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本期教育思潮與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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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中學為主西學為輔的思潮
時勢逼迫至此，不得不變法了。要變法不得不興學；要興學不得不接收西方的文化。但中國民族是曆史的民族，最富于保守性，且曆來以文化自誇的民族，今日因外力的關系，一旦“舍己而芸人”，絕非他們所能甘心。既不能完全舍己而芸人，又不得不舍己以芸人，在此思想沖突之中，于是産生了一種調和思想。調和的結果，就是中西并取：對于西方文化，隻可接收其科學，接收其技術，接收其法度；對于己國文化，仍當保守其禮教，保守其倫常，保守其風俗。換一句話說，他們所接收的隻是西方物質文明，對于自己的精神生活，大家一緻保守，不肯失墜。思想的趨勢既然如此，所以在當時演成一句口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本期的教育思潮亦是這八個字。這種思潮，在本期十六年中，勿論新進知識分子或官僚階級，大體上全是一緻的，雖從分析方面看各有主張。我們勿妨引出幾位有力者的主張，以資證實。
光緒二十二年，孫家鼐在《議複開辦京師大學堂折子》上說：
中國五千年以來，聖神相繼，政教昌明，決不能效日本之舍己芸人，盡棄其學而學西法。今中國京師創立大學堂，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淩駕中學。此是立學宗旨，日後分科設教，及推廣各省，一切均應抱定此意，千變萬化，語不離宗。（《皇朝道鹹同光奏議》卷七《變法類》）
光緒二十四年張之洞所著《勸學篇》内也有這樣兩段話：
今欲強中國，有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為亂首，弱者為人奴，其禍更烈于不通西學者矣。（《内篇·循序第七》）
中學為内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于經文，亦必無悖于經文。（《外篇·會通第十三》）
光緒二十四年清廷所頒“定國是”一诏也有同樣的話：
嗣後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于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戊戌政變記》卷一）
光緒二十四年梁啟超代拟《京師大學章程》内中也說過：
中國學人之大弊，治中學者則絕口不言西學，治西學者亦絕口不言中學；此兩學所以終不能合，徒互相诟病，若水火不相入也。夫中學體也，西學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體用不備，安能成才。且既不講義理，絕無根柢，則浮慕西學，必無心得，隻增習氣。前者各學堂之不能成就人才，其弊皆由于此。（《近代中學教育史料》第一冊）
光緒二十九年張百熙等在《奏定學堂章程》原奏上說：
至于立學宗旨，勿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俾學生心術壹歸于純正，而後以西學淪其知識，練其藝能，務期他日成材，各适實用，以仰副國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奏定學堂章程》）
張百熙書法扇面
我們由上面幾段話看來，可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八個字在當時的勢力；由此八個字更可以推知當時新教育的精神了。這種思潮直到民國初年，尚有很大的勢力。
第二節教育宗旨
有了某種教育思潮才能産生某種教育，而教育宗旨又是某種教育産生之後才以文字确定——此是本期新教育的特性。在光緒二十八年以前，本期尚無确定的教育宗旨。到光緒二十九年，頒布《奏定學堂章程》，才以“忠孝”二字為宗旨。在學務綱要上說：
京外大小文武各學堂，均應欽遵谕旨，以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宗旨。
此次遵旨修改各學堂章程，以忠孝為敷教之本，以禮法為訓俗之方，以練習藝能為緻用治生之具。
内中所謂“端正趨向”，所謂“禮法”，皆是射着“忠孝”二字說的。就我們前節所引原奏“至于立學宗旨，無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一語看來，更知忠孝二字是他們立學的宗旨。
但此種宗旨，在當時隻是附帶提及，且忠孝二字含義太泛，包括不全，未能盡合于當時的需要。到了光緒三十二年學部正式規定明确的教育宗旨，由政府頒示全國。此時所定的教育宗旨，分二類五條：第一類為“忠君”、“尊孔”二條，第二類為“尚公”、“尚武”、“尚實”三條。前二條，他們以為是：“中國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發明以拒異說者”；後三條，他們以為是“中國民質之所最缺，而亟宜針砭以圖振起者”。這五條十字的宗旨，仍是“中體西用”的教育思想，不過比較具體罷了。
本章參考書略同前章
時勢逼迫至此，不得不變法了。要變法不得不興學；要興學不得不接收西方的文化。但中國民族是曆史的民族，最富于保守性，且曆來以文化自誇的民族，今日因外力的關系，一旦“舍己而芸人”，絕非他們所能甘心。既不能完全舍己而芸人，又不得不舍己以芸人，在此思想沖突之中，于是産生了一種調和思想。調和的結果，就是中西并取：對于西方文化，隻可接收其科學，接收其技術，接收其法度；對于己國文化，仍當保守其禮教，保守其倫常，保守其風俗。換一句話說，他們所接收的隻是西方物質文明，對于自己的精神生活，大家一緻保守，不肯失墜。思想的趨勢既然如此，所以在當時演成一句口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本期的教育思潮亦是這八個字。這種思潮，在本期十六年中，勿論新進知識分子或官僚階級，大體上全是一緻的，雖從分析方面看各有主張。我們勿妨引出幾位有力者的主張，以資證實。
光緒二十二年，孫家鼐在《議複開辦京師大學堂折子》上說：
中國五千年以來，聖神相繼，政教昌明，決不能效日本之舍己芸人，盡棄其學而學西法。今中國京師創立大學堂，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淩駕中學。此是立學宗旨，日後分科設教，及推廣各省，一切均應抱定此意，千變萬化，語不離宗。（《皇朝道鹹同光奏議》卷七《變法類》）
光緒二十四年張之洞所著《勸學篇》内也有這樣兩段話：
今欲強中國，有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為亂首，弱者為人奴，其禍更烈于不通西學者矣。（《内篇·循序第七》）
中學為内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于經文，亦必無悖于經文。（《外篇·會通第十三》）
光緒二十四年清廷所頒“定國是”一诏也有同樣的話：
嗣後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于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戊戌政變記》卷一）
光緒二十四年梁啟超代拟《京師大學章程》内中也說過：
中國學人之大弊，治中學者則絕口不言西學，治西學者亦絕口不言中學；此兩學所以終不能合，徒互相诟病，若水火不相入也。夫中學體也，西學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體用不備，安能成才。且既不講義理，絕無根柢，則浮慕西學，必無心得，隻增習氣。前者各學堂之不能成就人才，其弊皆由于此。（《近代中學教育史料》第一冊）
光緒二十九年張百熙等在《奏定學堂章程》原奏上說：
至于立學宗旨，勿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俾學生心術壹歸于純正，而後以西學淪其知識，練其藝能，務期他日成材，各适實用，以仰副國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奏定學堂章程》）
張百熙書法扇面
我們由上面幾段話看來，可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八個字在當時的勢力；由此八個字更可以推知當時新教育的精神了。這種思潮直到民國初年，尚有很大的勢力。
第二節教育宗旨
有了某種教育思潮才能産生某種教育，而教育宗旨又是某種教育産生之後才以文字确定——此是本期新教育的特性。在光緒二十八年以前，本期尚無确定的教育宗旨。到光緒二十九年，頒布《奏定學堂章程》，才以“忠孝”二字為宗旨。在學務綱要上說：
京外大小文武各學堂，均應欽遵谕旨，以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宗旨。
此次遵旨修改各學堂章程，以忠孝為敷教之本，以禮法為訓俗之方，以練習藝能為緻用治生之具。
内中所謂“端正趨向”，所謂“禮法”，皆是射着“忠孝”二字說的。就我們前節所引原奏“至于立學宗旨，無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一語看來，更知忠孝二字是他們立學的宗旨。
但此種宗旨，在當時隻是附帶提及，且忠孝二字含義太泛，包括不全，未能盡合于當時的需要。到了光緒三十二年學部正式規定明确的教育宗旨，由政府頒示全國。此時所定的教育宗旨，分二類五條：第一類為“忠君”、“尊孔”二條，第二類為“尚公”、“尚武”、“尚實”三條。前二條，他們以為是：“中國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發明以拒異說者”；後三條，他們以為是“中國民質之所最缺，而亟宜針砭以圖振起者”。這五條十字的宗旨，仍是“中體西用”的教育思想，不過比較具體罷了。
本章參考書略同前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