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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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起來，編出一個站在中國人立場來研究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教程綱要，在講完每一篇每一章的一般經濟形态之後，緊接着就講到中國有關經濟形态的相同相異點，以及時下流行的國人有關那種經濟形态的不正确認識，并分别予以評正。
刻下，後一部講稿，正由當時負記述責任的一位青年朋友在幫同整理中，而這幾年高等經濟學的講義，則大體是本書的主要構成部分。
本來，在高等經濟學講述的過程中，為了這樣的講法，這樣的研究法，是一種新的常識，需要分别把它撰述出來，就正于海内的高明，所以，本書第二篇以下直至第八篇，曾分别發表于《中山文化季刊》、《廣東省銀行季刊》、《時代中國》等雜志。
在民國三十三年初，承桂林文化供應社主持人萬民一、萬仲文昆季的友誼與盛意，使這先後依照一定計劃寫成，但卻是分别發表的諸論文，得有集印的機會，于是我曾就中國現代經濟的全般發展情形，及中外學者對于中國經濟本身認識的演變情形，寫了一篇長達三萬餘言的緒論，作為第一篇，而全書則題稱為《中國經濟原論》。
但事不湊巧，《原論》的紙版剛好打成，桂林被日寇侵陷了。
在這以後不久，我亦由國立中山大學的所在地廣東坪石播遷到福建來。
永安東南出版社計劃印行“大學學術叢書”，希望我把原來交給文化供應社印行，但卻未出版的這部書稿，拿來再印，我當時曾函文化供應社的負責人商談，但因交通阻隔，一直沒有回響。
我當時設想，為了文化的意義，另行在東南印行，一定能邀得朋友的諒解。
況該書的紙版是否搶出還有問題，于是我決計整理舊稿，交由東南出版社印行。
但在整理的開始，就發現作為緒論的第一篇原稿遺失了；不久，東南出版社突如因為一陣政治風波，把負責人吹得散逸無蹤了。
我曾一度把整理的工作停止。
直等到有志于中國經濟之科學研究的朋友們，組織了經濟科學出版社，并希望我首先把這部書稿提供出來，我這才重新鼓起勇氣，另成第一篇，且在可能範圍内，對其他各篇予以部分的增訂。
後面增附的五篇，其中，《中國商業資本論》、《中國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因為可以幫助理解中國資本形态，所以從拙著《中國經濟論叢》中移植過來；《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因為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一般人對中國經濟認識的錯誤，所以也從拙著《經濟科學論
刻下，後一部講稿，正由當時負記述責任的一位青年朋友在幫同整理中，而這幾年高等經濟學的講義，則大體是本書的主要構成部分。
本來，在高等經濟學講述的過程中，為了這樣的講法，這樣的研究法，是一種新的常識，需要分别把它撰述出來，就正于海内的高明，所以，本書第二篇以下直至第八篇，曾分别發表于《中山文化季刊》、《廣東省銀行季刊》、《時代中國》等雜志。
在民國三十三年初，承桂林文化供應社主持人萬民一、萬仲文昆季的友誼與盛意，使這先後依照一定計劃寫成，但卻是分别發表的諸論文，得有集印的機會，于是我曾就中國現代經濟的全般發展情形，及中外學者對于中國經濟本身認識的演變情形，寫了一篇長達三萬餘言的緒論，作為第一篇，而全書則題稱為《中國經濟原論》。
但事不湊巧，《原論》的紙版剛好打成，桂林被日寇侵陷了。
在這以後不久，我亦由國立中山大學的所在地廣東坪石播遷到福建來。
永安東南出版社計劃印行“大學學術叢書”，希望我把原來交給文化供應社印行，但卻未出版的這部書稿，拿來再印，我當時曾函文化供應社的負責人商談，但因交通阻隔，一直沒有回響。
我當時設想，為了文化的意義，另行在東南印行，一定能邀得朋友的諒解。
況該書的紙版是否搶出還有問題，于是我決計整理舊稿，交由東南出版社印行。
但在整理的開始，就發現作為緒論的第一篇原稿遺失了；不久，東南出版社突如因為一陣政治風波，把負責人吹得散逸無蹤了。
我曾一度把整理的工作停止。
直等到有志于中國經濟之科學研究的朋友們，組織了經濟科學出版社，并希望我首先把這部書稿提供出來，我這才重新鼓起勇氣，另成第一篇，且在可能範圍内，對其他各篇予以部分的增訂。
後面增附的五篇，其中，《中國商業資本論》、《中國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因為可以幫助理解中國資本形态，所以從拙著《中國經濟論叢》中移植過來；《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因為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一般人對中國經濟認識的錯誤，所以也從拙著《經濟科學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