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初明教育家及其學說
關燈
小
中
大
知止則動靜各當乎理。
（《讀書錄》） 止既謂止于事物當然之則，即凡吾人所應做的事情，盡心竭力去做，就謂之止。
換一句話：止即注意集中于合理的事情上之義，某事為我所當做，即注全力在某事上面；此時應做什麼事，即注全力在什麼事上面；某一部分應當如何動作，即務必如何動作，做其所應當做的謂之“止”，做其所不應當做的就非止了。
做其所應當做，且盡心竭力去做，毫不務及以外，謂之“知止”；雖做其所應當做，而雜念叢生，精神不能貫注，就非知止了。
所以他所謂“知止”的意義很廣泛，很活動；即随時随地注意你所應當注意的事情，毫不要務乎其外。
能夠做到這一地步，則中心有一定的主宰，态度自然安詳，一舉一動無不恰當——修養的工夫可以既是成熟了。
要達到知止的地步，則要一個“敬”字。
他說：“人不持敬，則心無安頓處。
人不主敬，則此心一息之間，馳骛出入，莫知所止也。
”又說：“隻主于敬才有卓立，不然東倒西歪，卒無可立之地。
”（均同上書）敬即收斂此心不使散漫，把捉此心不使馳骛，而使心有所樹立，有所安頓。
心有所樹立與安頓，則知所止了；所以居敬又是知止的工夫。
别的儒者把居敬窮理分為二事，薛氏則認為一事。
他說：“初學時，見居敬、窮理為二事。
為學之久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也。
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愈得，則居敬愈固。
”（《讀書錄》）由此看來，居敬又是窮理的工夫，窮理借居敬而愈切實，雖有時分而為二，也須交相為用。
所以他說：“程夫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緻知者，正欲居敬窮理交互用力，以進于道也。
”（《答李賢司封事》） 四教育論 觀薛氏教子一書，則知他是以“倫理”二字為教育宗旨。
他說：“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倫理而已。
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
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
于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為人之名。
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聖賢憂人之陷于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
”（《薛敬軒集·戒子書》）這種常談之常談，本無叙述的價值，不過中國學者的教育主張，自周代以至明朝，二千年來，毫無改變，可以推知中國曆史之不進步。
但他的教育宗旨雖然陳腐，而他的求學方法卻極切實。
他是一個實踐主義者，所以不尚空虛，力求實學。
所謂實學，不是謂能多記些知識，多讀些聖賢經傳，是要能夠本着聖賢所垂訓的道理切實去行的。
這些道理雖然載在聖賢經傳上，但所載的不過一種名，而道理之實則具于天地萬物之中。
所以要求實學，必從日常生活上切實體驗出來，時時體驗即時時實行，處處體驗即處處實行。
他說：“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于此事皆合于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又說：“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陋至鄙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
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
工夫緊貼在身心做，不可斯須外離。
”（俱見《讀書錄》）我們由這兩段話看來，可以想見薛氏做工夫的切實。
如果以此為教育，則教育即生活，是很有價值；不過他的生活，全為文雅的生活，又近于修道式的生活。
他最反對以書本為知識，以作文為學問，而全無修養的科舉之士。
“學舉業者讀諸般經書，隻安排作時文材料用，于己全無幹涉。
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習，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與不學者何以異。
”（《讀書錄》）這一段痛切語卻可以發人深省。
本節參考書舉要 （1）《明儒學案》的《河東學案》 （2）《理學宗傳》的《薛子》 （3）《明史》的《儒林列傳》 （4）《讀書錄》 （5）《薛敬軒集》 第四節吳康齋（1391—1469） 一生活小史 康齋名與弼，字子傅，江西崇仁縣的人，是國子司業康溥的兒子。
他生于洪武二十四年，八九歲為兒童時，在鄉塾讀書，已經表現不凡。
年近十九歲，承父命來京師，從學于文定楊溥。
楊氏授以《伊洛淵源錄》，遂慨然有志于聖賢之道；及讀到程伯淳“見獵心喜”一句，而志氣益壯。
他以為聖賢也是一個人，隻要立志，哪有學不到的，乃廢棄舉子業，專門從事于聖賢的工夫。
這個時候，謝絕一切人事，獨居小樓上，日夜展開四書五經及諸儒語錄，玩索而善讀，體貼于身心，足不下樓達二年之久，可謂專一而勤了。
當二十一歲時，還家結婚，往來都是粗衣敝履，沒有一點驕泰氣，别人也不認識他是司業的兒子。
《伊洛淵源錄》書影 吳氏自結婚以後，學業稍有成就，乃從事于教育生活。
他的教育生活是從田園中過來的，即一邊耕田，一邊教書。
他不肯徒托
（《讀書錄》） 止既謂止于事物當然之則，即凡吾人所應做的事情，盡心竭力去做，就謂之止。
換一句話：止即注意集中于合理的事情上之義，某事為我所當做，即注全力在某事上面；此時應做什麼事，即注全力在什麼事上面；某一部分應當如何動作，即務必如何動作，做其所應當做的謂之“止”，做其所不應當做的就非止了。
做其所應當做，且盡心竭力去做，毫不務及以外，謂之“知止”；雖做其所應當做，而雜念叢生，精神不能貫注，就非知止了。
所以他所謂“知止”的意義很廣泛，很活動；即随時随地注意你所應當注意的事情，毫不要務乎其外。
能夠做到這一地步，則中心有一定的主宰，态度自然安詳，一舉一動無不恰當——修養的工夫可以既是成熟了。
要達到知止的地步，則要一個“敬”字。
他說：“人不持敬，則心無安頓處。
人不主敬，則此心一息之間，馳骛出入，莫知所止也。
”又說：“隻主于敬才有卓立，不然東倒西歪，卒無可立之地。
”（均同上書）敬即收斂此心不使散漫，把捉此心不使馳骛，而使心有所樹立，有所安頓。
心有所樹立與安頓，則知所止了；所以居敬又是知止的工夫。
别的儒者把居敬窮理分為二事，薛氏則認為一事。
他說：“初學時，見居敬、窮理為二事。
為學之久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也。
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愈得，則居敬愈固。
”（《讀書錄》）由此看來，居敬又是窮理的工夫，窮理借居敬而愈切實，雖有時分而為二，也須交相為用。
所以他說：“程夫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緻知者，正欲居敬窮理交互用力，以進于道也。
”（《答李賢司封事》） 四教育論 觀薛氏教子一書，則知他是以“倫理”二字為教育宗旨。
他說：“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倫理而已。
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
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
于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為人之名。
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聖賢憂人之陷于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
”（《薛敬軒集·戒子書》）這種常談之常談，本無叙述的價值，不過中國學者的教育主張，自周代以至明朝，二千年來，毫無改變，可以推知中國曆史之不進步。
但他的教育宗旨雖然陳腐，而他的求學方法卻極切實。
他是一個實踐主義者，所以不尚空虛，力求實學。
所謂實學，不是謂能多記些知識，多讀些聖賢經傳，是要能夠本着聖賢所垂訓的道理切實去行的。
這些道理雖然載在聖賢經傳上，但所載的不過一種名，而道理之實則具于天地萬物之中。
所以要求實學，必從日常生活上切實體驗出來，時時體驗即時時實行，處處體驗即處處實行。
他說：“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于此事皆合于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又說：“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陋至鄙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
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
工夫緊貼在身心做，不可斯須外離。
”（俱見《讀書錄》）我們由這兩段話看來，可以想見薛氏做工夫的切實。
如果以此為教育，則教育即生活，是很有價值；不過他的生活，全為文雅的生活，又近于修道式的生活。
他最反對以書本為知識，以作文為學問，而全無修養的科舉之士。
“學舉業者讀諸般經書，隻安排作時文材料用，于己全無幹涉。
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習，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與不學者何以異。
”（《讀書錄》）這一段痛切語卻可以發人深省。
本節參考書舉要 （1）《明儒學案》的《河東學案》 （2）《理學宗傳》的《薛子》 （3）《明史》的《儒林列傳》 （4）《讀書錄》 （5）《薛敬軒集》 第四節吳康齋（1391—1469） 一生活小史 康齋名與弼，字子傅，江西崇仁縣的人，是國子司業康溥的兒子。
他生于洪武二十四年，八九歲為兒童時，在鄉塾讀書，已經表現不凡。
年近十九歲，承父命來京師，從學于文定楊溥。
楊氏授以《伊洛淵源錄》，遂慨然有志于聖賢之道；及讀到程伯淳“見獵心喜”一句，而志氣益壯。
他以為聖賢也是一個人，隻要立志，哪有學不到的，乃廢棄舉子業，專門從事于聖賢的工夫。
這個時候，謝絕一切人事，獨居小樓上，日夜展開四書五經及諸儒語錄，玩索而善讀，體貼于身心，足不下樓達二年之久，可謂專一而勤了。
當二十一歲時，還家結婚，往來都是粗衣敝履，沒有一點驕泰氣，别人也不認識他是司業的兒子。
《伊洛淵源錄》書影 吳氏自結婚以後，學業稍有成就，乃從事于教育生活。
他的教育生活是從田園中過來的，即一邊耕田，一邊教書。
他不肯徒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