過數千萬元之數，當然，在這總和十數億的紙币而外，還有大量的銀币、銅币在流通着，但在劣币驅逐良币，或硬币在紊亂情形下，必會散藏在民間和集注到銀行庫存中的場合，出現流通界的銅币和銀币的總額，就似乎不會很多。
把現實的商品經濟發展的限度，或其對貨币要求的限度抛開不講，貨币種類繁多，既然不免限制同種類貨币發行的數量，反過來，貨币種類的減少，就似乎大可引起同種類貨币發行數量的擴增，近一二十年，中國貨币已漸走上了單純化的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中國國民經濟已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與這種情勢适應着，中國的新式金融業務，不但對于國内封建的地方的貨币，取得了優越地位，即對帝國主義的貨币，亦漸有予以驅逐的趨勢。
比如，以全國貨币金融集中的上海一地而言，清末外國銀行紙币流通額，計達國币一億數千萬元，至一九三四年，僅及三百萬元。
又在民國初年的上海紙币流通額中，百分之七十為外國紙币，至一九三四年，則在全流通額三億二千三百萬元中，中國銀行券竟達百分之九十九，外國銀行紙币僅達百分之一，此種消長關系，蓋由于以次諸原因： 第一，一向仰外人鼻息的中國銀行業，在第一次大戰過程中，由于國民經濟稍形發達，相應着，由于戰後收回國權運動的昂揚，緻使一般金融業者乃至企業者，都覺得非自主獨立起來，不足以擺脫外人的控制，這種自覺要求，對于銀行業的促進，有了莫大的效果。
第二，前次世界大戰發生，許多外商銀行倒閉，自是一向崇拜外人的有錢人，開始對它們的銀行或紙币的信譽，發生了疑慮。
第三，國内銀行漸趨穩固，信用日漸擴展。
而一般舊式錢業，對較集中的，經營技術較新式的，資金較豐厚的金融業的競争失敗，也大可增加中國銀行界對外鬥争的聲勢。
然而， 第四，在另一方面，到了帝國主義重又為經濟大恐慌所苦惱的戰後一九三〇年前後，帝國主義者為了控制中國市場，并穩定其商品的經常出路，已感到非安定中國貨币不可，已感到非改革危害商品流通的中國雜多貨币現象，使其逐漸單純化不可。
“廢兩改元”的成功，新貨币體制的實現，都可由此得到一部分或大部分的說明。
三 中國貨币的諸機能 我們已經确定的表述過：一種社會的貨币形态，對他種社會的貨币形态的區别，不在貨币本身具有如何不同的樣式，如何不同的内容，而在其具有如何
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世界各國差不多都是施行銀本位制，而在同世紀末葉及在這個時期以後，各國卻因以次的諸理由，都先後改用了金本位制： 第一，白銀産量激增，其本身價值極不固定，由是相應減少了它作為價值尺度的功用。
第二，黃金采掘逐漸增多，已夠應付國際間貿易債務結算之用。
——這一點，似與前一理由相抵觸，因為白銀因産量激增而否定了它自己作為本位币的資格，黃金逐漸增多，不也會引起同一結果麼？金量相對的少，用金作為本位币，還不緻供過于求，當然算是一個解釋。
但最關重要的還是： 第三，黃金有比較大的價值，不僅較能适應日漸增大起來的商品流通規模，且大可減省結算找現的運費和保存的費用。
[2] 惟其如此，各國遂因應其國内經濟的發達，和對外的經濟交往關系，相率放棄銀本位制，其順序如下： 英 國——十八世紀末 美 國——一八七三年 德 國—— 羅馬尼亞——一八九〇年 奧匈帝國——一八九二年 保加利亞——一八九三年 俄 國——一八九七年 日 本——一八九八年 法、意、瑞、比諸國，雖曾組織拉丁貨币同盟，施行複本位制，然終歸失敗，在前次大戰中，各國雖相繼停止金本位制，但戰争甫一結束又先後予以恢複，（如英美為金塊本位制，奧、匈、意、捷為金本位制，而德、瑞、比、智利等國，則實行虛金本位制。
）至一九二七年，連印度亦行金塊本位制，在一九三〇年，全世界隻有三個用銀國家，即墨西哥、西班牙、中國。
綜觀上述各國貨币本位制變革的一般趨向，就知道它們脫離銀本位制，大體與它們的商品經濟的發展狀況，保持了相當密切的關聯。
在主要諸資本主義國家中，英國最為先進，它采行金本位制也最早；俄，日等國較為落後，它們采行金本位制也較遲，今日中國還采行銀本位制，這就是表示中國的商品貨币經濟，還是留在不十分發達的階段。
（二）币制的不統一與不确定 與落後的銀本位制相關聯的，就是貨币種類的淩雜，和各種貨币單位的參差和不确定。
經濟落後才采行銀本位制；也因為落後經濟不能不轉入國際商品經濟旋渦，不能不引起新經濟關系的沖突，緻不克形成一個有系統的銀本位制，而從以次幾個方面顯出混雜與矛盾。
（1）現代性貨币與封建性貨币的對立——這種對立，曾經明顯的表現在銀元與銀兩上。
直至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廢兩改元止，銀兩還被一般有封建性的舊式金融業上，賦稅上，乃至一般較大規模的傳統性的交易上，作為核算标準。
随着交換關系的發展，那種核算的不便，漸使新式銀行方面發行的，以銀元為單位的銀行券，日益得到社會的支持。
不過，在銀元本身，已經雜有成色不同的各種洋錢在行使着。
特别是通行于沿海各地的毫洋，它又對大洋異其成色，至于當作輔币用的銅币，全國各地幾乎都有它們個别的類型。
這種輔币的普遍存在，一方面當然是因為它适合于都市的，特别是在農村的勞苦大衆的低微購買力，同時也因為各地方的封建勢力者，特别願意把這種輕易鑄造的輔币，作為最有利可圖的榨取工具。
（2）政府貨币與私人貨币的對立——這種對立，原可并合在前一項下說明，因為私人而有貨币權，當然是屬于封建性的東西。
但這裡主要是就紙币立論。
本來現代性的紙币的發生，是由于商品經濟發展到了一定階段，為了流通上的便利，才以貴金屬為基礎而發行的，即是，紙币隻是在一定的商品流通關系下才能作為代替金屬的職能而産生。
但“在信貸制度完全不發達的國家，如在中國，虛價紙币在很早以前就已經出現了。
國家可以任意浪費，不加計較，因為他除了皮币和紙币以外，并不要花費，也不鑄造什麼其他的貨币，……這些貨币它要通行于全國，通行于各省。
他不制造金币，也不制造銀币，正如孟德維爾所推想的那樣，他因此可以漫無限制的任意揮霍”。
這表示，中國之有紙币，由來已舊。
那不是由于商品流通便利上的要求，而是由于國君或皇帝有了任意發行紙币的權力。
但當國君或皇帝行使這種權力的時候，他的臣下，小諸侯們，乃至寅緣貴介的地方勢力者，都仿樣濫用起這種權力來。
降及現代，甚至到了挽近，國家不但沒有完整的造币權，且也沒有統一的發券權，在政府方面，各省市，都有庫券或官票之類的紙币通行。
就是挽近頗通行的銀行券，一九二四年币制統一之前，一切較大的新式銀行，都取得有發券權。
下焉者，甚至私人商号，三家村鎮的小鋪店，亦可漫無限制的發行銅元券。
（3）本國貨币與外國貨币的對立——照一般經濟常識說來，代表金屬的紙币，固不必說，就是鑄币本身，一離本國，就隻能當作金塊銀塊行使。
然而外國的貨币，無論是鑄币抑是紙币，都在中國有效的推行。
如墨西哥洋，老早就在中國，同其他充當本位币的所謂銀洋，同樣流通着。
而外國的紙币，較之本國較有信用的銀行券還更為一般人所樂于接受。
至于國内個别壤接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省份，如過去東三省、山東，乃至福建諸省之于日本紙币，廣東廣西之于香港及大英帝國紙币，雲南、廣西之于法國紙币，新疆之于俄國紙币，反比對于本國較有信譽的銀行券，乃至銀元銀寶，還有更大的信用，這種種外國紙币，不但行使于中國流通界，甚且被國人當作絕對财富本身，而予以貯藏。
（三）貨币的種類數量及其演變消長關系 如上所述，中國的貨币種類，可以說是至為繁多。
但貨币種類的多，并不能表示流通貨币數量之多。
恰恰相反，惟其種類多，惟其相互對立的限制和抵消，其總的額數，是無法增多的。
而且，每種貨币，既都有其地域的、封建的乃至帝國主義的背景，其通行的範圍，自不得不受其背景的限制。
所以，偌大的中國，直至一九三二年底，所有外商銀行在中國發行的鈔票，約折合國币五億六千餘萬元；而中國主要新式銀行至一九三四年，其紙币發行總額，尚隻五億八千三百餘萬元，再加全國省市銀行紙币發行，約計一億至一億五千萬元。
此外，如商号小鋪店之私票，因大體為銅元券，其總值額當不甚巨，恐怕最多也不會超過數千萬元之數，當然，在這總和十數億的紙币而外，還有大量的銀币、銅币在流通着，但在劣币驅逐良币，或硬币在紊亂情形下，必會散藏在民間和集注到銀行庫存中的場合，出現流通界的銅币和銀币的總額，就似乎不會很多。
把現實的商品經濟發展的限度，或其對貨币要求的限度抛開不講，貨币種類繁多，既然不免限制同種類貨币發行的數量，反過來，貨币種類的減少，就似乎大可引起同種類貨币發行數量的擴增，近一二十年，中國貨币已漸走上了單純化的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中國國民經濟已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與這種情勢适應着，中國的新式金融業務，不但對于國内封建的地方的貨币，取得了優越地位，即對帝國主義的貨币，亦漸有予以驅逐的趨勢。
比如，以全國貨币金融集中的上海一地而言，清末外國銀行紙币流通額，計達國币一億數千萬元，至一九三四年，僅及三百萬元。
又在民國初年的上海紙币流通額中，百分之七十為外國紙币，至一九三四年，則在全流通額三億二千三百萬元中，中國銀行券竟達百分之九十九，外國銀行紙币僅達百分之一，此種消長關系，蓋由于以次諸原因： 第一，一向仰外人鼻息的中國銀行業，在第一次大戰過程中，由于國民經濟稍形發達，相應着，由于戰後收回國權運動的昂揚，緻使一般金融業者乃至企業者，都覺得非自主獨立起來，不足以擺脫外人的控制，這種自覺要求，對于銀行業的促進，有了莫大的效果。
第二，前次世界大戰發生，許多外商銀行倒閉，自是一向崇拜外人的有錢人，開始對它們的銀行或紙币的信譽，發生了疑慮。
第三，國内銀行漸趨穩固，信用日漸擴展。
而一般舊式錢業，對較集中的，經營技術較新式的，資金較豐厚的金融業的競争失敗，也大可增加中國銀行界對外鬥争的聲勢。
然而， 第四，在另一方面，到了帝國主義重又為經濟大恐慌所苦惱的戰後一九三〇年前後，帝國主義者為了控制中國市場，并穩定其商品的經常出路，已感到非安定中國貨币不可，已感到非改革危害商品流通的中國雜多貨币現象，使其逐漸單純化不可。
“廢兩改元”的成功，新貨币體制的實現，都可由此得到一部分或大部分的說明。
三 中國貨币的諸機能 我們已經确定的表述過：一種社會的貨币形态，對他種社會的貨币形态的區别，不在貨币本身具有如何不同的樣式，如何不同的内容，而在其具有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