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清代教育家及其學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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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兩句話，于是又識得“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處”的道理，則人與萬物之所以同，及所以異，又了然了。
這是第三層的進步。
到了這一步，對于性的認識，如理與氣，及人與物，似有相當的明澈，但于“性善”二字仍守陳說，是就“繼之者善”說的。
照這樣說法，則性與氣質仍舊是可以分離的。
到四十九歲以後，再加玩索，又有一番覺悟。
性是不離氣質的，一說到性便屬于氣質了；若離氣而言性，則性無着落，亦不成其為性了。
孟子所謂“性善”，是就“成之者性”說的，是就有生以後說的，是合了氣質而言的。
于是得到一個結論： 性為萬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獨，善性之旨正不必離氣質而觀也。
這是他最後的進步。
拿這個結論，遍與宋儒諸家的性說比較與參證，于是對于自己的主張，相信益堅，但猶不敢發表。
到了五十六歲以後，人已漸漸老了，在康熙丙午年間，講學于昆陵時，才以二三十年所研究的結果公布于社會，并将他的思想之變遷的經過也一一說明。
這種研究的精神及有系統的叙述，是從來論性的人所未曾有的（見《學案小識》）。
第十二圖桴亭性命圖解 凡宇宙萬象莫非一氣之流行，流行之所以然謂之理。
此“理與氣在天為天之命，在人為人之性”。
性與命是一體，都是包攝理氣的。
吾人禀受天命而為“性”，既有是性則由性生“情”，由情生“意”，意之堅決處謂之“志”，志之浩然盛大處謂之“氣”，合情、意、志、氣等要素，再加以擴充了謂之“才”。
此六種不是并立的，是遞生的，演成的，其原始則謂“性”，其集成則謂“心”；所以心是統性、情、意、志、氣、才六種而言的，是合神與形而名的（見《答友人問》）。
如果我們以圖表示，則有右圖。
三小學教育 陸氏的教育理論，以關于小學為最進步。
他定小學教育為十年，以五歲至十五歲的兒童為受小學教育時期。
在此時期的兒童，生機活潑，一片天籁，且富于可塑性，最易被人引誘。
教者應當順着他們的天性與興趣，依照正常的軌道，因勢利導，将來才可以成就一個“人”。
古代“人心質樸，風俗淳厚”，兒童至七八歲時知識尚未大開，所以定八歲為入學始期。
近代人心風俗皆較以前複雜，兒童的知識發達亦較早些，若仍遲至八歲始入小學，與兒童發達不相合，施教必感困難，所以應定以五六歲為入學始期。
關于兒童的訓練，宜主寬不宜主嚴，蓋這個時候正是他們身心發達時期，過于嚴了，阻喪了他們的意志，有礙發育，不如持以寬和的态度，逐漸誘導，較有效力。
他又以朱子的“去其外誘，全其真純”八個字為訓練的綱領。
外誘如“樗蒲、博弈及看搬演故事之類”，皆為不正當的事情，而最易引誘兒童。
兒童一被引誘，即放蕩而不習正業了，所以應當杜絕；外誘杜絕了，真純自然可全。
但要杜絕兒童的外誘，首先就要為父兄師長的自己沒有外誘，能夠以身作則，而且無親外誘的機會，他們自然易就正軌，以全其真純。
清代私塾 關于兒童的教材，陸氏似若分為兩期：在十歲以下為第一期，在十歲以上為第二期。
第一期的教材，有讀物、歌舞及寫字三項；第二期，有讀本及禮樂二項。
從前小學教師多以朱子所輯《小學》一書為初學兒童讀物，他認為很不适宜。
他的理由是：該書内容屬高深學理，不是兒童所能懂的；内中所引禮節多為古禮，與時代不合，不能應用；且開卷難字太多，尤不便初學。
若以此書為初學兒童讀物，隻是令他們茫然不曉，徒足以耗費時光而已。
在陸氏的意見：當五六歲的兒童初入學時，語音尚未清朗，不能誦讀長句，應編一種字句很短的韻語，作為兒童讀物。
該讀物的内容，須選擇适合于兒童興趣，及不與時代相背的材料，以韻語的格式、淺近的文字，編成三字一句或五字一句，取名《節韻幼儀》。
照這樣辦，兒童才容易通曉。
年齡稍長，加課以《小學》、《四書》等書。
兒童天機活潑，最喜歌舞，教師宜乘時教導，以發展其天能，以鼓舞其興趣；且歌舞即禮樂的初步，此時習會了歌舞，将來升歌習禮更有底。
兒童習字，宜仿宋人教小兒習字法，先令兒童影寫趙子昂大字《千字文》。
年齡稍長，再合習智永《千字文》。
字數由少而多，初為影寫，後乃臨寫，每日如此，練習久了自然運筆如飛，不至走樣。
且寫字時不僅教他們寫得好，也可以多識生字，而收記誦之功。
兒童到了十歲以後，所讀的内容更豐富了，不僅四書、五經在所必讀，即天文、地理、史學、算學之類也宜選擇較有價值的編成韻語了，令他們誦讀。
陸氏以兒童在十五歲以前，記憶力最強，此時是他們誦讀的時期，也是記憶的時期，宜選擇人生必需的教材，令他們多讀熟記，不可錯過。
至于禮樂一項的教材，也須重編，宜參酌古今之制，把冠、昏、祭及鄉飲、鄉射諸禮的内容編輯成一部禮書，又把文廟樂舞及宴飲、升歌諸儀編成一部樂書，與讀本同時學習，遇了令節，或重典，或閑暇的日子，特别演習。
升歌習禮的價值，不僅是模仿古人，且可以“涵養氣質，熏陶德性”，無形中增加訓育的效能最大。
智永真草千字文 關于小學教法，陸氏主張“即讀即教法”，即是“知行并進法”，尤其對十歲以下的兒童必須采用。
他說： 如頭容直，即教之以端正頭項；手容恭，即教之以整齊手足；合下便教他知行并進，似于造就人才之法更為容易。
這種教法我們可名為“知行并進，訓教一緻”的辦法，頗合于教育原理。
關于禮樂的教法，他主張“由粗以及精，因年而進”之法，亦有價值。
除以上各條外，陸氏對于小學教育還有兩點意見：一為家庭教育，二為女子教育。
他認家庭教育是輔助學校教育的，不僅居在輔助的地位，且居在并行的地位。
當兒童未入學以前，或出學門以後，均在家庭生活，倘家庭沒有相當的教育，随他們做惡習非，甚至于家人“戲教以打人、罵人，及玩以聲色玩好之具”，氣習先已教壞了，再入學校，想圖矯正，殊不容易，所以家庭教育至關重要。
如灑掃、應對、進退等事，亦家庭所應當教的。
至于女子教育，他也看得很重要，女子也必須受教，但他對于女子教育的觀念則不同男子。
他說： 教女子隻可使之識字，不可使之知書義，蓋識字則可理家政、治貨财，代夫之勞，若書義則無所用之。
又說：“‘無非無儀，惟酒食是儀’一語，真教女子良法。
”原來他主張女子教育是隻令識些文字了，可以料理家務，做一個無才便是德的賢妻良母罷了。
至于書義勿庸多讀多懂，因為沒有用處，不僅沒有用處，且恐壞事哩。
法人盧梭著《愛彌兒》（Emile）一書，提倡自然主義教育，處處表現不朽的價值，而對于女子教育則輕視極了，其主張很與陸氏相似。
由此，你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凡未曾脫離封建時代思想的人物，勿論他的教育理論如何進步，而對于女子教育總是畸視的。
（均見《思辨錄·小學類》） 四大學教育 陸氏說：“予以為古人之意，小學之設是使人由之；大學之教，乃使人知之。
”（《思辨錄·小學類》）這是他對于小學與大學兩段教育的解釋。
兒童在十五歲以前，智力尚未發達，小學教育不過指導他們如何動作，如何讀書，如何生活。
到了十五以後，進了大學，才教以學理的研究，及研究一切之所以然。
教育宗旨，在教學生怎樣做“人”，換一句話，即教他們做一個聖賢。
但這個宗旨，在小學時代不能講明，因為他們不能聽懂，所以課《幼儀》、授《小學》，用知行并進的法子，不過矯正他們的行動與習慣，引導他們向着聖賢路上走就是了。
到了大學時代，一方面教以怎樣為聖賢，一方面教以所以為聖賢；且一方面由聽講而得，一方面更要由自己研究而得。
但“人”不是容易做的，“聖賢”不是容易學的，在這時期所以進學之始便須立志。
他說： 學者欲學聖賢，須是立志第一。
志是入道先鋒，先鋒勇，後軍方有進步，志氣銳，學問乃有成功。
（《思辨錄·立志類》） 意志決定了，即着手做工夫，不要期待，不要選擇，“隻在這所在、這時候做去”。
做人的工夫是什麼？不外“居敬窮理”四個字。
[4]勿論千聖千賢的道理，總不出此四字的範圍，所以吾人應當依此四字做去。
但此四字中，居敬是工夫的主宰，窮理是工夫的進步，以居敬的态度來窮理，在窮理的進程中不忘居敬。
照這樣做去，思想才純一，工夫才切實，這才是實學，這才是程、朱的教法，這才可以為聖賢。
大學校址宜擇一國中勝地，風景佳美，遠離城市，才宜于研究學問。
學校之旁還須多建房屋，為學生寄宿，一則可以朝夕聽講，二則可以互相觀摩。
大學的課程宜仿湖州學的辦法，分科教授。
如經義一系，則又分為《易》、《詩》、《書》、《禮》、《春秋》等科；治事一系，則又分為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諸科。
每科設一科長，聘請專門名家充當；另設學長一人，以總其成。
如此辦法，則大學才有成績，人才可從此養成。
否則學生散處四方，教師不過濫竽充數，如明末學校的情形，學校徒有其名，怎樣望其有成功？ 五讀書法 他的《思辨錄·格物編》裡，關于讀書方法，講論頗詳，很有些可取的地方。
我們無妨分條叙述于後： （一）讀書分年。
陸氏把吾人讀書生活分作三節，每節十年，共計一生可讀三十年的書。
第一節自五歲至十五歲，這十年謂之誦讀時期。
第二節，自十五歲至二十五歲，這十年謂之講貫時期。
第三節，自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這十年謂之涉獵時期。
十年誦讀之書，為《小學》、《四書》、《五經》、《周禮》、《太極》、《通書》、《西銘》、《綱目》、古文、古詩及各家歌訣。
十年講貫之書，為《四書》、《五經》、《周禮》、《性理》、《綱目》、本朝事實、本朝典禮、本朝律令、《文獻通考》、《大學衍義》、《衍義補》、地理書、水利農田書、兵法書及古文古詩。
十年涉獵之書，為《四書》、《五經》、《周禮》、諸儒語錄、《二十一史》、本朝實錄及典禮律令諸書、諸家經濟類書、諸家天文、諸家地理、諸家水利農田書、諸家古文、諸家詩。
以上各書，力能兼的則兼習，不能兼習則涉
這是第三層的進步。
到了這一步，對于性的認識，如理與氣，及人與物，似有相當的明澈，但于“性善”二字仍守陳說，是就“繼之者善”說的。
照這樣說法，則性與氣質仍舊是可以分離的。
到四十九歲以後，再加玩索，又有一番覺悟。
性是不離氣質的，一說到性便屬于氣質了；若離氣而言性，則性無着落，亦不成其為性了。
孟子所謂“性善”，是就“成之者性”說的，是就有生以後說的，是合了氣質而言的。
于是得到一個結論： 性為萬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獨，善性之旨正不必離氣質而觀也。
這是他最後的進步。
拿這個結論，遍與宋儒諸家的性說比較與參證，于是對于自己的主張，相信益堅，但猶不敢發表。
到了五十六歲以後，人已漸漸老了，在康熙丙午年間，講學于昆陵時，才以二三十年所研究的結果公布于社會，并将他的思想之變遷的經過也一一說明。
這種研究的精神及有系統的叙述，是從來論性的人所未曾有的（見《學案小識》）。
第十二圖桴亭性命圖解 凡宇宙萬象莫非一氣之流行，流行之所以然謂之理。
此“理與氣在天為天之命，在人為人之性”。
性與命是一體，都是包攝理氣的。
吾人禀受天命而為“性”，既有是性則由性生“情”，由情生“意”，意之堅決處謂之“志”，志之浩然盛大處謂之“氣”，合情、意、志、氣等要素，再加以擴充了謂之“才”。
此六種不是并立的，是遞生的，演成的，其原始則謂“性”，其集成則謂“心”；所以心是統性、情、意、志、氣、才六種而言的，是合神與形而名的（見《答友人問》）。
如果我們以圖表示，則有右圖。
三小學教育 陸氏的教育理論，以關于小學為最進步。
他定小學教育為十年，以五歲至十五歲的兒童為受小學教育時期。
在此時期的兒童，生機活潑，一片天籁，且富于可塑性，最易被人引誘。
教者應當順着他們的天性與興趣，依照正常的軌道，因勢利導，将來才可以成就一個“人”。
古代“人心質樸，風俗淳厚”，兒童至七八歲時知識尚未大開，所以定八歲為入學始期。
近代人心風俗皆較以前複雜，兒童的知識發達亦較早些，若仍遲至八歲始入小學，與兒童發達不相合，施教必感困難，所以應定以五六歲為入學始期。
關于兒童的訓練，宜主寬不宜主嚴，蓋這個時候正是他們身心發達時期，過于嚴了，阻喪了他們的意志，有礙發育，不如持以寬和的态度，逐漸誘導，較有效力。
他又以朱子的“去其外誘，全其真純”八個字為訓練的綱領。
外誘如“樗蒲、博弈及看搬演故事之類”，皆為不正當的事情，而最易引誘兒童。
兒童一被引誘，即放蕩而不習正業了，所以應當杜絕；外誘杜絕了，真純自然可全。
但要杜絕兒童的外誘，首先就要為父兄師長的自己沒有外誘，能夠以身作則，而且無親外誘的機會，他們自然易就正軌，以全其真純。
清代私塾 關于兒童的教材，陸氏似若分為兩期：在十歲以下為第一期，在十歲以上為第二期。
第一期的教材，有讀物、歌舞及寫字三項；第二期，有讀本及禮樂二項。
從前小學教師多以朱子所輯《小學》一書為初學兒童讀物，他認為很不适宜。
他的理由是：該書内容屬高深學理，不是兒童所能懂的；内中所引禮節多為古禮，與時代不合，不能應用；且開卷難字太多，尤不便初學。
若以此書為初學兒童讀物，隻是令他們茫然不曉，徒足以耗費時光而已。
在陸氏的意見：當五六歲的兒童初入學時，語音尚未清朗，不能誦讀長句，應編一種字句很短的韻語，作為兒童讀物。
該讀物的内容，須選擇适合于兒童興趣，及不與時代相背的材料，以韻語的格式、淺近的文字，編成三字一句或五字一句，取名《節韻幼儀》。
照這樣辦，兒童才容易通曉。
年齡稍長，加課以《小學》、《四書》等書。
兒童天機活潑，最喜歌舞，教師宜乘時教導，以發展其天能，以鼓舞其興趣；且歌舞即禮樂的初步，此時習會了歌舞，将來升歌習禮更有底。
兒童習字，宜仿宋人教小兒習字法，先令兒童影寫趙子昂大字《千字文》。
年齡稍長，再合習智永《千字文》。
字數由少而多，初為影寫，後乃臨寫，每日如此，練習久了自然運筆如飛，不至走樣。
且寫字時不僅教他們寫得好，也可以多識生字，而收記誦之功。
兒童到了十歲以後，所讀的内容更豐富了，不僅四書、五經在所必讀，即天文、地理、史學、算學之類也宜選擇較有價值的編成韻語了，令他們誦讀。
陸氏以兒童在十五歲以前，記憶力最強，此時是他們誦讀的時期，也是記憶的時期，宜選擇人生必需的教材，令他們多讀熟記，不可錯過。
至于禮樂一項的教材，也須重編，宜參酌古今之制，把冠、昏、祭及鄉飲、鄉射諸禮的内容編輯成一部禮書，又把文廟樂舞及宴飲、升歌諸儀編成一部樂書，與讀本同時學習，遇了令節，或重典，或閑暇的日子，特别演習。
升歌習禮的價值，不僅是模仿古人，且可以“涵養氣質，熏陶德性”，無形中增加訓育的效能最大。
智永真草千字文 關于小學教法，陸氏主張“即讀即教法”，即是“知行并進法”，尤其對十歲以下的兒童必須采用。
他說： 如頭容直，即教之以端正頭項；手容恭，即教之以整齊手足；合下便教他知行并進，似于造就人才之法更為容易。
這種教法我們可名為“知行并進，訓教一緻”的辦法，頗合于教育原理。
關于禮樂的教法，他主張“由粗以及精，因年而進”之法，亦有價值。
除以上各條外，陸氏對于小學教育還有兩點意見：一為家庭教育，二為女子教育。
他認家庭教育是輔助學校教育的，不僅居在輔助的地位，且居在并行的地位。
當兒童未入學以前，或出學門以後，均在家庭生活，倘家庭沒有相當的教育，随他們做惡習非，甚至于家人“戲教以打人、罵人，及玩以聲色玩好之具”，氣習先已教壞了，再入學校，想圖矯正，殊不容易，所以家庭教育至關重要。
如灑掃、應對、進退等事，亦家庭所應當教的。
至于女子教育，他也看得很重要，女子也必須受教，但他對于女子教育的觀念則不同男子。
他說： 教女子隻可使之識字，不可使之知書義，蓋識字則可理家政、治貨财，代夫之勞，若書義則無所用之。
又說：“‘無非無儀，惟酒食是儀’一語，真教女子良法。
”原來他主張女子教育是隻令識些文字了，可以料理家務，做一個無才便是德的賢妻良母罷了。
至于書義勿庸多讀多懂，因為沒有用處，不僅沒有用處，且恐壞事哩。
法人盧梭著《愛彌兒》（Emile）一書，提倡自然主義教育，處處表現不朽的價值，而對于女子教育則輕視極了，其主張很與陸氏相似。
由此，你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凡未曾脫離封建時代思想的人物，勿論他的教育理論如何進步，而對于女子教育總是畸視的。
（均見《思辨錄·小學類》） 四大學教育 陸氏說：“予以為古人之意，小學之設是使人由之；大學之教，乃使人知之。
”（《思辨錄·小學類》）這是他對于小學與大學兩段教育的解釋。
兒童在十五歲以前，智力尚未發達，小學教育不過指導他們如何動作，如何讀書，如何生活。
到了十五以後，進了大學，才教以學理的研究，及研究一切之所以然。
教育宗旨，在教學生怎樣做“人”，換一句話，即教他們做一個聖賢。
但這個宗旨，在小學時代不能講明，因為他們不能聽懂，所以課《幼儀》、授《小學》，用知行并進的法子，不過矯正他們的行動與習慣，引導他們向着聖賢路上走就是了。
到了大學時代，一方面教以怎樣為聖賢，一方面教以所以為聖賢；且一方面由聽講而得，一方面更要由自己研究而得。
但“人”不是容易做的，“聖賢”不是容易學的，在這時期所以進學之始便須立志。
他說： 學者欲學聖賢，須是立志第一。
志是入道先鋒，先鋒勇，後軍方有進步，志氣銳，學問乃有成功。
（《思辨錄·立志類》） 意志決定了，即着手做工夫，不要期待，不要選擇，“隻在這所在、這時候做去”。
做人的工夫是什麼？不外“居敬窮理”四個字。
[4]勿論千聖千賢的道理，總不出此四字的範圍，所以吾人應當依此四字做去。
但此四字中，居敬是工夫的主宰，窮理是工夫的進步，以居敬的态度來窮理，在窮理的進程中不忘居敬。
照這樣做去，思想才純一，工夫才切實，這才是實學，這才是程、朱的教法，這才可以為聖賢。
大學校址宜擇一國中勝地，風景佳美，遠離城市，才宜于研究學問。
學校之旁還須多建房屋，為學生寄宿，一則可以朝夕聽講，二則可以互相觀摩。
大學的課程宜仿湖州學的辦法，分科教授。
如經義一系，則又分為《易》、《詩》、《書》、《禮》、《春秋》等科；治事一系，則又分為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諸科。
每科設一科長，聘請專門名家充當；另設學長一人，以總其成。
如此辦法，則大學才有成績，人才可從此養成。
否則學生散處四方，教師不過濫竽充數，如明末學校的情形，學校徒有其名，怎樣望其有成功？ 五讀書法 他的《思辨錄·格物編》裡，關于讀書方法，講論頗詳，很有些可取的地方。
我們無妨分條叙述于後： （一）讀書分年。
陸氏把吾人讀書生活分作三節，每節十年，共計一生可讀三十年的書。
第一節自五歲至十五歲，這十年謂之誦讀時期。
第二節，自十五歲至二十五歲，這十年謂之講貫時期。
第三節，自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這十年謂之涉獵時期。
十年誦讀之書，為《小學》、《四書》、《五經》、《周禮》、《太極》、《通書》、《西銘》、《綱目》、古文、古詩及各家歌訣。
十年講貫之書，為《四書》、《五經》、《周禮》、《性理》、《綱目》、本朝事實、本朝典禮、本朝律令、《文獻通考》、《大學衍義》、《衍義補》、地理書、水利農田書、兵法書及古文古詩。
十年涉獵之書，為《四書》、《五經》、《周禮》、諸儒語錄、《二十一史》、本朝實錄及典禮律令諸書、諸家經濟類書、諸家天文、諸家地理、諸家水利農田書、諸家古文、諸家詩。
以上各書，力能兼的則兼習，不能兼習則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