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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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拿來與讀者見面的這部書——《中國經濟原論》，就寫作與出版的過程說，都算是相當難産。
民國二十九年我在國立中山大學擔任高等經濟學這門課程；顧名思義，當然需要講得高深一點。
我于是選定裡嘉圖（DavidRicardo）所著《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作為講授的底本。
但一半也許因為同學原來所學基礎太差，一半也許因為我自己解說表達的能力不夠，我發現同學對于這門課程感到十分興趣的并不很多。
就在同時，我還擔任有中國經濟史、經濟思想史這兩科。
讀中國經濟史的是四年級的同學，讀高等經濟學的亦是四年級的同學。
就我平日研究的心得講，我相信我講裡嘉圖的經濟學說，還應比講中國經濟史有較大的把握，但同學對後者表示的興奮，卻遠較前者為大。
我當時就感到，這原因，不當完全求之于裡嘉圖那部大著的難讀難講（以謙虛見稱的裡嘉圖，當他把那部書拿去問世的時候，他竟表示：全英國是不是會有二十五個人懂得），而更應追問到：中國一般研究經濟學的青年學子，在作為一個中國的經濟學研究者的限内，他是否有理解這樣抽象的理論之必要，或者至少，他們所研究的抽象理論，是否能拿來同現實，特别是中國經濟現實發生認識上的關聯。
由于這一種感想，我對于中國大學講壇上，關于經濟學以及一切有關經濟學課程所采取的教材與教法，就感到大有革正之必要。
我當時所寫的，而放在本書後面作為附論的《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一文，正是那種意念的具體表現。
在民國三十年，我還是擔任高等經濟學，還是把裡嘉圖的經濟學作為底本，不過，每講一章，比如講價值論或地租論，我就把那一章研究的結論，拿來說明中國的商品價值，中國的地租，如何非裡嘉圖所研究的範疇，或者，裡嘉圖所研究的經濟範疇，如何可以從反面來證示中國社會經濟的非資本主義性。
這個講法，馬上使一般同學發生興趣了。
研究經濟學或者研究什麼經濟理論，本來是為了拿來作為理解或研究現實經濟的手段，但一般卻像行所無事的把這種意思弄錯了。
在以後幾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中，我不但在講高等經濟學的時候，丢開了裡嘉圖的那部大著，而直接由一般經濟理論，尚論到中國經濟，即分别由價值論展開中國商品價值的研究，由利潤利息論展開中國利潤利息形态的研究，并還把經濟學一門功課也擔
民國二十九年我在國立中山大學擔任高等經濟學這門課程；顧名思義，當然需要講得高深一點。
我于是選定裡嘉圖（DavidRicardo）所著《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作為講授的底本。
但一半也許因為同學原來所學基礎太差，一半也許因為我自己解說表達的能力不夠，我發現同學對于這門課程感到十分興趣的并不很多。
就在同時，我還擔任有中國經濟史、經濟思想史這兩科。
讀中國經濟史的是四年級的同學，讀高等經濟學的亦是四年級的同學。
就我平日研究的心得講，我相信我講裡嘉圖的經濟學說，還應比講中國經濟史有較大的把握，但同學對後者表示的興奮，卻遠較前者為大。
我當時就感到，這原因，不當完全求之于裡嘉圖那部大著的難讀難講（以謙虛見稱的裡嘉圖，當他把那部書拿去問世的時候，他竟表示：全英國是不是會有二十五個人懂得），而更應追問到：中國一般研究經濟學的青年學子，在作為一個中國的經濟學研究者的限内，他是否有理解這樣抽象的理論之必要，或者至少，他們所研究的抽象理論，是否能拿來同現實，特别是中國經濟現實發生認識上的關聯。
由于這一種感想，我對于中國大學講壇上，關于經濟學以及一切有關經濟學課程所采取的教材與教法，就感到大有革正之必要。
我當時所寫的，而放在本書後面作為附論的《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一文，正是那種意念的具體表現。
在民國三十年，我還是擔任高等經濟學，還是把裡嘉圖的經濟學作為底本，不過，每講一章，比如講價值論或地租論，我就把那一章研究的結論，拿來說明中國的商品價值，中國的地租，如何非裡嘉圖所研究的範疇，或者，裡嘉圖所研究的經濟範疇，如何可以從反面來證示中國社會經濟的非資本主義性。
這個講法，馬上使一般同學發生興趣了。
研究經濟學或者研究什麼經濟理論，本來是為了拿來作為理解或研究現實經濟的手段，但一般卻像行所無事的把這種意思弄錯了。
在以後幾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中，我不但在講高等經濟學的時候，丢開了裡嘉圖的那部大著，而直接由一般經濟理論，尚論到中國經濟，即分别由價值論展開中國商品價值的研究，由利潤利息論展開中國利潤利息形态的研究，并還把經濟學一門功課也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