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教育思潮與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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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業已成熟,遂将實用主義一變而為職業教育。

    中國自甲午戰敗,倡興學堂以來,到民國初年已有二十年的曆史。

    在滿清君主時代,所有學堂教育,固然未能脫離科舉習氣,就是辛亥革命以後,表面上雖号稱民國,改建共和,而一般人們猶保留着半封建的頭腦,所以他們仍是以學校為士大夫階級的養成所。

    學校既未脫離舊日的習氣,所有教授、管理、訓練,隻是态度的、身份的、文雅的、虛誇的,無一事切于實際生活。

    但由學校出身的數目比較由科舉出身的數目,其倍數逐年加多,國家哪能容納如此巨大數量的士族階級皆給以官做。

    且社會的經濟力量,商業資本已壓倒了一切,由學校出身的士族階級,縱還有“士為四民之首”的一個觀念,可是再不能拿他作口号施行從前身份的權威。

    社會一天一天的演進,而學校教育猶是因襲不變,于是學校與社會相隔日遠,學校教育盡歸無用,一般由學校培養出來的青年不僅沒有謀生的技能,且反失了謀生的能力。

    其結果皆變成新式流氓。

    這種教育越發達,勢必緻使國家愈窮,社會愈亂,推究其毛病,隻是“虛而不實”四字的教育誤盡了一切。

    這種毛病,在黃氏以前已有人看到了,在民國元年蔡元培發表教育意見時,有這樣一段話: 實利主義之教育,以人民生計為普通教育之中堅。

    其主張最力者,至于普通學術悉寓于樹藝、烹饪、裁縫及金、木、土工之中,此其說創于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歐洲。

    我國地實不發,實業界之組織尚稚,人民失業者至多,而國甚貧,實利主義之教育固亦當務為急者也。

    (《教育雜志》第三年第十一期《新教育意見》) 蔡氏感覺“人民失業至多而國甚貧”,所以把實利主義定在教育宗旨裡面。

    但蔡氏隻看見“人民失業至多而國甚貧”,所以須要開發實業以圖救濟,卻未曾看到一般教育的根本毛病,亦未曾說出實用主義,當時亦未能演為思潮。

    到民國二年,黃氏的眼力卻進了一步。

    他說: 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備人生處世不可少之件而已。

    人不能舍此家庭,絕此社會也,則亦教之育之俾處家庭間、社會間,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為适宜之應付而已。

    析言之,即所謂德育者宜歸于實踐;所謂體育者求便于運用,而所謂智育者,其初步一遵小學校令之規定,授以生活上所必需之普通知識技能而已。

    乃觀今之學子,往往受學校教育之歲月愈深,其厭苦家庭、鄙薄社會之思想愈烈,扡格之情狀亦愈著。

    而其在家庭社會間,所謂道德、身體、技能、知識,所得于學校教育堪以實地運用處,亦殊碌碌無以自見。

    即以知識論,慣作論說文字,而于通常之存問書函意或弗能達也;能舉拿破侖、華盛頓之名,而親友間之互相稱謂弗能筆諸書也;習算術及諸等矣,權度在前弗能用也,習理科略知植物科名矣,而庭除之草不辨其為何草也,家具之材不辨其為何木也:此共著之現狀,固職教育者所莫能為諱者。

    然則所學果何所用?而所謂生活必需者,或在彼不在此耶。

    (《教育雜志》第五卷第五号《學校采用實用主義之商權》) 《教育雜志》書影 黃氏認從前的教育為“虛名的教育”、“玩物的教育”、“平面的教育”,所以提倡實用主義,一反從前不切實用的毛病,此種教育,在使學校的教材、訓練及一切教育皆切于實際生活,使學生出了學校能夠直接謀生活。

    自黃、莊二氏大聲一提倡,全國教育界觀念為之一變,大家也搖聲應和,而“實用主義”四字遂成為最時髦的名詞了。

    勿論各學校辦理的實際情形如何,而對外必标榜實用主義;勿論各書店所編的教科書内容如何,而題端必曰實用主義;所以袁世凱在民國三年特定教育綱要時,也說“教育宗旨,注重道德、實利、尚武,并運之以實用”。

    此項思潮到民國六年以後,愈唱愈高,黃氏等更進一步改“實用主義”的口号為“職業教育”的口号,由“理論”的變為“實行”的了。

     本章參考書舉要 (1)《大中華》 (2)《教育雜志》 (3)《教育公報》 (4)《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舒新城) *** [1]《教育雜志》第三年第十一期:“滿清時代有所謂欽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實。

    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可以不論。

    尚武即軍國民主義也,尚實即實利主義也,尚即吾所謂公民道德,其範圍或不免廣狹之異,而要為同意。

    惟世界觀及美育則為彼所不道,而鄙人尤所注重,故特疏通而證明之,以質于當代教育家。

    ” [2]《教育公報》第七冊《大總統申令》:“以忠孝節義四者為中華民族立國之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