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社會之變遷與新教育之産生
關燈
小
中
大
澤英雄，以饑民為群衆，莫不蠢蠢欲動，洪、楊之徒所以于一千八百五十年揭竿而起。
洪、楊勢力消滅以後，接着有教匪、回匪，擾亂遍十餘省，經年不絕。
由這些内亂，又産生了兩個結果：第一，滿清政府的弱點完全暴露，這一班執政的腐朽已無統禦全國的能力。
第二，讨平洪、楊大亂，固然由于帶有宗教性的湘軍，而賴西洋新式武器的幫助卻也不少，于是國人對于西洋科學進步的認識增加了一種力量。
總結起來，内因第一，由人口的過剩，影響物質的變遷；内因第二，因内亂的疊起，影響心理的變遷；物質又與心理互為影響，加以外力的壓迫，所以造成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商業資本主義社會。
這個社會到第二期更形發達，且同時發生工業資本主義。
太平天國與清軍作戰圖 第二節新教育之産生 國際情形既然改變了，社會的經濟組織既然變遷了，則舊日的生活方式許多也要應時代的需要随着改變。
舊日的生活方式既要改變，在舊生活裡頭所産生的舊教育，到現在當然感覺不适用了。
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的按語裡面，有這樣一段話： 光緒帝像 經義試士始于王安石，而明初定為八股體式。
尊其體曰代孔、孟立言，嚴其格曰清真雅正。
禁不得用秦、漢以後之書，不得言秦、漢以後之事；于是士人皆束書不觀，争事帖括，至有通籍高第而不知漢祖、唐宗為何物者，更無論地球各國矣。
然而此輩循資按格，即可緻大位作公卿，老壽者即可為宰相矣，小者亦秉文衡、充山長為長吏矣；以國事民事托于此輩之手，欲其不亡，豈可得乎！況士也者又農工商賈婦孺之所瞻仰而則效者也，士既如是，則舉國之民從而化之，民之愚國之弱皆由于此。
昔人謂八股之害甚于焚書坑儒，實非過激之言也。
（《戊戌政變記》卷一三十九至四十頁） 張之洞作《勸學篇》，也有同樣的一段話： 科舉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餘年，文勝而實衰，法久而弊生。
主司取便以藏拙，舉子因陋以徼幸，遂有三場實止一場之弊。
所解者，高頭講章之理，所講者坊選程、墨之文，于本經之義，先儒之說，概乎未有所知。
近今數十年，文體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經濟，并所謂時文之法度文筆而俱亡之。
今時局日新，而應科舉者拘瞀益甚，傲然曰吾所習孔、孟之精理，堯、舜之治法也，遇講時務經濟者尤鄙夷排擊之，以自護其短，故人才益乏，無能為國家扶危禦侮者。
（《勸學外篇·變科舉》） 張之洞像 舊時教育以科舉為主腦，科舉所注重的是八股，此外還當講求小楷。
以八股小楷為學業，以坊選程文為教材，以孔、孟口吻為模仿，以獵取科第為目的——舉國讀書分子畢生的精力和思想完全消磨在這上面。
這樣閑暇的空疏的教育，隻有在閉關時代農村經濟的社會裡面才能适用，現在門戶大開，萬國往來，火車輪船馳驅的迅速搖花了目力，長槍大炮轟擊的猛烈震破了耳鼓，哪能容許你靜坐書房，再作無病的呻詠，讀八股，寫小楷，以求封建的科舉之虛榮，此舊時教育所以要崩潰了。
且中國到了滿清末季，舊時教育流弊之極，不僅不适于新的生活，就是在舊社會裡亦屬無用，其結果，正如梁氏所謂“不知漢祖、唐宗為何物”，張氏所謂“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經濟，并所謂時文之法度文筆而俱亡之”。
當時中國人，自經一千八百四十年的鴉片之戰，及一千八百六十年的英、法聯軍之役，雖兩次失敗，結下許多城下之盟，并未減少幾許自大的心理，不過把他們昔日頑固的頭腦擊開了一些新的感應結子，使他們知道強敵之強，使他們知道敵人新式的槍炮實在較自己舊式的弓箭厲害，應當講求對付的方策。
他們的對策仍不外昔日“以夷制夷”四個字，既采這種對策，勢不得不“取人之長，以補我之短”，此李鴻章所謂“我非盡敵之長，不能制敵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備，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若僅憑血氣之勇、粗疏之材，以與強敵從事，恐終難操勝算”（《創設武備學堂折》）。
既知道自己的武器之短了，使用舊式武器的技能同時也歸無用了，于是聯想到訓練舊式技能的舊時教育也無法獨存于今日。
清王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由以上兩個原因，一為應付新生活的要求，一為抵禦強敵的企圖，緻使支持千餘年來的神聖教育發生動搖，以緻于将近崩潰，而新式教育于是應運而誕生。
促成新式教育的動機為英、法聯軍之役，而總理衙門即創設于此役後的第一年，而京師同文館即創設于此役後的第二年，所以我們寫本期的教育史，以英、法聯軍之役為起點。
洪、楊勢力消滅以後，接着有教匪、回匪，擾亂遍十餘省，經年不絕。
由這些内亂，又産生了兩個結果：第一，滿清政府的弱點完全暴露，這一班執政的腐朽已無統禦全國的能力。
第二，讨平洪、楊大亂，固然由于帶有宗教性的湘軍，而賴西洋新式武器的幫助卻也不少，于是國人對于西洋科學進步的認識增加了一種力量。
總結起來，内因第一，由人口的過剩，影響物質的變遷；内因第二，因内亂的疊起，影響心理的變遷；物質又與心理互為影響，加以外力的壓迫，所以造成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商業資本主義社會。
這個社會到第二期更形發達，且同時發生工業資本主義。
太平天國與清軍作戰圖 第二節新教育之産生 國際情形既然改變了，社會的經濟組織既然變遷了，則舊日的生活方式許多也要應時代的需要随着改變。
舊日的生活方式既要改變，在舊生活裡頭所産生的舊教育，到現在當然感覺不适用了。
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的按語裡面，有這樣一段話： 光緒帝像 經義試士始于王安石，而明初定為八股體式。
尊其體曰代孔、孟立言，嚴其格曰清真雅正。
禁不得用秦、漢以後之書，不得言秦、漢以後之事；于是士人皆束書不觀，争事帖括，至有通籍高第而不知漢祖、唐宗為何物者，更無論地球各國矣。
然而此輩循資按格，即可緻大位作公卿，老壽者即可為宰相矣，小者亦秉文衡、充山長為長吏矣；以國事民事托于此輩之手，欲其不亡，豈可得乎！況士也者又農工商賈婦孺之所瞻仰而則效者也，士既如是，則舉國之民從而化之，民之愚國之弱皆由于此。
昔人謂八股之害甚于焚書坑儒，實非過激之言也。
（《戊戌政變記》卷一三十九至四十頁） 張之洞作《勸學篇》，也有同樣的一段話： 科舉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餘年，文勝而實衰，法久而弊生。
主司取便以藏拙，舉子因陋以徼幸，遂有三場實止一場之弊。
所解者，高頭講章之理，所講者坊選程、墨之文，于本經之義，先儒之說，概乎未有所知。
近今數十年，文體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經濟，并所謂時文之法度文筆而俱亡之。
今時局日新，而應科舉者拘瞀益甚，傲然曰吾所習孔、孟之精理，堯、舜之治法也，遇講時務經濟者尤鄙夷排擊之，以自護其短，故人才益乏，無能為國家扶危禦侮者。
（《勸學外篇·變科舉》） 張之洞像 舊時教育以科舉為主腦，科舉所注重的是八股，此外還當講求小楷。
以八股小楷為學業，以坊選程文為教材，以孔、孟口吻為模仿，以獵取科第為目的——舉國讀書分子畢生的精力和思想完全消磨在這上面。
這樣閑暇的空疏的教育，隻有在閉關時代農村經濟的社會裡面才能适用，現在門戶大開，萬國往來，火車輪船馳驅的迅速搖花了目力，長槍大炮轟擊的猛烈震破了耳鼓，哪能容許你靜坐書房，再作無病的呻詠，讀八股，寫小楷，以求封建的科舉之虛榮，此舊時教育所以要崩潰了。
且中國到了滿清末季，舊時教育流弊之極，不僅不适于新的生活，就是在舊社會裡亦屬無用，其結果，正如梁氏所謂“不知漢祖、唐宗為何物”，張氏所謂“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經濟，并所謂時文之法度文筆而俱亡之”。
當時中國人，自經一千八百四十年的鴉片之戰，及一千八百六十年的英、法聯軍之役，雖兩次失敗，結下許多城下之盟，并未減少幾許自大的心理，不過把他們昔日頑固的頭腦擊開了一些新的感應結子，使他們知道強敵之強，使他們知道敵人新式的槍炮實在較自己舊式的弓箭厲害，應當講求對付的方策。
他們的對策仍不外昔日“以夷制夷”四個字，既采這種對策，勢不得不“取人之長，以補我之短”，此李鴻章所謂“我非盡敵之長，不能制敵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備，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若僅憑血氣之勇、粗疏之材，以與強敵從事，恐終難操勝算”（《創設武備學堂折》）。
既知道自己的武器之短了，使用舊式武器的技能同時也歸無用了，于是聯想到訓練舊式技能的舊時教育也無法獨存于今日。
清王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由以上兩個原因，一為應付新生活的要求，一為抵禦強敵的企圖，緻使支持千餘年來的神聖教育發生動搖，以緻于将近崩潰，而新式教育于是應運而誕生。
促成新式教育的動機為英、法聯軍之役，而總理衙門即創設于此役後的第一年，而京師同文館即創設于此役後的第二年，所以我們寫本期的教育史，以英、法聯軍之役為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