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中國經濟研究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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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階段應做的事。
第三個研究階段，即由“七七抗戰”起到現在這個階段已經經曆了七八年的歲月，與前兩個階段的時期比較起來，甯是相當的長了。
到刻下為止，主觀上客觀上便利我們這種研究的條件，确不算少了。
如在主觀條件方面，前兩個階段的研究成果，都可供我們進一步研究的參證。
在客觀條件方面，戰争愈向前發展，我們原有的一點新式産業基礎，愈無法保持；同時，一向被我們沿海都市方面的作者專家視為已經資本主義化了的大後方，又無所掩遮的暴露出了它的實相。
而萬分苦惱着我們的落後諸經濟活動，如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及土地資本的活動，更逼着我們不再能獲有否認封建傳統經濟成分占着優勢的口實。
現實把認識變單純了。
我們在戰時沒有在中國經濟研究的論壇上，發現前兩研究階段那樣的論争。
但是，戰時不利于中國經濟研究的諸種因素，亦顯然在極有力的作用着。
比如，戰時的研究工作，因為受人力物力及其他種種限制的關系，一般是難得展開的。
我們知道，戰前許多關于中國經濟研究有相當曆史的刊物，如《中國農村》、《中國經濟》、《食貨》等等，都相繼停刊了。
然而，中國的事，畢竟有許多是不能一概而論的。
一般有研究價值的刊物或出版物，盡管因了戰時的限制，無法繼續支持，但在另一方面，卻又像有絲毫不受戰時人力物力限制的出版情形存在着：戰時有關經濟研究的刊物，直如雨後春筍般叢生起來。
每個有關經濟的機關，如銀行、财政、合作、稅務、專賣、工礦、水利、農林、商業，殆莫不有它們的代表刊物，那些刊物除極少數外，其餘包括較有權威性的《财政評論》、《經濟彙報》、《金融知識》等在内，都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共同特征，就是其中的有關中國财政經濟的文字，不論是論述的，抑是提案的，一律在行所無事的把中國經濟和現代其他先進國經濟一視同仁的處理。
有時，某個作者在某種場合，也強調着中國社會條件技術條件太差太落後，但在其他場合，又滿不在乎把它忘記了。
他們這種研究作風，根本未觸到中國經濟的本質，可是，我們不應忽視一點，就是，他們雖不曾明白論及中國經濟的性質問題，在無形中，在他們的潛在意識中，已經在把中國經濟看作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
這種超現實的研究作風，并不是始于戰時，不過在戰時更活躍，正如中國商業資本的破壞作用，并不是始于戰時，不過到戰時更形猖獗罷了。
探究他們這種作風形成的過程，不是這裡所要做的，但亦不妨指出以次兩個關鍵：其一是，他們所據以研究讨論中國經濟的經濟學，百分之九十是淵源于全無曆史觀念，對各種社會的經濟形态都一律看待的奧大利學派的經濟學（其詳細分析，見附論七《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又其一是，以前兩個研究階段對于中國經濟性質論争的任何一方面，仿佛都不大注意到以中國經濟學社為中心的那些英美派學者（挽近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在英美的變種）的議論，這原因，一部分雖是由于那些學者除了談談貨币金融一類問題而外，根本就不明白提到中國經濟究有如何的性質（如馬寅初先生題名為《中國經濟改造》的那部大著，就是一個标本），另一部分則是由于那些談論中國經濟性質的人，又仿佛對于所謂英美派經濟學者所據以立論的經濟，多少有些隔膜，于是幾次中國經濟性質問題的論争，都沒有關涉到他們。
他們在今日經濟論壇上，在今日經濟實踐上，其所以取得了指導的立案者的地位，那除了基本上要從現實政治中去求得理解外，至少在幾次論争上，把他們那種研究作風，那種對于中國經濟的表象論的認識，輕輕放過了，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
我們一方面在昌言把民生主義當作範圍我們國民經濟活動的南針與國策，同時卻讓這種沒有曆史性格，沒有革命氣習（其實，作為資本主義末期之代表意識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對于一切需要革新社會經濟組織的國家，都隻有反動作用）的經濟意識形态，發生支配的領導的作用，“這已夠令人稀罕，但最稀罕的，卻是這種存在已久的事實，還不曾有人把它指明出來”。
（前揭《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一文中，有一節專論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對于民生主義經濟由理論到實踐的背離，可以參照。
） 由上面的說明，我們已經知道：在中國經濟研究的現階段，有以次兩大任務須得完成： 在消極方面，需要對障礙着中國經濟認識的諸般理論，特别是在目前同商業資本一樣猖獗的那些商人意識，加以無情的批判。
在積極方面，需要依據正确的經濟理論，就中國經濟過渡的轉形的性質，采用發展的，全面的及比較的方法，以發現出中國經濟的若幹基本運動的傾向與規則。
這兩個任務顯然不是很容易完成的。
為了喚起大家共同向這方面努力的注意，我曾提出“中國經濟學”這個名詞來。
我無意像一般庸俗者一樣，要建一個什麼學派，而且學派也不是用名詞建立起來的。
不過說到這裡，我倒想順便提到以次有關的一件事體： 即我提出這個需要加一些限制才能成立的名詞“中國經濟學”，其企望達成的内容，與目前有人所強調的“中國國家經濟學”是大有出入的，站在科學的研究立場上，在“中國經濟學”中插入“國家”兩個字，其意義是極其含混的，也是不易明确把握“中國國家經濟”這個研究對象的。
如果，其目的不在講“學”，而在講“術”，講“政策”，講“經濟指導原理”，那與我所提倡的中國經濟本身的科學研究的起點與程序，是兩樣的。
二 中國經濟科學研究在理論與實踐上的二重必要 從上面的說明，我們很容易明了：中國經濟的研究，愈來愈使我們對它有進一步的認識。
但在研究的過程中，正面的認識，固然在逐漸明朗化，而反對方面的意見，亦相伴着實踐上的諸般錯綜複雜關系，在有意無意的向着更深一層或更有煙幕性的境地展拓。
這就是說，随着認識的增進，随着研究視野的開展，與研究水準的加高，我們對于中國經濟研究的曆史任務，也仿佛相應加大和加重起來。
在這裡，我想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來說明我們對中國經濟需要進一步作系統的科學研究的究竟。
首先從理論方面來講罷。
從十九世紀末葉起，經濟學的研究，已由狹義的，逐漸推移到廣義的了，狹義的經濟學是如上面所說，以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貨币經濟為研究對象，而所謂廣義經濟學，則是以包括資本制社會在内的一切社會的經濟形态為研究對象。
經過了半世紀以上的時間，雖然廣義經濟學已經有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它全部的研究成果，還隻能保證廣義經濟學這門新興學問或新興科學可能成立的根基，距離它的圓滿完成，其間還有一個相當長、相當曲折的曆程。
這是為什麼呢？說來是頗不簡單的。
人類社會有許多曆史時期。
每個曆史時期都有它不同于其他曆史時期的社會經濟基礎；或者換一個說法，不同的曆史時期，是由它們個别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或經濟結構來區别的。
目前最為一般人所公然主張或默認的諸曆史時期，不是舊曆史家用古代的、中世的、近代的，那一類時間上的形容詞來表現的區劃，那太含糊、籠統，不合科學的繩墨了。
原始社會時代、奴隸社會時代、封建社會時代、資本制社會時代、社會主義時代，這個分法，雖然還有少數的社會經濟學者，對其最初那個原始時代，乃至奴隸制與表現封建實質的農奴制間的關聯，還有不大釋然的地方，或者還提出了異議；但其他已為一般所公認。
好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諸曆史時期，既然大體不出上述這五個階段，那麼，以一切曆史時期之社會經濟為研究對象的廣義經濟學，就顯然是要研究這個别曆史時期之社會經濟變動的基本法則，現在，我在這裡不是要指明那些法則是什麼，而是要指明與我這裡研究有關的一件基本事實，那就是：各相續曆史時期發展的總動向。
第一顯著的，當然是我們可以訴之常識而判斷的，由簡單到複雜；但我們還需要從那種發展曆程中，找出有助于科學說明的一個論據，即人類社會在愈早的曆史時代，他們為維持生存，克服自然所表現的社會勞動生産力，愈益薄弱。
這種論斷如其不太遠于事實，那麼，說人類社會愈在早期的階段，他們的社會活動，愈會受制于自然條件，他們的社會，那怕是處在同一曆史階段，愈會顯示出個别的特殊性。
反過來說，如其社會愈發達到現代這個曆史階段，它的社會勞動生産力，将愈來愈大，愈有力克服氣候、地形、人種，以及其他種種自然因素的特殊性。
根據這正反兩面的推論，我們就似乎可以大膽作出這樣的結論，說社會勞動生産力較大的甲國資本主義社會與乙國資本主義社會間所表現的差殊性，要比社會勞動生産力較小的甲國封建社會與乙國封建社會間所表現的差殊性為小，或者說，兩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間所表現的一緻性或一般性，要比兩封建制國家間所表現的一緻性或一般性為大。
更具體的說，美國的資本主義與英國的資本主義，乃至與遠東日本資本主義間的差殊性，是沒有歐洲封建制與東方封建制間的差殊性那麼大的。
在另一方面，希臘、羅馬社會的奴隸經濟形态，依據我的推論，本質上，與東方奴隸經濟形态的差殊性，是可能較之東西封建經濟形态間的差殊性更大的。
這就是說，進步的生産力，縮小了諸社會或諸國家間的距離。
諸社會或諸國家間的相反影響，因生産力進步之故，已經無比的增大了。
資本主義的進步的生産力，曾經使世界的一緻性增大。
大家看了這段話，也許有些覺得新奇，但這并不是我個人的發明，我不過将現代經濟史學者們關于這方面分别表示的零碎見解，加以系統的說明罷了。
（著者正在撰述中的《自然力與社會生産力》一書，将對此有詳細的解釋。
） 然則，上面這個像是新的意見的提出，同我們這裡研究的問題，究有什麼關聯呢？那首先叫我們明了：廣義經濟學，其所以
第三個研究階段，即由“七七抗戰”起到現在這個階段已經經曆了七八年的歲月，與前兩個階段的時期比較起來，甯是相當的長了。
到刻下為止，主觀上客觀上便利我們這種研究的條件，确不算少了。
如在主觀條件方面，前兩個階段的研究成果，都可供我們進一步研究的參證。
在客觀條件方面，戰争愈向前發展，我們原有的一點新式産業基礎，愈無法保持；同時，一向被我們沿海都市方面的作者專家視為已經資本主義化了的大後方，又無所掩遮的暴露出了它的實相。
而萬分苦惱着我們的落後諸經濟活動，如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及土地資本的活動，更逼着我們不再能獲有否認封建傳統經濟成分占着優勢的口實。
現實把認識變單純了。
我們在戰時沒有在中國經濟研究的論壇上，發現前兩研究階段那樣的論争。
但是，戰時不利于中國經濟研究的諸種因素，亦顯然在極有力的作用着。
比如，戰時的研究工作，因為受人力物力及其他種種限制的關系，一般是難得展開的。
我們知道，戰前許多關于中國經濟研究有相當曆史的刊物，如《中國農村》、《中國經濟》、《食貨》等等，都相繼停刊了。
然而，中國的事，畢竟有許多是不能一概而論的。
一般有研究價值的刊物或出版物，盡管因了戰時的限制，無法繼續支持，但在另一方面，卻又像有絲毫不受戰時人力物力限制的出版情形存在着：戰時有關經濟研究的刊物，直如雨後春筍般叢生起來。
每個有關經濟的機關，如銀行、财政、合作、稅務、專賣、工礦、水利、農林、商業，殆莫不有它們的代表刊物，那些刊物除極少數外，其餘包括較有權威性的《财政評論》、《經濟彙報》、《金融知識》等在内，都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共同特征，就是其中的有關中國财政經濟的文字，不論是論述的，抑是提案的，一律在行所無事的把中國經濟和現代其他先進國經濟一視同仁的處理。
有時，某個作者在某種場合，也強調着中國社會條件技術條件太差太落後，但在其他場合，又滿不在乎把它忘記了。
他們這種研究作風，根本未觸到中國經濟的本質，可是，我們不應忽視一點，就是，他們雖不曾明白論及中國經濟的性質問題，在無形中，在他們的潛在意識中，已經在把中國經濟看作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
這種超現實的研究作風，并不是始于戰時，不過在戰時更活躍，正如中國商業資本的破壞作用，并不是始于戰時，不過到戰時更形猖獗罷了。
探究他們這種作風形成的過程，不是這裡所要做的，但亦不妨指出以次兩個關鍵：其一是，他們所據以研究讨論中國經濟的經濟學，百分之九十是淵源于全無曆史觀念，對各種社會的經濟形态都一律看待的奧大利學派的經濟學（其詳細分析，見附論七《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又其一是，以前兩個研究階段對于中國經濟性質論争的任何一方面，仿佛都不大注意到以中國經濟學社為中心的那些英美派學者（挽近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在英美的變種）的議論，這原因，一部分雖是由于那些學者除了談談貨币金融一類問題而外，根本就不明白提到中國經濟究有如何的性質（如馬寅初先生題名為《中國經濟改造》的那部大著，就是一個标本），另一部分則是由于那些談論中國經濟性質的人，又仿佛對于所謂英美派經濟學者所據以立論的經濟，多少有些隔膜，于是幾次中國經濟性質問題的論争，都沒有關涉到他們。
他們在今日經濟論壇上，在今日經濟實踐上，其所以取得了指導的立案者的地位，那除了基本上要從現實政治中去求得理解外，至少在幾次論争上，把他們那種研究作風，那種對于中國經濟的表象論的認識，輕輕放過了，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
我們一方面在昌言把民生主義當作範圍我們國民經濟活動的南針與國策，同時卻讓這種沒有曆史性格，沒有革命氣習（其實，作為資本主義末期之代表意識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對于一切需要革新社會經濟組織的國家，都隻有反動作用）的經濟意識形态，發生支配的領導的作用，“這已夠令人稀罕，但最稀罕的，卻是這種存在已久的事實，還不曾有人把它指明出來”。
（前揭《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一文中，有一節專論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對于民生主義經濟由理論到實踐的背離，可以參照。
） 由上面的說明，我們已經知道：在中國經濟研究的現階段，有以次兩大任務須得完成： 在消極方面，需要對障礙着中國經濟認識的諸般理論，特别是在目前同商業資本一樣猖獗的那些商人意識，加以無情的批判。
在積極方面，需要依據正确的經濟理論，就中國經濟過渡的轉形的性質，采用發展的，全面的及比較的方法，以發現出中國經濟的若幹基本運動的傾向與規則。
這兩個任務顯然不是很容易完成的。
為了喚起大家共同向這方面努力的注意，我曾提出“中國經濟學”這個名詞來。
我無意像一般庸俗者一樣，要建一個什麼學派，而且學派也不是用名詞建立起來的。
不過說到這裡，我倒想順便提到以次有關的一件事體： 即我提出這個需要加一些限制才能成立的名詞“中國經濟學”，其企望達成的内容，與目前有人所強調的“中國國家經濟學”是大有出入的，站在科學的研究立場上，在“中國經濟學”中插入“國家”兩個字，其意義是極其含混的，也是不易明确把握“中國國家經濟”這個研究對象的。
如果，其目的不在講“學”，而在講“術”，講“政策”，講“經濟指導原理”，那與我所提倡的中國經濟本身的科學研究的起點與程序，是兩樣的。
二 中國經濟科學研究在理論與實踐上的二重必要 從上面的說明，我們很容易明了：中國經濟的研究，愈來愈使我們對它有進一步的認識。
但在研究的過程中，正面的認識，固然在逐漸明朗化，而反對方面的意見，亦相伴着實踐上的諸般錯綜複雜關系，在有意無意的向着更深一層或更有煙幕性的境地展拓。
這就是說，随着認識的增進，随着研究視野的開展，與研究水準的加高，我們對于中國經濟研究的曆史任務，也仿佛相應加大和加重起來。
在這裡，我想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來說明我們對中國經濟需要進一步作系統的科學研究的究竟。
首先從理論方面來講罷。
從十九世紀末葉起，經濟學的研究，已由狹義的，逐漸推移到廣義的了，狹義的經濟學是如上面所說，以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貨币經濟為研究對象，而所謂廣義經濟學，則是以包括資本制社會在内的一切社會的經濟形态為研究對象。
經過了半世紀以上的時間，雖然廣義經濟學已經有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它全部的研究成果，還隻能保證廣義經濟學這門新興學問或新興科學可能成立的根基，距離它的圓滿完成，其間還有一個相當長、相當曲折的曆程。
這是為什麼呢？說來是頗不簡單的。
人類社會有許多曆史時期。
每個曆史時期都有它不同于其他曆史時期的社會經濟基礎；或者換一個說法，不同的曆史時期，是由它們個别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或經濟結構來區别的。
目前最為一般人所公然主張或默認的諸曆史時期，不是舊曆史家用古代的、中世的、近代的，那一類時間上的形容詞來表現的區劃，那太含糊、籠統，不合科學的繩墨了。
原始社會時代、奴隸社會時代、封建社會時代、資本制社會時代、社會主義時代，這個分法，雖然還有少數的社會經濟學者，對其最初那個原始時代，乃至奴隸制與表現封建實質的農奴制間的關聯，還有不大釋然的地方，或者還提出了異議；但其他已為一般所公認。
好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諸曆史時期，既然大體不出上述這五個階段，那麼，以一切曆史時期之社會經濟為研究對象的廣義經濟學，就顯然是要研究這個别曆史時期之社會經濟變動的基本法則，現在，我在這裡不是要指明那些法則是什麼，而是要指明與我這裡研究有關的一件基本事實，那就是：各相續曆史時期發展的總動向。
第一顯著的，當然是我們可以訴之常識而判斷的，由簡單到複雜；但我們還需要從那種發展曆程中，找出有助于科學說明的一個論據，即人類社會在愈早的曆史時代，他們為維持生存，克服自然所表現的社會勞動生産力，愈益薄弱。
這種論斷如其不太遠于事實，那麼，說人類社會愈在早期的階段，他們的社會活動，愈會受制于自然條件，他們的社會，那怕是處在同一曆史階段，愈會顯示出個别的特殊性。
反過來說，如其社會愈發達到現代這個曆史階段，它的社會勞動生産力，将愈來愈大，愈有力克服氣候、地形、人種，以及其他種種自然因素的特殊性。
根據這正反兩面的推論，我們就似乎可以大膽作出這樣的結論，說社會勞動生産力較大的甲國資本主義社會與乙國資本主義社會間所表現的差殊性，要比社會勞動生産力較小的甲國封建社會與乙國封建社會間所表現的差殊性為小，或者說，兩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間所表現的一緻性或一般性，要比兩封建制國家間所表現的一緻性或一般性為大。
更具體的說，美國的資本主義與英國的資本主義，乃至與遠東日本資本主義間的差殊性，是沒有歐洲封建制與東方封建制間的差殊性那麼大的。
在另一方面，希臘、羅馬社會的奴隸經濟形态，依據我的推論，本質上，與東方奴隸經濟形态的差殊性，是可能較之東西封建經濟形态間的差殊性更大的。
這就是說，進步的生産力，縮小了諸社會或諸國家間的距離。
諸社會或諸國家間的相反影響，因生産力進步之故，已經無比的增大了。
資本主義的進步的生産力，曾經使世界的一緻性增大。
大家看了這段話，也許有些覺得新奇，但這并不是我個人的發明，我不過将現代經濟史學者們關于這方面分别表示的零碎見解，加以系統的說明罷了。
（著者正在撰述中的《自然力與社會生産力》一書，将對此有詳細的解釋。
） 然則，上面這個像是新的意見的提出，同我們這裡研究的問題，究有什麼關聯呢？那首先叫我們明了：廣義經濟學，其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