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中國經濟研究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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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經濟研究的三個階段
正式把中國經濟研究的問題提出來，正式以中國經濟為研究對象，直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二十年的曆史。
我們今日來檢讨這方面研究的成果，雖仍覺得很是有限，但如衡以這短促的時間，卻就毋甯說是特别值得稱許的。
這方面研究工作的開展，從客觀條件方面講，大體可以說是得力于以次兩點：即我們實踐上的緊迫要求，和當代世界現實明确呈顯了一部社會發展史的圖樣。
而後一方面世界發展的總傾向，又顯然是直接間接會在前一方面發生敦促作用的。
這裡且就此種關鍵，來說明中國經濟研究上的幾個階段。
大體上，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前後幾年，是中國經濟研究的第一個階段；“七七事變”發生以前數年，是中國經濟研究的第二個階段；而由抗戰至現在，則可算作是中國經濟研究的第三個階段，亦即在這裡提稱的中國經濟研究的現階段。
我現在來分别簡述這各階段研究的特征及其全般動态。
第一個階段所說的“九·一八事變”前後數年間，那大體是指着由民國十六七年到民國二十一年。
這個期間何以特别會引起對于中國經濟研究的要求呢？大家試回想到當時的社會政治上的變動情形，就很容易明了此點。
在民國十五年北伐以前，中國論壇上間或也有關于中國經濟論述的文字，但無疑都是零碎片斷的，而比較觸到了中國經濟之全般特質的作品，倒毋甯要數到《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而作為這次《宣言》之理論依據張本的民生主義，其重要點主要是放在積極的創建的方面，至關于非采行民生主義經濟不可的現實經濟基礎的詳細分析，則殊少說及。
國民革命勢力伸展到武漢、南京以後，由局勢的大變，必然導來從理論上檢讨實踐歸宿的要求，而在前此北伐過程中，在“五四運動”展開過程中，依學術思想解放所接觸到的雖然是有限得很的新興社會科學知識，卻顯然大有助于那種要求的實現，于是，中國社會性質的問題提出了，中國經濟研究的問題提出了；集中在《新思潮》，《讀書雜志》等刊物上的許多有關中國經濟的論文，如王學文先生的《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其發展及其将來》，潘東周先生的《中國經濟的性質》，以及主要由批判王、潘而引出的嚴靈峰先生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任曙先生的《中國經濟研究緒論》，乃至主要由批判嚴、任而發表的劉夢雲先生的《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伯虎先生的《中國經濟的性質》，劉鏡園先生的《評兩本論中國經濟的著作》和《中國經濟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預測》，……差不多都是民國十八九年到二十一年這幾年中發刊的。
它們的中心論點在探讨中國經濟具有何種性質。
王、潘兩先生都主張“中國經濟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經濟”，認定“在中國經濟中占優勢的，占主要地位的，是半封建經濟”，而“所謂中國資本主義，所謂中國民族工業，仍處在資本主義初期輕工業的階段”。
反之，恰好與他們站在相反立場的嚴、任兩先生，又認定中國經濟是資本主義的，作為其理論前提的論點，是把小商品生産與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産一同看待，是把外人在華資本與中國民族資本一同看待；既然中國人的小企業，外國人的大企業，“僅僅存在數量的差别，而沒有質量上的差别，兩者都是代表資本主義的勢力……”（嚴）；“既然在中國境内的華洋兩種資本主義，是當作統一中國經濟看待的，那麼，帝國主義在華的銀行、工廠、商店、礦山、輪船及鐵道資本等，再加上土著資本主義的銀行、工廠、商店、礦山、輪船、鐵道等，就足以壓倒封建經濟，而支配全國生活”（任），所以，“中國已達到了革命前俄國的經濟基礎”。
劉鏡園先生盡管大體上站在嚴、任同一的立場，但卻覺得把中國經濟遽以資本主義經濟目之，似乎過火了一點，于是打一折扣，提出“落後資本主義”的名目來。
中國經濟性質的論争，雖不曾到此終結，但顯然在這裡告了一段落，即結束了我之所謂第一個研究階段。
在這一個階段研究的最大收獲，與其說是解決問題，毋甯說是提出問題，探究中國經濟的性質，這已經可以說是科學研究的起點。
我們今日把那時有關中國經濟的論文翻讀一遍，無疑會發現出許多幼稚而膚淺的議論；即使某一方面明白提出了迄今還視為相當健全的命題，比如所謂新思潮派（何幹之先生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一書中稱王學文先生等為新思潮派）提出的“中國經濟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經濟”雲雲，那同我們今日大家大體一緻首肯的“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經濟”，隻不過是文字表現上略有區别。
可是，站在理論研究的立場上，我在此着意的，毋甯是他們研究出他們那種命題，或支持他們的論點，所采取的方法。
不論是他們抑是他們的反對者，都似乎隻在“資本主義”、“民族資本”、“半殖民地”、及“封建經濟”一類名詞上反複作注腳式的說明，分别摭拾一些中國經濟上的表象，拿來與名詞相比合。
結局，他們彼此雖在要求研究中國經濟的本質，而從他們的種種論斷中顯出來的，卻不過是那種本質的極暧昧、極閃爍不定的片斷；并且，他們的考察，還大體是局限在都市産業方面，或從消極觀點，斷定其尚是封建經濟占優勢的資本主義初期階段，或從積極觀點，斷定其已發展擴大到支配全經濟生活的資本主義階段，至若作為都市産業依存基礎的廣大農村經濟，是不大為他們注意到的，因為他們用以诠釋中國經濟性質的方法，還不允許他們把研究拓展深入到這個視野。
第二個研究階段是指着由民國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這個期間。
這個研究階段緊接着前一階段，把前一階段提出的問題，或在前一階段研究的基礎上，作更進一步的探讨。
如其說，前一階段研究的視野，大體局限在都市經濟方面，這一階段研究的重點，就大體移到了農村經濟方面；但還不止此，前一階段的研究，所着意的，無非是中國經濟上比較突出的一些表象，和為了說明那些表象所需提論到的社會科學上的一些術語；而這一階段的研究，就比較更接近中國經濟的本質，同時也更接近了中國經濟本質研究的方法論。
為什麼時間相隔不久，研究上就有這種進步呢？我們原不忽視“九·一八事變”前後這些年間，正是新興社會科學在中國學術界以快速步調傳揚的時期，而蘇聯及日本社會科學者對于中國經濟中國社會性質的研究，更益以中外學術研究機關和社會事業機關，如中央研究院、北平社會調查所、金陵大學、華洋義赈會等所作的種種農村經濟調查，顯然皆有助于我們在研究上采行更深入的步驟。
較早的《廣東省農業調查報告》，至一九二九年才全部出版；馬紮爾（L.Madjar）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大綱》亦是同年草成，于一九三一年譯成中文；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社會調查所的調查工作，系開始于一九三〇年，而于此後數年中，連續發表其調查研究結果；布克（J.L.Buck）的《中國農家經濟》亦系一九三〇年出版。
所有這些調查研究，以及社會科學理論研究著作的翻譯介紹，都隻能說是我們這一研究階段的主觀條件方面的準備工作，我這裡還需要進一步說明當時的客觀情勢。
一九二九年以後的戰後世界大恐慌爆發以後，中國在事實上已變成了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采用傾銷政策的理想園地，益以國内政治的動蕩，戰禍與天災的頻仍，緻使前此在第一次大戰過程中，因利乘便發展起來的一點民族工業，如紡織業、面粉業、火柴業等，相繼陷于絕境；而當時由農村動亂，由金融集中到若幹特殊大都市，所變态興盛起來的銀行資本，遂相率把它們的活動對象，由都市移到農村。
“複興農村”的口号是由此提出來的。
由原始蓄積方法從農村注集到都市的資金，俨然要由農村貸款的方式，回流到農村去。
此即所謂“資金下鄉”。
這種“下鄉運動”是一九三三年即民國二十二年開始的。
農村在實踐上被人們特别垂顧的時候，它在理論上也是必然會成為人們考察的對象的。
在當時，對于農村經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兩個定期刊物上，其一是由鄧飛黃先生主編的《中國經濟》，其一是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發行的《中國農村》。
集中在前一刊物中讨論農村經濟問題的是王宜昌、王疑今、王景波、張志澄諸先生，集中在後一刊物上讨論同一問題的是孫冶方、錢俊瑞、薛暮橋、陶直夫諸先生。
而在農村經濟研究上表現了優越見解的陳翰笙先生，以及後來參加論争的千家駒先生都可算在他們一起。
我們這裡沒有充分篇幅指出他們個别的題目與論點，在大體上，他們這兩個壁壘，分别與前一研究階段上呈現的兩個壁壘，保有相當淵源上的聯系，前一個壁壘中的研究者，如王宜昌諸先生，與上述嚴、任諸先生是采取同一立場，即認定中國農村經濟商品化的程度頗高，不但農産物，就連農村勞動力，也商品化得可觀了，中國農村經濟已大體是資本主義的了；後一個壁壘中的研究者如孫冶方諸先生，卻又在相當修正的立場上，接受了王、潘諸先生強調中國尚是封建主義占着優勢的說法。
他們相互的辯駁，不僅把理論拓展到了研究的方法論上，拓展到了規定一個社會性質的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的研究上，并且就小農、就商品、就雇傭勞動、就原始市場等特定經濟範疇，予以深入的探究。
如把這一次論争的是非存而不論，論争的内容與方法，顯然是進步多了。
但美中不足的是，他們對于方法論的論難，仿佛是在所研究的對象的中國經濟、中國農村經濟以外來進行，而所論難的有關農業上的諸經濟範疇，又仿佛各自孤立着，而沒有全部系統的聯貫起來。
我們對于中國經濟的研究，需要再進一步，通過一種嚴密的方法論，把由都市到農村的全般經濟事象，統合在一個體系之下，顯示出其基本諸運動規律及發展傾向。
這是留待我們在中國經濟研究
我們今日來檢讨這方面研究的成果，雖仍覺得很是有限，但如衡以這短促的時間，卻就毋甯說是特别值得稱許的。
這方面研究工作的開展，從客觀條件方面講，大體可以說是得力于以次兩點：即我們實踐上的緊迫要求，和當代世界現實明确呈顯了一部社會發展史的圖樣。
而後一方面世界發展的總傾向，又顯然是直接間接會在前一方面發生敦促作用的。
這裡且就此種關鍵，來說明中國經濟研究上的幾個階段。
大體上，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前後幾年，是中國經濟研究的第一個階段；“七七事變”發生以前數年，是中國經濟研究的第二個階段；而由抗戰至現在，則可算作是中國經濟研究的第三個階段，亦即在這裡提稱的中國經濟研究的現階段。
我現在來分别簡述這各階段研究的特征及其全般動态。
第一個階段所說的“九·一八事變”前後數年間，那大體是指着由民國十六七年到民國二十一年。
這個期間何以特别會引起對于中國經濟研究的要求呢？大家試回想到當時的社會政治上的變動情形，就很容易明了此點。
在民國十五年北伐以前，中國論壇上間或也有關于中國經濟論述的文字，但無疑都是零碎片斷的，而比較觸到了中國經濟之全般特質的作品，倒毋甯要數到《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而作為這次《宣言》之理論依據張本的民生主義，其重要點主要是放在積極的創建的方面，至關于非采行民生主義經濟不可的現實經濟基礎的詳細分析，則殊少說及。
國民革命勢力伸展到武漢、南京以後，由局勢的大變，必然導來從理論上檢讨實踐歸宿的要求，而在前此北伐過程中，在“五四運動”展開過程中，依學術思想解放所接觸到的雖然是有限得很的新興社會科學知識，卻顯然大有助于那種要求的實現，于是，中國社會性質的問題提出了，中國經濟研究的問題提出了；集中在《新思潮》，《讀書雜志》等刊物上的許多有關中國經濟的論文，如王學文先生的《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其發展及其将來》，潘東周先生的《中國經濟的性質》，以及主要由批判王、潘而引出的嚴靈峰先生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任曙先生的《中國經濟研究緒論》，乃至主要由批判嚴、任而發表的劉夢雲先生的《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伯虎先生的《中國經濟的性質》，劉鏡園先生的《評兩本論中國經濟的著作》和《中國經濟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預測》，……差不多都是民國十八九年到二十一年這幾年中發刊的。
它們的中心論點在探讨中國經濟具有何種性質。
王、潘兩先生都主張“中國經濟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經濟”，認定“在中國經濟中占優勢的，占主要地位的，是半封建經濟”，而“所謂中國資本主義，所謂中國民族工業，仍處在資本主義初期輕工業的階段”。
反之，恰好與他們站在相反立場的嚴、任兩先生，又認定中國經濟是資本主義的，作為其理論前提的論點，是把小商品生産與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産一同看待，是把外人在華資本與中國民族資本一同看待；既然中國人的小企業，外國人的大企業，“僅僅存在數量的差别，而沒有質量上的差别，兩者都是代表資本主義的勢力……”（嚴）；“既然在中國境内的華洋兩種資本主義，是當作統一中國經濟看待的，那麼，帝國主義在華的銀行、工廠、商店、礦山、輪船及鐵道資本等，再加上土著資本主義的銀行、工廠、商店、礦山、輪船、鐵道等，就足以壓倒封建經濟，而支配全國生活”（任），所以，“中國已達到了革命前俄國的經濟基礎”。
劉鏡園先生盡管大體上站在嚴、任同一的立場，但卻覺得把中國經濟遽以資本主義經濟目之，似乎過火了一點，于是打一折扣，提出“落後資本主義”的名目來。
中國經濟性質的論争，雖不曾到此終結，但顯然在這裡告了一段落，即結束了我之所謂第一個研究階段。
在這一個階段研究的最大收獲，與其說是解決問題，毋甯說是提出問題，探究中國經濟的性質，這已經可以說是科學研究的起點。
我們今日把那時有關中國經濟的論文翻讀一遍，無疑會發現出許多幼稚而膚淺的議論；即使某一方面明白提出了迄今還視為相當健全的命題，比如所謂新思潮派（何幹之先生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一書中稱王學文先生等為新思潮派）提出的“中國經濟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經濟”雲雲，那同我們今日大家大體一緻首肯的“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經濟”，隻不過是文字表現上略有區别。
可是，站在理論研究的立場上，我在此着意的，毋甯是他們研究出他們那種命題，或支持他們的論點，所采取的方法。
不論是他們抑是他們的反對者，都似乎隻在“資本主義”、“民族資本”、“半殖民地”、及“封建經濟”一類名詞上反複作注腳式的說明，分别摭拾一些中國經濟上的表象，拿來與名詞相比合。
結局，他們彼此雖在要求研究中國經濟的本質，而從他們的種種論斷中顯出來的，卻不過是那種本質的極暧昧、極閃爍不定的片斷；并且，他們的考察，還大體是局限在都市産業方面，或從消極觀點，斷定其尚是封建經濟占優勢的資本主義初期階段，或從積極觀點，斷定其已發展擴大到支配全經濟生活的資本主義階段，至若作為都市産業依存基礎的廣大農村經濟，是不大為他們注意到的，因為他們用以诠釋中國經濟性質的方法，還不允許他們把研究拓展深入到這個視野。
第二個研究階段是指着由民國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這個期間。
這個研究階段緊接着前一階段，把前一階段提出的問題，或在前一階段研究的基礎上，作更進一步的探讨。
如其說，前一階段研究的視野，大體局限在都市經濟方面，這一階段研究的重點，就大體移到了農村經濟方面；但還不止此，前一階段的研究，所着意的，無非是中國經濟上比較突出的一些表象，和為了說明那些表象所需提論到的社會科學上的一些術語；而這一階段的研究，就比較更接近中國經濟的本質，同時也更接近了中國經濟本質研究的方法論。
為什麼時間相隔不久，研究上就有這種進步呢？我們原不忽視“九·一八事變”前後這些年間，正是新興社會科學在中國學術界以快速步調傳揚的時期，而蘇聯及日本社會科學者對于中國經濟中國社會性質的研究，更益以中外學術研究機關和社會事業機關，如中央研究院、北平社會調查所、金陵大學、華洋義赈會等所作的種種農村經濟調查，顯然皆有助于我們在研究上采行更深入的步驟。
較早的《廣東省農業調查報告》，至一九二九年才全部出版；馬紮爾（L.Madjar）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大綱》亦是同年草成，于一九三一年譯成中文；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社會調查所的調查工作，系開始于一九三〇年，而于此後數年中，連續發表其調查研究結果；布克（J.L.Buck）的《中國農家經濟》亦系一九三〇年出版。
所有這些調查研究，以及社會科學理論研究著作的翻譯介紹，都隻能說是我們這一研究階段的主觀條件方面的準備工作，我這裡還需要進一步說明當時的客觀情勢。
一九二九年以後的戰後世界大恐慌爆發以後，中國在事實上已變成了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采用傾銷政策的理想園地，益以國内政治的動蕩，戰禍與天災的頻仍，緻使前此在第一次大戰過程中，因利乘便發展起來的一點民族工業，如紡織業、面粉業、火柴業等，相繼陷于絕境；而當時由農村動亂，由金融集中到若幹特殊大都市，所變态興盛起來的銀行資本，遂相率把它們的活動對象，由都市移到農村。
“複興農村”的口号是由此提出來的。
由原始蓄積方法從農村注集到都市的資金，俨然要由農村貸款的方式，回流到農村去。
此即所謂“資金下鄉”。
這種“下鄉運動”是一九三三年即民國二十二年開始的。
農村在實踐上被人們特别垂顧的時候，它在理論上也是必然會成為人們考察的對象的。
在當時，對于農村經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兩個定期刊物上，其一是由鄧飛黃先生主編的《中國經濟》，其一是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發行的《中國農村》。
集中在前一刊物中讨論農村經濟問題的是王宜昌、王疑今、王景波、張志澄諸先生，集中在後一刊物上讨論同一問題的是孫冶方、錢俊瑞、薛暮橋、陶直夫諸先生。
而在農村經濟研究上表現了優越見解的陳翰笙先生，以及後來參加論争的千家駒先生都可算在他們一起。
我們這裡沒有充分篇幅指出他們個别的題目與論點，在大體上，他們這兩個壁壘，分别與前一研究階段上呈現的兩個壁壘，保有相當淵源上的聯系，前一個壁壘中的研究者，如王宜昌諸先生，與上述嚴、任諸先生是采取同一立場，即認定中國農村經濟商品化的程度頗高，不但農産物，就連農村勞動力，也商品化得可觀了，中國農村經濟已大體是資本主義的了；後一個壁壘中的研究者如孫冶方諸先生，卻又在相當修正的立場上，接受了王、潘諸先生強調中國尚是封建主義占着優勢的說法。
他們相互的辯駁，不僅把理論拓展到了研究的方法論上，拓展到了規定一個社會性質的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的研究上，并且就小農、就商品、就雇傭勞動、就原始市場等特定經濟範疇，予以深入的探究。
如把這一次論争的是非存而不論，論争的内容與方法，顯然是進步多了。
但美中不足的是，他們對于方法論的論難，仿佛是在所研究的對象的中國經濟、中國農村經濟以外來進行，而所論難的有關農業上的諸經濟範疇，又仿佛各自孤立着，而沒有全部系統的聯貫起來。
我們對于中國經濟的研究，需要再進一步，通過一種嚴密的方法論，把由都市到農村的全般經濟事象，統合在一個體系之下，顯示出其基本諸運動規律及發展傾向。
這是留待我們在中國經濟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