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中明教育家及其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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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也”一句口号,自然要被絕對的唯心論者王子所采用;王子不僅采用這一句口号,并且把他的意義更擴大了。

    他說:“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

    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

    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親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親之理矣。

    有忠君之心即有忠君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君之理矣。

    理豈外于吾心耶。

    ”(《答顧東橋書》)這是解釋“心即理”一個名詞的。

    凡萬物之理皆包含于吾心之中,吾心之中即具有萬物之理;外了吾心即無物理,舍了物理亦不成其為心了,所以說心與理是一件東西。

    不懂心與理是—件東西,凡天地萬物與心皆是一件東西。

    他說:“夫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在性為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

    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

    ”(《與王純甫書》)這一段話,說得更擴大,更簡當。

    一切東西皆是心境,皆是心之幻象,可以說“心在則有天地萬物,心滅天地萬物也滅了”。

     王子于陸子“心即理”之外,又援用孟子的“良知”說,自己引申一句口号——“良知即天理”。

    即謂心即理,又說良知即天理,則“心即良知”了。

    心既是良知,則心無不善,而心性為一,故性無不善;于是心、性、理、良知等名詞皆成了一件東西,不過所說不同,故命名各異。

    如果要分别這些名詞,還是引王子自己的話來解釋。

    他說: 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于人也謂之性,主于身也謂之心。

    (《答學生陸澄》) 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說便謂之心,就其禀賦說便謂之性。

    (《答學生惟乾》)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

    (《答學生歐陽崇一》) 就以上三段,我們總結起來:心是一種渾體,廓然大公、寂然不動的渾體。

    但是極其靈覺,一感便通;極其昭明,無物不照;極其廣大,無遠不屆。

    就此渾體之本身說謂之性;就其能夠作吾人的精神主宰說謂之心;就其昭明靈覺處說謂之知;就其純粹至善說謂之良知;就其動靜鹹宜、自然恰當之點說,謂之天理——其實隻是一個心。

     大學上所載“格物、緻知、正心、誠意”幾個字,王子與朱子所解釋亦不盡同。

    朱子以前兩種屬于外感方面,後兩種屬于内心方面;王子則把它們全屬于内心方面來說。

    他答程朱學派羅整庵的書上說: 理一而已:以其理之疑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疑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

    (《文集》卷三) 答他的學生徐愛說: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

    (《傳習錄》中) 把“心、意、知、物”全屬于内心方面,當着精神作用,自宋、元以來隻有王子這樣講過,到後來劉蕺山更說得微妙了。

    總之,吾人的精神作用,以心這主宰,心即天理之本體;這個本體隻要不為私欲所蒙蔽,由它所發出來的無不恰當,無不合于天理。

    我們要求事事物物皆合于天理,也隻有在吾人本心上求,這個本心如同規矩尺度,一切皆以它為準則,應用沒有窮盡。

    [5]良知既為一切的準則,應用無窮;所以發而為事父則為孝,發而為事君則為忠,發而為萬事則無往而不當。

     四緻良知主義的教育論 王子講學第一期多講格物、緻知,第二期多講省察、克治的實功,第三期則專請“緻良知”三個字——立論雖前後不同,主張卻是一貫的。

    不過他的學力與年俱進,所以愈講愈精進、愈直接;我們就可以把這“緻良知”三字包括他一生講學的宗旨,也可當着他的教育主義。

    王子嘗說,心之昭明靈覺處便是“知”;因為昭明靈覺,所以能知是非、辨善惡。

    此昭明靈覺之點即天理之本體,由這一點所發出來的,無不合于天理,故曰“良知”。

    這個良知,以其本體說,就是天理;以其狀态說,就是未發之中。

    [6]它的性質,非動非靜,常呈一種定性;無内無外,隻是一點極其活潑的元氣;它含着無限的生意,具有純全的美德。

    這個良知,自聖人以至愚夫愚婦莫不相同,凡嬰兒初生時此心隻有一片天理流行,更無别物,所以沒有一個不知愛他的父母。

    聖人之所以為聖,隻是良心常在,天理純全,一切行動無一不由其良心上發出,而所發出來的無一不合于天理。

    至于一般人,或為習俗所染,或為私欲所惑,此心失了昭明靈覺,所以就不良了,所以做出許多不善的行為來。

    教育的目的在學為聖人,即在恢複各人固有的良知推行于人倫日用上,所以教育宗旨,就在緻良知。

    [7]緻良知即把各人固有的良知設法擴充,便可以至于聖人。

    但出世以後,除聖人以外,多少有些私欲滲雜在裡面,良知常為所蔽而不明,在擴充之前還須加以洗刷之功。

    所以緻良知的“緻”字,實包含消極、積極兩方面:消極方面是去人欲,積極方面是存天理。

    換一句話,緻良知即是去人欲、存天理的工夫。

    怎樣去人欲?怎樣存天理?他說: 陽明書院正門 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

    如去盜賊,須有個掃除廓清之意。

    無事時将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複起,方始為快。

    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才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摘除廓清。

    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

    (《傳習錄》上) 此間講學,卻隻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

    必有事焉者,隻是時時去集義。

    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

    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求速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

    工夫全在必有事上,勿忘勿助隻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所謂時時去集義者,隻是緻良知。

    (《答聶文蔚》) 君子之學無間于動靜。

    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

    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

    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

    (《答方叔賢》) 所引前一段,是去人欲的工夫,後二段是存天理的工夫。

    前者如捕盜賊,務必求其廓清,不留絲毫餘地;後者即是集義,時時刻刻存一“必有事焉”,無間于動靜。

    這種工夫雖分兩層,其實是一貫的,革盡人欲而天理自然存在,複得天理而人欲也就退聽了。

    利根之人,隻要時刻存個天理在心中,日日長養,而人欲自消;鈍根之人,去人欲尤先于存天理,非先下一番克治的實功不能培養良知。

    所以他說: 吾輩用功隻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複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等簡易。

    (《傳習錄》上) 他又指責他的學生孟源好名之病說: 此是汝一生大病根。

    譬如方丈地内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隻滋養得這個大根。

    四旁縱要種嘉谷,上被此樹遮覆,下被此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是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佳種。

    不然,任汝耕耘培壅,隻滋養得此根。

    (同上) 王子自緻良知,是從心體入微處用工夫,是有根本的學問。

    學問在根本上用力,積日累月,逐漸擴充,自然應用無窮;也隻有在根本上用力才有效果。

    在根本上用力就是下學工夫,下學工夫做到了,自然上達。

    上達用不着做工夫,也不能做工夫,且做出來亦沒有用處。

    關于所謂下學工夫——根本的學問,王子有兩段話說得最有價值。

     《王陽明全集》書影 立志用工如種樹然。

    方其根芽,猶未能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

    初種根時,隻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

    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傳習錄》上) 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于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擁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鋤之者也,無非有事于根焉耳矣。

    (《紫陽書院集序》) 教育隻從心上栽培灌溉,待得良知純全了,擴充起來,自然晬面盎背,自然笃實光輝,自然事父而能孝、事君而能忠,自然不計利害一本良心行事,這與孟子的培養主義同一功用。

    所以他極反對世儒義外之學,他以為他們教人隻在事事物物去尋讨,沒有根本的學問,雖暫時外面修飾得好看,必歸于萎謝。

    ⑥王子這種工夫不是靜的、死闆的、空虛的,它是極其活潑實在的,且必從日用倫常方面着力才能驗其效果。

    王子一生的學問就是從他的功業上體驗出來的。

    我們再引一段話來結束這個題目: 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才是真格物。

    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個怒心;不可因其言語圓轉,生個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随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谮毀羅織,随人意思處之。

    許多意思皆私,隻爾自知。

    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這便是格物緻知。

    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

    (《傳習錄》上《答某屬官》) 五知行合一論 在實踐派的意見,所謂學習,并不是讀書,是學做為人,怎樣做一個道德純全的聖賢——尤其王子是這樣主張。

    王子雖不反對讀書,他絕不以讀書為學問,讀書不過是收斂心思,在學習過程中占很小一點地位。

    學習既是學做為人,總不離于躬行實踐,所以他提倡“知行合一”的口号出來。

    這一個口号,在普通有兩種解釋:一是知與行同時并進,一是知與行是一件事情。

    第一種解釋,知行雖說并進,猶是兩件東西,所以一元論的王子是主張第二種解釋的。

    他說: 凡謂之行者,隻是着實去做這件事。

    若着實做事學問思辨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

    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矣。

    若謂學問思辨之,然後去行,卻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辨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個學問思辨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寫實處便是行。

    若行而不能明覺精察便是算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

    原來隻是一個工夫。

    (《答友人問》) 這是說知而不行謂之妄想,行而不知謂之冥行,所以知行合一起來,才是學習的實功。

    他又與學生徐愛有一段問答關于知行合一的解釋: 愛問:“今人隻有知事父當孝、事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知行分明是兩件。

    ”曰:“此已被私欲間斷,不是知行本體。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隻是未知。

    聖人教人知行,正是要複那本體。

    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

    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隻見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後又立個心去好。

    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隻聞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後别立個心去惡。

    ”(《傳習錄》上) 以惡惡臭、好好色來解釋知行合一,較前更切實。

    知如刺激,行如反應,一感便應,知行成了一個極迅速的感應弧。

    所以他又說“知是行的主義,行是知的工夫。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同上)。

    王子提倡這個口号,一方固在教人免蹈妄想冥行的毛病,他方便注意于行為的動機。

    他對黃直說: 今人學問隻因知行分作兩件事,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

    我即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

    發動處有不善就将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

    此是我立言宗旨。

    (《傳習錄》下) 行為論者,以為雖有惡念,隻要未曾去做,不得謂之病。

    王子是動機論者,他以為一念之差雖未曾見于行為,也算是大病了,因為罪大惡極之人,均是起于一念之差。

    所以動機就是行為,行為即寓于動機裡面,吾人如不肯為惡,就要不許有絲毫惡念存在;能夠徹根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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