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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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書的問世，是在抗戰結束後不久的去年一月。
在交通文化兩不發達的東南一隅地方，當時預約者人數，即已達到總印刷量（土紙本二千部，報紙本二百部）的一半。
它直延到現刻，始在各方敦促與鞭策之下，進行再版。
那種稽延，顯然不是由于作者太過忽視一般讀者的需要，倒反而是由于作者在慎重考慮，看如何才能更迅速更普遍的滿足一般讀者的需要。
它之所以由設在福州的經濟科學出版社，改到上海生活書店來印行，正是由于那種慎重考慮的結果。
我在《初版序言》中約略講過，本書在内容上，在體裁上，在研究方法上，都近似一種大膽的“嘗試”。
一切嘗試性的寫作，顯然更需要得到學術界的指教，到目前為止，國内論壇上直接評介到本書的文字，就我所見到的，已達十餘篇。
它們大體雖都側重在介紹方面，并一緻的給予我以過度的激勵與贊揚，但我在感奮之餘，卻毋甯更注意它們僅像是附帶表示的希望性的評正。
其中比較需要在這裡綜合加以解答的，約有以次二點： 第一點，它們（特别如吳大琨先生在《東南日報》上指出的，楊村先生在《文彙報》上提到的）都認定當作中國的經濟原論看的著作，沒有把戰時淪陷區解放區的特殊經濟措施講進去，是一個美中不足的地方。
這一點我是意識到了的。
但臨到再版，亦尚不曾把這為大家所認定的“缺陷”補正過來，那主要并非是由于我在理論上的懶惰，而實是基于以次的理由：我在本書所要闡明的，是作為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該是由那些基本經濟運動法則所體現着；那些法則的内部的相互關聯如何；它們連同作用的後果如何。
在這種意義上，作為我的研究的對象，就顯然是限定在迄今還在作為中國經濟主體的方面，至若戰時在陝甘甯邊區及若幹淪陷區乃至目前在中共控制區施行的新經濟，那到此刻為止，在我的研究上，還隻能看為是對于我們社會一般經濟主體的“反動”，一般經濟運動傾向中尚待成育的變革，我們誠然不能忽視它在個别實行地區的較大影響，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過于誇大它在整個中國經濟上發生的決定作用。
因為如大家所知道的，所有那諸般變革，或者是進行在極偏僻地區，而在其他區域，又或者是進行在被封鎖狀态下，或者是進行在戰争的動亂的帶有暫時性的過程中。
也許就因此故，許滌新先生在《中
在交通文化兩不發達的東南一隅地方，當時預約者人數，即已達到總印刷量（土紙本二千部，報紙本二百部）的一半。
它直延到現刻，始在各方敦促與鞭策之下，進行再版。
那種稽延，顯然不是由于作者太過忽視一般讀者的需要，倒反而是由于作者在慎重考慮，看如何才能更迅速更普遍的滿足一般讀者的需要。
它之所以由設在福州的經濟科學出版社，改到上海生活書店來印行，正是由于那種慎重考慮的結果。
我在《初版序言》中約略講過，本書在内容上，在體裁上，在研究方法上，都近似一種大膽的“嘗試”。
一切嘗試性的寫作，顯然更需要得到學術界的指教，到目前為止，國内論壇上直接評介到本書的文字，就我所見到的，已達十餘篇。
它們大體雖都側重在介紹方面，并一緻的給予我以過度的激勵與贊揚，但我在感奮之餘，卻毋甯更注意它們僅像是附帶表示的希望性的評正。
其中比較需要在這裡綜合加以解答的，約有以次二點： 第一點，它們（特别如吳大琨先生在《東南日報》上指出的，楊村先生在《文彙報》上提到的）都認定當作中國的經濟原論看的著作，沒有把戰時淪陷區解放區的特殊經濟措施講進去，是一個美中不足的地方。
這一點我是意識到了的。
但臨到再版，亦尚不曾把這為大家所認定的“缺陷”補正過來，那主要并非是由于我在理論上的懶惰，而實是基于以次的理由：我在本書所要闡明的，是作為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該是由那些基本經濟運動法則所體現着；那些法則的内部的相互關聯如何；它們連同作用的後果如何。
在這種意義上，作為我的研究的對象，就顯然是限定在迄今還在作為中國經濟主體的方面，至若戰時在陝甘甯邊區及若幹淪陷區乃至目前在中共控制區施行的新經濟，那到此刻為止，在我的研究上，還隻能看為是對于我們社會一般經濟主體的“反動”，一般經濟運動傾向中尚待成育的變革，我們誠然不能忽視它在個别實行地區的較大影響，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過于誇大它在整個中國經濟上發生的決定作用。
因為如大家所知道的，所有那諸般變革，或者是進行在極偏僻地區，而在其他區域，又或者是進行在被封鎖狀态下，或者是進行在戰争的動亂的帶有暫時性的過程中。
也許就因此故，許滌新先生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