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清代教育家及其學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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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猷共治”（《亭林文集·生員論》上）的治術人才。
這種人才，有學有行，有為有守，在朝可以治國安民，在野可以移風易俗，不必高談心性而心性之理自在辭受取與之間。
三對于教育制度的建議 亭林先生對于當時的科舉制度，深表不滿。
他所視為毛病的有四點：（1）考試的程序太多，非常特異之才無由拔出。
（2）考試的範圍太狹，則淺學無識之徒稍一預備，皆可僥幸中式，難以培養實學。
（3）程文的格式太闆，一則違反作文的原則，二則徒以養成抄襲剿說，及浮誕無根的習慣。
（4）取士太濫，而任用又太驟，結果生員遍天下，皆為害民亂政的蟊賊。
四點毛病中，尤以第三、第四兩點為最。
[3] 改良的方法亦有四：（1）取消歲貢與舉人二法，以辟舉及生儒兩制為取士的途徑。
辟舉之制，不問生員與否，隻要學行優良，皆得由地方政府薦之于中央。
生儒之制，平日養之于學校，迨學業有相當的成就，即可由地方政府遴選送入中央，直接應禮部試驗，不必經鄉試一道手續。
（2）生員養于郡縣學校，待遇從優，而名額從減，每人挑選亦極嚴格，在禮部取中以後，雖成進士，所授不過簿尉親民之職，則士子幸進速成之心自然可以消弭。
（3）試題範圍須擴大，“凡四書、五經之文皆問疑義，使之以一經而通之于五經；又一經之中亦各有疑義。
四書、五經皆依此發問，其對者如朱子所雲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
其所出之題，不限盛衰治亂，使人不得意拟，而其文必出于場中所作，則士之通經與否可得而知，其能文與否亦可得而驗矣”（《日知錄·科舉》）。
（4）取消八股程文，令士子自由創作，而俊異之才自然可出。
總之，政府以實學為教，士子則以實學為學。
政府取士力求嚴格，而士子亦必束身自愛，奮勉有加。
行之數年，則真才實學自然養成。
按亭林先生這種改良意見，與梨洲所見大同小異，不過梨洲偏重在學校方面，而先生偏重在科舉方面。
四研究方法 亭林所以推為清代考證學的祖師，他的學術思想所以影響于後代的，一方由于其實學之提倡，他方更在于其科學的研究方法。
他平日頗推崇朱子，不僅所謂“博學于文”，秉着朱子的“下學上達”之教，即研究學問的精神亦與朱子近似。
我們把他的科學研究法列舉數條于下。
（一）貴有創造。
先生謂著書之所以難，在能“自成一家言”，即是從研究中有心得，有創見，以自己所有的心得與創見自由發表而為文章，才能“自成一家言”。
例如“司馬溫公的《資治通鑒》、馬貴與的《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萬世不可無之書”（《日知錄·藝文》）。
創造的反面即因襲或剽竊，這是亭林所最痛惡的。
他說：“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
……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無俊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盜竊所成之書必不如原本，名為鈍賊何辭？”（《日知錄·藝文》）所以在他的改良科舉意見裡面，有這樣說法：“蓋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節抄剽盜之人”，“今日欲革科舉之弊，必先示以讀書學問之法”。
（《日知錄·科舉》）所以他自己一生著作，完全按照這種精神，絕無一語蹈襲古人，尤以《日知錄》一書為最好的例子。
“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辄記之，其有不合時，複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由他自序其《日知錄》的一段話，即可以看出他力避蹈襲的精神了。
顧炎武故居 （二）多方實證。
每著一篇書，或研究一個問題，必從多方搜取證據。
證據分本證與旁證兩類：“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
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伍以諧其韻。
”（《音論》）這是他自述治音韻學所用的法則，關于其他著述也是一樣。
亭林不僅從書籍裡面尋找證據，并從地理或社會方面實地考察。
全祖望說：“凡先生之遊，載書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相合，即發書而對勘之。
”（《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等書，莫不本此精神作成，這種客觀的實證法，值得贊美。
《天下郡國利病書》書影 第四節顔習齋（1635—1704） 一生活小史 實用主義的教育之提倡者，當推博野的顔習齋先生。
先生對于宋明理學諸家一律反對，除了胡安定一人外；他的主張是要直接仿照孔子的教法，以詩書六藝為教的。
既是以實用主義相号召，所以他都是以身作則，能夠吃苦耐勞，能夠節制嗜欲，做一個實行者，凡宋、明學者的雍容自得的态度，靜坐讀書的習慣，完全破除了。
他的這種思想，雖因看不慣明末性理之學的空疏所起的反動，但他的性質卻于他所處的環境及幼年所受的教育很有關系。
習齋名元，字渾然，生于明崇祯八年。
他的父親名詠，原籍博野，以貧無聊賴，投入蠡縣某胥吏朱家為養子，遂為蠡縣人。
在習齋年将四歲時，顔父因與朱翁感情不相融洽，乘清兵入關的當兒，亡命遼東，以後不知下落。
過了數年，朱翁續配，生了一個兒子，待遇顔氏母子更薄，顔母又難安于其家，因此改了嫁。
當此之時，先生才十二歲，所以少年時代是很孤苦的。
先生年将弱冠時，朱翁經過一次訟案，家産蕩盡，凡一家生活費用全由他擔負。
先生一面讀書，一面耕田種菜，勞苦淬砺以奉養他的恩祖父母。
在這困苦憂患中，自然經過很大的磨煉，逼得他對于人生社會上另有一種認識。
加以幼年時所從的塾師為一異人——善于騎射劍戟及百戰神機之術，而又以治醫為生之人。
所以在他三十歲以前，性質特殊，興趣屢變，忽而學仙，忽而學醫，忽而學兵，後來又研究理學，到最後才歸于實用。
顔元像 習齋先生自二十三歲至三十四歲的十年間，專心研究宋、明性理之學——初喜陸、王，後信程、朱。
将他的書屋取名思古齋，自稱思古人，對于程、朱的信仰是極高的。
當三十四歲時，遭恩祖母的喪事，從喪禮中感覺朱子家禮之不合人情，由此大悟宋、明性理之學及講學之法皆錯了，皆不是孔、孟的舊說。
于是幡然改悔，舍棄宋、明學者的一切成法，直接以孔、孟之學為學，直接以孔、孟教人之法為法，把思古齋改為習齋，特别注重一個“習”字，所以世稱習齋先生。
先生教書生活始于二十四歲，當初自然謹守程、朱成法，至十年之後，特标異幟以來，很能引起社會上的注意，所以從遊的人也很多。
康熙三十四年，先生已五十七歲，南遊洛陽，與理學諸家開了一次辯論。
三十三年，肥鄉郝公聘請主教漳南書院，再三推辭不了，才應命前往，在這裡即實行他的教法，習樂習禮起來，計劃也很大，但不到半年，因水災之故遂辭職
這種人才，有學有行，有為有守，在朝可以治國安民，在野可以移風易俗，不必高談心性而心性之理自在辭受取與之間。
三對于教育制度的建議 亭林先生對于當時的科舉制度，深表不滿。
他所視為毛病的有四點：（1）考試的程序太多，非常特異之才無由拔出。
（2）考試的範圍太狹，則淺學無識之徒稍一預備，皆可僥幸中式，難以培養實學。
（3）程文的格式太闆，一則違反作文的原則，二則徒以養成抄襲剿說，及浮誕無根的習慣。
（4）取士太濫，而任用又太驟，結果生員遍天下，皆為害民亂政的蟊賊。
四點毛病中，尤以第三、第四兩點為最。
[3] 改良的方法亦有四：（1）取消歲貢與舉人二法，以辟舉及生儒兩制為取士的途徑。
辟舉之制，不問生員與否，隻要學行優良，皆得由地方政府薦之于中央。
生儒之制，平日養之于學校，迨學業有相當的成就，即可由地方政府遴選送入中央，直接應禮部試驗，不必經鄉試一道手續。
（2）生員養于郡縣學校，待遇從優，而名額從減，每人挑選亦極嚴格，在禮部取中以後，雖成進士，所授不過簿尉親民之職，則士子幸進速成之心自然可以消弭。
（3）試題範圍須擴大，“凡四書、五經之文皆問疑義，使之以一經而通之于五經；又一經之中亦各有疑義。
四書、五經皆依此發問，其對者如朱子所雲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
其所出之題，不限盛衰治亂，使人不得意拟，而其文必出于場中所作，則士之通經與否可得而知，其能文與否亦可得而驗矣”（《日知錄·科舉》）。
（4）取消八股程文，令士子自由創作，而俊異之才自然可出。
總之，政府以實學為教，士子則以實學為學。
政府取士力求嚴格，而士子亦必束身自愛，奮勉有加。
行之數年，則真才實學自然養成。
按亭林先生這種改良意見，與梨洲所見大同小異，不過梨洲偏重在學校方面，而先生偏重在科舉方面。
四研究方法 亭林所以推為清代考證學的祖師，他的學術思想所以影響于後代的，一方由于其實學之提倡，他方更在于其科學的研究方法。
他平日頗推崇朱子，不僅所謂“博學于文”，秉着朱子的“下學上達”之教，即研究學問的精神亦與朱子近似。
我們把他的科學研究法列舉數條于下。
（一）貴有創造。
先生謂著書之所以難，在能“自成一家言”，即是從研究中有心得，有創見，以自己所有的心得與創見自由發表而為文章，才能“自成一家言”。
例如“司馬溫公的《資治通鑒》、馬貴與的《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萬世不可無之書”（《日知錄·藝文》）。
創造的反面即因襲或剽竊，這是亭林所最痛惡的。
他說：“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
……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無俊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盜竊所成之書必不如原本，名為鈍賊何辭？”（《日知錄·藝文》）所以在他的改良科舉意見裡面，有這樣說法：“蓋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節抄剽盜之人”，“今日欲革科舉之弊，必先示以讀書學問之法”。
（《日知錄·科舉》）所以他自己一生著作，完全按照這種精神，絕無一語蹈襲古人，尤以《日知錄》一書為最好的例子。
“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辄記之，其有不合時，複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由他自序其《日知錄》的一段話，即可以看出他力避蹈襲的精神了。
顧炎武故居 （二）多方實證。
每著一篇書，或研究一個問題，必從多方搜取證據。
證據分本證與旁證兩類：“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
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伍以諧其韻。
”（《音論》）這是他自述治音韻學所用的法則，關于其他著述也是一樣。
亭林不僅從書籍裡面尋找證據，并從地理或社會方面實地考察。
全祖望說：“凡先生之遊，載書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相合，即發書而對勘之。
”（《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等書，莫不本此精神作成，這種客觀的實證法，值得贊美。
《天下郡國利病書》書影 第四節顔習齋（1635—1704） 一生活小史 實用主義的教育之提倡者，當推博野的顔習齋先生。
先生對于宋明理學諸家一律反對，除了胡安定一人外；他的主張是要直接仿照孔子的教法，以詩書六藝為教的。
既是以實用主義相号召，所以他都是以身作則，能夠吃苦耐勞，能夠節制嗜欲，做一個實行者，凡宋、明學者的雍容自得的态度，靜坐讀書的習慣，完全破除了。
他的這種思想，雖因看不慣明末性理之學的空疏所起的反動，但他的性質卻于他所處的環境及幼年所受的教育很有關系。
習齋名元，字渾然，生于明崇祯八年。
他的父親名詠，原籍博野，以貧無聊賴，投入蠡縣某胥吏朱家為養子，遂為蠡縣人。
在習齋年将四歲時，顔父因與朱翁感情不相融洽，乘清兵入關的當兒，亡命遼東，以後不知下落。
過了數年，朱翁續配，生了一個兒子，待遇顔氏母子更薄，顔母又難安于其家，因此改了嫁。
當此之時，先生才十二歲，所以少年時代是很孤苦的。
先生年将弱冠時，朱翁經過一次訟案，家産蕩盡，凡一家生活費用全由他擔負。
先生一面讀書，一面耕田種菜，勞苦淬砺以奉養他的恩祖父母。
在這困苦憂患中，自然經過很大的磨煉，逼得他對于人生社會上另有一種認識。
加以幼年時所從的塾師為一異人——善于騎射劍戟及百戰神機之術，而又以治醫為生之人。
所以在他三十歲以前，性質特殊，興趣屢變，忽而學仙，忽而學醫，忽而學兵，後來又研究理學，到最後才歸于實用。
顔元像 習齋先生自二十三歲至三十四歲的十年間，專心研究宋、明性理之學——初喜陸、王，後信程、朱。
将他的書屋取名思古齋，自稱思古人，對于程、朱的信仰是極高的。
當三十四歲時，遭恩祖母的喪事，從喪禮中感覺朱子家禮之不合人情，由此大悟宋、明性理之學及講學之法皆錯了，皆不是孔、孟的舊說。
于是幡然改悔，舍棄宋、明學者的一切成法，直接以孔、孟之學為學，直接以孔、孟教人之法為法，把思古齋改為習齋，特别注重一個“習”字，所以世稱習齋先生。
先生教書生活始于二十四歲，當初自然謹守程、朱成法，至十年之後，特标異幟以來，很能引起社會上的注意，所以從遊的人也很多。
康熙三十四年，先生已五十七歲，南遊洛陽，與理學諸家開了一次辯論。
三十三年，肥鄉郝公聘請主教漳南書院，再三推辭不了，才應命前往，在這裡即實行他的教法，習樂習禮起來，計劃也很大，但不到半年，因水災之故遂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