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清代教育家及其學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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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裡。
再過十年，先生乃終老，享壽恰近七十。
先生以養子的地位，十七歲取得縣學生員的資格，終身未曾做官，以耕田而兼教書的生活，堅苦奮鬥一生，其教育主張雖在當世特放一異彩，但不再傳而即淹沒，可知習俗之力的偉大。
二論性質 習齋先生反對宋儒之說有二：一為性的解釋，二為講學的方法。
我們暫把第二點放在以後讨論。
先生認性與氣質是一件東西，性固然是善，氣質也是善的。
氣質為二氣四德所結聚而成。
二氣即程、朱所謂“氣”，四德即程、朱所謂“理”即“性”，是氣即性之質，性即氣之理，既說性善，又說氣惡，此乃不通之論。
那末，惡是怎樣來的？他以惡是從外面所生的，即由外面環境的引誘，吾人的感官被它蒙蔽了，失了正常的作用，于是有惡之名。
不過環境之所以引誘，由于氣質之本然力量未曾養得純熟的緣故，否則惡亦引誘不來。
先生并以視覺器官及視覺來說明氣與性之關系，有一段話解釋得極好： 譬之目矣，眶皰睛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将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眶皰睛乃視邪色乎？餘謂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皰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
隻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視，即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強弱：皆不可以惡言，蓋詳且遠者固善，即略且近者亦第善不精耳，惡于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焉。
然其為之引動者性之咎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于氣質，是必無此目而後可全目之性矣，非釋氏六賊之說而何？（《存養編》） 《四存編》書影 先生後來并以衣水及牆壁等實物來比喻性與氣質之關系，總不外認氣為性之體，性為氣之用，二者實是一物，原來皆善，惡是後來習染一類的話，我們勿庸多引。
至于宋儒“學以變化氣質之說”，他也認為有毛病。
氣質既然是善的，何用變化？所謂“變化”二字，隻可當着培養解釋，将嫩濯的氣質培養到壯盛，将枯槁的氣質培養到豐潤，如“德潤身晬面盎背施于四體”一樣。
若謂“變化氣質之惡以複性”，乃是不通之論。
譬如衣服謂之氣質，蔽體禦寒等作用謂之性。
衣服原無污穢，後來所着污穢，當然是由外面染上的，教育不過洗濯後來所染的污穢，于衣之本質毫無變化，當不難明了。
三習行主義的教育論 宋、明諸儒既以氣質為惡，所以全部的教育都在變化氣質上面做工夫，這種工夫又偏于講論，所講論的不外性命之理。
性命之理勿論講得如何通透，終是鏡花水月，難以捉摸，即有所捉摸，不過高談元妙而已，于實際生活無關，結果盡教成一班無用之腐儒。
習齋先生的教育宗旨是要造成全體大用的通儒，這種人才，五官健全，氣象活潑，能耐勞苦，有實在學力而能實用的。
吾人要培養這一等人才，須一洗宋、明理學家的陋習，直接模仿周公、孔、孟的教法。
所謂周公、孔、孟之教：重實習，不重講論；重力行，不重涵養；重活動，不重靜坐。
即或有聽講論，也隻可以講明性命之作用，不能講論性命之理由。
所謂性命之作用，即詩書六藝之類。
詳細些說，性命之作用即堯、舜之六府三事，周公之三物，孔子之四教，及兵、農、錢、谷、水、火、工、虞一類的知識。
總之應以社會國家實用的知識為教材，教學生如何習行，在習行的進程中遇着不懂時才加以講說，所講亦不過占習行的時間十分之一二。
以這樣為教，注重一個“習”字，體格也鍛煉了，氣象也活潑了，知識又切實，自然能夠教成一班有用的通儒。
先生關于教育很有價值的一段話，我們寫在下面： 仆妄謂性命之理不可講也，雖講人亦不能聽也，雖聽人亦不能醒也，雖醒人亦不能行也。
所可得而共講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詩書六藝之類而已。
即詩書六藝亦非徒列坐聽講，要惟一講即教習，習至難處來問，方再與講。
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已。
……惟願主盟儒壇者，遠溯孔、孟之功如彼，近察諸儒之效如此，而垂意于習之一字，使其為學為教，用力于講讀者一二，加功于習行者八九，則生民幸甚，吾道幸甚。
（《存學篇》） 先生一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張，一方面攻擊宋、明諸儒的教法。
他說：“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态，甚為可羞。
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
”（《存學篇》）這都是看不慣明末王學末流的空疏，而發此過激之論的。
先生謂即或講性命之理也當放在作用之後，若先講理而後講作用，未免難易倒置，于教育原理不合。
即先把性命之理講懂了，後來亦無法教以六藝之術，一因為自以為高明不肯作此瑣繁事，二因強不知以為知，三因筋骨已嬌脆，亦不能日日習禮習射了。
最後他以學琴一事為譬，更見明快： 《顔習齋先生年譜》書影 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為求道之功，相隔千裡也。
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
”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為道，相隔萬裡也。
（《存學篇》） 所以先生于宋儒中隻取胡安定，以安定分科設教，重實學不重空言。
至于教育目的，仍是學為聖人，所謂“全體大用之儒”，就是“聖人的本領”，沒有新意。
四教法 先生既以習為學，所以平日教諸生也特重一個習字。
所習的什麼？年齡幼小的，教他們學習灑掃、應對、進退等儀節；年齡較大的，教他們分日習禮、習樂、習射、習禦、習書、習數，此外所要研究的，不外兵、農、水、火、錢、谷等類有用的知識。
假如我們走進習齋去參觀，架上所布置的不是《性理大全》，是詩書六藝之書；室内所陳列的，不是太極八卦圖，是琴瑟管弦及弓箭之類；師弟所演習的，不是瞑目靜坐，是進退揖讓，或歌讴舞蹈一類的動作，雖然不脫一套古禮，但總呈一堂活潑氣象，有威有儀，比較宋、明理學家之靜的教育有價值多了。
在他四十一歲時，因門人來學的逐日增加，訂了一個教規，共計二十一條，可以分着五類。
第一類關于道德方面的有四：（1）孝父母，（2）敬尊長，（3）主忠信，（4）申别義。
第二類關于品格方面的有三：（1）禁邪僻，（2）懼威儀，（3）肅衣冠。
第三類關于課業方面的有九：（1）勤赴學，（2）重詩書，（3）習六藝，（4）敬字紙，（5）習書，（6）講學，（7）作文，（8）六日課數，（9）戒曠學。
第四類關于社交方面的有五：（1）行學儀，（2）序出入，（3）輪班當值，（4）尚和睦，（5）貴責善。
内中所要注意的有二點：關于課業方面分講與習兩類，每日講說兩次，習字一次，六藝則分日學習。
“輪班當值”一條，即服務之意，如灑掃、汲水、燃火一類的事務，多半由十五歲以下及程度較劣的學生充當。
但勿論何人，如犯了過失，
再過十年，先生乃終老，享壽恰近七十。
先生以養子的地位，十七歲取得縣學生員的資格，終身未曾做官，以耕田而兼教書的生活，堅苦奮鬥一生，其教育主張雖在當世特放一異彩，但不再傳而即淹沒，可知習俗之力的偉大。
二論性質 習齋先生反對宋儒之說有二：一為性的解釋，二為講學的方法。
我們暫把第二點放在以後讨論。
先生認性與氣質是一件東西，性固然是善，氣質也是善的。
氣質為二氣四德所結聚而成。
二氣即程、朱所謂“氣”，四德即程、朱所謂“理”即“性”，是氣即性之質，性即氣之理，既說性善，又說氣惡，此乃不通之論。
那末，惡是怎樣來的？他以惡是從外面所生的，即由外面環境的引誘，吾人的感官被它蒙蔽了，失了正常的作用，于是有惡之名。
不過環境之所以引誘，由于氣質之本然力量未曾養得純熟的緣故，否則惡亦引誘不來。
先生并以視覺器官及視覺來說明氣與性之關系，有一段話解釋得極好： 譬之目矣，眶皰睛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将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眶皰睛乃視邪色乎？餘謂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皰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
隻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視，即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強弱：皆不可以惡言，蓋詳且遠者固善，即略且近者亦第善不精耳，惡于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焉。
然其為之引動者性之咎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于氣質，是必無此目而後可全目之性矣，非釋氏六賊之說而何？（《存養編》） 《四存編》書影 先生後來并以衣水及牆壁等實物來比喻性與氣質之關系，總不外認氣為性之體，性為氣之用，二者實是一物，原來皆善，惡是後來習染一類的話，我們勿庸多引。
至于宋儒“學以變化氣質之說”，他也認為有毛病。
氣質既然是善的，何用變化？所謂“變化”二字，隻可當着培養解釋，将嫩濯的氣質培養到壯盛，将枯槁的氣質培養到豐潤，如“德潤身晬面盎背施于四體”一樣。
若謂“變化氣質之惡以複性”，乃是不通之論。
譬如衣服謂之氣質，蔽體禦寒等作用謂之性。
衣服原無污穢，後來所着污穢，當然是由外面染上的，教育不過洗濯後來所染的污穢，于衣之本質毫無變化，當不難明了。
三習行主義的教育論 宋、明諸儒既以氣質為惡，所以全部的教育都在變化氣質上面做工夫，這種工夫又偏于講論，所講論的不外性命之理。
性命之理勿論講得如何通透，終是鏡花水月，難以捉摸，即有所捉摸，不過高談元妙而已，于實際生活無關，結果盡教成一班無用之腐儒。
習齋先生的教育宗旨是要造成全體大用的通儒，這種人才，五官健全，氣象活潑，能耐勞苦，有實在學力而能實用的。
吾人要培養這一等人才，須一洗宋、明理學家的陋習，直接模仿周公、孔、孟的教法。
所謂周公、孔、孟之教：重實習，不重講論；重力行，不重涵養；重活動，不重靜坐。
即或有聽講論，也隻可以講明性命之作用，不能講論性命之理由。
所謂性命之作用，即詩書六藝之類。
詳細些說，性命之作用即堯、舜之六府三事，周公之三物，孔子之四教，及兵、農、錢、谷、水、火、工、虞一類的知識。
總之應以社會國家實用的知識為教材，教學生如何習行，在習行的進程中遇着不懂時才加以講說，所講亦不過占習行的時間十分之一二。
以這樣為教，注重一個“習”字，體格也鍛煉了，氣象也活潑了，知識又切實，自然能夠教成一班有用的通儒。
先生關于教育很有價值的一段話，我們寫在下面： 仆妄謂性命之理不可講也，雖講人亦不能聽也，雖聽人亦不能醒也，雖醒人亦不能行也。
所可得而共講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詩書六藝之類而已。
即詩書六藝亦非徒列坐聽講，要惟一講即教習，習至難處來問，方再與講。
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已。
……惟願主盟儒壇者，遠溯孔、孟之功如彼，近察諸儒之效如此，而垂意于習之一字，使其為學為教，用力于講讀者一二，加功于習行者八九，則生民幸甚，吾道幸甚。
（《存學篇》） 先生一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張，一方面攻擊宋、明諸儒的教法。
他說：“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态，甚為可羞。
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
”（《存學篇》）這都是看不慣明末王學末流的空疏，而發此過激之論的。
先生謂即或講性命之理也當放在作用之後，若先講理而後講作用，未免難易倒置，于教育原理不合。
即先把性命之理講懂了，後來亦無法教以六藝之術，一因為自以為高明不肯作此瑣繁事，二因強不知以為知，三因筋骨已嬌脆，亦不能日日習禮習射了。
最後他以學琴一事為譬，更見明快： 《顔習齋先生年譜》書影 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為求道之功，相隔千裡也。
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
”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為道，相隔萬裡也。
（《存學篇》） 所以先生于宋儒中隻取胡安定，以安定分科設教，重實學不重空言。
至于教育目的，仍是學為聖人，所謂“全體大用之儒”，就是“聖人的本領”，沒有新意。
四教法 先生既以習為學，所以平日教諸生也特重一個習字。
所習的什麼？年齡幼小的，教他們學習灑掃、應對、進退等儀節；年齡較大的，教他們分日習禮、習樂、習射、習禦、習書、習數，此外所要研究的，不外兵、農、水、火、錢、谷等類有用的知識。
假如我們走進習齋去參觀，架上所布置的不是《性理大全》，是詩書六藝之書；室内所陳列的，不是太極八卦圖，是琴瑟管弦及弓箭之類；師弟所演習的，不是瞑目靜坐，是進退揖讓，或歌讴舞蹈一類的動作，雖然不脫一套古禮，但總呈一堂活潑氣象，有威有儀，比較宋、明理學家之靜的教育有價值多了。
在他四十一歲時，因門人來學的逐日增加，訂了一個教規，共計二十一條，可以分着五類。
第一類關于道德方面的有四：（1）孝父母，（2）敬尊長，（3）主忠信，（4）申别義。
第二類關于品格方面的有三：（1）禁邪僻，（2）懼威儀，（3）肅衣冠。
第三類關于課業方面的有九：（1）勤赴學，（2）重詩書，（3）習六藝，（4）敬字紙，（5）習書，（6）講學，（7）作文，（8）六日課數，（9）戒曠學。
第四類關于社交方面的有五：（1）行學儀，（2）序出入，（3）輪班當值，（4）尚和睦，（5）貴責善。
内中所要注意的有二點：關于課業方面分講與習兩類，每日講說兩次，習字一次，六藝則分日學習。
“輪班當值”一條，即服務之意，如灑掃、汲水、燃火一類的事務，多半由十五歲以下及程度較劣的學生充當。
但勿論何人，如犯了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