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本期教育家及其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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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流行的口号——“中學為主,西學為輔”。

    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張氏本以維新人物自命,雖頭腦頑固,也不能不迎合潮流。

    他說: 中學為内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治世變;不必盡索之于經文,而必無悖于經義。

    如其心聖人之心,行聖人之行,以孝弟忠信為德,以尊主庇民為政,雖朝運汽機,夕馳鐵路,無害為聖人之徒也。

    如其昏愦無志,空言無用,孤陋不通,傲狠不改,坐使國家颠,聖教滅絕,則雖帝佗其冠,神禫其辭,手注疏而口性理。

    天下萬世皆将怨之,言之曰,此堯、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

    (《勸學外篇·會通》) 以忠孝為敷教之本,以禮義為訓俗之方,以練習藝能為緻用治生之具。

    (《學務綱要》) 大指皆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免迂陋無用之譏,亦杜離經畔道之弊。

    (《奏議》四十七《兩湖經心兩書院改照學堂辦法片》) 以上三段話,皆是張氏“中學為主,西學為輔”的主張。

    所謂中學,包含三綱五常之說;所謂西學,指着法制技藝而言。

    以中學治身心,而以西學應世變,謂之中西會通;雖中西會通,仍以中學為教民化俗的主體,為吾人思想的中心,是有輕重先後的。

    若中西平列,或西重于中,則失了“中學為主,西學為輔”的意義,也是張氏所反對的。

    所以他又說: 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

    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為亂首,弱者為人奴,其禍更烈于不通西學者矣。

    ……今日學者必先通經,以明我中國先聖先師立教之旨;考史以識我中國曆代之治亂、九州之風土;涉獵子集,以通我中國之學術文章;然後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阙者,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利而無其害。

    (《勸學篇·循序》) 至于立學宗旨,無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俾學生心術壹歸于純正,而後以西學淪其知識,練其藝能,務期他日成材,各适實用,以仰副國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重訂學堂章程折》) 時代的思潮是一天一天的向前進,而張氏的頭腦早已固定。

    到了光緒末年,張氏年紀已老,已有不克與時代相追逐的氣力了,于是昔日迎合潮流者此時漸與潮流發生沖突;武昌蛇山下之存古學堂,就是張氏與時代潮流翻臉的确實表現。

    在他創立存古學堂的奏折上有一段表示其憤忾的話: 伏讀曆年屢次興學谕旨,惟以端正趨向為教育之源。

    一則曰敦崇正學,造就通才;再則曰庠序學校,皆以明倫。

    聖訓煌煌,無非以崇正黜邪為宗,以喜新忘本為戒。

    夫明倫以忠孝為歸,正學以聖經賢傳為本,崇正學,明人倫,舍此奚由。

    乃近來學堂新進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謀功利而忘道誼,種種怪風惡俗,令人不忍睹聞。

    至有議請廢罷四書、五經者,有中、小學堂并無讀經講經功課者,甚至有師範學堂改訂章程聲明不列讀經專科者。

    人心如是,習尚如是,循是以往,各項學堂經學一科雖列其目,亦止視為具文,有名無實。

    至于論說文章,尋常簡牍,類皆捐棄雅緻,專用新詞。

    馴緻宋、明以來之傳記詞章皆不能解,何論三代。

    此如籍談自忘其祖,司城自賤其宗。

    正學既衰、人倫亦廢,為國家計則必有亂臣賊子之禍,為世道計則不啻有洪水猛獸之憂,此微臣區區保存國粹之苦心,或于世教不無裨益。

     張氏的思想既是這樣,他的教育主張自然是“人才主義”的教育,與舊時代無異,所以在《學務綱要》裡開宗明義第一句,就規定“京外大小文武各學堂,均應欽遵谕旨,以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宗旨”。

    所謂“通才”有二種意義:一是培養經國濟民的人才;二是培養中西兼通的人才。

    此項人才平日應受的教育有二:一要新舊兼學,二要政藝兼學。

    如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之類,謂之舊學;西政、西藝、西史謂之新學。

    如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謂之西政;算繪礦醫、聲光化電,謂之西藝。

    新舊各學不可偏廢,政藝兩途随個性而為區别。

    學成之後,為國家的領袖人才,足以經國濟民,方為有用的教育。

    這就是張氏的教育宗旨。

     第三節梁啟超(1873—1928) 一略傳 梁啟超像 梁氏字卓如,自号任公,學者稱任公先生。

    生于清同治十二年,死于民國十七年,隻活了五十六歲。

    他是廣東新會人,十餘歲遊康有為之門,曾與康氏作今文學運動。

    是時康氏以公羊學号召生徒,提倡所謂孔子的大同主義,對于倫理思想及政治制度,很想别有所創造,門人受他這種學說的鼓動不在少數。

    他的高足弟子,則梁啟超與陳千秋齊名,陳氏所學尤精,可惜不幸早死,後來幫助康氏維新運動的,所以獨有梁氏了。

    在戊戌政變之前,梁氏曾與康氏在上海組織強學會,開辦《時務報》。

    這個時候,梁氏年僅二十三歲,善于文詞。

    其所作文,另出一種體式,淺近流暢,氣充辭沛,而議論又極新穎,具有煽動人心之極大魔力,凡當時青年思想莫不受其影響,論文字鼓吹之力,當時要以梁氏為首功。

    維新運動失敗以後,梁氏出亡日本,益作文字的宣傳,先創辦《清議報》及《新民叢報》,喚醒民衆發表政見較前尤力。

    直到辛亥革命,梁氏方始回國,袁世凱往北京組織政府時,他曾做了一任财政總長。

    民國五年參與過讨袁之役,在政治方面頗具功績。

    民國八年,出遊歐洲,參觀戰迹及大戰後世界之趨勢。

    返國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