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中明教育家及其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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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私欲完全克治去了，良知複明，天理純全，自然不會為惡了。
因知以聖其行，從行以實其知，合知行的全部謂之學習，這是王子有名的發明。
但此不過是他的學習原則，關于學習方法也有幾點可取的地方：（1）學習要有頭腦，即立定一個中心去學習，學習有了中心，如衣之有領，一舉便張，以免支離之弊；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以免猖狂之失。
這個中心就是緻良知，吾人處世為人，處處以緻良知為主，則無往不宜。
（2）學習要鞭辟近骨，切己用力實幹。
吾人做一件事，須把全副精神放在那件事情上面左敲右擊，前攻後打，如貓之捕鼠，不獲不止。
王子最注意這一點，平日屢屢對他的弟子極力地提醒過：“諸公在此，務要立個必為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掴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有功。
若茫茫蕩蕩，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終恐不濟事，回家隻尋得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傳習錄》上）這樣沉痛醒人的話，陸子也嘗講過。
（3）學習要各随分限所及，逐步漸進，不可躐等以求速效。
他說：“我輩緻知，隻是各随分限所及。
今日良知見在如此，隻随今日所見擴充到的；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的。
如此方是精一工夫。
”（《傳習錄》下）知一步行一步，随知随行，仍是知行合一的原則。
《傳習錄》書影 六教授法 王子一生不忘格物緻知，所以他平日所講不出大學的範圍。
但亦按照學生的程度分為兩級。
凡初入門聽講的，授以《大學問》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他們知道為學的路徑。
到了從遊日久、有了相當程度時，則随時指點，或提舉最簡當的口号，使他們自家揣摩。
對于程度最高的學生，隻加一番點化之功，給一種暗示，使其自己了悟，甚至于點化都不用。
他說：“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
不然，亦點化許多不得。
”（《傳習錄》下）即或有時授給，也要随人能力所及，使他們容易了解；若不察其能力，授以過當的知識，不能消化，反是害了。
他說：“與人論學，亦須随人分限所及。
如樹有這些萌芽，隻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
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
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量要傾。
便浸壞他了。
”（同上） 王陽明墓 位于浙江紹興。
七兒童教育論 王子提倡培養主義，不僅對高等教育，即對于兒童教育也是一樣；不過在前者從學理方面講培養，在後者以興趣方法講培養。
他是要養成一班愛動愛唱愛遊戲，天機活潑，生氣盎然的兒童，這樣的兒童才是有用的人才，培養成這樣的兒童，才是有價值的教育。
他說，從前教育兒童，本來是根據兒童心理，發展他們的個性極其活潑有興趣的。
譬如兒童愛唱，教他們以歌詩；兒童愛動，教他們以舞蹈；兒童愛遊戲，教他們以習禮。
這樣，兒童視學校如樂園，視師長如父母，莫不樂于來學、樂于受教，日日在歡欣鼓舞裡面過生活，身心不期然而自發育，如草木萌動之初，日日在春風雨露之中，不知不覺潛滋暗長起來。
到後來教育日壞，教者全不顧及兒童的心理與個性，隻知督責課誦，嚴加管束，見有不守法的兒童，則鞭撻繩縛，如待拘囚。
這樣一來，兒童視學校如牢獄，視師長如寇仇，視讀書如畏途了。
這種教育，把純全活潑的兒童，不是養成死闆的樣子，就是養成偷惰或欺詐的習慣。
要矯正這種毛病，一方須采取古代教育的優點，一方面還須适合時代的情況，所以王子對于兒童教育有一個系統的計劃。
（一）訓練标準。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目。
（二）教材大綱。
詩歌、習禮、讀書三類。
詩歌之意：可以表現意志，陶冶性情，舒暢郁氣。
習禮之意：可以訓練秩序，活動血脈，鍛煉筋骨。
讀書之意：可以開發知識，收斂心思。
（三）日課。
每日功課分為五節：一考德，二背書誦書，三習禮或作課藝，四複誦書講書，五歌詩。
考德一節以談話式舉行，猶現今小學課前談話之意。
歌詩分班每日舉行一次，習禮分班每二日舉行一次。
第五節羅整庵（1465—1542）與呂泾野（1479—1547） 一緒言 程、朱之學，自明代中葉以來，已成為強弩之末了。
當是時，陽明以“緻良知”為提倡，甘以“随處體認天理”相号召，議論新出，功夫簡單，适足以救程、朱支離之弊；于是二家學說風靡了全國，全國知識分子不歸于王則歸于湛。
其能笃守程、朱之說不為時代所轉移且敢與王、湛抗衡的隻有羅整庵與呂泾野二人。
[8]呂氏之學出于薛門，以“窮理實踐”為主，态度平易，無所不容。
羅氏所講格物緻知之學，乃由自己苦研得來，博洽精深，筆鋒又極尖銳，時常駁倒王學，誠為當時王學一大勁敵。
二羅整庵 羅欽順像 羅氏名欽順，字允升，号整庵，是山西吉縣的人。
生于憲宗成化元年，死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是八十三歲的高壽。
二十八歲中壬子鄉試第一，二十九歲就舉了進士第一甲。
第二年派為南京國子司業。
當時祭酒為張楓山，張氏亦講學之士，二人相互提倡，所以太學一時稱極盛，而羅氏講學時期即從這個時候開始。
研究學問的人對于政治生活常覺淡薄，不久羅氏請求辭職還鄉養親，反觸了宦官劉瑾的怒氣，把他的一切官職都奪了。
世宗即位，劉瑾被誅，羅氏以原官起任，不久遷為南京吏、禮二部尚書，此時他已五十八歲了。
在部不過二年，因父死歸葬，以後遂不肯再出做官。
此後二十餘年間，一方研究，一方講學，完全老于家鄉。
羅氏性情嚴整，行為端正，而生活亦極簡素，所以在當時有“如精金美玉，無得緻疵”之贊揚。
在三十歲以前，他曾用心研究過佛學，自三十歲以後，始由佛轉入于儒，又苦心研究數十年，直到六十歲而始自信有成。
所以他的學問，不但擅長儒術，且精于佛學，在儒家中對于佛學研究最深而攻擊中肯的，要以整庵為第一。
但羅氏雖為儒家中的程、朱學派。
他的思想亦不與朱子盡同，平生所笃信的最是程伯子，除程伯子以外，凡宋、元以來的各大家無一不受他的批評，而批評象山尤多，所以對于當時陽明之學指摘不遺餘力。
他的學問最精粹的為理氣論，其次則為心性說，兩者均屬于哲學範圍，而後者于教育較有關系，所以我們不得不略叙一下。
羅氏說：“心性至為難明，是以多誤。
謂之兩物又非兩物，謂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卻心即無性，除卻性即無心。
惟就一物中剖分得兩物出來，方可謂之知性。
”（《困學記》）由此一段話看來，羅氏對于心性兩個字頗費了研究的工夫。
在他的解釋，心性二字是同一件東西而各有分際。
性如《易》所謂“至精”之處，心如《易》所謂“至神”之處。
因為至精，所以“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因為至神，所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實是一體。
羅氏又說：“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
”（《困知記》）心性為同一體，此體之虛靈明覺處謂之心，此體之精微純一處謂之性。
譬如視覺器官為目，目是一個體。
此體未視時，即無所感時，則寂然不動。
一有所感，即有所視。
目之所以視，由于目體之虛靈明覺，目之所以能視，由于目體之精微純一。
所以同一目體，自其虛靈明覺處說謂之心，自其精微純一處說謂之性。
換一句話說：就其司視說謂之心；就其能視說謂之性，其實隻是一個物體，不過在一體上有兩個分際，故有兩種說法，但這種分際不能以體用二字來區分。
所以他說：“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不可混為一也。
”（《困知記》）一般人所以别體用，是以動靜狀态說，當靜止狀态時謂之體，當活動狀态時謂之用。
羅氏亦嘗說體用，說動靜，不過他是以情意欲為動的，心性為靜的，所謂用當指情意欲等名詞說，而心與性還是一體。
羅氏論性，是主張程、朱的“性即理”說，以它反對陸子的“心即理”說，又反對王子的“良知即天理”說。
他以陸子的“心即理”是不知性為何物，王子的“良知即天理”是誤解了良知。
孟子所謂良知是不學而知的一種知覺，即近世本能之知，非良善之知，若謂良知是良善的知覺即天理，那就錯了。
且孟子所謂“愛親敬長”的“愛敬”二字即天理，“知愛其親，知敬其長”的兩“知”字是不慮而知的良知。
天理是體，良知是用，以良知即天理，是以用為體，實在是大錯。
[9]況知隻有一種，知恻隐羞惡與知視聽言動同是心的妙用，若以前者為天理之良知，後者為知覺，别知為二，更是錯誤。
[10]他以為陸、王所講的都是心學，即虛靈明覺的一點，他們隻求到虛靈明覺而止，以為明心可以見性，不必别用工夫。
這種頓悟的直覺的學問，當然是程、朱學者所反對的，所以羅氏為學，費盡思考之功，平日教人亦重思考一方面。
他以為一切學問知識由直覺而得的很少，由思考而得的特多，除了聖人生知安行以外，沒有不經過困知勉行而能夠成功的。
所以他說：“夫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
所謂生而知之者，事者之所及哉？苟學而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
凡其當如此自如此者，雖或有出于靈覺之妙，而輕重長短類皆無所取中，非過焉斯不及矣。
”（《困知記》）又說：“良心發現乃感應自然之機，所謂天下之至神者固無侍于思也。
然欲其一一中節，非思不可，研幾工夫，正在此處。
”（《答允恕弟》） 《羅整庵先生續稿》書影 三呂泾野 呂氏是陝西高陵人，名柟，字仲木，學者稱為泾野先生。
生于憲宗成化十五年，死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完全與羅整庵同時，而壽命差不多短他二十歲。
呂氏在兒童時當過縣學生，即有志聖賢的學問。
二十三歲中弘治辛酉年的鄉試，第二年會試落第補入太學，當過幾年太學生；到正德三年再應科舉，乃取得進士第一名，授官修撰。
呂氏為人廉正，學問道德且傳播于國外。
做官三十餘年，安守清貧如故。
從政之暇，即以講學為事，所以他的教育生活也是三十餘年。
綜計呂氏一生講學可以分做四個段落：一在家鄉高陵，二在解州貶所，三在南京官所，四在北京國子監。
在高陵講學，年約四十二三歲，是得罪宦官劉瑾，辭職還鄉的一個時期。
在此時期，先築東郭别墅以會四方學者；後來學生發達，别墅容不了，添築東林書屋一所，可以想見其學生之盛了。
在解州講學，由四十六歲到四十八歲，是以議大禮得罪了世宗的一個時期。
在此時期，他是被谪貶為解州判，兼管州事，于從政之餘，一方面施行社會教育，一方面從事書院教育。
在解州三年，“民俗士習，翕然改觀”。
三年之後，調入南京，解州士民哭泣相送，人格感化的成績到處可見。
因為有這樣的成績，才有升遷的機會，自此以後呂氏的政治生活漸漸順适。
在南京九載，“與湛甘泉、鄒東廓共主講席，東南學者盡出其門”（《學案》）。
迨後調入北京，為國子祭酒，掌管國家最高教育機關，此時呂氏年已五十多歲了。
以正心修身、忠君孝親為宗旨，四書五經及《儀禮》等書為教材，愛學生如子弟，而管束極嚴，為明代有數的祭酒。
呂氏為渭南薛思庵的門人，思庵為薛敬軒的學侶，所以他的學問是接敬軒之傳的。
呂氏态度平和，雖然笃守程、朱學說，而對于别派并不攻擊。
他說：“不同乃所以講學，既同矣，又安用講耶？”這是與羅整庵不同的地方。
他平日所講的也是格物緻知，對于性理方面很少發表，即以格物為窮理一點也是老生常談，毫無新的貢獻，他之所以吸引學子及其成就，就實在是他的人格感化的一點。
但我們要取他關于教育方面的言論稍足叙述的約有兩點：一為學習法，二為教授法。
關于學習，他是主張下學工夫的，不尚空談，不務高遠，要從切身近處做起，要從語默作止處驗來。
[11]求學即是做事，做事即是求學，能于做事中去求學才見得學問真實，方為有用的學問。
且一
因知以聖其行，從行以實其知，合知行的全部謂之學習，這是王子有名的發明。
但此不過是他的學習原則，關于學習方法也有幾點可取的地方：（1）學習要有頭腦，即立定一個中心去學習，學習有了中心，如衣之有領，一舉便張，以免支離之弊；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以免猖狂之失。
這個中心就是緻良知，吾人處世為人，處處以緻良知為主，則無往不宜。
（2）學習要鞭辟近骨，切己用力實幹。
吾人做一件事，須把全副精神放在那件事情上面左敲右擊，前攻後打，如貓之捕鼠，不獲不止。
王子最注意這一點，平日屢屢對他的弟子極力地提醒過：“諸公在此，務要立個必為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掴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有功。
若茫茫蕩蕩，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終恐不濟事，回家隻尋得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傳習錄》上）這樣沉痛醒人的話，陸子也嘗講過。
（3）學習要各随分限所及，逐步漸進，不可躐等以求速效。
他說：“我輩緻知，隻是各随分限所及。
今日良知見在如此，隻随今日所見擴充到的；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的。
如此方是精一工夫。
”（《傳習錄》下）知一步行一步，随知随行，仍是知行合一的原則。
《傳習錄》書影 六教授法 王子一生不忘格物緻知，所以他平日所講不出大學的範圍。
但亦按照學生的程度分為兩級。
凡初入門聽講的，授以《大學問》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他們知道為學的路徑。
到了從遊日久、有了相當程度時，則随時指點，或提舉最簡當的口号，使他們自家揣摩。
對于程度最高的學生，隻加一番點化之功，給一種暗示，使其自己了悟，甚至于點化都不用。
他說：“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
不然，亦點化許多不得。
”（《傳習錄》下）即或有時授給，也要随人能力所及，使他們容易了解；若不察其能力，授以過當的知識，不能消化，反是害了。
他說：“與人論學，亦須随人分限所及。
如樹有這些萌芽，隻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
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
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量要傾。
便浸壞他了。
”（同上） 王陽明墓 位于浙江紹興。
七兒童教育論 王子提倡培養主義，不僅對高等教育，即對于兒童教育也是一樣；不過在前者從學理方面講培養，在後者以興趣方法講培養。
他是要養成一班愛動愛唱愛遊戲，天機活潑，生氣盎然的兒童，這樣的兒童才是有用的人才，培養成這樣的兒童，才是有價值的教育。
他說，從前教育兒童，本來是根據兒童心理，發展他們的個性極其活潑有興趣的。
譬如兒童愛唱，教他們以歌詩；兒童愛動，教他們以舞蹈；兒童愛遊戲，教他們以習禮。
這樣，兒童視學校如樂園，視師長如父母，莫不樂于來學、樂于受教，日日在歡欣鼓舞裡面過生活，身心不期然而自發育，如草木萌動之初，日日在春風雨露之中，不知不覺潛滋暗長起來。
到後來教育日壞，教者全不顧及兒童的心理與個性，隻知督責課誦，嚴加管束，見有不守法的兒童，則鞭撻繩縛，如待拘囚。
這樣一來，兒童視學校如牢獄，視師長如寇仇，視讀書如畏途了。
這種教育，把純全活潑的兒童，不是養成死闆的樣子，就是養成偷惰或欺詐的習慣。
要矯正這種毛病，一方須采取古代教育的優點，一方面還須适合時代的情況，所以王子對于兒童教育有一個系統的計劃。
（一）訓練标準。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目。
（二）教材大綱。
詩歌、習禮、讀書三類。
詩歌之意：可以表現意志，陶冶性情，舒暢郁氣。
習禮之意：可以訓練秩序，活動血脈，鍛煉筋骨。
讀書之意：可以開發知識，收斂心思。
（三）日課。
每日功課分為五節：一考德，二背書誦書，三習禮或作課藝，四複誦書講書，五歌詩。
考德一節以談話式舉行，猶現今小學課前談話之意。
歌詩分班每日舉行一次，習禮分班每二日舉行一次。
第五節羅整庵（1465—1542）與呂泾野（1479—1547） 一緒言 程、朱之學，自明代中葉以來，已成為強弩之末了。
當是時，陽明以“緻良知”為提倡，甘以“随處體認天理”相号召，議論新出，功夫簡單，适足以救程、朱支離之弊；于是二家學說風靡了全國，全國知識分子不歸于王則歸于湛。
其能笃守程、朱之說不為時代所轉移且敢與王、湛抗衡的隻有羅整庵與呂泾野二人。
[8]呂氏之學出于薛門，以“窮理實踐”為主，态度平易，無所不容。
羅氏所講格物緻知之學，乃由自己苦研得來，博洽精深，筆鋒又極尖銳，時常駁倒王學，誠為當時王學一大勁敵。
二羅整庵 羅欽順像 羅氏名欽順，字允升，号整庵，是山西吉縣的人。
生于憲宗成化元年，死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是八十三歲的高壽。
二十八歲中壬子鄉試第一，二十九歲就舉了進士第一甲。
第二年派為南京國子司業。
當時祭酒為張楓山，張氏亦講學之士，二人相互提倡，所以太學一時稱極盛，而羅氏講學時期即從這個時候開始。
研究學問的人對于政治生活常覺淡薄，不久羅氏請求辭職還鄉養親，反觸了宦官劉瑾的怒氣，把他的一切官職都奪了。
世宗即位，劉瑾被誅，羅氏以原官起任，不久遷為南京吏、禮二部尚書，此時他已五十八歲了。
在部不過二年，因父死歸葬，以後遂不肯再出做官。
此後二十餘年間，一方研究，一方講學，完全老于家鄉。
羅氏性情嚴整，行為端正，而生活亦極簡素，所以在當時有“如精金美玉，無得緻疵”之贊揚。
在三十歲以前，他曾用心研究過佛學，自三十歲以後，始由佛轉入于儒，又苦心研究數十年，直到六十歲而始自信有成。
所以他的學問，不但擅長儒術，且精于佛學，在儒家中對于佛學研究最深而攻擊中肯的，要以整庵為第一。
但羅氏雖為儒家中的程、朱學派。
他的思想亦不與朱子盡同，平生所笃信的最是程伯子，除程伯子以外，凡宋、元以來的各大家無一不受他的批評，而批評象山尤多，所以對于當時陽明之學指摘不遺餘力。
他的學問最精粹的為理氣論，其次則為心性說，兩者均屬于哲學範圍，而後者于教育較有關系，所以我們不得不略叙一下。
羅氏說：“心性至為難明，是以多誤。
謂之兩物又非兩物，謂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卻心即無性，除卻性即無心。
惟就一物中剖分得兩物出來，方可謂之知性。
”（《困學記》）由此一段話看來，羅氏對于心性兩個字頗費了研究的工夫。
在他的解釋，心性二字是同一件東西而各有分際。
性如《易》所謂“至精”之處，心如《易》所謂“至神”之處。
因為至精，所以“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因為至神，所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實是一體。
羅氏又說：“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
”（《困知記》）心性為同一體，此體之虛靈明覺處謂之心，此體之精微純一處謂之性。
譬如視覺器官為目，目是一個體。
此體未視時，即無所感時，則寂然不動。
一有所感，即有所視。
目之所以視，由于目體之虛靈明覺，目之所以能視，由于目體之精微純一。
所以同一目體，自其虛靈明覺處說謂之心，自其精微純一處說謂之性。
換一句話說：就其司視說謂之心；就其能視說謂之性，其實隻是一個物體，不過在一體上有兩個分際，故有兩種說法，但這種分際不能以體用二字來區分。
所以他說：“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不可混為一也。
”（《困知記》）一般人所以别體用，是以動靜狀态說，當靜止狀态時謂之體，當活動狀态時謂之用。
羅氏亦嘗說體用，說動靜，不過他是以情意欲為動的，心性為靜的，所謂用當指情意欲等名詞說，而心與性還是一體。
羅氏論性，是主張程、朱的“性即理”說，以它反對陸子的“心即理”說，又反對王子的“良知即天理”說。
他以陸子的“心即理”是不知性為何物，王子的“良知即天理”是誤解了良知。
孟子所謂良知是不學而知的一種知覺，即近世本能之知，非良善之知，若謂良知是良善的知覺即天理，那就錯了。
且孟子所謂“愛親敬長”的“愛敬”二字即天理，“知愛其親，知敬其長”的兩“知”字是不慮而知的良知。
天理是體，良知是用，以良知即天理，是以用為體，實在是大錯。
[9]況知隻有一種，知恻隐羞惡與知視聽言動同是心的妙用，若以前者為天理之良知，後者為知覺，别知為二，更是錯誤。
[10]他以為陸、王所講的都是心學，即虛靈明覺的一點，他們隻求到虛靈明覺而止，以為明心可以見性，不必别用工夫。
這種頓悟的直覺的學問，當然是程、朱學者所反對的，所以羅氏為學，費盡思考之功，平日教人亦重思考一方面。
他以為一切學問知識由直覺而得的很少，由思考而得的特多，除了聖人生知安行以外，沒有不經過困知勉行而能夠成功的。
所以他說：“夫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
所謂生而知之者，事者之所及哉？苟學而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
凡其當如此自如此者，雖或有出于靈覺之妙，而輕重長短類皆無所取中，非過焉斯不及矣。
”（《困知記》）又說：“良心發現乃感應自然之機，所謂天下之至神者固無侍于思也。
然欲其一一中節，非思不可，研幾工夫，正在此處。
”（《答允恕弟》） 《羅整庵先生續稿》書影 三呂泾野 呂氏是陝西高陵人，名柟，字仲木，學者稱為泾野先生。
生于憲宗成化十五年，死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完全與羅整庵同時，而壽命差不多短他二十歲。
呂氏在兒童時當過縣學生，即有志聖賢的學問。
二十三歲中弘治辛酉年的鄉試，第二年會試落第補入太學，當過幾年太學生；到正德三年再應科舉，乃取得進士第一名，授官修撰。
呂氏為人廉正，學問道德且傳播于國外。
做官三十餘年，安守清貧如故。
從政之暇，即以講學為事，所以他的教育生活也是三十餘年。
綜計呂氏一生講學可以分做四個段落：一在家鄉高陵，二在解州貶所，三在南京官所，四在北京國子監。
在高陵講學，年約四十二三歲，是得罪宦官劉瑾，辭職還鄉的一個時期。
在此時期，先築東郭别墅以會四方學者；後來學生發達，别墅容不了，添築東林書屋一所，可以想見其學生之盛了。
在解州講學，由四十六歲到四十八歲，是以議大禮得罪了世宗的一個時期。
在此時期，他是被谪貶為解州判，兼管州事，于從政之餘，一方面施行社會教育，一方面從事書院教育。
在解州三年，“民俗士習，翕然改觀”。
三年之後，調入南京，解州士民哭泣相送，人格感化的成績到處可見。
因為有這樣的成績，才有升遷的機會，自此以後呂氏的政治生活漸漸順适。
在南京九載，“與湛甘泉、鄒東廓共主講席，東南學者盡出其門”（《學案》）。
迨後調入北京，為國子祭酒，掌管國家最高教育機關，此時呂氏年已五十多歲了。
以正心修身、忠君孝親為宗旨，四書五經及《儀禮》等書為教材，愛學生如子弟，而管束極嚴，為明代有數的祭酒。
呂氏為渭南薛思庵的門人，思庵為薛敬軒的學侶，所以他的學問是接敬軒之傳的。
呂氏态度平和，雖然笃守程、朱學說，而對于别派并不攻擊。
他說：“不同乃所以講學，既同矣，又安用講耶？”這是與羅整庵不同的地方。
他平日所講的也是格物緻知，對于性理方面很少發表，即以格物為窮理一點也是老生常談，毫無新的貢獻，他之所以吸引學子及其成就，就實在是他的人格感化的一點。
但我們要取他關于教育方面的言論稍足叙述的約有兩點：一為學習法，二為教授法。
關于學習，他是主張下學工夫的，不尚空談，不務高遠，要從切身近處做起，要從語默作止處驗來。
[11]求學即是做事，做事即是求學，能于做事中去求學才見得學問真實，方為有用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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