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清代教育家及其學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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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概論
嘉慶帝像
考證學啟蒙于康熙初，年到乾隆時而大盛。
由乾隆而嘉慶，由嘉慶而道光，這三朝一百多年，由政府的蓄意提倡，由利祿的有力驅使，加以二三宿學為之推動與宣揚，風氣所播，上下成習，雖荒村學究，莫不談經服古，這一學派于是占了學術界的全面積。
開山老祖為昆山顧氏，繼續努力的有太原閻氏、德清胡氏，至長洲惠氏、婺源戴氏遂集此學之大成。
這一學派人才太多，若是一一叙述，殊嫌重複，且有些于教育史上無大關系；所以我們抛開啟蒙時期，逼直從全盛時期叙起。
在全盛時期，也隻取長洲惠氏及婺源戴氏兩系為代表，嘉定王、錢二氏介于惠、戴兩系之間，略與惠氏接近，合計十人，其餘一概從略。
惠氏一系，絕對墨守漢儒家法，對于宋、明理學——勿論程、朱，陸、王——一概攻擊，可稱作純粹漢學家。
戴氏一系，于漢學的成績雖較惠系為大，但于理學隻攻陸、王之空疏，并不反對程、朱，且對于朱子的淵博處表示相當的崇拜。
尤其居考證學派的盟主地位的戴東原氏，于性理學且有嶄新的發明，透徹的了解，力反宋、明理學家的陋說，而自辟一種“戴氏哲學”，影響于教育思想方面頗為偉大。
這一學派雖自命為實學，其實大家的精神完全消磨在故紙堆中，于實際生活毫無關系。
他們性情尚多耿介，行為亦多狷潔可風，雖多涉獵過政治生涯，但皆以講學著述為本業，對于誘掖後進、鼓動風氣，個個皆具有相當的熱心，所以吾人也可以教育家稱他們。
至于他們一班人所貢獻于教育上的，除戴氏外，沒有什麼教育理論，卻在于他們的研究方法。
他們所研究的對象雖然不能純屬于科學，但他們确實采用了科學方法。
這種方法的唯一條件要“客觀”，在客觀的條件之下，須有證據、有比較、有綜合，才能由假說而成為定論；且要能自樹立，能自辟新境，不為成見所拘，不為陳說所囿，才有價值。
考證學派在學術方面所以奏空前的偉績，全賴有這種方法與精神；這種方法與精神，實給予後來研究學問者以許多啟示，與宋儒空談“玩索”或“體驗”者完全兩樣。
第二節吳中惠氏 一緒言 惠氏先代本為甘肅扶風人，在南宋初年，高宗南遷，居于浙江湖州；再傳五代，又遷于吳縣，遂為江蘇籍了。
他們屢代以經學名家，即取經術為教授，頗有漢代經師家的遺風。
開始以經術教授者為樸庵先生，由樸庵先生一傳到元龍，再傳至天牧，三傳至定宇，官階以元龍、天牧二代為盛，而經學到定宇則更達于精深。
樸庵名有聲，尚為明時人，是一個歲貢生，以九經教授于鄉裡。
元龍名周惕，一字研溪，已為清代人物了。
他在清廷已取得庶吉士的資格，本可以位至列卿，隻以不習滿洲文，僅做了幾任知縣完事，可算倒黴。
但以少傳家學，長又師事徐坊、江琬諸人，又遍遊四方，與當代名士往還，所以學術日進，很有著述。
由元龍而傳至其子若孫，則惠氏經師家之門戶乃屹然高聳。
惠士奇像 二惠士奇 士奇先生字天牧，自号半農居士，生于康熙十年，卒于乾隆六年，活了七十一歲（自公元1671-1741年）。
十二歲便善詩，二十一歲補了博士弟子，三十八歲始成進士。
在成進士以前，學問已有深造，凡六藝九經諸子及《史》、《漢》等書莫不博通。
三十八歲以後，屢主文衡，而以在廣東成績最大，聲名亦由此鵲起。
拜廣東督學之命，他已四十九歲。
在廣東提督學政任内，消極方面，以廉潔自誓；積極方面，以經學為提倡。
提督學政的職權，在管理一省教育行政，兼司考試，而先生以提倡學術、獎掖後進、開化地方為己任，頗具教育家的精神。
[1]到任之日，即頒布教條，以九經為主要教材，凡諸生來學能背誦五經及背寫三禮、《左傳》的，皆給以獎勵。
三年之後，粵東士子棄時文而專攻經術的日多，明學空疏之病為之一掃。
在職六年，培養的人才不少，當地人士也至為感戴；所以于他離開廣東之後，留下了不少的去後之思。
三惠定宇 《周易述》書影 定宇先生名棟，号松崖，是天牧的次子，是惠氏家學之大成，是清代漢學家之泰鬥。
但僅以縣學生員終老林泉，一生以私人講學為業，門生弟子遍東南，又是一位純粹的教育者。
先生生于康熙三十六年，二十歲頃補了諸生，二十四歲随天牧于廣東官所。
天牧講學粵中，門徒濟濟，而以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為高才生，稱惠門四子。
這四人與先生為莫逆交，但論到學問該洽，則皆自以為遠不及，蓋此時先生的學業已有很大的成就。
惠氏屢代傳經，家中藏書甚富。
先生既生長在這饒有書味的家庭，而又天性笃志好學，所以有這樣偉大的成功。
在幼小時，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以及釋、道二藏等書，無不窺閱，着意探讨；五十歲以後，才為專門的研究，以經術為本務。
經術之中，以《易經》一門學力尤邃，所著《周易述》一書，盡三十年的精力，易稿四五次，猶不許為定本，這種研究的精神殊足以令吾人欽佩。
惠氏雖以屢代科甲出身，兩世入詞館，但天牧以晚年遭讒，罰令毀家修城；所以到先生時，家境已極貧寒了。
先生雖“凝重敦樸”，或亦感于清廷之喜怒無常，所以不問世事，甯守淡泊，專門以著述講學寄托其精神，較為閑逸。
但他所講為專門漢學，與漢代經師家的興趣同樣，全在故紙堆中讨生活。
平生著述頗多，雖對于古書的真僞若辨黑白，古書的意義有新解釋，其探讨闡發之處，全具科學的精神；但對于學理方面絕少貢獻，且評斷是
由乾隆而嘉慶，由嘉慶而道光，這三朝一百多年，由政府的蓄意提倡，由利祿的有力驅使，加以二三宿學為之推動與宣揚，風氣所播，上下成習，雖荒村學究，莫不談經服古，這一學派于是占了學術界的全面積。
開山老祖為昆山顧氏，繼續努力的有太原閻氏、德清胡氏，至長洲惠氏、婺源戴氏遂集此學之大成。
這一學派人才太多，若是一一叙述，殊嫌重複，且有些于教育史上無大關系；所以我們抛開啟蒙時期，逼直從全盛時期叙起。
在全盛時期，也隻取長洲惠氏及婺源戴氏兩系為代表，嘉定王、錢二氏介于惠、戴兩系之間，略與惠氏接近，合計十人，其餘一概從略。
惠氏一系，絕對墨守漢儒家法，對于宋、明理學——勿論程、朱，陸、王——一概攻擊，可稱作純粹漢學家。
戴氏一系，于漢學的成績雖較惠系為大，但于理學隻攻陸、王之空疏，并不反對程、朱，且對于朱子的淵博處表示相當的崇拜。
尤其居考證學派的盟主地位的戴東原氏，于性理學且有嶄新的發明，透徹的了解，力反宋、明理學家的陋說，而自辟一種“戴氏哲學”，影響于教育思想方面頗為偉大。
這一學派雖自命為實學，其實大家的精神完全消磨在故紙堆中，于實際生活毫無關系。
他們性情尚多耿介，行為亦多狷潔可風，雖多涉獵過政治生涯，但皆以講學著述為本業，對于誘掖後進、鼓動風氣，個個皆具有相當的熱心，所以吾人也可以教育家稱他們。
至于他們一班人所貢獻于教育上的，除戴氏外，沒有什麼教育理論，卻在于他們的研究方法。
他們所研究的對象雖然不能純屬于科學，但他們确實采用了科學方法。
這種方法的唯一條件要“客觀”，在客觀的條件之下，須有證據、有比較、有綜合，才能由假說而成為定論；且要能自樹立，能自辟新境，不為成見所拘，不為陳說所囿，才有價值。
考證學派在學術方面所以奏空前的偉績，全賴有這種方法與精神；這種方法與精神，實給予後來研究學問者以許多啟示，與宋儒空談“玩索”或“體驗”者完全兩樣。
第二節吳中惠氏 一緒言 惠氏先代本為甘肅扶風人，在南宋初年，高宗南遷，居于浙江湖州；再傳五代，又遷于吳縣，遂為江蘇籍了。
他們屢代以經學名家，即取經術為教授，頗有漢代經師家的遺風。
開始以經術教授者為樸庵先生，由樸庵先生一傳到元龍，再傳至天牧，三傳至定宇，官階以元龍、天牧二代為盛，而經學到定宇則更達于精深。
樸庵名有聲，尚為明時人，是一個歲貢生，以九經教授于鄉裡。
元龍名周惕，一字研溪，已為清代人物了。
他在清廷已取得庶吉士的資格，本可以位至列卿，隻以不習滿洲文，僅做了幾任知縣完事，可算倒黴。
但以少傳家學，長又師事徐坊、江琬諸人，又遍遊四方，與當代名士往還，所以學術日進，很有著述。
由元龍而傳至其子若孫，則惠氏經師家之門戶乃屹然高聳。
惠士奇像 二惠士奇 士奇先生字天牧，自号半農居士，生于康熙十年，卒于乾隆六年，活了七十一歲（自公元1671-1741年）。
十二歲便善詩，二十一歲補了博士弟子，三十八歲始成進士。
在成進士以前，學問已有深造，凡六藝九經諸子及《史》、《漢》等書莫不博通。
三十八歲以後，屢主文衡，而以在廣東成績最大，聲名亦由此鵲起。
拜廣東督學之命，他已四十九歲。
在廣東提督學政任内，消極方面，以廉潔自誓；積極方面，以經學為提倡。
提督學政的職權，在管理一省教育行政，兼司考試，而先生以提倡學術、獎掖後進、開化地方為己任，頗具教育家的精神。
[1]到任之日，即頒布教條，以九經為主要教材，凡諸生來學能背誦五經及背寫三禮、《左傳》的，皆給以獎勵。
三年之後，粵東士子棄時文而專攻經術的日多，明學空疏之病為之一掃。
在職六年，培養的人才不少，當地人士也至為感戴；所以于他離開廣東之後，留下了不少的去後之思。
三惠定宇 《周易述》書影 定宇先生名棟，号松崖，是天牧的次子，是惠氏家學之大成，是清代漢學家之泰鬥。
但僅以縣學生員終老林泉，一生以私人講學為業，門生弟子遍東南，又是一位純粹的教育者。
先生生于康熙三十六年，二十歲頃補了諸生，二十四歲随天牧于廣東官所。
天牧講學粵中，門徒濟濟，而以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為高才生，稱惠門四子。
這四人與先生為莫逆交，但論到學問該洽，則皆自以為遠不及，蓋此時先生的學業已有很大的成就。
惠氏屢代傳經，家中藏書甚富。
先生既生長在這饒有書味的家庭，而又天性笃志好學，所以有這樣偉大的成功。
在幼小時，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以及釋、道二藏等書，無不窺閱，着意探讨；五十歲以後，才為專門的研究，以經術為本務。
經術之中，以《易經》一門學力尤邃，所著《周易述》一書，盡三十年的精力，易稿四五次，猶不許為定本，這種研究的精神殊足以令吾人欽佩。
惠氏雖以屢代科甲出身，兩世入詞館，但天牧以晚年遭讒，罰令毀家修城；所以到先生時，家境已極貧寒了。
先生雖“凝重敦樸”，或亦感于清廷之喜怒無常，所以不問世事，甯守淡泊，專門以著述講學寄托其精神，較為閑逸。
但他所講為專門漢學，與漢代經師家的興趣同樣，全在故紙堆中讨生活。
平生著述頗多，雖對于古書的真僞若辨黑白，古書的意義有新解釋，其探讨闡發之處，全具科學的精神；但對于學理方面絕少貢獻，且評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