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中國經濟研究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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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很容易完成，就因為它的研究，不僅以資本主義經濟為研究對象，還以資本主義以前以後的諸種經濟為研究對象。
資本制以後的社會且不必說，資本制以前諸曆史時代，既是愈向着過去，其個别民族國家，在同一社會史階段所表現的差殊性愈大，則資本制以前諸社會階段的經濟事象，雖然愈來愈簡單，但因為要就這些愈來愈會在各不同地理環境或自然條件下表現着極大差殊性的同一曆史階段的諸社會經濟事象，研究出其一般的共同的法則，是不免愈來愈覺困難的。
比方說，全世界的封建制的最包括最一般的若幹基本命題、基本法則，雖然大體建立起來了；但單單那幾個基本命題或法則，是還不夠充實廣義經濟學有關這一曆史時代之社會經濟現實的說明的。
中國的封建經濟型，在世界一般的封建制中，顯出了極大的特點，而況，這個型的封建經濟，還在這樣大的領土上，經曆過這樣長的悠久歲月。
如把中國這種封建制的原型，及其在現代摻雜進的混合物，加以較詳盡的研究，那對于廣義經濟學的貢獻和充實，是有極大的意義的。
“在落後的農業的半封建的中國，其客觀條件是怎樣呢？……封建制，一般都是以農業生活與自然經濟為基礎的。
但中國農民之受封建榨取之源泉，卻是一種複雜的形态。
”（《伊裡奇全集》卷二十，參見呂著《中國原始社會史》第八六頁）對于這“複雜形态”的理解，我們可以從下面這一段話中，得到一些啟示性的說明：“由于曆史條件不同，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國家中，發展的地方也頗不一緻。
這些未崩潰的封地，一旦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接觸以後，立刻發生了市場的關系。
于是以市場為目标的生産，就在力役勞動的複活中，在農奴制的再版中，生長起來。
采用農奴制的封地，與早期資本主義關系相結合，并不是進步的表現。
這種結合，隻是證明了資本主義落後和農奴制再版的國家的經濟生産的停滞性和落後性而已（例如俄、德、波、羅）。
”這是蘇聯學者萊哈爾德在其所著《前資本主義社會史》中關于俄、德、波、羅諸國在十八、十九世紀開始接觸資本主義以後所發生的複雜經濟狀态。
但這種說明，雖可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經濟的實質，卻頗不夠；雖可能大有助于所謂廣義經濟學的建立，但如其對中國經濟作了系統的科學的研究，那就不但廣義經濟學，就是經濟史學，亦将展開一個新的篇章。
本來，理論上每一度新的成果，都将大有造于整個世界經濟的新的實踐，但我們在這裡卻得鞭辟近裡的看中國經濟的科學研究，該是如何為我們經濟改造實踐上所期待。
大家試想：中國講“維新”，講“改革”，講“建設”，是同西歐資本國家勢力接觸不久以後就正式開始的。
曾國藩、李鴻章們，一把太平天國的亂事平定了，就于一八六二年仿照外國的方法，建立有關軍需品的制造廠，中經張之洞一般人的提倡，到後來亦為一般所提倡。
但經曆世紀四分之三的長期歲月，我們社會在外形上像是有些改變了，并且那些改變，似與“維新”、“改革”的要求無大關聯，甚且是反乎那種要求的，結局，我們的社會在骨子裡，還頑固的保持幾千年的傳統。
這原因，将如何去分釋呢？外力的束縛當然是大家可以不假思索而舉出的答案。
但我們稍讀一點近代史，便知道除英、法這兩個國家外，一切較後發達的近代國家，如像德、美、日、俄等等，它們向着現代的路上走，都曾受到外力的壓制，所以，把這種維新無效，改革無成的責任，完全诿諸外力，似乎不盡切合事實。
本來，叫壓迫束縛我們的外力，多擔當一點責任，并也不是一件怎樣說不過去的事，但最可慮的是，這樣一種想法或認識，會妨礙我們去反省去探究那種阻礙現代化進行的其他較基本的或與外力同樣重要的原因。
旁的我們暫且不說，從将近一個世紀以來的我們革新實踐上，已不難想到我們國人無論在朝在野、在政論上、在學術論壇上，對于我們國家需要變革的途徑，似乎都沒有明确的把握着。
自然，在這當中，我們應特别提出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的經濟改造原理，确實很正确的把那種途徑指明了，并且那種原理及其政策的提出，已很明顯的證示過去的維新，過去的變革，如以開設工廠、修造鐵路、建造輪船為内容的維新和變革，根本就未觸到我們社會需要維新變革的痛處。
然則孫中山先生的主張，已經提出了相當長久，為什麼還不曾脫卻那種主張的闡揚的階段呢？其中原因當然很多，但我這裡卻隻須指明與我們所研究的問題有關的一點，那就是在民生主義提出以前障礙着李鴻章，張之洞一流人物之革新意識的中國社會經濟形态，恐怕在某種程度，也在民生主義提出以後，還障礙着我們的政論家與經濟建設論者們。
換句話說，就是由于中國過去封建經濟，對其他國家表現了極大的特殊，即其他國家的封建基礎，是建立在領主經濟之上，土地不得自由買賣，與土地相聯系的勞力，不得自由移動；中國的封建基礎，是建立在地主經濟之上，土地大體得自由買賣，勞力大體亦得自由移轉，土地與勞力或勞動力的自由變賣移轉，是資本制的商品經濟所要求的基本前提。
因為在資本制的社會，一切人的因素，物的因素，是都要被要求着商品化的，假使其中任何一種因素，不論是物的，抑是人的，其買進賣出受着制度的限制，不能自由移轉，那就不但從事任何産業經營，無法積累到大量的資金或大量的勞力，那種經營的産品，也就無法計算出價值，也因此故，無法計算出真正的利潤，對于地租、工資等等，都無法成就現代的形态。
這一來，并不是說，難得建立起資本制經濟的諸基本法則，事實上，根本就無從建立起資本制經濟本身。
惟其如此，每個現代國家在開始現代化的當時，殆莫不經曆一種從封建解放土地，解放勞力的土地改革，并且，還依照它們個别改革土地的徹底程度，決定它們後來資本制發展的進步程度。
在各國如此，其在中國，就有點使人想不通的跷蹊地方了。
如前面所說，中國的土地與勞力，在中國的特殊封建制度下，既然一向是自由移轉的，于是在理論邏輯上，中國要走上資本主義之路，就似乎無須乎經過他國所曾分别經過的土地改革。
莫說中國人不懂得科學，不懂得理論邏輯，他們，李鴻章、張之洞以及其他後來大大小小的李鴻章、張之洞之流，就像很敏感的，依據這種想法，企圖讓中國舊社會制度原封不動，而在它的上面，建立起他們所期待的現代經濟秩序來。
盡管他們中間有些人昌言民生主義的正确性，等到考慮實踐問題，卻似乎在根據不動彈原有的社會經濟，亦可從事現代建設的那一套“輕便而低廉”的理論，把民生主義放在腦後了。
如其我們據此說他們對民生主義信念不夠真實，也許他們是不大首肯的，其原因究竟安在呢？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樣思考法：就我想，或許可以歸咎于中國過去封建制的煙幕性太大，明明是封建的，卻從土地及勞力的自由移轉的外觀上，顯出現代資本制的姿态來，如其說客觀存在的事實，不能為我們分擔那種信念與實踐相背離的責任，歸根結底又要由我們對民生主義的闡揚，不夠深入，不夠詳盡，不夠科學，或者說，由我們對民生主義所據以産生的中國經濟本身的認識，還有些矇糊。
真正科學的研究，是不能憑外觀的現象來下判斷的。
中國封建制上的那種土地勞力自由，是中國封建制較特殊的地方，也是它比之其他各國的封建制，較為進步的地方。
可是，它從這裡所表現出的自由，不僅對資本制所要求的自由，有極大的距離，在本質上，甚且可以說不是資本制所要求的那種自由，就因此故，它的進步性，至多，也隻是就封建制來說的，而絕不是就資本制來說的。
惟其它雖較為進步，在本質上仍是封建的，它就在那種自由的外觀下，隐蔽着許多妨阻資本制發生發展的實質。
那些實質究何所指，我在這裡暫不作詳細說明，我所要指明給大家的一點，就是我們以往在實踐上作出了的許多徒勞的努力，其關鍵在于大家隻感知到或直觀到中國經濟的外觀，而不曾科學的去分析它的實質。
即是說，對于中國經濟本身太隔膜了。
這種積習太深了。
為了矯正由認識矇糊引起實踐上的淩亂步驟，加強中國經濟之科學的研究，是更有其必要的。
三 研究中國經濟應依據的幾種科學及其應采用的幾種方法 （一）依據的幾種科學 我在前面的說明，似乎已經暗示出對于中國經濟的研究，所應依據的那些科學了。
本來，無論從事那一方面的科學研究，都不免要直接間接涉及許許多多的科學知識的領域，可是我提出這個問題來研讨的意旨，如其僅隻如此，那又變成了不十分必要的冗談。
中國經濟研究到了現階段，按照挽近新興科學給予我們的寶貴啟示，按照我們社會實踐上的緊迫要求，它是可能應該有較大的成就的。
對于以往一切阻礙我們對于中國經濟性質明确認識的諸般觀念上的塵霧的清除，亦應該是有較大效果的。
而現在我們的研究，其所以還在許多方面，許多場合，落在進步的實踐之後，那在肯定物質利害關系作祟之外，還得歸因于一般人看輕了中國經濟研究的準備工作。
我現在且不忙解說研究中國經濟，應有如何的準備，并如何去準備，姑先就我個人認為研究中國經濟，至少應相當透徹了解的以次三種科學，分别來述說其究竟。
（1）經濟學 我們研究中國經濟，應依據經濟學，依據一般經濟原則及其諸般研究結論，那差不多是不言而喻的事。
在實際上，研究經濟學，也就是通過經濟學，來間接求得經濟學上所體現着經濟事象的理解。
比如，我們研究亞丹斯密（AdamSmith）或裡嘉圖（D.Ricardo）的經濟理論，同時正好是在研究他們那些理論所依以展開英國十八九世紀之交的經濟現實。
不過，經濟理論畢竟是由諸般具體經濟事象抽象了的一般的概括，它盡管在如何貼切的反映着經濟現實，我們主要還是拿它的研究結論或基本概念，去認
資本制以後的社會且不必說，資本制以前諸曆史時代，既是愈向着過去，其個别民族國家，在同一社會史階段所表現的差殊性愈大，則資本制以前諸社會階段的經濟事象，雖然愈來愈簡單，但因為要就這些愈來愈會在各不同地理環境或自然條件下表現着極大差殊性的同一曆史階段的諸社會經濟事象，研究出其一般的共同的法則，是不免愈來愈覺困難的。
比方說，全世界的封建制的最包括最一般的若幹基本命題、基本法則，雖然大體建立起來了；但單單那幾個基本命題或法則，是還不夠充實廣義經濟學有關這一曆史時代之社會經濟現實的說明的。
中國的封建經濟型，在世界一般的封建制中，顯出了極大的特點，而況，這個型的封建經濟，還在這樣大的領土上，經曆過這樣長的悠久歲月。
如把中國這種封建制的原型，及其在現代摻雜進的混合物，加以較詳盡的研究，那對于廣義經濟學的貢獻和充實，是有極大的意義的。
“在落後的農業的半封建的中國，其客觀條件是怎樣呢？……封建制，一般都是以農業生活與自然經濟為基礎的。
但中國農民之受封建榨取之源泉，卻是一種複雜的形态。
”（《伊裡奇全集》卷二十，參見呂著《中國原始社會史》第八六頁）對于這“複雜形态”的理解，我們可以從下面這一段話中，得到一些啟示性的說明：“由于曆史條件不同，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國家中，發展的地方也頗不一緻。
這些未崩潰的封地，一旦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接觸以後，立刻發生了市場的關系。
于是以市場為目标的生産，就在力役勞動的複活中，在農奴制的再版中，生長起來。
采用農奴制的封地，與早期資本主義關系相結合，并不是進步的表現。
這種結合，隻是證明了資本主義落後和農奴制再版的國家的經濟生産的停滞性和落後性而已（例如俄、德、波、羅）。
”這是蘇聯學者萊哈爾德在其所著《前資本主義社會史》中關于俄、德、波、羅諸國在十八、十九世紀開始接觸資本主義以後所發生的複雜經濟狀态。
但這種說明，雖可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經濟的實質，卻頗不夠；雖可能大有助于所謂廣義經濟學的建立，但如其對中國經濟作了系統的科學的研究，那就不但廣義經濟學，就是經濟史學，亦将展開一個新的篇章。
本來，理論上每一度新的成果，都将大有造于整個世界經濟的新的實踐，但我們在這裡卻得鞭辟近裡的看中國經濟的科學研究，該是如何為我們經濟改造實踐上所期待。
大家試想：中國講“維新”，講“改革”，講“建設”，是同西歐資本國家勢力接觸不久以後就正式開始的。
曾國藩、李鴻章們，一把太平天國的亂事平定了，就于一八六二年仿照外國的方法，建立有關軍需品的制造廠，中經張之洞一般人的提倡，到後來亦為一般所提倡。
但經曆世紀四分之三的長期歲月，我們社會在外形上像是有些改變了，并且那些改變，似與“維新”、“改革”的要求無大關聯，甚且是反乎那種要求的，結局，我們的社會在骨子裡，還頑固的保持幾千年的傳統。
這原因，将如何去分釋呢？外力的束縛當然是大家可以不假思索而舉出的答案。
但我們稍讀一點近代史，便知道除英、法這兩個國家外，一切較後發達的近代國家，如像德、美、日、俄等等，它們向着現代的路上走，都曾受到外力的壓制，所以，把這種維新無效，改革無成的責任，完全诿諸外力，似乎不盡切合事實。
本來，叫壓迫束縛我們的外力，多擔當一點責任，并也不是一件怎樣說不過去的事，但最可慮的是，這樣一種想法或認識，會妨礙我們去反省去探究那種阻礙現代化進行的其他較基本的或與外力同樣重要的原因。
旁的我們暫且不說，從将近一個世紀以來的我們革新實踐上，已不難想到我們國人無論在朝在野、在政論上、在學術論壇上，對于我們國家需要變革的途徑，似乎都沒有明确的把握着。
自然，在這當中，我們應特别提出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的經濟改造原理，确實很正确的把那種途徑指明了，并且那種原理及其政策的提出，已很明顯的證示過去的維新，過去的變革，如以開設工廠、修造鐵路、建造輪船為内容的維新和變革，根本就未觸到我們社會需要維新變革的痛處。
然則孫中山先生的主張，已經提出了相當長久，為什麼還不曾脫卻那種主張的闡揚的階段呢？其中原因當然很多，但我這裡卻隻須指明與我們所研究的問題有關的一點，那就是在民生主義提出以前障礙着李鴻章，張之洞一流人物之革新意識的中國社會經濟形态，恐怕在某種程度，也在民生主義提出以後，還障礙着我們的政論家與經濟建設論者們。
換句話說，就是由于中國過去封建經濟，對其他國家表現了極大的特殊，即其他國家的封建基礎，是建立在領主經濟之上，土地不得自由買賣，與土地相聯系的勞力，不得自由移動；中國的封建基礎，是建立在地主經濟之上，土地大體得自由買賣，勞力大體亦得自由移轉，土地與勞力或勞動力的自由變賣移轉，是資本制的商品經濟所要求的基本前提。
因為在資本制的社會，一切人的因素，物的因素，是都要被要求着商品化的，假使其中任何一種因素，不論是物的，抑是人的，其買進賣出受着制度的限制，不能自由移轉，那就不但從事任何産業經營，無法積累到大量的資金或大量的勞力，那種經營的産品，也就無法計算出價值，也因此故，無法計算出真正的利潤，對于地租、工資等等，都無法成就現代的形态。
這一來，并不是說，難得建立起資本制經濟的諸基本法則，事實上，根本就無從建立起資本制經濟本身。
惟其如此，每個現代國家在開始現代化的當時，殆莫不經曆一種從封建解放土地，解放勞力的土地改革，并且，還依照它們個别改革土地的徹底程度，決定它們後來資本制發展的進步程度。
在各國如此，其在中國，就有點使人想不通的跷蹊地方了。
如前面所說，中國的土地與勞力，在中國的特殊封建制度下，既然一向是自由移轉的，于是在理論邏輯上，中國要走上資本主義之路，就似乎無須乎經過他國所曾分别經過的土地改革。
莫說中國人不懂得科學，不懂得理論邏輯，他們，李鴻章、張之洞以及其他後來大大小小的李鴻章、張之洞之流，就像很敏感的，依據這種想法，企圖讓中國舊社會制度原封不動，而在它的上面，建立起他們所期待的現代經濟秩序來。
盡管他們中間有些人昌言民生主義的正确性，等到考慮實踐問題，卻似乎在根據不動彈原有的社會經濟，亦可從事現代建設的那一套“輕便而低廉”的理論，把民生主義放在腦後了。
如其我們據此說他們對民生主義信念不夠真實，也許他們是不大首肯的，其原因究竟安在呢？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樣思考法：就我想，或許可以歸咎于中國過去封建制的煙幕性太大，明明是封建的，卻從土地及勞力的自由移轉的外觀上，顯出現代資本制的姿态來，如其說客觀存在的事實，不能為我們分擔那種信念與實踐相背離的責任，歸根結底又要由我們對民生主義的闡揚，不夠深入，不夠詳盡，不夠科學，或者說，由我們對民生主義所據以産生的中國經濟本身的認識，還有些矇糊。
真正科學的研究，是不能憑外觀的現象來下判斷的。
中國封建制上的那種土地勞力自由，是中國封建制較特殊的地方，也是它比之其他各國的封建制，較為進步的地方。
可是，它從這裡所表現出的自由，不僅對資本制所要求的自由，有極大的距離，在本質上，甚且可以說不是資本制所要求的那種自由，就因此故，它的進步性，至多，也隻是就封建制來說的，而絕不是就資本制來說的。
惟其它雖較為進步，在本質上仍是封建的，它就在那種自由的外觀下，隐蔽着許多妨阻資本制發生發展的實質。
那些實質究何所指，我在這裡暫不作詳細說明，我所要指明給大家的一點，就是我們以往在實踐上作出了的許多徒勞的努力，其關鍵在于大家隻感知到或直觀到中國經濟的外觀，而不曾科學的去分析它的實質。
即是說，對于中國經濟本身太隔膜了。
這種積習太深了。
為了矯正由認識矇糊引起實踐上的淩亂步驟，加強中國經濟之科學的研究，是更有其必要的。
三 研究中國經濟應依據的幾種科學及其應采用的幾種方法 （一）依據的幾種科學 我在前面的說明，似乎已經暗示出對于中國經濟的研究，所應依據的那些科學了。
本來，無論從事那一方面的科學研究，都不免要直接間接涉及許許多多的科學知識的領域，可是我提出這個問題來研讨的意旨，如其僅隻如此，那又變成了不十分必要的冗談。
中國經濟研究到了現階段，按照挽近新興科學給予我們的寶貴啟示，按照我們社會實踐上的緊迫要求，它是可能應該有較大的成就的。
對于以往一切阻礙我們對于中國經濟性質明确認識的諸般觀念上的塵霧的清除，亦應該是有較大效果的。
而現在我們的研究，其所以還在許多方面，許多場合，落在進步的實踐之後，那在肯定物質利害關系作祟之外，還得歸因于一般人看輕了中國經濟研究的準備工作。
我現在且不忙解說研究中國經濟，應有如何的準備，并如何去準備，姑先就我個人認為研究中國經濟，至少應相當透徹了解的以次三種科學，分别來述說其究竟。
（1）經濟學 我們研究中國經濟，應依據經濟學，依據一般經濟原則及其諸般研究結論，那差不多是不言而喻的事。
在實際上，研究經濟學，也就是通過經濟學，來間接求得經濟學上所體現着經濟事象的理解。
比如，我們研究亞丹斯密（AdamSmith）或裡嘉圖（D.Ricardo）的經濟理論，同時正好是在研究他們那些理論所依以展開英國十八九世紀之交的經濟現實。
不過，經濟理論畢竟是由諸般具體經濟事象抽象了的一般的概括，它盡管在如何貼切的反映着經濟現實，我們主要還是拿它的研究結論或基本概念，去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