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初明教育家及其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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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憂勤惕勵之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
（同上） 第三節薛敬軒（1389—1464） 一生活小史 薛瑄像 薛瑄字德溫，号敬軒，山西河津縣的人，是河東學派的領袖，也是明代北方首屈一指的教育家。
薛氏生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死于英宗天順八年，享年七十六歲，較南宋朱子多活五年。
他的家庭，可以說是一個教育家庭，因他的祖父以教授為生，他的父親也是以教育為生——前者所從事的私人教育，後者所從事的地方政府教育。
薛氏初出母懷時，格外奇特，幼年又極聰明，所讀書史一過目即能背誦。
當十二歲時，從他的父親薛貞到荥陽官所，受業于魏希文、範汝舟二儒，得讀濂溪諸書，于是慨然有志于聖賢之道，以教育為己任，不肯從事于科舉之學，其為程、朱之學，即從此時開始。
後來以遵從父親的意思，勉應鄉試，中了永樂庚子第一名；明年入京會試，又得了進士第，此時薛氏年已三十三歲了。
薛氏一生服官凡五次——在湖南一次，在山東一次，在南京一次，在北京兩次。
初次為監察禦史，出監湖廣銀場，對于宋、元理學，攻苦研究，日夜風雪不辍。
在山東任提學佥事，即管理學校事務，很合他的志願。
到任開始，即以朱子的《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
每訓育諸生，則先力行而後文藝，因材施教，優秀的樂其寬，低劣的憚其嚴。
在職并不久，而諸生受其人格的感化，至呼為“薛夫子”。
在京師兩次，一忤宦官王振，已處死刑，因廚丁營救，遂放還鄉裡；一忤權奸曹石輩，乃自動請老緻仕，故他的鄉居生活也是二次。
鄉居生活，即是他的私人講學生活，第一次居鄉講學六年，第二次居鄉講學八年。
每次講學，弟子自遠方而來學的總是上百餘人，洛陽的閻禹錫、鹹甯的張鼎，尤為薛門中之著者。
薛氏性情剛毅，守正不阿，一生以繼持世道人心為己任，與朱晦庵很相類似，所以他對于朱子極端崇拜。
他說：“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顔、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于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
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餘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讀書錄》）可謂推崇備至了。
其實他較朱子更覺細謹，不僅視聽言動不肯輕忽，即坐立的方向及器用的位置稍有不正，他的心中就感覺不安似的。
[1]道學到了此時，業已模型化了，真不愧為薛夫子！薛氏常說：“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
”（《明史·儒林列傳》）所以一生沒有什麼著作，隻有劄記式的《讀書錄》二十卷。
《薛文清公讀書錄》書影 薛瑄的這部語錄體著作亦稱《讀書錄》。
二性論 薛氏論性完全本于程伊川的“性即理也”一句話。
在宋代以前，講論“性”之一字的，異說紛然，各各不同，自程伊川提出“性即理”一句口号出來，又經朱晦庵加以切實的宣傳，千載以來成了定論，即反程、朱的陸、王派也沒有顯然的異議，而薛敬軒擁護尤力。
他說：“宋道學諸君子有功于天下萬世者，不可勝言。
如性之一字，自孔子以後，荀、揚以來，或以為惡，或以為善惡混，議論紛然不決，天下學者莫知所從。
至于程子‘性即理也’之言出，然後知性本善而無惡；張子氣質之論明，然後知性有不善者乃氣質之性，非本然之性也。
由是性之一字大明于世，而無複異議者，其功大矣。
”（《讀書錄》）他不僅這樣的擁護，且把性的意義極力擴充。
先儒隻說性具于心，薛氏則謂性在天下。
性即是理，凡物有理，即凡物有性，這個性不僅具于心中，凡耳、目、口、鼻、手、足之類，皆具有此性，凡天地萬事萬物亦皆具有此性，譬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為物，而其人倫之理即為性。
譬如耳、目、手、足之類為物，而其動靜之理即為性。
總括一句說：“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理是什麼？他說：“隻是合當如是便是理”，凡事物之當然、動靜之鹹宜即是理。
此理原出于天，故曰“天理”。
不過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所以呼天、呼命、呼理或呼性，不過是一物的異名。
理無不善，故性無不善，也可以說“善即性也”。
不僅性與理為一，即性與氣亦不可分着兩樣，性與氣也是一緻的。
他說：“蓋理氣雖不相雜，亦不相離。
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
氣外無性，性外無氣，是不可二之也。
若分而二，是有無氣之性、無性之氣矣。
”（《讀書錄》）薛氏把性的意義擴充到這樣廣泛，簡直跑到了自然界的形而上學裡面，與人類的天性之說毫不相幹了。
三修為論 薛氏對于修為方面也提出了兩個字的口号——“知止”。
知止并不是止足的意思，他解釋得很廣泛。
知止所包者廣。
就身言之，知心之止德，目之止明，耳之止聽，手之止恭，足之止重之類，皆是。
就物言之，如子之止孝，父之止慈，君之止仁，臣之止敬，兄之止友，弟之止恭之類，皆是。
蓋止者止于事物當然之則，則即至善之所在，知止則靜安慮得，相次而見矣。
不能知止，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猶迷方之人，搖搖而莫知所之也。
（同上） 第三節薛敬軒（1389—1464） 一生活小史 薛瑄像 薛瑄字德溫，号敬軒，山西河津縣的人，是河東學派的領袖，也是明代北方首屈一指的教育家。
薛氏生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死于英宗天順八年，享年七十六歲，較南宋朱子多活五年。
他的家庭，可以說是一個教育家庭，因他的祖父以教授為生，他的父親也是以教育為生——前者所從事的私人教育，後者所從事的地方政府教育。
薛氏初出母懷時，格外奇特，幼年又極聰明，所讀書史一過目即能背誦。
當十二歲時，從他的父親薛貞到荥陽官所，受業于魏希文、範汝舟二儒，得讀濂溪諸書，于是慨然有志于聖賢之道，以教育為己任，不肯從事于科舉之學，其為程、朱之學，即從此時開始。
後來以遵從父親的意思，勉應鄉試，中了永樂庚子第一名；明年入京會試，又得了進士第，此時薛氏年已三十三歲了。
薛氏一生服官凡五次——在湖南一次，在山東一次，在南京一次，在北京兩次。
初次為監察禦史，出監湖廣銀場，對于宋、元理學，攻苦研究，日夜風雪不辍。
在山東任提學佥事，即管理學校事務，很合他的志願。
到任開始，即以朱子的《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
每訓育諸生，則先力行而後文藝，因材施教，優秀的樂其寬，低劣的憚其嚴。
在職并不久，而諸生受其人格的感化，至呼為“薛夫子”。
在京師兩次，一忤宦官王振，已處死刑，因廚丁營救，遂放還鄉裡；一忤權奸曹石輩，乃自動請老緻仕，故他的鄉居生活也是二次。
鄉居生活，即是他的私人講學生活，第一次居鄉講學六年，第二次居鄉講學八年。
每次講學，弟子自遠方而來學的總是上百餘人，洛陽的閻禹錫、鹹甯的張鼎，尤為薛門中之著者。
薛氏性情剛毅，守正不阿，一生以繼持世道人心為己任，與朱晦庵很相類似，所以他對于朱子極端崇拜。
他說：“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顔、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于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
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餘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讀書錄》）可謂推崇備至了。
其實他較朱子更覺細謹，不僅視聽言動不肯輕忽，即坐立的方向及器用的位置稍有不正，他的心中就感覺不安似的。
[1]道學到了此時，業已模型化了，真不愧為薛夫子！薛氏常說：“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
”（《明史·儒林列傳》）所以一生沒有什麼著作，隻有劄記式的《讀書錄》二十卷。
《薛文清公讀書錄》書影 薛瑄的這部語錄體著作亦稱《讀書錄》。
二性論 薛氏論性完全本于程伊川的“性即理也”一句話。
在宋代以前，講論“性”之一字的，異說紛然，各各不同，自程伊川提出“性即理”一句口号出來，又經朱晦庵加以切實的宣傳，千載以來成了定論，即反程、朱的陸、王派也沒有顯然的異議，而薛敬軒擁護尤力。
他說：“宋道學諸君子有功于天下萬世者，不可勝言。
如性之一字，自孔子以後，荀、揚以來，或以為惡，或以為善惡混，議論紛然不決，天下學者莫知所從。
至于程子‘性即理也’之言出，然後知性本善而無惡；張子氣質之論明，然後知性有不善者乃氣質之性，非本然之性也。
由是性之一字大明于世，而無複異議者，其功大矣。
”（《讀書錄》）他不僅這樣的擁護，且把性的意義極力擴充。
先儒隻說性具于心，薛氏則謂性在天下。
性即是理，凡物有理，即凡物有性，這個性不僅具于心中，凡耳、目、口、鼻、手、足之類，皆具有此性，凡天地萬事萬物亦皆具有此性，譬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為物，而其人倫之理即為性。
譬如耳、目、手、足之類為物，而其動靜之理即為性。
總括一句說：“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理是什麼？他說：“隻是合當如是便是理”，凡事物之當然、動靜之鹹宜即是理。
此理原出于天，故曰“天理”。
不過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所以呼天、呼命、呼理或呼性，不過是一物的異名。
理無不善，故性無不善，也可以說“善即性也”。
不僅性與理為一，即性與氣亦不可分着兩樣，性與氣也是一緻的。
他說：“蓋理氣雖不相雜，亦不相離。
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
氣外無性，性外無氣，是不可二之也。
若分而二，是有無氣之性、無性之氣矣。
”（《讀書錄》）薛氏把性的意義擴充到這樣廣泛，簡直跑到了自然界的形而上學裡面，與人類的天性之說毫不相幹了。
三修為論 薛氏對于修為方面也提出了兩個字的口号——“知止”。
知止并不是止足的意思，他解釋得很廣泛。
知止所包者廣。
就身言之，知心之止德，目之止明，耳之止聽，手之止恭，足之止重之類，皆是。
就物言之，如子之止孝，父之止慈，君之止仁，臣之止敬，兄之止友，弟之止恭之類，皆是。
蓋止者止于事物當然之則，則即至善之所在，知止則靜安慮得，相次而見矣。
不能知止，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猶迷方之人，搖搖而莫知所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