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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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
……她們正式的集合名稱卻是“包身工”。
她們的身體，已經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包給了叫作“帶工”的老闆。
每年——特别是水荒旱荒的時候，這些在東洋廠裡有“腳路”的帶工，就親身或者派人到他們家鄉或者災荒區域，用他們多年熟練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講成金條的嘴巴，去遊說那些無力“飼養”可又不忍讓他們的兒女餓死的同鄉。
——還用說，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魚肉葷腥，一個月休息兩天，咱們帶着到馬路上去玩耍，嘿，幾十層樓的高房子，兩層樓的汽車，各種各樣，好看好玩的外國東西，老鄉！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見識一下啊。
——做滿三年，以後賺的錢就歸你啦，塊把錢一天的工錢，嘿，别人跟我叩了頭也不替她寫進去！咱們是同鄉，有交情。
——交給我帶去，有什麼三差二錯，我還能歸家鄉嗎？ 這樣說着，咬着草根樹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說，就是她們的父母，也會怨悔自己沒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
于是，在預備好了的“包身契”上畫上一個十字，包身費大洋廿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帶工的供給住食，介紹工作，賺錢歸帶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聽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銀兩交，“恐後無憑，立此包身契據是實！”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顧正紅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戰争之後，東洋廠家對于這種特殊的廉價“機器”的需要突然的增加起來，據說，這是一種極合經營原則和經濟原則的方法。
有括弧的機器，終究還是血和肉構成起來的人類。
所以當他們忍耐的最大限度超過了的時候，他們往往會很自然的想起一種久已遺忘了的人類所該有的力量。
有時候愚蠢的奴隸會理會到一束箭折不斷的理論，再消極一點他們也還可以拼着餓死不幹。
産業工人的“流動性”，這是近代工業經營最嫌惡的條件，但是，他們是絕不肯追尋造成“流動性”的根源的。
一個有殖民地人事經驗的“溫情主義者”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說：“在這次争議（五卅）裡面，警察力沒有任何的威權。
在民衆的結合力前面，什麼權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結論呢？用溫情主義嗎？不，不！他們所采用的，隻是用廉價而沒有“結合力”的“包身工”來替代“外頭工人”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體是屬于帶工的老闆的，所以她們根本就沒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們每天的工資就是老闆的利潤，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時候，老闆也會很可靠地替廠家服務，用拳頭，棍棒，或者冷水來強制她們去做工作。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從鄉下出來，而且她們大半都是老闆的鄉鄰，這一點，在“管理”上是極有利的條件。
廠家除出在工房周圍造一條圍牆，門房裡置一個請願警，和門外釘一塊“工房重地，閑人莫入”的木牌，使這些“鄉下小姑娘”和别的世界隔絕之外，完全的将管理權交給了帶工的老闆。
這樣，早晨五點鐘由打雜的或者老闆自己送進工場，晚上六點鐘接領回來，她們就永沒有和“外頭人”接觸的機會。
所以包身工是一種“罐裝了的勞動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絕沒有因為和空氣接觸而起變化的危險。
第三，那當然是工價的低廉；包身工由“帶工”帶進廠裡，于是她們的集合名詞又變了，在廠方，她們叫作“試驗工”和“養成工”兩種，試驗工的期間表示了廠家在試驗你有沒有工作的能力，養成工的期間那就表示了準備将一個“生手”養成為一個“熟手”。
最初的工錢是每天十二
她們的身體，已經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包給了叫作“帶工”的老闆。
每年——特别是水荒旱荒的時候，這些在東洋廠裡有“腳路”的帶工，就親身或者派人到他們家鄉或者災荒區域，用他們多年熟練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講成金條的嘴巴，去遊說那些無力“飼養”可又不忍讓他們的兒女餓死的同鄉。
——還用說，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魚肉葷腥，一個月休息兩天，咱們帶着到馬路上去玩耍，嘿，幾十層樓的高房子，兩層樓的汽車，各種各樣，好看好玩的外國東西，老鄉！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見識一下啊。
——做滿三年，以後賺的錢就歸你啦，塊把錢一天的工錢，嘿，别人跟我叩了頭也不替她寫進去！咱們是同鄉，有交情。
——交給我帶去，有什麼三差二錯，我還能歸家鄉嗎？ 這樣說着，咬着草根樹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說，就是她們的父母，也會怨悔自己沒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
于是，在預備好了的“包身契”上畫上一個十字，包身費大洋廿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帶工的供給住食，介紹工作，賺錢歸帶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聽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銀兩交，“恐後無憑，立此包身契據是實！”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顧正紅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戰争之後，東洋廠家對于這種特殊的廉價“機器”的需要突然的增加起來，據說，這是一種極合經營原則和經濟原則的方法。
有括弧的機器，終究還是血和肉構成起來的人類。
所以當他們忍耐的最大限度超過了的時候，他們往往會很自然的想起一種久已遺忘了的人類所該有的力量。
有時候愚蠢的奴隸會理會到一束箭折不斷的理論，再消極一點他們也還可以拼着餓死不幹。
産業工人的“流動性”，這是近代工業經營最嫌惡的條件，但是，他們是絕不肯追尋造成“流動性”的根源的。
一個有殖民地人事經驗的“溫情主義者”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說：“在這次争議（五卅）裡面，警察力沒有任何的威權。
在民衆的結合力前面，什麼權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結論呢？用溫情主義嗎？不，不！他們所采用的，隻是用廉價而沒有“結合力”的“包身工”來替代“外頭工人”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體是屬于帶工的老闆的，所以她們根本就沒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們每天的工資就是老闆的利潤，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時候，老闆也會很可靠地替廠家服務，用拳頭，棍棒，或者冷水來強制她們去做工作。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從鄉下出來，而且她們大半都是老闆的鄉鄰，這一點，在“管理”上是極有利的條件。
廠家除出在工房周圍造一條圍牆，門房裡置一個請願警，和門外釘一塊“工房重地，閑人莫入”的木牌，使這些“鄉下小姑娘”和别的世界隔絕之外，完全的将管理權交給了帶工的老闆。
這樣，早晨五點鐘由打雜的或者老闆自己送進工場，晚上六點鐘接領回來，她們就永沒有和“外頭人”接觸的機會。
所以包身工是一種“罐裝了的勞動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絕沒有因為和空氣接觸而起變化的危險。
第三，那當然是工價的低廉；包身工由“帶工”帶進廠裡，于是她們的集合名詞又變了，在廠方，她們叫作“試驗工”和“養成工”兩種，試驗工的期間表示了廠家在試驗你有沒有工作的能力，養成工的期間那就表示了準備将一個“生手”養成為一個“熟手”。
最初的工錢是每天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