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清代教育家及其學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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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老死,合計不下四十年,設館差不多有十處之多,不外浙江、江蘇各縣近海一帶。

    一面講學,一面躬親操作,是學者,是紳士,又是自耕農民,與吳康齋差不多同一行徑。

    雖一度從劉蕺山,但他是程、朱的信徒,平生極端反對王學的。

    對于程子則尊守“存心緻知”四字,對于朱子則尊守“居敬窮理”四字。

    他說: 程門四字教,曰存心,曰至知。

    朱門四字教,曰居敬,曰窮理。

    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緻知也,一也,而朱益緊切矣。

    學者舍是更無學法,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初學備忘》上) 《張楊園全集》書影 他平日是主張實事求是的,是提倡實學的教育家,所以力講笃實踐履,最反對廣交遊、盜虛聲的一般虛僞學者。

    講學四十年,及門之士也很多,但沒有一次正式舉行師弟子之儀式,他認為這是明末士大夫所常蹈的交遊氣習,借講學以相号召,把講學的真義完全失掉,所以力加矯正。

    張氏中年求學格外勤苦,一面講學,一面自修,嘗終夜不就枕席者十餘年,所以精力早衰。

    平生短篇著作很多,思想總不脫離程、朱的範圍,死了後由門人編輯成書,名曰《楊園全集》[3]。

     二教育論 張氏平日是“祖述孔、孟,憲章程、朱”的,①所以他的思想即是孔、孟的思想,他的方法即是程、朱的方法,對于教育并沒有特殊意見。

    私設講壇四十年,所以諄諄訓練學生的,不外“辨心術”、“求實學”兩點,前者是為人的始基,後者是為人的工夫。

    他說: 讀書先要正其心術,心術者為木之根、谷之種。

    根先壞,千枝萬葉總無着處,種稂莠,栽培滋養适為害耳。

    (《初學備忘》下) 學者起足第一步須是路途不錯,此處一錯,無所不錯。

    (《願學記》二) “心術”即“思想”,吾人的行為随心術為轉移,即受思想的支配。

    如果思想純正,所聞所見皆以充實此純正之思想,則所行所為自然純正。

    如果思想不純正,所聞所見适以助長此不純正之思想,則所行所為盡屬壞事。

    所以兒童開始受教時,即學者開始為人時,就當教他們辨别心術,何者為正,何者為不正,對于正與不正辨别清楚了,即從正的一點立根。

    從此一點立下根基,譬如走路一樣,路途正,所走皆是正路;譬如種谷一樣,種子良,所生必是嘉禾。

    哪一種心術才算正,哪一種才算邪呢?據他的意見,不外善惡義利之分。

    吾人存心向善為義,則謂之正的心術;吾人存心向惡為利,則謂之邪的心術。

    所謂向善為義,就是肯做一個有道的君子;所謂向惡為利,必然走入自私自利的小人一路,所以這一點關系極其重要。

    辨心術也可以說就是“立志”,開始立一個什麼志向,就可以做一個什麼人,所謂“凡初為學先須立志,志大而大,志小而小,有有志而不道者矣,未有無志而有成者也”(《初學備忘》上)。

    心術辨正以後,即志向立定以後,務須腳踏實地做去。

    所謂“人既有志,正須下笃實工夫,方得稱志”(《願學記》二)。

    所謂“此志一定,卻須堅确不移。

    凡平日誦讀講習,與夫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其為我志所願,勉而求之;其為非我志所願,決而去之,自能向上”(《初學備忘》上)。

    實學即切己為人之學,苦吃苦掙的精神,實下進德修業的工夫。

    這種工夫,不是如名士之純盜虛聲的,也不是如學究之博聞強記的,也不是如怠惰者之悠悠忽忽的,更不是如禅家學者之一幾而頓悟的。

    這種工夫,即孔子下學而上達的工夫,即朱子居敬窮理的工夫,以不敢一刻少懈的精神,從人倫庶物上點點做去,不要浮誇,不要等待,不要間斷,要綿密,要堅實,今日如此用力,明日也是如此用力,時時刻刻莫不如此用力,迨日久純熟,自然一旦豁然貫通,即是成德的君子。

    這種學問,就與為人一緻,這種教育就與生活一緻,誠所謂無一念非學問,無一事非學問了。

     以上兩點,是他看為最重要,平日對學生諄諄訓誨不忘的。

    此外還有幾點:(1)關于訓練方面,他嘗舉幾個德目以開示學者。

    “立身四要:曰愛、曰敬、曰勤、曰儉”(《訓子語》上),這是陶冶品性的标準。

    “教子弟隻四語是綱領:入則孝、出則弟,言忠信、行笃敬”(《備忘》二),這是處世為人的标準。

    至于“辨心術、明義理、治性情、正容德、謹言語、慎事為”(《備忘》一)六條中,除一二兩條已說明于上外,其餘四條皆是關于品性陶冶的。

    (2)關于教材方面,不外宋儒學術,而以《小、學》及《近思錄》二書為入門必讀之書。

    “學者不從二書為門庭戶牖,積漸以進,學術終是偏枯,立身必無矩法”,這是他在《初學備忘錄》所指示于他的門人的話,可以知道他對于這兩書的注意了。

    除此以外,如《顔氏家訓》,如《白鹿洞規》,如《二程全書》,如宋儒各家語錄,皆是必讀的書。

    他在三十三歲時,編了一部書《名經正錄》,是取朱子《訓學齋規》、《白鹿洞規》,司馬溫公《居家雜儀》及朱子《增損呂照鄉約》四種編輯而成的。

    在這書的凡例裡面,并叙了這幾句話: 《齋規》為小學之事,蒙養以正作聖之基,故居于首。

    《洞規》大學之事,由小學而及于大學,不躐等也。

    師舍是無以教,弟子舍是無以學,二者所以修身也。

    《雜儀》齊家之事,故次之;《鄉約》禦邦家之事,故以終焉。

    (《年譜》) 由這幾句話,不僅知道他平日教授學生的程序,即訓練學生的标準也可推見一斑。

    (3)關于師資方面,他也有兩點意見:一為選擇師資,“須擇老成之士有品行、有學識者,方能造就得子弟”(《備忘》一)。

    二為教師須負全責教誨弟子,善于教導。

    若“子弟教不率從,必是教之不盡其道,為父兄師長者但當反求諸己,未可全責子弟也”(《備忘》一)。

    至于借設教以相号召,或無教導的能力者,皆不是良教師。

    (4)讀書法。

    張氏謂讀聖賢的書,當要以聖賢的言行作為吾人立身的規矩準繩,須時刻照着去行。

    以這種态度來讀聖賢的書,所以第一步務必讀熟,不要貪多,不要求速。

    第二步提取書中的要領,慢慢地涵泳其意味。

    涵泳之時,一方“體之于心”,一方“驗于身”,務求古人的言行與日用行習貼切,務求日用行習與古人的言行一緻。

    倘此中發現有未安的,則“靜以思之,詳以問之”,終必“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無非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由此積漸以厚,則讀書才有用處,方是實學”。

     三修養論 張氏為人,是主張居敬窮理的,是要檢點克治的,所以他的修養也是本着這種精神——苦吃苦掙的精神,須當“夙夜匪懈”,須當“無終食之間違仁”。

    換一句話,一日存在須當做人一日,一息存在須當一息不敢少懈,所謂“言有教、動有則、書有為、宵有得、瞬有存、息有養”的工夫。

    這種工夫,他自己确實能夠做到,史稱他“平居雖盛暑,方巾深衣,端拱若泥塑,或舟行百步,坐不少欹”,(《先正事略·名儒篇》)我們就可以想見這位道學大家的古怪樣子。

    但他關于修養論所說的确是透辟痛快,有精神、有血脈,足以訂頑貶愚,而言詞又極淺近,吾人無妨直接抄錄二段于下。

    他嘗說: 吾人自著衣至于解衣,終日之間,所言所行,須知有多少過差。

    自解衣至于著衣,終夜之間,所思所慮,須知有多少邪妄。

    有則改之,此為修身第一事。

     這自然是極呆闆的道學的行徑,凡朱學的教育,大半有這樣子,當否自當别論。

     又嘗說: 吾人一日之間,能随時随事提撕警覺,便不到得汩沒。

    當睡覺之初,則念雞鳴而起為善為利之義,平旦則念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否,日間則念旦晝之所為不至枯忘否,以至當衣則思不下帶而道存之義,臨食則念終食不違之義,及暮則思向晦瞑息以及夜以繼日記過無憾之義。

    如此則庶幾能勿忘乎。

    若其稍忘,即自責自訟不已。

    (均見《學案小識》) 由上兩段話看來,張氏夙夜匪懈的工夫,真有如昔日顔子之無終食聞違仁及曾子之一日三省的遺風,其行為雖不免呆闆,但亦不愧為笃實人格者。

     第五節陸桴亭(1611—1672) 一略傳 陸世儀像 陸桴亭是明末一個處士,與張楊園的行徑相同,始終未臣服過清朝。

    但楊園在明朝猶取得縣學生的資格,其生平事迹有年譜可考,而桴亭處境更窮,名尤不顯,直到滿清乾隆以後,經海内學者闡發幽光,才與陸清獻并稱為清初朱學正宗的二陸。

    因為這個原因,所以關于他的生活史,無多事迹可述。

    桴亭名世儀,字道威,是江蘇太倉縣人。

    雖笃守程、朱學說,可是志氣豪邁的一位學者,與楊園之迂拘古闆,自有不同。

    在明末北京陷落時,曾上書當道,建平寇的計策。

    南京陷落以後,感故國淪亡之痛,遂鑿一地穴,在裡面建一所亭子,取名桴亭,自己隐處其中,故後世稱他為桴亭先生。

    康熙庚子年間,他已五十歲了,曾講學于東林書院數年,到丙午年又講學于昆陵,後來又歸而講學于其裡中。

    我們把他的生活分析起來,在明亡以前,其前半生尚有志于功業;在清廷建設以後,其後半生則始專力于講學,以教育寄其懷抱。

    他與楊園同年生,早死二年,享壽六十有二歲。

    對于教育學理的貢獻,極為切實合理,且有些地方格外新色可取,已開了近代教育思想之端,比較以前一般教育學者要進步多了。

    至于他做人為學,都是非常切實,寸步而進,終身不息的,真有昔日朱子居敬窮理的精神,亦足令人景仰。

     二本性之研究 陸氏自二十七歲始從事于本性的研究,到四十九歲方得到一個定論。

    在此二十二年中,對于本性的認識,經過了四次轉變,即達到了四層的進步,可算為用心之勤了。

    在二十七歲以前,他隻跟随當時教師的談說,承認性有兩種,“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

    并喜歡同禅家及别家讨論人生以上,或未生以前的性體。

    自二十七歲以後,開始研究程、朱學說,對于“性”之一字才想自己立定主張,探出一個究竟。

    此時所得力的,為“理先于氣”一句話。

    這句話的解釋,即“理居先,氣居後;理為主,氣為輔”,自以為理氣二物,分得條理清晰,不相紊亂了。

    這是他對于本性的研究之第一層的進步。

    迨後他又覺得照這樣說法,未免将理氣分得太開,未能融合為一。

    再下工夫,才悟到“理一分殊之旨”,理與氣是一貫的,不過理隻一個而氣有千萬不同。

    這是第二層進步。

    迨後,他又懷起疑來了,既是理一而分殊,則人與萬物之性有何同異,如何同異?因讀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