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章 中國教育今後之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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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此中原因，我們分着三點來說：
（一）國人心理的錯誤試任意找一在學兒童，問他為什麼進學校？他一定回答：“為求資格。
”試任意找一将要畢業的兒童，問他畢業後之志趣如何？他一定回答：“志在升學。
”進小學，求得一個小學生畢業資格；畢了業力能升學，則必升入中學。
進中學，求得一個中學生畢業資格，畢了業力能升學，則必升入大學。
進大學，求得一個大學生畢業資格；畢了業如有力量出洋留學時，還想在海外鍍金一次，以為宗族交遊光寵。
這種心理，不僅普通學校，就是不得已而住職業學校或師範學校，還是為求資格；如有機會時，其志仍在升學。
學生以升學求資格為目的，父兄以此相期許，國家以此為獎勵，社會以此相看待：由是“升學主義”與“資格主義”成為國人一般的心理，成為學校内普遍的要求。
這種心理，唯封建時代的社會才能産生，以封建時代的心理應用在現代學校教育，這是國人對于教育最大的錯誤。
由此錯誤心理所産生的流弊，計有五點：（1）學生為求資格，平日就不肯埋頭研究，講求實用，志在升學，則目空一切，好高骛遠，畢業後對于生産事業不屑屈為。
（2）各教員為應付學生心理，平日隻希望學生不搗亂，亦不責以實學；一旦在校肄業期滿，未有不設法讓他們畢業的。
辦理職業學校或師範學校的人們，不問學校本身宗旨何在，但為應付學生這種心理，也必多添普通科目，讓他們畢業後有充分升學的機會。
（3）教育界人士或政客們，利用青年的虛榮心理，你也開一大學，我也設一學院，為青年制造不兌現的大學畢業文憑，青年公然趨之若鹜，而自己則名利兼收，于是中國現在大學數目之多，占了世界第一位。
（4）官廳考查學校成績，不問學生實際學業如何，身心的發展和修養如何，畢業後有無生産的能力和興趣，隻以畢業生能否升學為标準——即以學生升學數目之多少評定該校成績之優劣。
由是，舉國相率而為僞，沒有一人講求實用的。
（5）社會人士每以科舉時代看待秀才的眼光來看待現在的青年學生，對學生講話，開口說“将來主人”，閉口說“國家棟梁”。
學生中了誇大狂，橫視一切，此日在校時便以将來的主人翁或國家棟梁自許了。
自欺欺人，自誤誤人，是再毒害沒有的。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留學生 （二）教育政策的錯誤教育政策分着兩方面：一關于宗旨的；二關于管理的。
中國在封建時代，學校與科舉完全是培養治術人才的教育機關與方法。
辛亥革命以後，科舉制度雖然廢除，而科舉的遺毒尚未完全洗滌幹淨。
現今舉世皆已達于工業資本主義的階段，且有推行社會主義的，而中國仍舊施行封建時代的教育政策，凡能進學校的都是優越階級，在學校畢業以後就是士族——将來國家的棟梁。
統計全國學校，文科大學多于理科大學者十倍，普通中學多于職業學校者數十倍，至于小學完全屬于文雅教育，不待說了。
我們以湖北一省為例：公私立大學合計五所，五所所辦的皆是文科。
省立中等學校不下二十餘所，而職業學校僅有兩所；其他私立中學全屬普通文科更難以比較了。
這種教育，違反時代的需要，毋乃太遠！政府以培養治術人才為宗旨，雖日日口倡生産教育，有何用處，此所以學校愈多愈無救中國之貧窮，适以增加無業遊民的數目，此社會産業所以無法進步。
近年政府雖通令在高等教育段須多辦理科，在中等教育段須推廣職業教育，但以整個政策與制度未變，仍是徒托空言。
世界大戰，帝國主義時代發生的世界規模的國家集團之間的戰争。
戰争範圍涉及衆多的國家和地區。
關于管理方面：有取放任主義的，有取幹涉主義的，何者适宜，以各國當時的需要來規定。
中國在民八以前，對于學生的管理，向取幹涉主義；自杜威學說輸入以來，完全采取放任主義。
在久受國内政治壓迫的國家，對于國民教育暫時采取放任主義，當做一種解放運動，極有效力，如法國大革命之後，盧梭的自然主義所以恰合需要。
或因國民于紀律的訓練及群性的陶冶業已成熟，他們所需要的隻是個性的發展，放任主義也合需要，此杜威學說在世界大戰後的美國提倡，非常适當。
但法國久已采取幹涉主義，美國近亦漸趨于幹涉了。
俄國國民在革命以前，所受國内政治的壓迫最苦，共産黨以提倡自由自動為煽惑之工具，大奏成效；但自革命成功以後，對于全國學生為有主義的訓練，仍不放棄幹涉主義。
中國以漫無紀律過于放縱自由的國民，再投以杜威極端的個性主義之說，直如孟子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了。
所以自“五四”以來，學潮屢起，訓練全廢，學生變作丘九，學校等于瓦崗，教育之意義于是全失。
此種學生，在學校既不肯從事學業，在社會哪肯從事生産；在學校既無訓練，在社會哪有遵守秩序、服從團體的習慣，但由學校畢業的仍是批批不絕，此教育效率所以日益減低，此社會秩序所以日益糾紛。
近年以來，國人已漸知放任的錯誤，政府已有整頓學風嚴加訓練的訓令，但積重難返，不從教育政策上根本改變，終無效果。
關于管理方面，除了學生管理外，還有學校管理亦極重要。
學校管理就是教育統制政策，對于全國各種學校要有整個計劃與适當的設置，及對于厲行國家教育宗旨要有極嚴重的監督。
中國自施行新教育以來，隻有光緒二十九年《奏定學堂章程》，頗具教育編制的性質，至辛亥革命以後則完全放任了。
到現在，國家需要什麼人才，關于某種人才需要多少，及全國各學校是否遵守厲行國家教育宗旨，政府全不理會，亦不知道。
隻見教會學校仍然遍立于國中，大學多于過江之鲫，私立尤多，十分之九屬于文科，而内容腐敗，學程虛設，更不堪問。
内政、鐵道兩部所辦的學校，自成系統
”試任意找一将要畢業的兒童，問他畢業後之志趣如何？他一定回答：“志在升學。
”進小學，求得一個小學生畢業資格；畢了業力能升學，則必升入中學。
進中學，求得一個中學生畢業資格，畢了業力能升學，則必升入大學。
進大學，求得一個大學生畢業資格；畢了業如有力量出洋留學時，還想在海外鍍金一次，以為宗族交遊光寵。
這種心理，不僅普通學校，就是不得已而住職業學校或師範學校，還是為求資格；如有機會時，其志仍在升學。
學生以升學求資格為目的，父兄以此相期許，國家以此為獎勵，社會以此相看待：由是“升學主義”與“資格主義”成為國人一般的心理，成為學校内普遍的要求。
這種心理，唯封建時代的社會才能産生，以封建時代的心理應用在現代學校教育，這是國人對于教育最大的錯誤。
由此錯誤心理所産生的流弊，計有五點：（1）學生為求資格，平日就不肯埋頭研究，講求實用，志在升學，則目空一切，好高骛遠，畢業後對于生産事業不屑屈為。
（2）各教員為應付學生心理，平日隻希望學生不搗亂，亦不責以實學；一旦在校肄業期滿，未有不設法讓他們畢業的。
辦理職業學校或師範學校的人們，不問學校本身宗旨何在，但為應付學生這種心理，也必多添普通科目，讓他們畢業後有充分升學的機會。
（3）教育界人士或政客們，利用青年的虛榮心理，你也開一大學，我也設一學院，為青年制造不兌現的大學畢業文憑，青年公然趨之若鹜，而自己則名利兼收，于是中國現在大學數目之多，占了世界第一位。
（4）官廳考查學校成績，不問學生實際學業如何，身心的發展和修養如何，畢業後有無生産的能力和興趣，隻以畢業生能否升學為标準——即以學生升學數目之多少評定該校成績之優劣。
由是，舉國相率而為僞，沒有一人講求實用的。
（5）社會人士每以科舉時代看待秀才的眼光來看待現在的青年學生，對學生講話，開口說“将來主人”，閉口說“國家棟梁”。
學生中了誇大狂，橫視一切，此日在校時便以将來的主人翁或國家棟梁自許了。
自欺欺人，自誤誤人，是再毒害沒有的。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留學生 （二）教育政策的錯誤教育政策分着兩方面：一關于宗旨的；二關于管理的。
中國在封建時代，學校與科舉完全是培養治術人才的教育機關與方法。
辛亥革命以後，科舉制度雖然廢除，而科舉的遺毒尚未完全洗滌幹淨。
現今舉世皆已達于工業資本主義的階段，且有推行社會主義的，而中國仍舊施行封建時代的教育政策，凡能進學校的都是優越階級，在學校畢業以後就是士族——将來國家的棟梁。
統計全國學校，文科大學多于理科大學者十倍，普通中學多于職業學校者數十倍，至于小學完全屬于文雅教育，不待說了。
我們以湖北一省為例：公私立大學合計五所，五所所辦的皆是文科。
省立中等學校不下二十餘所，而職業學校僅有兩所；其他私立中學全屬普通文科更難以比較了。
這種教育，違反時代的需要，毋乃太遠！政府以培養治術人才為宗旨，雖日日口倡生産教育，有何用處，此所以學校愈多愈無救中國之貧窮，适以增加無業遊民的數目，此社會産業所以無法進步。
近年政府雖通令在高等教育段須多辦理科，在中等教育段須推廣職業教育，但以整個政策與制度未變，仍是徒托空言。
世界大戰，帝國主義時代發生的世界規模的國家集團之間的戰争。
戰争範圍涉及衆多的國家和地區。
關于管理方面：有取放任主義的，有取幹涉主義的，何者适宜，以各國當時的需要來規定。
中國在民八以前，對于學生的管理，向取幹涉主義；自杜威學說輸入以來，完全采取放任主義。
在久受國内政治壓迫的國家，對于國民教育暫時采取放任主義，當做一種解放運動，極有效力，如法國大革命之後，盧梭的自然主義所以恰合需要。
或因國民于紀律的訓練及群性的陶冶業已成熟，他們所需要的隻是個性的發展，放任主義也合需要，此杜威學說在世界大戰後的美國提倡，非常适當。
但法國久已采取幹涉主義，美國近亦漸趨于幹涉了。
俄國國民在革命以前，所受國内政治的壓迫最苦，共産黨以提倡自由自動為煽惑之工具，大奏成效；但自革命成功以後，對于全國學生為有主義的訓練，仍不放棄幹涉主義。
中國以漫無紀律過于放縱自由的國民，再投以杜威極端的個性主義之說，直如孟子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了。
所以自“五四”以來，學潮屢起，訓練全廢，學生變作丘九，學校等于瓦崗，教育之意義于是全失。
此種學生，在學校既不肯從事學業，在社會哪肯從事生産；在學校既無訓練，在社會哪有遵守秩序、服從團體的習慣，但由學校畢業的仍是批批不絕，此教育效率所以日益減低，此社會秩序所以日益糾紛。
近年以來，國人已漸知放任的錯誤，政府已有整頓學風嚴加訓練的訓令，但積重難返，不從教育政策上根本改變，終無效果。
關于管理方面，除了學生管理外，還有學校管理亦極重要。
學校管理就是教育統制政策，對于全國各種學校要有整個計劃與适當的設置，及對于厲行國家教育宗旨要有極嚴重的監督。
中國自施行新教育以來，隻有光緒二十九年《奏定學堂章程》，頗具教育編制的性質，至辛亥革命以後則完全放任了。
到現在，國家需要什麼人才，關于某種人才需要多少，及全國各學校是否遵守厲行國家教育宗旨，政府全不理會，亦不知道。
隻見教會學校仍然遍立于國中，大學多于過江之鲫，私立尤多，十分之九屬于文科，而内容腐敗，學程虛設，更不堪問。
内政、鐵道兩部所辦的學校，自成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