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晚明教育家及其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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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關頭上打通。
探索得源頭則關頭亦通，打通得關頭則源頭自清。
[2] 三高攀龍 在這個時候，海内大儒，以高、劉并稱，高氏所成就雖不及劉蕺山之大，但出處進退之雍容，及修養工夫之純熟，二人實無高下可分。
高氏名攀龍，字存之，别号景逸，與顧泾陽同鄉，也是無錫的人物。
他生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較顧氏晚生十二歲。
當二十五歲時，還聽過顧氏的講授，他們似有很淺的師生關系。
高氏以萬曆十七年登進士，二十年入官為行人，當時以一疏打倒張世則的《大學古本初義》，對于程、朱之學曾極力擁護過。
第二年，以直言得罪閣臣，被貶到揭陽為添注典史。
揭陽一谪，幫助他的學問之進修确實不小，差不多與陽明的龍場之谪同其功用。
當此之時，高氏年僅三十二歲，在途中走了二月，在谪所住了半年。
我們觀他自序求學工夫，艱苦嚴密，應該有後來的成就。
在谪半年後歸家，而顧氏已放歸田裡了，于是二人相與講學于東林書院。
東林書院雖由顧氏倡議複修，而内中一切規程多由高氏手訂，且在内中講學時期，後者亦較前者為長。
高氏自被貶以來，在林下以講學為生，共計二十八年，一直到熹宗即位才起用為光祿寺卿，這時年已六十歲了。
在京做官不到五年，因與在朝奸黨不合，遂被削籍還為平民。
當是時，東林黨之名已成為奸黨的眼中釘，東林書院即是他們的怨府，高氏被削之後且封鎖他的書院，教育之被摧殘可見一斑。
第二年，奸黨大捕東林黨人，正人君子逐一受害，高氏不忍辱身于賊手，乃于飲酒後，投于園池中，從容自殺。
自殺時曾有遺書給他的門生，内中有這一句話：“平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我們可以想見其工夫了。
高攀龍手迹 高氏之學，以複性為宗，以格物為要，以居敬為工夫，以靜坐為入德之門；他平日教人亦不外這标準。
換過來說，“複性”是他的教育宗旨，“格物”是他的學習方法，“居敬”與“靜坐”是修養的工夫。
他以性為本體，認它為天理，為至善，為天所禀賦，完滿無缺的，與顧氏的意見相同，不過說得更複雜、更精透。
同時并指出心、氣、情等名詞及與性的關系來。
他說：“中者心之所以為體，寂然不動者性也。
和者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情也。
”（《未發說》）這是以性為體，以情為用，總名曰心。
又說：“心氣分别譬如日，廣照者是氣，凝聚者是心，明便是性。
”（《會語》）這是認心、性與氣三者為同一物，不過作用不同。
又說：“氣之精靈為心，心之充為氣，非有二也。
”（《講義》）這又認心與氣為同一物了。
又說：“存養此心純熟，至精微純一之地，則即心即性，不必言合。
”（《論學書》）是又以心與性為同一物了。
又說：“性者天理也，外此為氣，故氣為老氏之氣；外此以為心，故心為佛氏之心。
聖人氣則養其道義之氣，心則存其仁義之心，氣亦性，心亦性也。
……性形而上者也，心與氣形而下者也。
”（《氣心性說》）若全合乎天理，則心、性、氣三者是一樣的，不過性屬于形而上的，心與氣屬于形而下的。
我們歸納起來，吾人生命的活動全靠精神作用，這種精神作用充塞于全身的謂之氣，團聚于中而能主宰一切的謂之心，表現于外發而有喜、怒、哀、樂的謂之情。
凡此三者之所充塞、所主宰、所發現，有條不紊，極合于道理的謂之性，所以性為一切精神作用的本體；這個本體是善的，所以由他所生的心、氣、情等精神作用也是善的。
反轉來說，若心、氣、情不是由性所生，難免不為惡，惡即無有源頭的東西——随着環境猖狂的東西。
吾人的精神作用所以随意猖狂不本于性，由于本性為私欲所蔽，失了作用。
吾人要有好的行為，即有規則的精神活動，必要回複天然自有之本性，所以“複性”為教育宗旨。
怎樣複性？在于格物。
格物即窮理，窮得理明，則私欲自去而性即可複。
“但程、朱之格物，以心主乎一身，理散在萬物，存心窮理相須并進。
先生謂才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是與程、朱之旨具矣。
”（《學案》） 至于修養居敬的工夫亦與程、朱稍異。
程子說：“主一之謂敬，無适之謂一。
”高氏則謂“心無一事之謂敬”。
他是要以心中無一點事情為極功的，到得心中無一點事時才謂之敬。
如何能使心中湛瑩無一事，則有賴于修養工夫。
修養第一步莫如靜坐，靜坐是“喚醒此心卓熱常明，志無所适”的工夫。
志無所适，則精神收斂，雜念自去，昏氣自清，于是心地澄澈空明，本體自然呈現。
此時所呈現的仍是毫無一物，此之謂敬。
到得敬時，“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内外之隔了”。
但做到這個地步殊不容易，必有數十年涵養之功才行。
他說：“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隻在尋常日用中。
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
”（《自序》）所以他以靜坐為初學入門法。
四孫慎行 孫氏名慎行，字聞斯，号淇澳，是常州武進縣的人。
生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死于崇祯八年，享年七十有一歲；我們所舉東林三人中，以孫氏出世較晚，而年壽最高。
孫氏以萬曆二十三年成進士，時僅三十一歲。
初授翰林院編修，逐次擢升至禮部侍郎，并署部事，時為萬曆四十一年，而孫氏年已四十九歲。
第二年辭職回籍，在鄉閑住了七年。
天啟初，又以禮部尚書召他來京供職。
孫氏亦豪傑風的學者，眼看朝政日非，往往直言抗争，不顧利害，聲色震撼宮廷。
當時朝廷有三案之争，孫氏為紅丸事，彈劾宰輔尤力，而卒以此得罪奸黨。
奸黨已下令要把他充軍到甯夏，巧逢莊烈帝繼位，得以不行。
過了八年，莊烈帝很想起用他，召至京來，未及視事而死了，與高景逸比較總算幸運。
孫慎行手迹 孫氏學力與高氏不相上下，但他不是程、朱信徒，似乎是直接孟子的另一派學者。
他的特異處，在論理、氣、心、性三點。
他以為：天命隻有一種而沒有不齊，性隻有一種而沒有不善，心亦隻有一種而亦無不善。
而世人住往說“天命者除理義外，别有一種氣運之命，雜糅不齊；因是則有理義之性，氣質之性；又因是則有理義之心，形氣之心”，這全是觀察錯誤。
他說，理義之命固然齊一，而氣運之命未嘗不齊。
在表面上看，雖有寒暑錯雜、治亂循環、死生得喪種種不一，但天道福善禍淫，全是一段至善。
此至善者，一息如是，終古如是，在萬有不齊之中有此一點真主宰，萬古常存，可見氣運之命也是齊的。
他又說：“性如一粒種子，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像便是質。
如何将一粒分做兩項，曰性好氣質不好？”（《淇澳學案·困知鈔》）這一段話說得極好；由這一段看來
探索得源頭則關頭亦通，打通得關頭則源頭自清。
[2] 三高攀龍 在這個時候，海内大儒，以高、劉并稱，高氏所成就雖不及劉蕺山之大，但出處進退之雍容，及修養工夫之純熟，二人實無高下可分。
高氏名攀龍，字存之，别号景逸，與顧泾陽同鄉，也是無錫的人物。
他生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較顧氏晚生十二歲。
當二十五歲時，還聽過顧氏的講授，他們似有很淺的師生關系。
高氏以萬曆十七年登進士，二十年入官為行人，當時以一疏打倒張世則的《大學古本初義》，對于程、朱之學曾極力擁護過。
第二年，以直言得罪閣臣，被貶到揭陽為添注典史。
揭陽一谪，幫助他的學問之進修确實不小，差不多與陽明的龍場之谪同其功用。
當此之時，高氏年僅三十二歲，在途中走了二月，在谪所住了半年。
我們觀他自序求學工夫，艱苦嚴密，應該有後來的成就。
在谪半年後歸家，而顧氏已放歸田裡了，于是二人相與講學于東林書院。
東林書院雖由顧氏倡議複修，而内中一切規程多由高氏手訂，且在内中講學時期，後者亦較前者為長。
高氏自被貶以來，在林下以講學為生，共計二十八年，一直到熹宗即位才起用為光祿寺卿，這時年已六十歲了。
在京做官不到五年，因與在朝奸黨不合，遂被削籍還為平民。
當是時，東林黨之名已成為奸黨的眼中釘，東林書院即是他們的怨府，高氏被削之後且封鎖他的書院，教育之被摧殘可見一斑。
第二年，奸黨大捕東林黨人，正人君子逐一受害，高氏不忍辱身于賊手，乃于飲酒後，投于園池中，從容自殺。
自殺時曾有遺書給他的門生，内中有這一句話：“平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我們可以想見其工夫了。
高攀龍手迹 高氏之學，以複性為宗，以格物為要，以居敬為工夫，以靜坐為入德之門；他平日教人亦不外這标準。
換過來說，“複性”是他的教育宗旨，“格物”是他的學習方法，“居敬”與“靜坐”是修養的工夫。
他以性為本體，認它為天理，為至善，為天所禀賦，完滿無缺的，與顧氏的意見相同，不過說得更複雜、更精透。
同時并指出心、氣、情等名詞及與性的關系來。
他說：“中者心之所以為體，寂然不動者性也。
和者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情也。
”（《未發說》）這是以性為體，以情為用，總名曰心。
又說：“心氣分别譬如日，廣照者是氣，凝聚者是心，明便是性。
”（《會語》）這是認心、性與氣三者為同一物，不過作用不同。
又說：“氣之精靈為心，心之充為氣，非有二也。
”（《講義》）這又認心與氣為同一物了。
又說：“存養此心純熟，至精微純一之地，則即心即性，不必言合。
”（《論學書》）是又以心與性為同一物了。
又說：“性者天理也，外此為氣，故氣為老氏之氣；外此以為心，故心為佛氏之心。
聖人氣則養其道義之氣，心則存其仁義之心，氣亦性，心亦性也。
……性形而上者也，心與氣形而下者也。
”（《氣心性說》）若全合乎天理，則心、性、氣三者是一樣的，不過性屬于形而上的，心與氣屬于形而下的。
我們歸納起來，吾人生命的活動全靠精神作用，這種精神作用充塞于全身的謂之氣，團聚于中而能主宰一切的謂之心，表現于外發而有喜、怒、哀、樂的謂之情。
凡此三者之所充塞、所主宰、所發現，有條不紊，極合于道理的謂之性，所以性為一切精神作用的本體；這個本體是善的，所以由他所生的心、氣、情等精神作用也是善的。
反轉來說，若心、氣、情不是由性所生，難免不為惡，惡即無有源頭的東西——随着環境猖狂的東西。
吾人的精神作用所以随意猖狂不本于性，由于本性為私欲所蔽，失了作用。
吾人要有好的行為，即有規則的精神活動，必要回複天然自有之本性，所以“複性”為教育宗旨。
怎樣複性？在于格物。
格物即窮理，窮得理明，則私欲自去而性即可複。
“但程、朱之格物，以心主乎一身，理散在萬物，存心窮理相須并進。
先生謂才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是與程、朱之旨具矣。
”（《學案》） 至于修養居敬的工夫亦與程、朱稍異。
程子說：“主一之謂敬，無适之謂一。
”高氏則謂“心無一事之謂敬”。
他是要以心中無一點事情為極功的，到得心中無一點事時才謂之敬。
如何能使心中湛瑩無一事，則有賴于修養工夫。
修養第一步莫如靜坐，靜坐是“喚醒此心卓熱常明，志無所适”的工夫。
志無所适，則精神收斂，雜念自去，昏氣自清，于是心地澄澈空明，本體自然呈現。
此時所呈現的仍是毫無一物，此之謂敬。
到得敬時，“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内外之隔了”。
但做到這個地步殊不容易，必有數十年涵養之功才行。
他說：“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隻在尋常日用中。
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
”（《自序》）所以他以靜坐為初學入門法。
四孫慎行 孫氏名慎行，字聞斯，号淇澳，是常州武進縣的人。
生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死于崇祯八年，享年七十有一歲；我們所舉東林三人中，以孫氏出世較晚，而年壽最高。
孫氏以萬曆二十三年成進士，時僅三十一歲。
初授翰林院編修，逐次擢升至禮部侍郎，并署部事，時為萬曆四十一年，而孫氏年已四十九歲。
第二年辭職回籍，在鄉閑住了七年。
天啟初，又以禮部尚書召他來京供職。
孫氏亦豪傑風的學者，眼看朝政日非，往往直言抗争，不顧利害，聲色震撼宮廷。
當時朝廷有三案之争，孫氏為紅丸事，彈劾宰輔尤力，而卒以此得罪奸黨。
奸黨已下令要把他充軍到甯夏，巧逢莊烈帝繼位，得以不行。
過了八年，莊烈帝很想起用他，召至京來，未及視事而死了，與高景逸比較總算幸運。
孫慎行手迹 孫氏學力與高氏不相上下，但他不是程、朱信徒，似乎是直接孟子的另一派學者。
他的特異處，在論理、氣、心、性三點。
他以為：天命隻有一種而沒有不齊，性隻有一種而沒有不善，心亦隻有一種而亦無不善。
而世人住往說“天命者除理義外，别有一種氣運之命，雜糅不齊；因是則有理義之性，氣質之性；又因是則有理義之心，形氣之心”，這全是觀察錯誤。
他說，理義之命固然齊一，而氣運之命未嘗不齊。
在表面上看，雖有寒暑錯雜、治亂循環、死生得喪種種不一，但天道福善禍淫，全是一段至善。
此至善者，一息如是，終古如是，在萬有不齊之中有此一點真主宰，萬古常存，可見氣運之命也是齊的。
他又說：“性如一粒種子，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像便是質。
如何将一粒分做兩項，曰性好氣質不好？”（《淇澳學案·困知鈔》）這一段話說得極好；由這一段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