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清代教育家及其學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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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鳴盛，字風喈，晚号西莊，是江蘇嘉定人。
錢氏名大昕，字曉征，晚号竹汀，也是江蘇嘉定人。
王氏生于康熙五十九年，死于嘉慶二年，活了七十八歲；錢氏生于雍正四年，死于嘉慶九年，活了七十七歲，兩人差不多完全同時，而享壽之大隻相差一歲。
他們生而穎悟，當兒童時皆有“神童”的稱呼，皆以十餘歲補諸生，皆以二十餘歲領鄉薦，唯成進士則錢氏較早于王氏者數年。
他們的官階同至三四品而止，且同居于清要的地位，同主過學政，不過王氏所主學的次數較錢氏稍短罷了。
他們的學力差不多沒有上下，但兩相比較，則錢氏所得尤為該博。
兩人皆長于經史，除此以外，王氏兼工詩文，錢氏尤嗜金石文字。
史稱錢氏“博極群書，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且處處有創獲，不似王氏一意以許、鄭家法為滿足，可知尤為健者，所以戴東原稱他為當代學者中的第二人。
王鳴盛手劄 二兩人的教育生活 王氏教育生活可分着兩期：自三十九歲至四十一歲的三年間，為第一期，自四十三四歲以後，到老死為止，共三十餘年，為第二期。
第一期初在宮廷裡面充日講起居注，後來被派出京典試福建鄉試，全屬于國家教育生活。
自典試福建還朝以後，大概有些恃才傲物，受人攻擊，降了官階，因此不免有些憤懑。
不久，巧逢他的母親死了，遂借故還鄉，不複出山問世。
母喪以後，遷居到蘇州，以賣文為生，深自斂藏，不願與當時貴人往還。
但以其名位久張之故，四方學子前來受業的望風雲集，而他的聲望更高了。
在此時期中，王氏一面著書，一面講學，粹然為一代經師大老，而“偃仰自得者垂三十年”。
錢氏教育生活亦可分着兩期：自三十四歲至四十九歲為第一期，約十五年；自五十歲至老死為第二期，約三十年。
前者屬于國家教育生活，後者屬于私人講學生活。
在第一期充過山東、湖南、浙江、河南四省鄉試的主考官，充過會試的同考官，又充任廣東省的學政，且教授過了皇子讀書的。
在第二期，曆主過鐘山、婁東、紫陽等書院的講席，而以主講紫陽的時期最長，有十六年之久。
錢氏較王氏尤為淡泊，對于教育青年、啟迪後進，具有十分的熱心，歸田三十年，門下之士積至二千人，講席之盛可以想象了。
這兩人雖有很長久的教育生活，究竟不是純粹教育家。
他們所講授的不過隻在考證學的範圍裡面，對于教育理論完全隔閡，如錢氏以小說為敗壞風俗，以語錄為辭氣鄙倍這一類的話，尤為可笑。
[7]他們即有理論，也極膚淺，這些地方似難與宋、明學者比較了。
錢大昕書法 本章參考書舉要 （1）《漢學師承記》的各本傳 （2）《先正事略》的各本傳 （3）《耆獻類征》的各本傳 （4）《戴氏遺書》 （5）《高郵王氏遺書》 （6）《經韻樓集》 （7）《潛研堂文集》 *** [1]錢大昕《惠先生傳》：“先生嘗言漢蜀郡僻陋，有蠻夷風。
文翁為蜀守，選子弟就學，遣隽士張寬等東授七經，還以教授。
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尊、揚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
漢之蜀猶今之粵也，于是毅然以經學倡。
” [2]王昶《惠先生墓志銘》：“先生生數千載後，思旁訊，探古訓不傳之秘，以求聖賢之微言大義，于是吳江沈君彤，長洲餘君仲霖、朱君楷、江君聲等先後羽翼之，流風所煽，海内人士無不重通經，通經無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發之，可謂豪傑之士矣。
” 《漢學師承記》卷一：“至本朝三惠之學盛于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于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複旦。
” [3]《先正事略》本傳：“為諸生數十年，鍵戶授徒，束修所入盡以購書。
遂博通古今，尤專心于十三經注疏。
自壯至老，丹黃不去手。
” [4]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二：“惠戴齊名，而惠尊聞好博，戴深刻斷制；惠僅述者，而戴則作者也。
受其學者，成就之大小亦因以異，故正統派之盟主必推戴。
” [5]《東原文集·鄭學齋記》：“不求諸前古賢聖之言與事，則無從探其心于千載下，是故由六書九數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辭，然從後心相過心相遇。
”《東原年譜》：“先生嘗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詞也，所以成辭者字也。
必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
’又曰：‘仆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于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言語。
’宋儒譏訓诂之學，輕語言文字，是猶渡江河而棄舟楫，欲登高而無階梯也。
” [6]《孟子字義疏證》卷上：“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故曰性之欲。
好惡既形，遂己之好惡，忘人之好惡，往往賊人以達欲。
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情也，是為好惡之節，是為依乎天理。
” [7]《潛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小說演義之書，未嘗自以為教也，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于兒童婦女不識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反較之儒、釋、道更廣也。
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
……世人習而不察，辄怪刑則之日煩，賊之日熾，豈知小說之中于人心風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有覺世牖民之責者，亟宜焚而棄之，勿使流播。
” 《十駕齋養心錄》卷十七《語錄》：“釋子之語錄始于唐，儒家之語錄始于宋。
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重教也。
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而儒家有鄙倍之辭矣。
有德者必有言，語錄則有德不必有言者矣。
”
錢氏名大昕，字曉征，晚号竹汀，也是江蘇嘉定人。
王氏生于康熙五十九年，死于嘉慶二年，活了七十八歲；錢氏生于雍正四年，死于嘉慶九年，活了七十七歲，兩人差不多完全同時，而享壽之大隻相差一歲。
他們生而穎悟，當兒童時皆有“神童”的稱呼，皆以十餘歲補諸生，皆以二十餘歲領鄉薦，唯成進士則錢氏較早于王氏者數年。
他們的官階同至三四品而止，且同居于清要的地位，同主過學政，不過王氏所主學的次數較錢氏稍短罷了。
他們的學力差不多沒有上下，但兩相比較，則錢氏所得尤為該博。
兩人皆長于經史，除此以外，王氏兼工詩文，錢氏尤嗜金石文字。
史稱錢氏“博極群書，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且處處有創獲，不似王氏一意以許、鄭家法為滿足，可知尤為健者，所以戴東原稱他為當代學者中的第二人。
王鳴盛手劄 二兩人的教育生活 王氏教育生活可分着兩期：自三十九歲至四十一歲的三年間，為第一期，自四十三四歲以後，到老死為止，共三十餘年，為第二期。
第一期初在宮廷裡面充日講起居注，後來被派出京典試福建鄉試，全屬于國家教育生活。
自典試福建還朝以後，大概有些恃才傲物，受人攻擊，降了官階，因此不免有些憤懑。
不久，巧逢他的母親死了，遂借故還鄉，不複出山問世。
母喪以後，遷居到蘇州，以賣文為生，深自斂藏，不願與當時貴人往還。
但以其名位久張之故，四方學子前來受業的望風雲集，而他的聲望更高了。
在此時期中，王氏一面著書，一面講學，粹然為一代經師大老，而“偃仰自得者垂三十年”。
錢氏教育生活亦可分着兩期：自三十四歲至四十九歲為第一期，約十五年；自五十歲至老死為第二期，約三十年。
前者屬于國家教育生活，後者屬于私人講學生活。
在第一期充過山東、湖南、浙江、河南四省鄉試的主考官，充過會試的同考官，又充任廣東省的學政，且教授過了皇子讀書的。
在第二期，曆主過鐘山、婁東、紫陽等書院的講席，而以主講紫陽的時期最長，有十六年之久。
錢氏較王氏尤為淡泊，對于教育青年、啟迪後進，具有十分的熱心，歸田三十年，門下之士積至二千人，講席之盛可以想象了。
這兩人雖有很長久的教育生活，究竟不是純粹教育家。
他們所講授的不過隻在考證學的範圍裡面，對于教育理論完全隔閡，如錢氏以小說為敗壞風俗，以語錄為辭氣鄙倍這一類的話，尤為可笑。
[7]他們即有理論，也極膚淺，這些地方似難與宋、明學者比較了。
錢大昕書法 本章參考書舉要 （1）《漢學師承記》的各本傳 （2）《先正事略》的各本傳 （3）《耆獻類征》的各本傳 （4）《戴氏遺書》 （5）《高郵王氏遺書》 （6）《經韻樓集》 （7）《潛研堂文集》 *** [1]錢大昕《惠先生傳》：“先生嘗言漢蜀郡僻陋，有蠻夷風。
文翁為蜀守，選子弟就學，遣隽士張寬等東授七經，還以教授。
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尊、揚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
漢之蜀猶今之粵也，于是毅然以經學倡。
” [2]王昶《惠先生墓志銘》：“先生生數千載後，思旁訊，探古訓不傳之秘，以求聖賢之微言大義，于是吳江沈君彤，長洲餘君仲霖、朱君楷、江君聲等先後羽翼之，流風所煽，海内人士無不重通經，通經無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發之，可謂豪傑之士矣。
” 《漢學師承記》卷一：“至本朝三惠之學盛于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于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複旦。
” [3]《先正事略》本傳：“為諸生數十年，鍵戶授徒，束修所入盡以購書。
遂博通古今，尤專心于十三經注疏。
自壯至老，丹黃不去手。
” [4]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二：“惠戴齊名，而惠尊聞好博，戴深刻斷制；惠僅述者，而戴則作者也。
受其學者，成就之大小亦因以異，故正統派之盟主必推戴。
” [5]《東原文集·鄭學齋記》：“不求諸前古賢聖之言與事，則無從探其心于千載下，是故由六書九數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辭，然從後心相過心相遇。
”《東原年譜》：“先生嘗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詞也，所以成辭者字也。
必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
’又曰：‘仆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于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言語。
’宋儒譏訓诂之學，輕語言文字，是猶渡江河而棄舟楫，欲登高而無階梯也。
” [6]《孟子字義疏證》卷上：“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故曰性之欲。
好惡既形，遂己之好惡，忘人之好惡，往往賊人以達欲。
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情也，是為好惡之節，是為依乎天理。
” [7]《潛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小說演義之書，未嘗自以為教也，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于兒童婦女不識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反較之儒、釋、道更廣也。
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
……世人習而不察，辄怪刑則之日煩，賊之日熾，豈知小說之中于人心風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有覺世牖民之責者，亟宜焚而棄之，勿使流播。
” 《十駕齋養心錄》卷十七《語錄》：“釋子之語錄始于唐，儒家之語錄始于宋。
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重教也。
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而儒家有鄙倍之辭矣。
有德者必有言，語錄則有德不必有言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