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中國商品與商品價值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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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時代，亦并不曾絕迹。
比如在曆代均田制中，對于寬狹鄉土地的調劑，就設定了可以買賣的變例。
甚至在推行均田制度最嚴格的唐代，亦允許永業田乃至口分田的變賣。
均田制崩潰以後，一般的莊園固不必說，就是當作封建王侯貴族僧道們直接榨取基礎的皇莊、寺觀莊院、官田、軍功田等等，其最初的取得，雖或由于贈賜或強奪，其消失或解體，卻有許多是由于拍賣。
至若以種種形式存在于民間各地的所謂祭祀田或公産，原本經由一族或一姓誓約不許變賣的，後來代遠年湮，終究由種種原因予以變賣處分了。
這一切，表明土地當作商品來買賣，即使是通過許多限制來進行的，終歸是由來已久，不自今始了。
我們前面曾說，土地的自由買賣，是勞動力自由買賣的前提條件，那麼，說中國曆代有了相當程度的土地買賣自由，是否就可據此斷定中國早已有了同一程度的勞動力買賣的自由呢？ 事實是反對我們這種推論的。
土地自由買賣，雖是勞動力自由買賣的前提條件，但不是唯一的條件。
中國舊來最普遍的家内的手工業的工業形态，根本就不允許工資勞動者有何等活動範圍。
點綴于農村的“外出工資作業”——即指着各種技匠們，掮擔着簡單勞動工具，挨戶尋找工作，借以獲取相當工作報酬的作業；與此相對稱的“自宅工資作業”，即盛行于歐洲封建社會的工業形态，那是技匠們，依着自己的設備經營，對顧客送來的原料，加工制作，而取得其工作報酬——正好說明當時的社會狀況，還不曾造出足以容納工資勞動者的任何機會。
其在農業方面，由生産手段分離出來的農民（事實上，乃是由工農合體的經濟單位分離出來的農民），隻有一個可能的生路，就是所謂“依托強豪，以為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
即轉化為更有隸屬性的農奴了。
要之，在中國社會史演變過程上，土地當作商品買賣的曆史，是比勞動力當作商品買賣的曆史，要古舊得多的。
鴉片戰役以後，土地自由買賣的傳統拘束和法定規制，已更大大減輕作用了；同時，勞動力以商品姿态出現的事實，亦從脫去封建的行業束縛的消極方面和開拓有效市場的積極方面，得到了支持。
舶來商品、大炮及各種現代意識，在從物質精神兩方面促成中國舊社會的分解。
于是在工業上，在農業上，就廣泛的存在着雇傭勞動。
土地自由買賣以外的社會條件被産生出來，勞動力就以商品的姿态而出現了。
工業農業生産物商品化了，土地早就商品化了，勞動力亦取得商品化的外觀，這一切，自然可以保證中國社會之商品經濟的性質，但卻還不夠保證中國社會之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産的性質。
因為，商品要成為資本主義的商品，并不是以它的如何頻繁，如何大規模的出現于市場來決定，而是以它在如何條件下出現在市場來決定；換言之，資本主義的商品，是在資本關系下生産出來的商品。
所謂資本關系，即生産手段所有者為一階級，使用生産手段者為另一階級的關系。
所以，我們接着要來考察中國的商品價值。
二 中國的商品價值形态 （一）商品·價值·價值法則 在前面，我們已經說明了，商品是一個曆史的經濟形态。
生産物是到了曆史發展的一定階段，始轉化為商品。
當生産物轉化為商品的時候，為生産它而支出了的勞動，始表現為該物的價值。
商品與價值的這種内在的不可分的密切關聯，一直在保持着。
商品的單純價值形态，同時即是勞動生産物之單純的商品形态，商品形态的發展，與價值形态的發展，是一緻的。
現代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産，是商品形态發展到最高階段的表現，亦就因此之故，價值法則或價值律，乃是價值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才達成的最高的發展形态——即價值法則是為社會發展中之一定階段或商品生産階段所特有。
[1] 一個社會的生産物，是否能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就要看它通過生産過程，通過交換過程，是否都是依照價值法則，而這所謂價值法則的特征，大約可從商品生産的以次三特點上表現出來： 第一，是如前面已經講過的，它生産出來的東西，須當作商品，當作價值而賣出，它用以生産的東西，須當作商品，當作價值而買進。
其買進正是為了賣出。
第二，它當作商品賣出時所獲得價值，一定要，至少在當事者主觀拟想上要比它當作買進時所獲的價值大，這個價值差額，即利潤的源泉，亦即所謂剩餘價值。
而這剩餘價值的獲得者，即是生産手段的所有者。
第三，它用以生産的諸商品，如勞動工具，勞動對象，特别是作為剩餘價值之源泉的勞動力，都能依照競争作用下展開的價值律而買進，它所生産出來的産品（工農業品），始能依照競争作用下展開的價值律而賣出。
（二）在價值律下顯出的中國商品生産的不完備形态 “商品生産”這個語詞，在當作一個社會形态的表識的限内，即作為資本主義生産來理解的限内，所謂“中國的商品生産”雲雲，主要是把“為買而賣”的小商品生産以外的，即具有資本主義生産之外觀的那一部分的商品生産，作為考察的對象。
這種商品生産是否純粹，是否完備，是否夠得上資本主義的條件，就看它對于價值律的運用，更确切的說，就看它體現上述價值法則，到如何的程度。
現在，我們可以從以次這三個方面，來測驗中國商品生産的性質，那三個方面就是：（1）看中國商品的價值是怎樣增殖的；（2）看中國商品增殖的價值是怎樣實現的；（3）看中國商品所實現的增殖價值是怎樣分割的。
茲分别探究如次。
（1）中國商品價值的增殖過程 商品生産的要件，是勞動工具，勞動對象和勞動力。
對前兩者所支出的貨币額，稱為不變資本，或不會增殖其原有價值的資本；對後者所支出的貨币額，稱為可變資本，或可能增殖其原有價值的資本。
商品生産的資本主義性，就是系于這在生産上，由雇傭勞動者所生産的剩餘價值。
即是說，雇傭勞動的條件，可以大體決定着剩餘價值産生的全過程。
中國在工業方面，即使是在新式大工業集中的地區，亦尚不曾形成一種允許勞動力，或要求勞動力自由競争的市場。
在最有現代經營精神的大工業工廠中，一些落後的勞動制度，還被采行着：如領工回家裝作的血汗制，如由工頭招工進行生産的包工制，如把農村逃落至都市，一時找不到工作的男女，包養到他們獲得職業，再在一定期間内，完全占有或分有其報酬的養成工制，以及到農村招雇失業男女工人，以極低代價，勒令其終身勞作的包身工制等等，已算給人一幅非現代性雇傭勞動形态的圖畫了，但在事實上，特别是那些由外國人經營的大工業中，經濟外的榨取、勒索、敲詐，真是無微不至。
至于在我們前面已經解述過的制造業方面，其全面的勞動形态，差不多都是由親屬的、行幫的、學徒的、副業性的落後關系支配着。
那裡更不易找到自由競争作用下的勞動力的公開市場。
而且，就是在這樣落後的雇傭勞動條件下活動的産業勞動者，依據最高的估計，亦還不到四百萬人。
一般手工業上存在的雇傭勞動者人數，自然比這個數字大得多，但其不夠現代雇傭條件的程度，也自然更大得多。
[2] 那麼，我們把考察對象移到農業方面去吧。
仍是依據最高的估計，農業上的雇傭勞動者，将近有三千萬人。
這三千萬人賴以活動的勞動條件，當然比工業上還要落後得多。
仆隸式的，親屬式的，臨時季節性的，佃農義務勞動性的，乃至交換勞動式的（包括以勞動交換人力，交換畜力，及換得其他勞動工具等等樣式）各種勞動形态，千奇百态的雜陳着。
但把它們綜括起來，大體可以顯示出兩個特征：其一是，所有的農業勞動者的雇傭勞動，除了極少的場合外，差不多都不是依托于農業資本，或投用在土地上的資本，而是依托于土地本身。
在佃農是如此，在被雇于富農乃至被雇于半自耕農及佃農的勞動者，亦是如此。
富農自耕農是把他自己的土地，作為榨取雇用勞動者的工具；而佃農則是利用他租得的土地，作為榨取勞動者的工具。
其次是，農業上雇用勞動者，不是因為農業進步，不是因為農業上采用新式農具技術，反而是因為農業不進步，農業愈不進步，愈不改良農具、采行科學方法，就愈需要雇用更多勞動者了。
總之，無論從工業方面講，抑從農業方面講，中國社會雇傭的勞動條件，還不曾脫卻傳統的封建慣例，還不曾把它的現代性，從公開勞動市場的自由競争作用中表現出來。
就令在某些場合，已經局部的或多或少的存在着這種事實，但因為大的環境還沒有本質的改變，産業發達的條件，還沒有具備，以緻在某些方面可能現代化的雇傭關系，亦不會明朗化了。
不過，雇傭勞動條件的不曾現代化，或者，勞動力價格關系的不确定，并不妨礙剩餘價值的形成，反之，這也許正是造出更多量剩餘價值或超額利
比如在曆代均田制中，對于寬狹鄉土地的調劑，就設定了可以買賣的變例。
甚至在推行均田制度最嚴格的唐代，亦允許永業田乃至口分田的變賣。
均田制崩潰以後，一般的莊園固不必說，就是當作封建王侯貴族僧道們直接榨取基礎的皇莊、寺觀莊院、官田、軍功田等等，其最初的取得，雖或由于贈賜或強奪，其消失或解體，卻有許多是由于拍賣。
至若以種種形式存在于民間各地的所謂祭祀田或公産，原本經由一族或一姓誓約不許變賣的，後來代遠年湮，終究由種種原因予以變賣處分了。
這一切，表明土地當作商品來買賣，即使是通過許多限制來進行的，終歸是由來已久，不自今始了。
我們前面曾說，土地的自由買賣，是勞動力自由買賣的前提條件，那麼，說中國曆代有了相當程度的土地買賣自由，是否就可據此斷定中國早已有了同一程度的勞動力買賣的自由呢？ 事實是反對我們這種推論的。
土地自由買賣，雖是勞動力自由買賣的前提條件，但不是唯一的條件。
中國舊來最普遍的家内的手工業的工業形态，根本就不允許工資勞動者有何等活動範圍。
點綴于農村的“外出工資作業”——即指着各種技匠們，掮擔着簡單勞動工具，挨戶尋找工作，借以獲取相當工作報酬的作業；與此相對稱的“自宅工資作業”，即盛行于歐洲封建社會的工業形态，那是技匠們，依着自己的設備經營，對顧客送來的原料，加工制作，而取得其工作報酬——正好說明當時的社會狀況，還不曾造出足以容納工資勞動者的任何機會。
其在農業方面，由生産手段分離出來的農民（事實上，乃是由工農合體的經濟單位分離出來的農民），隻有一個可能的生路，就是所謂“依托強豪，以為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
即轉化為更有隸屬性的農奴了。
要之，在中國社會史演變過程上，土地當作商品買賣的曆史，是比勞動力當作商品買賣的曆史，要古舊得多的。
鴉片戰役以後，土地自由買賣的傳統拘束和法定規制，已更大大減輕作用了；同時，勞動力以商品姿态出現的事實，亦從脫去封建的行業束縛的消極方面和開拓有效市場的積極方面，得到了支持。
舶來商品、大炮及各種現代意識，在從物質精神兩方面促成中國舊社會的分解。
于是在工業上，在農業上，就廣泛的存在着雇傭勞動。
土地自由買賣以外的社會條件被産生出來，勞動力就以商品的姿态而出現了。
工業農業生産物商品化了，土地早就商品化了，勞動力亦取得商品化的外觀，這一切，自然可以保證中國社會之商品經濟的性質，但卻還不夠保證中國社會之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産的性質。
因為，商品要成為資本主義的商品，并不是以它的如何頻繁，如何大規模的出現于市場來決定，而是以它在如何條件下出現在市場來決定；換言之，資本主義的商品，是在資本關系下生産出來的商品。
所謂資本關系，即生産手段所有者為一階級，使用生産手段者為另一階級的關系。
所以，我們接着要來考察中國的商品價值。
二 中國的商品價值形态 （一）商品·價值·價值法則 在前面，我們已經說明了，商品是一個曆史的經濟形态。
生産物是到了曆史發展的一定階段，始轉化為商品。
當生産物轉化為商品的時候，為生産它而支出了的勞動，始表現為該物的價值。
商品與價值的這種内在的不可分的密切關聯，一直在保持着。
商品的單純價值形态，同時即是勞動生産物之單純的商品形态，商品形态的發展，與價值形态的發展，是一緻的。
現代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産，是商品形态發展到最高階段的表現，亦就因此之故，價值法則或價值律，乃是價值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才達成的最高的發展形态——即價值法則是為社會發展中之一定階段或商品生産階段所特有。
[1] 一個社會的生産物，是否能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就要看它通過生産過程，通過交換過程，是否都是依照價值法則，而這所謂價值法則的特征，大約可從商品生産的以次三特點上表現出來： 第一，是如前面已經講過的，它生産出來的東西，須當作商品，當作價值而賣出，它用以生産的東西，須當作商品，當作價值而買進。
其買進正是為了賣出。
第二，它當作商品賣出時所獲得價值，一定要，至少在當事者主觀拟想上要比它當作買進時所獲的價值大，這個價值差額，即利潤的源泉，亦即所謂剩餘價值。
而這剩餘價值的獲得者，即是生産手段的所有者。
第三，它用以生産的諸商品，如勞動工具，勞動對象，特别是作為剩餘價值之源泉的勞動力，都能依照競争作用下展開的價值律而買進，它所生産出來的産品（工農業品），始能依照競争作用下展開的價值律而賣出。
（二）在價值律下顯出的中國商品生産的不完備形态 “商品生産”這個語詞，在當作一個社會形态的表識的限内，即作為資本主義生産來理解的限内，所謂“中國的商品生産”雲雲，主要是把“為買而賣”的小商品生産以外的，即具有資本主義生産之外觀的那一部分的商品生産，作為考察的對象。
這種商品生産是否純粹，是否完備，是否夠得上資本主義的條件，就看它對于價值律的運用，更确切的說，就看它體現上述價值法則，到如何的程度。
現在，我們可以從以次這三個方面，來測驗中國商品生産的性質，那三個方面就是：（1）看中國商品的價值是怎樣增殖的；（2）看中國商品增殖的價值是怎樣實現的；（3）看中國商品所實現的增殖價值是怎樣分割的。
茲分别探究如次。
（1）中國商品價值的增殖過程 商品生産的要件，是勞動工具，勞動對象和勞動力。
對前兩者所支出的貨币額，稱為不變資本，或不會增殖其原有價值的資本；對後者所支出的貨币額，稱為可變資本，或可能增殖其原有價值的資本。
商品生産的資本主義性，就是系于這在生産上，由雇傭勞動者所生産的剩餘價值。
即是說，雇傭勞動的條件，可以大體決定着剩餘價值産生的全過程。
中國在工業方面，即使是在新式大工業集中的地區，亦尚不曾形成一種允許勞動力，或要求勞動力自由競争的市場。
在最有現代經營精神的大工業工廠中，一些落後的勞動制度，還被采行着：如領工回家裝作的血汗制，如由工頭招工進行生産的包工制，如把農村逃落至都市，一時找不到工作的男女，包養到他們獲得職業，再在一定期間内，完全占有或分有其報酬的養成工制，以及到農村招雇失業男女工人，以極低代價，勒令其終身勞作的包身工制等等，已算給人一幅非現代性雇傭勞動形态的圖畫了，但在事實上，特别是那些由外國人經營的大工業中，經濟外的榨取、勒索、敲詐，真是無微不至。
至于在我們前面已經解述過的制造業方面，其全面的勞動形态，差不多都是由親屬的、行幫的、學徒的、副業性的落後關系支配着。
那裡更不易找到自由競争作用下的勞動力的公開市場。
而且，就是在這樣落後的雇傭勞動條件下活動的産業勞動者，依據最高的估計，亦還不到四百萬人。
一般手工業上存在的雇傭勞動者人數，自然比這個數字大得多，但其不夠現代雇傭條件的程度，也自然更大得多。
[2] 那麼，我們把考察對象移到農業方面去吧。
仍是依據最高的估計，農業上的雇傭勞動者，将近有三千萬人。
這三千萬人賴以活動的勞動條件，當然比工業上還要落後得多。
仆隸式的，親屬式的，臨時季節性的，佃農義務勞動性的，乃至交換勞動式的（包括以勞動交換人力，交換畜力，及換得其他勞動工具等等樣式）各種勞動形态，千奇百态的雜陳着。
但把它們綜括起來，大體可以顯示出兩個特征：其一是，所有的農業勞動者的雇傭勞動，除了極少的場合外，差不多都不是依托于農業資本，或投用在土地上的資本，而是依托于土地本身。
在佃農是如此，在被雇于富農乃至被雇于半自耕農及佃農的勞動者，亦是如此。
富農自耕農是把他自己的土地，作為榨取雇用勞動者的工具；而佃農則是利用他租得的土地，作為榨取勞動者的工具。
其次是，農業上雇用勞動者，不是因為農業進步，不是因為農業上采用新式農具技術，反而是因為農業不進步，農業愈不進步，愈不改良農具、采行科學方法，就愈需要雇用更多勞動者了。
總之，無論從工業方面講，抑從農業方面講，中國社會雇傭的勞動條件，還不曾脫卻傳統的封建慣例，還不曾把它的現代性，從公開勞動市場的自由競争作用中表現出來。
就令在某些場合，已經局部的或多或少的存在着這種事實，但因為大的環境還沒有本質的改變，産業發達的條件，還沒有具備，以緻在某些方面可能現代化的雇傭關系，亦不會明朗化了。
不過，雇傭勞動條件的不曾現代化，或者，勞動力價格關系的不确定，并不妨礙剩餘價值的形成，反之，這也許正是造出更多量剩餘價值或超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