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清代教育家及其學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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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
據梨洲先生的主張，學校不僅為養士之機關，且為政府與社會衡論一切是非的場所，學校是超政治的一種組織，同時又是監督政府的最高機關。
負學校行政責任的首領，在太學稱“祭酒”，在郡縣學稱“學官”，他們的地位應尊于一切政府官吏。
太學祭酒推擇當世大儒充當，或就退休的宰相充當，其重要與宰相相等。
除平日處理學校政務及制造輿論外，再逢朔日，公開講演一次，此時祭酒南面講學，天子率領百官鹹就弟子之列，北面聽講。
講學以外，凡關一國政治的得失，祭酒可直言陳述，令負有責任者采納改良。
郡縣學官不由政府選除，由地方公議推請名儒主持，其資格不限階級，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謝事者，隻要學行相稱，皆可充當。
學官的權限非常擴大，在學校以内，如教師的聘請，學生的考試及升降，校舍及校産的管理；在學校以外，如書籍的檢定，出版的審查，名勝古迹的保管，先賢陵墓祠宇的修饬與表彰，民間吉兇儀式的規定，及風俗的改良，一切地方的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皆在學官職責範圍以内。
除此以外，每逢朔望等日，舉行公開講演一次，凡一邑的缙紳士子皆須到會，郡縣官吏亦就弟子之列，北面聽講。
在這個時候，凡關于地方政治的得失，亦得直言糾繩，貢獻主張于地方政府。
在學官之下，郡縣設有五經師及兵法、曆、算、醫、射等科教師，皆由學官擇聘。
郡縣學多設在郡縣城内，凡城外人口稠密之大市鎮，亦得設學置經師。
凡經師所教，皆屬于高等學校性質。
其外還設立小學，為民間兒童受教的地方，充當小學教師的謂之蒙師。
除原有學宮外，凡地方寺觀庵堂，勿論在城在鄉，一律取消，大的改為書院，小的改為小學，所有産業即撥充學校經費。
由以上看來，先生對于學校的性質，是擴充到極大，對于學官的地位與職權又提升到極高。
但同時對于學生的權利亦非常注重，學官有品行不良及不稱職的，學生可由公決而更換之；郡縣長官年少無實學，且亂施壓力于學官及各儒者，學生可群起而驅逐之。
學校是社會的中心，學生可以在規律之内發揮民權，這種教育思想含着極重大的革命意義。
（二）取士。
明代政府取士，隻科選一途，而既取之後任用太驟。
梨洲先生深緻不滿，乃立一改良的标準，“寬于取士，而嚴于用人”。
所謂“寬于取士”，即為士子多辟幾條出路，而國家得以盡量收羅人才。
先生所拟出路共有八條：一為科舉，二為薦舉，三為太學，四為仕子，五為郡邑佐，六為辟召，七為絕學，八為上書。
出路既多，士子進升的機會多，凡有一技一能者，庶不緻湮沒無聞，國家得以治理，社會得以安定——先生以為。
但一方雖廣開門徑，一方還要防止浮濫，所以又有“嚴于用人”的限制。
在嚴于用人的原則之下，八條門徑皆有規定，而以改良科舉之法為較詳。
改良科舉的辦法，系采取朱子的《貢舉私議》，以分年、分科考試為原則。
每次分四場：第一場試經，第二場試子，第三場試史，皆分年各考試數種；第四場試時務策三道，不分年。
試經仿唐代墨義的辦法，而稍為變通，即凡答經文者須先條舉注疏大全，及漢、宋諸儒之說，然後以己意申加按語，作結論——或折中諸家之說，或自由發表創見，不要拘守一家的說法。
梨洲謂照這樣辦法，既可以免掉空疏的毛病，又可以養其自由研究的精神。
黃宗羲手迹 第三節顧亭林（1613—1682） 一生活小史 昆山亭林先生，名炎武，字甯人，生于明萬曆四十一年，死于清康熙二十一年，享年七十歲，與黃梨洲完全同時。
兩人皆為明末遺老，不肯臣事清朝者，但梨洲豪邁，而先生耿介絕俗。
先生狀貌奇特，雙瞳子中白而四邊黑，三歲因病又眇一隻右眼，其貌似不足稱，但其博學多識，志大氣剛，差不多推為清初第一人。
他的家世雖不及梨洲高貴，但也算是缙紳之家的子弟，七歲入蒙學，十一歲讀《資治通鑒》。
嗣母王氏頗有學識，當十七歲時，以其嗣父的未婚妻資格自請歸來守節，作寡婦生活，性情亦算特别。
平日以古今忠臣烈士的傳記訓誨先生，當南京陷落絕食死難時，她又遺囑以勿事二君為勖勉，則先生的性情為嗣母王氏所陶鑄者為不少了。
先生是一位明體達用的通儒，富于民族思想的志士，一生遍遊關山險要，以寄其懷抱。
四十五歲以前，多在江南一帶，四十五歲以後，足迹遍北方各省，凡邊塞地方尤所注意。
到晚年，乃蔔居于陝西的華陰，即以此終老。
顧炎武像 先生精力絕倫，最精于經學與音韻學，為清代考證學的開山老祖。
一生極不滿意陸、王空疏虛誕的學法，對于陽明學派攻擊尤烈。
他說： 今之君子，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我弗敢知也。
（《答友人論學書》） 試過細玩索這一段話，該是何等痛切！所以他平日不言理學，不談性命，隻講求實用，講求通經緻用的學問。
亦不肯多開講會，号召門徒，他以為這是學者純盜虛聲的手段，徒足以鼓動人心，敗壞風俗——這是與梨洲相左的地方。
[2]平生著作宏富，以《日知錄》一書尤為畢生精力荟萃之作。
關于教育論文，除《日知錄》外，散見于《亭林文集》中，留待下面另述。
二教育思想 亭林先生看出明末社會有兩大毛病：一為學者徒尚空談而無實用，二為流入狂禅而不講氣節。
後者為王學末流所演出的現象，前者除了王學的影響外，還有教育制度的關系。
當今社會以士族階級為中堅，倘這一班人既空疏無用，而又寡廉鮮恥，失了中堅的資格，結果必緻于亡國以亡天下。
亡國不過“易姓改号”，其禍尚小；亡天下則“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将相食”，其禍最烈。
他是具有極大抱負的一位賢士大夫，既看出當時兩大毛病，而這毛病已演出極不良的結果，所以不惜大聲疾呼以圖挽救。
挽救的方法，對于前者則提倡能夠緻用的實學，對于後者則提倡尊廉尚恥的美風。
觀其與友人論學書，處處以有用之學及移風易俗為言；觀其《日知錄·世風篇》内，屢屢以名教廉恥為倡，可以知其宗旨之所在了。
我們歸納起來，他的言論，不外“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八個字，這八個字就是他的教育原則。
他說： 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于文，曰行己有恥。
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
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
吾見其日從事于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與友人論學書》） 《日知錄》書影 以“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為原則，其目的在養成“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時之務，出為公卿大夫，與天子
據梨洲先生的主張，學校不僅為養士之機關，且為政府與社會衡論一切是非的場所，學校是超政治的一種組織，同時又是監督政府的最高機關。
負學校行政責任的首領，在太學稱“祭酒”，在郡縣學稱“學官”，他們的地位應尊于一切政府官吏。
太學祭酒推擇當世大儒充當，或就退休的宰相充當，其重要與宰相相等。
除平日處理學校政務及制造輿論外，再逢朔日，公開講演一次，此時祭酒南面講學，天子率領百官鹹就弟子之列，北面聽講。
講學以外，凡關一國政治的得失，祭酒可直言陳述，令負有責任者采納改良。
郡縣學官不由政府選除，由地方公議推請名儒主持，其資格不限階級，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謝事者，隻要學行相稱，皆可充當。
學官的權限非常擴大，在學校以内，如教師的聘請，學生的考試及升降，校舍及校産的管理；在學校以外，如書籍的檢定，出版的審查，名勝古迹的保管，先賢陵墓祠宇的修饬與表彰，民間吉兇儀式的規定，及風俗的改良，一切地方的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皆在學官職責範圍以内。
除此以外，每逢朔望等日，舉行公開講演一次，凡一邑的缙紳士子皆須到會，郡縣官吏亦就弟子之列，北面聽講。
在這個時候，凡關于地方政治的得失，亦得直言糾繩，貢獻主張于地方政府。
在學官之下，郡縣設有五經師及兵法、曆、算、醫、射等科教師，皆由學官擇聘。
郡縣學多設在郡縣城内，凡城外人口稠密之大市鎮，亦得設學置經師。
凡經師所教，皆屬于高等學校性質。
其外還設立小學，為民間兒童受教的地方，充當小學教師的謂之蒙師。
除原有學宮外，凡地方寺觀庵堂，勿論在城在鄉，一律取消，大的改為書院，小的改為小學，所有産業即撥充學校經費。
由以上看來，先生對于學校的性質，是擴充到極大，對于學官的地位與職權又提升到極高。
但同時對于學生的權利亦非常注重，學官有品行不良及不稱職的，學生可由公決而更換之；郡縣長官年少無實學，且亂施壓力于學官及各儒者，學生可群起而驅逐之。
學校是社會的中心，學生可以在規律之内發揮民權，這種教育思想含着極重大的革命意義。
（二）取士。
明代政府取士，隻科選一途，而既取之後任用太驟。
梨洲先生深緻不滿，乃立一改良的标準，“寬于取士，而嚴于用人”。
所謂“寬于取士”，即為士子多辟幾條出路，而國家得以盡量收羅人才。
先生所拟出路共有八條：一為科舉，二為薦舉，三為太學，四為仕子，五為郡邑佐，六為辟召，七為絕學，八為上書。
出路既多，士子進升的機會多，凡有一技一能者，庶不緻湮沒無聞，國家得以治理，社會得以安定——先生以為。
但一方雖廣開門徑，一方還要防止浮濫，所以又有“嚴于用人”的限制。
在嚴于用人的原則之下，八條門徑皆有規定，而以改良科舉之法為較詳。
改良科舉的辦法，系采取朱子的《貢舉私議》，以分年、分科考試為原則。
每次分四場：第一場試經，第二場試子，第三場試史，皆分年各考試數種；第四場試時務策三道，不分年。
試經仿唐代墨義的辦法，而稍為變通，即凡答經文者須先條舉注疏大全，及漢、宋諸儒之說，然後以己意申加按語，作結論——或折中諸家之說，或自由發表創見，不要拘守一家的說法。
梨洲謂照這樣辦法，既可以免掉空疏的毛病，又可以養其自由研究的精神。
黃宗羲手迹 第三節顧亭林（1613—1682） 一生活小史 昆山亭林先生，名炎武，字甯人，生于明萬曆四十一年，死于清康熙二十一年，享年七十歲，與黃梨洲完全同時。
兩人皆為明末遺老，不肯臣事清朝者，但梨洲豪邁，而先生耿介絕俗。
先生狀貌奇特，雙瞳子中白而四邊黑，三歲因病又眇一隻右眼，其貌似不足稱，但其博學多識，志大氣剛，差不多推為清初第一人。
他的家世雖不及梨洲高貴，但也算是缙紳之家的子弟，七歲入蒙學，十一歲讀《資治通鑒》。
嗣母王氏頗有學識，當十七歲時，以其嗣父的未婚妻資格自請歸來守節，作寡婦生活，性情亦算特别。
平日以古今忠臣烈士的傳記訓誨先生，當南京陷落絕食死難時，她又遺囑以勿事二君為勖勉，則先生的性情為嗣母王氏所陶鑄者為不少了。
先生是一位明體達用的通儒，富于民族思想的志士，一生遍遊關山險要，以寄其懷抱。
四十五歲以前，多在江南一帶，四十五歲以後，足迹遍北方各省，凡邊塞地方尤所注意。
到晚年，乃蔔居于陝西的華陰，即以此終老。
顧炎武像 先生精力絕倫，最精于經學與音韻學，為清代考證學的開山老祖。
一生極不滿意陸、王空疏虛誕的學法，對于陽明學派攻擊尤烈。
他說： 今之君子，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我弗敢知也。
（《答友人論學書》） 試過細玩索這一段話，該是何等痛切！所以他平日不言理學，不談性命，隻講求實用，講求通經緻用的學問。
亦不肯多開講會，号召門徒，他以為這是學者純盜虛聲的手段，徒足以鼓動人心，敗壞風俗——這是與梨洲相左的地方。
[2]平生著作宏富，以《日知錄》一書尤為畢生精力荟萃之作。
關于教育論文，除《日知錄》外，散見于《亭林文集》中，留待下面另述。
二教育思想 亭林先生看出明末社會有兩大毛病：一為學者徒尚空談而無實用，二為流入狂禅而不講氣節。
後者為王學末流所演出的現象，前者除了王學的影響外，還有教育制度的關系。
當今社會以士族階級為中堅，倘這一班人既空疏無用，而又寡廉鮮恥，失了中堅的資格，結果必緻于亡國以亡天下。
亡國不過“易姓改号”，其禍尚小；亡天下則“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将相食”，其禍最烈。
他是具有極大抱負的一位賢士大夫，既看出當時兩大毛病，而這毛病已演出極不良的結果，所以不惜大聲疾呼以圖挽救。
挽救的方法，對于前者則提倡能夠緻用的實學，對于後者則提倡尊廉尚恥的美風。
觀其與友人論學書，處處以有用之學及移風易俗為言；觀其《日知錄·世風篇》内，屢屢以名教廉恥為倡，可以知其宗旨之所在了。
我們歸納起來，他的言論，不外“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八個字，這八個字就是他的教育原則。
他說： 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于文，曰行己有恥。
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
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
吾見其日從事于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與友人論學書》） 《日知錄》書影 以“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為原則，其目的在養成“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時之務，出為公卿大夫，與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