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萌芽期的新教育之趨勢及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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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概論
新教育之産生，為應付新生活的要求，所以要學習外國語言文字，要學習天文算學。
既為抵禦強敵的企圖，所以要學習輪船槍炮的制造，要學習海陸軍的戰術，也要學習天文算學。
前者可以稱做“方言”的教育，後者可以稱做“軍備”的教育。
方言的教育既為應付新生活，其目的可别為三項：第一，要造就翻譯人才，以應付中外交涉；有了此項人才，一則可以免敵人之欺蒙，二則可以免通事之操縱。
[1]第二，受了方言教育，可以由西洋的語言文字以谙悉其國情，遇有中外交涉時方能收知己知彼之效。
[2]第三，既要“盡敵之長以制敵之命”，則必要多讀西籍以便盡習西洋科學知識及新式的戰鬥技術；但原文西籍不能使人人遍讀，要期速效，勢必提倡譯述，此施行方言教育亦可訓練譯述人才，專事于西籍譯述的工作。
[3]此三項目的中以第一項造就翻譯人才為最初的動機。
軍備的教育既為抵禦強敵，其抵禦的計劃則分為海陸兩方面，當時以海上的防禦尤為重要，且為中國昔日素所缺乏的，所以特别注重水師人才的訓練及船政的設施。
當時國人既趨重翻譯兼譯述的人才，海陸軍的将才，及制船造械的技術，所以“方言”與“軍備”兩種教育成了本期的教育思潮。
——這兩種思潮一直到宣統末年，還有很大的勢力。
雖然有上海、廣東廣方言館的學生，可以升入京師同文館肄業，仍是昔日國子學與郡縣學的辦法，實無明顯的等級。
由以上所述的趨勢，于是産生了兩類的新式學堂，及有派員出洋遊曆和派遣學生留學外國的事情。
所謂兩類的新式學堂：第一類為學習方言的方言學堂，第二類為學習軍備的水陸軍學堂。
方言學堂，如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及湖北自強學堂皆是。
軍備學堂又分做兩種：（1）為訓練海軍人才的水師學堂，如福建船政學堂、天津水師學堂等；（2）訓練陸軍人才的，如天津武備學堂、山西武備學堂、湖北武備學堂等。
此外廣東還有此類的學堂一所，是兼水陸兩種并設的，名廣東水陸師學堂。
以上各種學堂，自同治元年創立的京師同文館，到光緒二十一年設立的湖北武備學堂，恰有三十五年的曆史。
在這三十五年中，雖然創立了幾所新式學堂，采用了幾許新的教材，究竟是零星的創造，枝節的模仿，沒有系統的制度，沒有完備的等級。
我們如要列它們應入何等，隻可說是一類不相統屬的專門學校，其目的隻在造就特殊人才及幹部人才，于國民教育毫無關系。
這樣教育，我們可以叫做新教育的萌芽期，所有學堂，完全是半新半舊的過渡式的學堂。
派員出洋遊曆始于光緒十三年，其考查目的在各國的“地勢險要，防守大勢，以及遠近裡數、風俗、政治、水陸炮台，制造廠局，水輪、舟車、水雷、炮彈”，或“一切測量格緻之學”。
派遣幼童留學外國始于同治十一年，其目的在學習外國的“軍政、船政、步算、制造諸學”。
兩事目的在盡敵水陸軍備之長了，歸來以制敵之命，仍不外一種軍備教育。
第二節方言教育 一京師同文館 清廷以英、法聯軍兩次壓迫，逼近京、津、東北，又有俄人乘機南下侵略，感覺外交棘手，遂于鹹豐十一年創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由王大臣組織，專門辦理外交事務。
總理衙門即于成立的次年——同治元年——奏明皇帝，請在北京開設京師同文館，造就翻譯人才，以當交涉之選。
開始設立，隻有練習英語的英文館，到第二年擴充門類；又開設法文、俄文兩館，并将乾隆時内閣所開設俄羅斯文館歸并在内，統名京師同文館。
此時完全學習語言文字，到了同治五年，又由總署王大臣奏請添設一算學館，練習天文、算學。
他們說： 此次招考天文算學之議，并非務奇好異，震于西人術數之學也。
蓋以西人制器之法，無不由度數而生，今中國議欲講求制造輪船機器諸法，苟不借西士為先導，俾講明機器之原、制作之本，恐師心自用，枉費錢糧，仍無補于實際，是以臣等衡量再三而有此也。
（《皇朝道鹹同光奏議》卷六《變法類、酌議同文館章程疏》） 由這段話看來，此時同文館不僅是單純的造就翻譯人才，且涉及軍備教育方面了。
其内容大要如下： （一）資格。
專取正途人員，如舉人及恩拔副歲優等貢生，并由此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其年在三十歲以内者為合格。
如
既為抵禦強敵的企圖，所以要學習輪船槍炮的制造，要學習海陸軍的戰術，也要學習天文算學。
前者可以稱做“方言”的教育，後者可以稱做“軍備”的教育。
方言的教育既為應付新生活，其目的可别為三項：第一，要造就翻譯人才，以應付中外交涉；有了此項人才，一則可以免敵人之欺蒙，二則可以免通事之操縱。
[1]第二，受了方言教育，可以由西洋的語言文字以谙悉其國情，遇有中外交涉時方能收知己知彼之效。
[2]第三，既要“盡敵之長以制敵之命”，則必要多讀西籍以便盡習西洋科學知識及新式的戰鬥技術；但原文西籍不能使人人遍讀，要期速效，勢必提倡譯述，此施行方言教育亦可訓練譯述人才，專事于西籍譯述的工作。
[3]此三項目的中以第一項造就翻譯人才為最初的動機。
軍備的教育既為抵禦強敵，其抵禦的計劃則分為海陸兩方面，當時以海上的防禦尤為重要，且為中國昔日素所缺乏的，所以特别注重水師人才的訓練及船政的設施。
當時國人既趨重翻譯兼譯述的人才，海陸軍的将才，及制船造械的技術，所以“方言”與“軍備”兩種教育成了本期的教育思潮。
——這兩種思潮一直到宣統末年，還有很大的勢力。
雖然有上海、廣東廣方言館的學生，可以升入京師同文館肄業，仍是昔日國子學與郡縣學的辦法，實無明顯的等級。
由以上所述的趨勢，于是産生了兩類的新式學堂，及有派員出洋遊曆和派遣學生留學外國的事情。
所謂兩類的新式學堂：第一類為學習方言的方言學堂，第二類為學習軍備的水陸軍學堂。
方言學堂，如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及湖北自強學堂皆是。
軍備學堂又分做兩種：（1）為訓練海軍人才的水師學堂，如福建船政學堂、天津水師學堂等；（2）訓練陸軍人才的，如天津武備學堂、山西武備學堂、湖北武備學堂等。
此外廣東還有此類的學堂一所，是兼水陸兩種并設的，名廣東水陸師學堂。
以上各種學堂，自同治元年創立的京師同文館，到光緒二十一年設立的湖北武備學堂，恰有三十五年的曆史。
在這三十五年中，雖然創立了幾所新式學堂，采用了幾許新的教材，究竟是零星的創造，枝節的模仿，沒有系統的制度，沒有完備的等級。
我們如要列它們應入何等，隻可說是一類不相統屬的專門學校，其目的隻在造就特殊人才及幹部人才，于國民教育毫無關系。
這樣教育，我們可以叫做新教育的萌芽期，所有學堂，完全是半新半舊的過渡式的學堂。
派員出洋遊曆始于光緒十三年，其考查目的在各國的“地勢險要，防守大勢，以及遠近裡數、風俗、政治、水陸炮台，制造廠局，水輪、舟車、水雷、炮彈”，或“一切測量格緻之學”。
派遣幼童留學外國始于同治十一年，其目的在學習外國的“軍政、船政、步算、制造諸學”。
兩事目的在盡敵水陸軍備之長了，歸來以制敵之命，仍不外一種軍備教育。
第二節方言教育 一京師同文館 清廷以英、法聯軍兩次壓迫，逼近京、津、東北，又有俄人乘機南下侵略，感覺外交棘手，遂于鹹豐十一年創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由王大臣組織，專門辦理外交事務。
總理衙門即于成立的次年——同治元年——奏明皇帝，請在北京開設京師同文館，造就翻譯人才，以當交涉之選。
開始設立，隻有練習英語的英文館，到第二年擴充門類；又開設法文、俄文兩館，并将乾隆時内閣所開設俄羅斯文館歸并在内，統名京師同文館。
此時完全學習語言文字，到了同治五年，又由總署王大臣奏請添設一算學館，練習天文、算學。
他們說： 此次招考天文算學之議，并非務奇好異，震于西人術數之學也。
蓋以西人制器之法，無不由度數而生，今中國議欲講求制造輪船機器諸法，苟不借西士為先導，俾講明機器之原、制作之本，恐師心自用，枉費錢糧，仍無補于實際，是以臣等衡量再三而有此也。
（《皇朝道鹹同光奏議》卷六《變法類、酌議同文館章程疏》） 由這段話看來，此時同文館不僅是單純的造就翻譯人才，且涉及軍備教育方面了。
其内容大要如下： （一）資格。
專取正途人員，如舉人及恩拔副歲優等貢生，并由此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其年在三十歲以内者為合格。
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