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清代教育家及其學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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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行業已響鳴于天下了。
當時清廷為康熙大帝，屢開特科，借以羅網一般明末遺民，二曲亦在羅網之列。
承宣大吏嘗以威吓利誘的手段逼他就範，但他誓死不屈，卒能保持其初衷。
康熙九年，他的學生駱鐘麟為揚州守，乘他在襄城掘骸之便，請來常州講學，所以東南人士遂得仰見其風采，親聆其講說。
每到一處，從遊極衆，在常州一帶日夜講演了三個月，卒以思親心動，匆匆北返了。
自此以後，足迹不大遠行，常築一垩室自居，自名“二曲垩室病夫”，所以學者稱他為二曲先生。
二曲死于何年，史書沒有明文可考，但看他于康熙二十七年在其父親忌日，猶率兩子設馔祭過了一次的，則他至少活了六十二歲。
此六十多年的老翁，純粹是一個平民，講學生活至少有三十年之久，康熙大帝很欽佩他的學行，親贈以“關中大儒”四個大字，李氏可以當之而無愧。
《二曲集錄要》書影 二靈原論 第十一圖二曲本性圖 李氏論性也是遵守孟子的性善說，也是折中程子的性兼氣質說，毫無新的貢獻，對于性與心的區别及關系，未嘗談及。
不過在《學髓》裡面曾拟設了一個本性圖，且再三說明此圖之意義。
大意是：人生最有價值的隻是一點“靈原”，這一點東西是絕對的渾然一體的，又是純粹至善無一毫人欲之私的。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時間同其長久，吾人初生即具此靈原，吾人既死而它依舊永存。
當它念頭未起時，極其精微，具有萬理，吾人一切成覺及能力皆由此發生。
當它念頭初起時，又極其危險，非常活動，所有善的惡的、公的私的，莫不由此顯現。
念頭初起，合于天理便是善的念頭，起于人欲，便是惡的，但勿論念頭如何，吾人本來的一點靈原未嘗不善。
本來既然是善的，何以能發生人欲之念而有惡的行為呢？他答複如下： 天地之性，人為貴。
人也者，禀天地之氣以成身，即得天地之理以為性，此性之量本與天地同其大，此性之靈本與日月合其明，本至善無惡，至粹無瑕。
人多為氣質所蔽，情欲所牽，習俗所囿，時勢所移，知誘于物，旋失厥初，漸剝漸蝕，遷流弗覺，以緻卑鄙乖謬，甘心堕落于小人之歸。
甚至雖具人形，而其所為有不遠于禽獸者，此豈性之罪也哉。
（《悔過自新說》） 吾人所以發生惡念，其原因有二：一方由于先天的氣禀，一方由于後天的物誘。
禀受之初，倘是氣質已遍了，再加以環境的引誘，引誘不已，因之成為小人，因之近于禽獸。
但結果雖然這樣壞，而其本來的一點靈原，仍然完存，未嘗絲毫損壞。
譬之明鏡，外面雖蒙些塵垢，而光體未嘗不在，隻要把一些塵垢洗剔幹淨，這個鏡子依然透明可照。
由此看來，李氏以吾人本性隻是一點靈原，純粹至善的，因“氣禀”與“物誘”的原故，才有種種惡的行為發生，而惡之形成不過起于最初一念，所以這一念最是吃緊，教育的工夫就當在這一點上着力。
三悔過自新與講學 “悔過自新”四個字，是李氏對于教育的意義之解釋。
吾人本性如同明鏡，當其原始之初，意念未起之時，一塵不染，瑩澈無瑕，而又能明照萬物，所以又名靈原。
倘能永遠保持原狀，雖有意念而所起無不善，則他的行為自然合于天理，也是一塵不染，瑩澈無瑕。
隻是聖人才有這樣程度，至于一般人多半受了物誘的引誘，環境的習染，有了塵垢，有了瑕疵，就與原狀不相同了。
這種塵垢或瑕疵，李氏謂之“過”。
過悔而新自常，猶如垢去而明自見，所以教育的意義就是教人悔過以自新。
但吾人的過失勿論大或小，全是起于一念之頃，一念不善，滋長起來，就為害無窮，可以悔過的工夫須于“起心動念處”下手。
他說： 同志者苟留心此學，必須于起心初念處潛體密驗：苟有一念未純于理，即是過，即當悔而去之；苟有一念稍涉于懈，即非新，即當振而起之。
若在未嘗學問之人，亦必且先檢身過，次檢心過，悔其前非，斷其後續，亦期至于無一念之不純，無一息之稍懈而後已。
（《悔過自新說》） 《孫夏峰李二曲學譜》書影 但過于善界在幾微，非至精至明不能剖析，吾人一向紛纭煩擾，如何能夠于動念初起處即覺察而悔改之，所以悔過的初步還須一段靜坐的工夫。
靜久則精神自能收斂，收斂時則心自明澈，可以察覺其隐微，可以主持其動念。
在此念頭初起之頃，是善的，則用力存養；是惡的，則用力克去。
存聲養念固然是新，克去惡念而新亦自見。
但悔過的初步雖須靜坐，卻不是空虛的，是要從日用常行中用力；不是高談的，是要從極淺極近處用力。
[2]于日用常行中極淺極近處澄心體察，切實改悔，“悔而又悔，以至于無過之可悔；新而又新，以至于日新之不已”。
如此用力，繼續不已，到了最後，人欲全消，所發無非天理，工夫才算成熟，教育才是成功。
到了此時，可以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可以優入聖人之域。
關于教育宗旨，李氏是主張培養“明體适用”的通儒的。
明體而不适用，謂之腐儒；适用而不明體，謂之霸儒；既不明體，又不适用，謂之異端；通儒是既明體而又能适用的。
怎樣謂之明體适用？他說： 窮理緻知，反之于内，則識心悟性，實修實證；達之于外，則開物成務，康濟群用，夫是之謂明體适用。
（《盩厔答問》） 換一句話，“明體”即是“窮理盡性”，“适用”就是“至于命”，能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了，才是明體适用，才是有德有能的通儒，而工夫仍不外于“悔過自新”四字。
關于明體所應讀的書，則“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及康齋、敬軒、泾野、整庵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
（《先正事略》）關于适用所應讀的書，則有《大學衍義》、《文獻通考》、《資治通鑒綱目大全》，及農田水利等書，以為經國濟民之工具，由此亦可以知二曲之不偏于一家之說了。
李氏一生以昌明聖學為己任，所以對于講學看得非常重要。
“講學”二字也可以當做“教育”解釋，故他認為教育是很重要的。
他說： 天下之大根本莫過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過于提醒天下之人心。
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學術，此在今日為匡學第一要務。
洪水猛獸，其為害也止于身；學術不明，其為害也根于其心，非大有為之君子以擔當斯道，主持名教為己任，則學術何自而明，心害何自而極？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明晦，學術之明晦由當事之好尚。
（《匡時要務》） 這一番沉痛的語句，不是明明以天下治亂的責任放在教育上面嗎？有了好的教育，才有好的學術；有了好的學術，才有好的人心，人心正了而天下自治。
所以他又說： 立人達人，全在講學；移風易俗，全在講學；撥亂反正，全在講學；旋乾轉坤，全在講學——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莫不由此。
此生人之命脈，宇宙之元氣，不可一日息焉者也。
（《匡時要務》） 四反觀自省的教學法 二曲既以悔過自新為工夫，這種工夫須自己體驗，自己省察，方能辦到，所以他的教學法采用“反觀自省法”。
病痛隻有自己才知道，知道自己的病痛之所在了，當下施以克治工夫，則病痛自去。
非他人所能代辦，也無庸他人代辦。
且各人所受的病痛也不一樣，有好聲色的，有好貨财的，或好名好高的，若教者施以同一藥方，這等于庸醫殺人，不如教以一個原則，令受病者各因病自治，比較可靠多了。
關于這種教學法，他有一段說得很痛快： 問入問下手之要可得聞乎？先生曰：我這裡論學本無定法，本無一定下手之要，惟要各自求入門自圖下手耳。
……隻要各人回光返照，自覺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即思自醫某病，即此便是入門，便是下手；若立一個入門下手之程，便不對症矣。
（《兩庠彙語》） 教育就是治病，病去了則身心才能複原，才能健全。
苟所病不除，即“終日講究隻成畫餅，談盡藥方仍舊是一個病夫”，所以他有這一番慨歎，病要“自克自治，自複其元”，教者不過略施提撕喚醒的力量，不是代人為謀的，這種自發活動的教學，頗有相當的價值。
李氏在關中書院講學很久，訂有會約，分講授規程及自修學程兩部，無妨節錄于下： 《二曲集》書影 （一）講授規程：（1）每年四仲月會講一次。
（2）開講以聲鼓為号，退席以擊磬為号，各擊三聲。
（3）講前及講後各對孔子及先賢，舉行四拜儀式。
（4）座次以年齡為序。
（5）開講之初，須靜坐片晌，把心志收斂了，然後申論。
（6）講後如有懷疑，或肯于研究者，可到講者私寓問難。
（二）自修學程：（1）每日須早起。
（2）每日默坐三次：早起一次，午飯後一次，夜晚就寝時一次，每次以焚香一炷為限。
（3）每日讀書亦分五節：早飯前讀經書，早飯後讀四書，午飯後讀《大學衍義》及《衍義補》，申酉之交如精神疲乏時，則擇詩文之痛快醒發者從容朗讀，以振作精神，夜晚燈下閱《資治通鑒綱目》或濂、洛、關、閩及河會、姚泾語錄。
（4）公置功過簿一本，逐月記載同學的言行之得失，公同評判。
（5）每月初一及十五兩日開會一次，相與讨論功課，及評判得失。
第四節張楊園（1611—1674） 一生活小史 張履祥像 張氏名履祥，字考夫，是浙江桐鄉縣的人。
他所住的村莊名楊園村，所以學者稱他為楊園先生。
楊園可算明末清初的一個貧苦教育家，生于明朝萬曆三十九年，死于清朝康熙十三年，一共活了六十四歲，在明、清兩朝差不多各有一半的生世。
他在明朝僅一縣學生員的資格，當明統滅亡之年，他将進三十四歲，自此以後即不複求活動，隐居江、浙間，為私人講授生活以終老。
他始終維持民族固有的人格，死守“忠臣不事二君”的信條，照他的志願應列為明末處士一流。
但他的思想是反王學而崇朱學的，即反明學而複宋學的，實開清代學術複古運動之先聲，所以在哲學史或教育史方面，則當認為本期的人物無疑。
楊園幼年本是一個孤童，九歲就死了父親，由祖父及母親訓育成人，十歲以前完全在家庭受教育，十一歲以後才出門求學，一共從師五人。
從劉蕺山先生問學時，年已三十四歲，正當北京陷落、福王監國之年。
但受教不過四五月，蕺山殉國，而楊園亦避亂以歸隐了。
他的講學生活，始于二十三歲，以
當時清廷為康熙大帝，屢開特科，借以羅網一般明末遺民，二曲亦在羅網之列。
承宣大吏嘗以威吓利誘的手段逼他就範，但他誓死不屈，卒能保持其初衷。
康熙九年，他的學生駱鐘麟為揚州守，乘他在襄城掘骸之便，請來常州講學，所以東南人士遂得仰見其風采，親聆其講說。
每到一處，從遊極衆，在常州一帶日夜講演了三個月，卒以思親心動，匆匆北返了。
自此以後，足迹不大遠行，常築一垩室自居，自名“二曲垩室病夫”，所以學者稱他為二曲先生。
二曲死于何年，史書沒有明文可考，但看他于康熙二十七年在其父親忌日，猶率兩子設馔祭過了一次的，則他至少活了六十二歲。
此六十多年的老翁，純粹是一個平民，講學生活至少有三十年之久，康熙大帝很欽佩他的學行，親贈以“關中大儒”四個大字，李氏可以當之而無愧。
《二曲集錄要》書影 二靈原論 第十一圖二曲本性圖 李氏論性也是遵守孟子的性善說，也是折中程子的性兼氣質說，毫無新的貢獻，對于性與心的區别及關系，未嘗談及。
不過在《學髓》裡面曾拟設了一個本性圖，且再三說明此圖之意義。
大意是：人生最有價值的隻是一點“靈原”，這一點東西是絕對的渾然一體的，又是純粹至善無一毫人欲之私的。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時間同其長久，吾人初生即具此靈原，吾人既死而它依舊永存。
當它念頭未起時，極其精微，具有萬理，吾人一切成覺及能力皆由此發生。
當它念頭初起時，又極其危險，非常活動，所有善的惡的、公的私的，莫不由此顯現。
念頭初起，合于天理便是善的念頭，起于人欲，便是惡的，但勿論念頭如何，吾人本來的一點靈原未嘗不善。
本來既然是善的，何以能發生人欲之念而有惡的行為呢？他答複如下： 天地之性，人為貴。
人也者，禀天地之氣以成身，即得天地之理以為性，此性之量本與天地同其大，此性之靈本與日月合其明，本至善無惡，至粹無瑕。
人多為氣質所蔽，情欲所牽，習俗所囿，時勢所移，知誘于物，旋失厥初，漸剝漸蝕，遷流弗覺，以緻卑鄙乖謬，甘心堕落于小人之歸。
甚至雖具人形，而其所為有不遠于禽獸者，此豈性之罪也哉。
（《悔過自新說》） 吾人所以發生惡念，其原因有二：一方由于先天的氣禀，一方由于後天的物誘。
禀受之初，倘是氣質已遍了，再加以環境的引誘，引誘不已，因之成為小人，因之近于禽獸。
但結果雖然這樣壞，而其本來的一點靈原，仍然完存，未嘗絲毫損壞。
譬之明鏡，外面雖蒙些塵垢，而光體未嘗不在，隻要把一些塵垢洗剔幹淨，這個鏡子依然透明可照。
由此看來，李氏以吾人本性隻是一點靈原，純粹至善的，因“氣禀”與“物誘”的原故，才有種種惡的行為發生，而惡之形成不過起于最初一念，所以這一念最是吃緊，教育的工夫就當在這一點上着力。
三悔過自新與講學 “悔過自新”四個字，是李氏對于教育的意義之解釋。
吾人本性如同明鏡，當其原始之初，意念未起之時，一塵不染，瑩澈無瑕，而又能明照萬物，所以又名靈原。
倘能永遠保持原狀，雖有意念而所起無不善，則他的行為自然合于天理，也是一塵不染，瑩澈無瑕。
隻是聖人才有這樣程度，至于一般人多半受了物誘的引誘，環境的習染，有了塵垢，有了瑕疵，就與原狀不相同了。
這種塵垢或瑕疵，李氏謂之“過”。
過悔而新自常，猶如垢去而明自見，所以教育的意義就是教人悔過以自新。
但吾人的過失勿論大或小，全是起于一念之頃，一念不善，滋長起來，就為害無窮，可以悔過的工夫須于“起心動念處”下手。
他說： 同志者苟留心此學，必須于起心初念處潛體密驗：苟有一念未純于理，即是過，即當悔而去之；苟有一念稍涉于懈，即非新，即當振而起之。
若在未嘗學問之人，亦必且先檢身過，次檢心過，悔其前非，斷其後續，亦期至于無一念之不純，無一息之稍懈而後已。
（《悔過自新說》） 《孫夏峰李二曲學譜》書影 但過于善界在幾微，非至精至明不能剖析，吾人一向紛纭煩擾，如何能夠于動念初起處即覺察而悔改之，所以悔過的初步還須一段靜坐的工夫。
靜久則精神自能收斂，收斂時則心自明澈，可以察覺其隐微，可以主持其動念。
在此念頭初起之頃，是善的，則用力存養；是惡的，則用力克去。
存聲養念固然是新，克去惡念而新亦自見。
但悔過的初步雖須靜坐，卻不是空虛的，是要從日用常行中用力；不是高談的，是要從極淺極近處用力。
[2]于日用常行中極淺極近處澄心體察，切實改悔，“悔而又悔，以至于無過之可悔；新而又新，以至于日新之不已”。
如此用力，繼續不已，到了最後，人欲全消，所發無非天理，工夫才算成熟，教育才是成功。
到了此時，可以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可以優入聖人之域。
關于教育宗旨，李氏是主張培養“明體适用”的通儒的。
明體而不适用，謂之腐儒；适用而不明體，謂之霸儒；既不明體，又不适用，謂之異端；通儒是既明體而又能适用的。
怎樣謂之明體适用？他說： 窮理緻知，反之于内，則識心悟性，實修實證；達之于外，則開物成務，康濟群用，夫是之謂明體适用。
（《盩厔答問》） 換一句話，“明體”即是“窮理盡性”，“适用”就是“至于命”，能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了，才是明體适用，才是有德有能的通儒，而工夫仍不外于“悔過自新”四字。
關于明體所應讀的書，則“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及康齋、敬軒、泾野、整庵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
（《先正事略》）關于适用所應讀的書，則有《大學衍義》、《文獻通考》、《資治通鑒綱目大全》，及農田水利等書，以為經國濟民之工具，由此亦可以知二曲之不偏于一家之說了。
李氏一生以昌明聖學為己任，所以對于講學看得非常重要。
“講學”二字也可以當做“教育”解釋，故他認為教育是很重要的。
他說： 天下之大根本莫過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過于提醒天下之人心。
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學術，此在今日為匡學第一要務。
洪水猛獸，其為害也止于身；學術不明，其為害也根于其心，非大有為之君子以擔當斯道，主持名教為己任，則學術何自而明，心害何自而極？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明晦，學術之明晦由當事之好尚。
（《匡時要務》） 這一番沉痛的語句，不是明明以天下治亂的責任放在教育上面嗎？有了好的教育，才有好的學術；有了好的學術，才有好的人心，人心正了而天下自治。
所以他又說： 立人達人，全在講學；移風易俗，全在講學；撥亂反正，全在講學；旋乾轉坤，全在講學——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莫不由此。
此生人之命脈，宇宙之元氣，不可一日息焉者也。
（《匡時要務》） 四反觀自省的教學法 二曲既以悔過自新為工夫，這種工夫須自己體驗，自己省察，方能辦到，所以他的教學法采用“反觀自省法”。
病痛隻有自己才知道，知道自己的病痛之所在了，當下施以克治工夫，則病痛自去。
非他人所能代辦，也無庸他人代辦。
且各人所受的病痛也不一樣，有好聲色的，有好貨财的，或好名好高的，若教者施以同一藥方，這等于庸醫殺人，不如教以一個原則，令受病者各因病自治，比較可靠多了。
關于這種教學法，他有一段說得很痛快： 問入問下手之要可得聞乎？先生曰：我這裡論學本無定法，本無一定下手之要，惟要各自求入門自圖下手耳。
……隻要各人回光返照，自覺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即思自醫某病，即此便是入門，便是下手；若立一個入門下手之程，便不對症矣。
（《兩庠彙語》） 教育就是治病，病去了則身心才能複原，才能健全。
苟所病不除，即“終日講究隻成畫餅，談盡藥方仍舊是一個病夫”，所以他有這一番慨歎，病要“自克自治，自複其元”，教者不過略施提撕喚醒的力量，不是代人為謀的，這種自發活動的教學，頗有相當的價值。
李氏在關中書院講學很久，訂有會約，分講授規程及自修學程兩部，無妨節錄于下： 《二曲集》書影 （一）講授規程：（1）每年四仲月會講一次。
（2）開講以聲鼓為号，退席以擊磬為号，各擊三聲。
（3）講前及講後各對孔子及先賢，舉行四拜儀式。
（4）座次以年齡為序。
（5）開講之初，須靜坐片晌，把心志收斂了，然後申論。
（6）講後如有懷疑，或肯于研究者，可到講者私寓問難。
（二）自修學程：（1）每日須早起。
（2）每日默坐三次：早起一次，午飯後一次，夜晚就寝時一次，每次以焚香一炷為限。
（3）每日讀書亦分五節：早飯前讀經書，早飯後讀四書，午飯後讀《大學衍義》及《衍義補》，申酉之交如精神疲乏時，則擇詩文之痛快醒發者從容朗讀，以振作精神，夜晚燈下閱《資治通鑒綱目》或濂、洛、關、閩及河會、姚泾語錄。
（4）公置功過簿一本，逐月記載同學的言行之得失，公同評判。
（5）每月初一及十五兩日開會一次，相與讨論功課，及評判得失。
第四節張楊園（1611—1674） 一生活小史 張履祥像 張氏名履祥，字考夫，是浙江桐鄉縣的人。
他所住的村莊名楊園村，所以學者稱他為楊園先生。
楊園可算明末清初的一個貧苦教育家，生于明朝萬曆三十九年，死于清朝康熙十三年，一共活了六十四歲，在明、清兩朝差不多各有一半的生世。
他在明朝僅一縣學生員的資格，當明統滅亡之年，他将進三十四歲，自此以後即不複求活動，隐居江、浙間，為私人講授生活以終老。
他始終維持民族固有的人格，死守“忠臣不事二君”的信條，照他的志願應列為明末處士一流。
但他的思想是反王學而崇朱學的，即反明學而複宋學的，實開清代學術複古運動之先聲，所以在哲學史或教育史方面，則當認為本期的人物無疑。
楊園幼年本是一個孤童，九歲就死了父親，由祖父及母親訓育成人，十歲以前完全在家庭受教育，十一歲以後才出門求學，一共從師五人。
從劉蕺山先生問學時，年已三十四歲，正當北京陷落、福王監國之年。
但受教不過四五月，蕺山殉國，而楊園亦避亂以歸隐了。
他的講學生活，始于二十三歲，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