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南宋教育家及其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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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角，則非徒不能及之，隻自害耳。
”（《東萊遺集·論語說》）教育隻有兩條路，在淳厚路上可進而為君子，在輕捷路上便是小人，主張何等顯明，立言何等痛切。
淳厚笃實就是仁者，唯仁者才是生，不仁者才是死，所以一切人間趣味，萬物生意，宇宙流行，莫不由淳厚之人而發生、而表現、而存在。
[9]所以平日訓練學生，“要須帥之以正，開之以漸，先淳厚笃實，而後辯慧敏銳，則歲晏刈獲，必有倍收”（《與陳同甫書》）。
所以他平日與人講論，往往以反省相勉勵，《麗澤堂規》以稱善不稱惡教學生，莫非忠厚之道。
忠厚之教于讀史頗有關系，多識前言往行，反覆涵泳，氣味自厚，所以他說“大抵忠厚醇笃之風，本于前言往行。
今之學者所以硗薄，皆緣先生長者之說不聞，若能以此意反複思之，則古人之氣味庶猶可績也”（《麗澤講義》）。
呂氏又說：“今之學者，病不在弱，隻是小。
”（《麗澤講義》）所以病小，由于志不立。
志不立，則器量狹小，難得入道之門；一則勇氣缺乏，總是避難而就易。
今世學者，多趨于富貴利達一途，而不肯志于聖人之道者皆是這個原因。
所以教育學生應教其以立志為先，倘能立志，“至于大道，以聖人自期”（《遺集·雜說》），所培養出來的自然是大器材。
三學習與教授 呂氏關于學習法的論點頗多，其原則不外伊川的集義工夫與晦庵的下學工夫，我們不必多述。
[10]不過他自己也有幾點獨到的地方，我們略叙于下：（1）求學要切實際，在日用生活上用力，前面已經說過。
（2）求學貴創造，要自己獨立研究，各辟門徑，如此，才能趨出習俗的見解以外，而有新的發明。
他說：“今之為學，自初至長，多随所習熟為之，皆不出于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麗澤講義》），即是此意。
（3）求學須“泛觀廣接”，即是要“虛懷接納，集思廣益”的意思。
他說：“吾侪所以不進者，隻緣多喜與同臭味者處，殊久泛觀廣接，故于物情事理多所未察，而根本滲漏處，往往鹵莽不見。
須要力去此病乃可。
”（《與劉子澄書》）不要有成見，不要排斥異己，須多方接納，取他人所長補我所短，則所學才圓通，才有進步，這是呂氏有感于朱、陸各執己見而發的；也是他的長處。
（4）讀書要有閑暇的工夫。
吾人不能不做事，也不能不讀書，要使兩者不廢，須要好整以暇，才能于百忙中可以抽出時間讀書，而心中亦有讀書的閑暇了。
[11]（5）讀史很有益處，多識前言往行，可以蓄德，可以涵養忠厚醇笃之風。
關于讀史的方法，他也說得很好：“看史須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後成敗如何。
其大要有六：擇善、警戒、阃範、治體、議論、處事。
”（《東萊遺集·雜說》）他因長于史學，所以對于讀史的方法特别詳說，所舉六條大要，有價值與否，乃是時代的關系，我們不必刻意批評。
至于（6）看書不要穿鑿，須以平易觀之。
（7）為學須一鼓作氣不可有間斷，雖屬平常，确為切要，我們不必一一詳舉了。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句解》書影 關于所論教授法，更有幾點精到的地方。
呂氏說：“大凡人之為學，最當于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
”（《與朱侍講書》）這是以氣質為标準，随其強弱緩急而施教的。
又說：“學者氣質各有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
正須随根性、識時節、箴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
固有恐其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侍其憤悱而後啟之者。
”（《與朱侍講書》）這段講得最好：既根據學生的個性，又依照他們的程度，又考查此時心理的現象，因病以施診，随機以示教，這才謂之活的教授法。
講說固不厭詳，但有時不可過詳，講說過詳，反易養成怠惰之病，所謂“講論形容之語欲指得分明，卻恐緣指出分明，事者便有容易領略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功，其原殆不可不謹也”（同上）。
這是引起事生自動研究的一種教授法。
四麗澤書院 這個書院在東萊先生的家鄉，即他講學會友的根據地。
先生自登第至病終，在外服務不到廿年，而講學于麗澤書院者前後合計八九年，其中以乾道二年及八年兩次丁艱時所講時間最長。
在這裡頭，關于訓練标準、講授方法我們已在前面叙述過了。
此處所要另述的，一為講義，一為學規。
在書院中所授教材，不外四書五經。
每講一章，則挑選出有關于涵養及治道的數章，加以特别說明，編成短篇的文字，謂之《麗澤講義》。
朱子當侍講時，對甯宗講書，亦編有講義，不過說明較呂氏更詳，中國學校習用講義的辦法及名目，恐怕是從此時起的。
關于學規，有乾道四年、五年及六年三種；此外還有乾道五年定的關諸州在籍人的通知書及九年的直日須知兩種。
乾道四年規約，共計十一條，除第一條以“孝、弟、忠、信”為講學宗旨外，其餘全屬于行動的規律、人格的陶冶。
乾道五年規約共計六條，除第五條關于士檢的注重及第六條關于遷居的報告外，其他四條都是開示的讀書方法，内中并要學生每日做日記，及填書院學務登錄簿。
乾道六年規約共計七條，完全關于退學條例。
我們把它簡單的寫在下面： 麗澤書院 凡諸生犯下列行為之一者，着即開除學籍： （1）親在别居，（2）親沒不葬，（3）因喪昏娶，（4）宗族訟财，（5）侵擾公私，（6）喧噪場屋，（7）遊蕩不檢。
以上各條，以現代思想評論，固然有許多好笑的地方，但内中各條全屬于社會的行為，無一語限于學校以内，以社會為學校，化學校于社會，所培養的人才皆期為社會優秀分子，不是注入知識的書呆子。
這種教育總算是有價值的。
第七節陸象山（1139—1192） 一充滿書聲的家庭 南宋教育家的發達較北宋更甚，而以朱子一系門徒最多，勢力最大。
其中新辟門徑，獨樹一幟，與朱子俨然對敵的則有金溪陸子。
陸子的主張怎樣，及一生的事業怎樣，等待下面再說，此時專叙他的家庭情形。
陸九淵像 陸子本齊宣王的後人，到六世祖始遷居于撫州金溪，此地現屬江西豫章道，距九江不過數十裡。
他的父親名賀，是一個有規範的家長，喜歡研究典籍，考察古人修身治家的儀節，見之于行事，後來贈授宣教郎。
他的母親姓饒，為當地缙紳之家的女兒。
饒氏生了六個兒子，個個都有成就，且每下一行所成就愈大，陸子于兄弟為最末而成就最大——這也是一種異觀。
他們兄弟六人，全是以九字取名，以子字取字。
長兄名九思，字子強，曾與鄉舉，後封從政郎。
次兄名九叙，字子儀，人“公正通敏”，善能治理生産，當時人皆稱他為處士。
又次九臯，字子昭，文學品行俱稱優良。
中年與過鄉舉，晚年也曾做過小官；自名所居的齋為庸齋，所以人稱他為庸齋先生。
又次九韶，字子美，性情恬淡，愛講學，不肯從事于場屋，對于《太極圖說》的懷疑而首先予以否認的即是這位先生。
他與學者講學于近地，把該地取名梭山，自号梭山居士。
又次九齡，字子壽，生來就特别聰明，少時即有大志，唯不得志于鄉舉，後來以太學上舍生畢業，始登進士第。
一生未做大官，僅以教授終身，可謂一個純粹的教育家。
自号所居的齋曰複齋，所以學者稱他為複齋先生。
再次則為陸子了。
陸子名九淵，字子靜，為宣教公的季子，朱晦庵的學敵，陸氏家學的大成。
他們昆仲六人，除長兄稍弱外，一個為實業家，四個為教育家，而子靜且當時思想最明澈的一個哲學家。
他們沒有一定師傅，伯仲之間自為師友，兄弟怡怡濟濟一庭，真堪健羨！他們亦屬貧寒家庭，祖上并無田産，父親也未做過大官，僅有一個藥店，自先世遺給子孫的；但兄弟數人皆從容研究學問，不感匮乏者，實得力于其次兄子儀。
兄弟們出外讀書應舉，獨子儀在家總理藥店，照料家務，供給他們的讀書費用，他們在外面需要款項時，一有信件到家，子儀則馬上彙寄，不使感受絲毫困難，子儀幫助于兄弟數人學業的成就，功績可為最大。
在社會合作未發達以前，家庭合作實為重要，若陸氏者真可謂難兄難弟，殊有令吾人叙述的必要。
二生活小史 陸子生于高宗紹興九年（公元1139年），較朱子晚生七歲。
幼小靜重已像成人一樣，但好奇心特别發達，遇事必要問一個究竟，三四歲時即以“天地何所窮際”一問把他的父親考住了。
十三歲讀古書，看到“宇宙”二字的解釋：“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乃忽然大悟，發明一貫之理，遂下一斷語：“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這樣聰明絕頂，可稱為天才特出。
他以孝宗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為三十四歲。
登進士以後，即歸家講學，到淳熙元年以後才兩為縣内主簿，淳熙九年一充國子正。
淳熙十三年以後，年屆四十八歲，又回到家來，築精舍于家鄉附近的象山之上，一共講學五年，這是最專一而有成績的一個教授時期。
光宗紹熙二年，派他知荊門軍事，自七月啟行，自次年十二月，曆時不過一年又半載，竟死于任所了。
他在荊門，皆以平日所學，施之于政事，為治的時間如此短促，卒使百廢俱興，吏民感化，刑獄之事由少幾至于無，此當道所以有“荊門之政，于以驗躬行之效”的贊揚。
死耗傳出以後，吏民扶柩痛哭，街道都為充塞；及運柩歸裡，弟子門生奔哭會葬的将近千人，陸子平日以人格感人，于今已有收獲了。
先生一生從政機會不如朱子幸運，除兩為主簿，一為國子正，一為荊門軍守數年外，皆為私人講學時期。
講學的魔力較朱子更大，弟子自四方遠近而來，環繞座次的總是二三百人。
一生不肯著書，有人勸他，他說：“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可以想見其氣概。
死之年為光宗紹熙三年，将近五十四歲，使天假以長年，如朱子之壽，所貢獻于社會當更大，所培植的青年當更多，不幸體質太弱，因肺病而死了。
陸子晚年講學于象山，自号象山翁，學者稱他為象山先生。
象山在信州西境，與他的故宅相距不遠，上有良田清池，蟠松怪石，他寫信與朱子形容其佳景極為可觀。
他在山上築一精舍為書堂，學生相從結廬于精舍之旁，少亦數十百人，在精舍之外，又建一方丈，為自己住居之地，講時定于上午，精舍鳴鼓為号，先生由方丈乘轎而來，講畢退回方丈。
學生多往精舍聽講，有時亦往方丈問難。
大概每年自二月登山，到九月末下山歸家，中間也因應酬事故，往來無定。
在山講學五年。
四方學士來山訪問者逾數千人，先生亦覺快樂無比，很想久居于此，過他的清高教育生活，不意于紹熙二年有荊門之命，雖可以驗躬行之效于政事，但壽命不長，竟年半而去世，不僅是教育界的一大損失，也是思想界的一大損失。
鵝湖書院 陸子與他最大的學敵朱子，完全同時，但他們隻有主張上的差異，并沒有感情上的沖突，主張任其不同，極意攻辯，而感情依然素好，這種精神足令吾人佩服！他們主張沖突的起點，在有名的鵝湖之會。
此會由呂伯恭發起，與會的諸人，除朱、陸、呂三人外，還有陸子壽及浙江趙守景、劉子澄諸學者。
呂氏本想調和兩家的學說，卒以不能一緻，掃興而散。
鵝湖之會開于淳熙二年，陸子時為三十七歲，朱子則已四十四歲了。
再過六年，朱子南康守，陸子往訪，朱子請他往白鹿書院講演。
講題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深中當時一班學者的通病，聽講的人莫不感動，朱子且特别道謝，并将他的講義刻石于院門以警學者。
到晚年，又有《太極圖說》的辯論。
發難的為他的四兄梭山先生，梭山當然敵不過朱子，所以由他接手對抗，最後還是各執一說無結果而罷，但這種形而上的玄妙學說，到現在已無足重輕了。
三心即理說 陸子與朱子的主張不同的有三點：一為本體論，二為心性說，三為教學法。
關于第一點不是我們研究的範圍，可存而不論，現在先讨論第二點了，再說及第三點。
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這一句話兩家都引為說明心性的根據，但他們的解釋各有不同。
朱子看重“也”字，他以為吾人所以能盡其心由于已知其性，是以知性為因，盡心為果，陸子看重“者”字，他以為吾人倘能盡其心，必可以知其性，是以盡心為因，知性為果。
朱子以性為本，所以采取伊川的“性即理”說。
陸子是以心為本，所以他自己發明“心即理”說。
陸子對于心即理說發明得很早，在十三歲看了“宇宙”二字的解釋時即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是即“心即理”說的萌芽。
其後更明顯地說：“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象山行狀》）這一段話雖說得暢達明顯，但尚未提出心即理的口号，正式提出三字的口号要從他給與他的學生的信件裡面找出來。
他與曾宅之的信上說：“蓋心一也，理一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
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
’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如是則為仁，反是則為不仁。
仁，即此心也，此理也。
”又與李宰的信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心也。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豢之悅我口。
所貴乎學者為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
”我們綜合這幾段話：心非别物，就是理，理無二樣，故心隻有一個。
這一個心，縮小來，緊藏在身内，放大來充塞乎天地，無空間的限制，無時間的差異，有宇宙即有此理，有人類即有此心。
聖人與凡民同具此心，即同具此理，不過聖人此心常存而能盡，凡民此心不常存而不能盡，倘能如孟子之求其放心，能夠操存而盡之，則“人皆可以為堯、舜”。
《象山先生全集》書影 心的解釋已明，那麼，性是什麼？陸子說：“在天者為性，在人者為心”，這是他對黃伯敏不得已的一句答複。
其實他并不主張這樣分說。
伯敏問他“性、才、心、情如何分别”？他說，“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
雖然，此非吾友之過，此舉世之弊。
今之學者，讀書隻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如心、情、性、才都隻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象山語錄》）。
或就某方面說，或就某作用說，因有性、情、心、才等名詞的差異，其實隻是一件東西。
因為他之為人治學說理皆是主張一貫之道，不喜巧立名目，作枝枝節節的區分，所以對于心、性、情、才這一類的名詞不多讨論。
若是談到性上，他主張孟子的性善說。
他說：“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遷于物也。
知物之為害，而能自反，則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
循吾固有而進德，則沛然無他适矣。
”（《象山語錄》）又說：“有善必有惡，真如反複手。
然善卻自本然，惡卻反了方有。
”（《象山語錄》）性本來是善的，後來被物欲所遷移所蒙蔽就惡了。
倘能自反，物欲離去，本性立見，依然善體，這是吾人所應做工夫的地方。
四做人主義的教育論 教人“做個人”，是陸子的教育宗旨。
他說：“人生天地間，為人自當盡人道。
學者所以為學，學為人而已，非有為也。
”（《語錄》）他又說：“須思量天地之所以與我者，是甚的，為還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個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語錄》）不學做人，不得謂之學問，為學即所以學為人的道理，非有旁的作用，此即陸子的教育宗旨。
且吾人置身于天地之間，為萬物中的靈者，何等堂堂，若不做一個人，豈不辜負此生？所以他又說：“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
”（《語錄》）既名為人，生來便是，何以說學做個人？蓋一般凡民不過徒具人的形體，其實本心已失，與禽獸相去不遠，不得謂之“人”。
陸子所謂人，須要本心不失。
心即理，本心不失，則天理純全，仁、義、禮、智四端莫不渾然存在，當恻隐即恻隐，當羞惡即羞惡，當是非即是非，當辭讓即辭讓。
這種人，渾身是天理，一舉動，一言語，莫不自然與天理相吻合，置之宇宙，就是一個小天地，此即吾人所要做的人，教育即在教人做到這樣一個人。
何以能夠做到這樣一個人呢？第一步在辨志，第二步在求本心。
所謂辨志，即辨義利之志，志不辨則義利不分；且一般人往往先趨于利，趨于利則為小人了。
能夠辨得義利分明而所志在義，則基礎純潔然後可以做第二步工夫。
吾人本心原是團聚而清明的後因為物欲所蒙蔽，所陷溺，所引誘，由是本心昏惑而四散于外。
既已辨别義利之分，而又志乎義，此心必日見清明，不複為物欲所蒙蔽。
所陷溺，所引誘，可以漸漸收斂于内了。
既得其本心，由此優遊涵養，使它日充月明，由是“萬物森然于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
此即教育的功用，做人的基礎工夫。
蒙泉碑 《象山先生全集》書影 為學以做人為歸，做人以辨志為先。
辨志即立志做個大人，此大人即孟子所說的不失赤子之心的大人。
立志做大人要自有主張，能卓然樹立，能新辟門徑。
能卓然樹立，則有根基，有間架，才不為流俗所移轉。
能新辟門徑，則不為舊說所範圍，不肯襲他人的窠臼，竟可不顧一切而自由創造，竟可打破一切以表現自我。
果能如此，才能軒昂奮發，才能掀天揭地，而做一個獨立自在的大人，不至于陷于小蹊小徑的樣子。
[12]一切真理皆由此種人發明，一切真僞是非皆由此種人辨别，教育應當培植這樣的人才才是有價值的教育，學者能夠如此自修才是有長進的學者。
“仰首攀南鬥，翻身依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語錄》），此即陸子所謂大人的氣象。
但現在一般學者所以小蹊小徑的，皆是由于志不立。
志不立，遂生出兩種毛病：一是随俗移轉，不能自為主張；一是義利不辨，惟在聲色利達上營求。
有了這兩種毛病，怎樣能夠做人——怎樣能夠做個大人？有了這種毛病的人自然陷溺于其中而不自覺，負教育責任者應當随時考察病源所在而施以診治。
陸子以為當今病人太多了，而皆陷溺于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平日教人專在攻伐學者的隐病，使其良心發現，徐徐培養，以引入做人的地步。
[13] 當時學者還有一種毛病，隻騰口說，隻誦詩書，不講求踐履，不重樸實，這也是陸子所不主張的。
他說：“今天下學者有二途，惟樸實與議論。
”（《語錄》）又說：“為學有講明，有踐履。
”（《與趙運道書》）他的教育是偏重于樸實與踐履一方面，他一生所以不肯著書，不主張騰為口說者，即實行他的樸實與踐履的主張，他認為學問，隻是人情物理，倘能将精神收斂在内，将這個切身體察，已是學之不盡，已經做人不了，何必奔逐于外，何必專講口說！世人見陸子批評朱子的工夫支離，以為他的教育必落空疏，其實陸子比任何人為實在，因為他是提倡踐履樸實的。
所以他說：“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隻是一實”，“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
不從實物上考察，實事求是，涵養血脈，發揮義理，而隻求誦說，攻字義，這種死闆的空疏的沒有生氣的教育，最是陸子所反對的。
有人問他學門自何處入手？他說：“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
”（《象山年譜》）他的五兄問他今在何處做工？他說：“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
”一生踐履的工夫，于此二語已足以表現無餘蘊了。
五教授法 朱、陸不同的第三點為教授法。
《象山年譜》上說：“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
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
”朱子教人的方法，先博後約，以道問學為主，好似歸納法；陸子是由約而博，以尊德性為主，好似演繹法。
這樣教授法，不過提供一種原則，仍是他們的教育主張，不是西洋教育家所謂五段、三段等法。
陸子以“先發明本心而後博覽”為教，即孟子的“先立乎其大者”的主張，尤為原則的原則了。
他的學生毛伯綱說：“先生之講也，先欲複本心，以為主宰；既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使日充月明。
讀書考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耳，其教人為學，端緒在此，故聞者感動。
”他自己也說：“吾之與人言，多就血脈上感動他，故人聽之者易。
”（均見《年譜》）陸子施教最能引起學生的興趣，
”（《東萊遺集·論語說》）教育隻有兩條路，在淳厚路上可進而為君子，在輕捷路上便是小人，主張何等顯明，立言何等痛切。
淳厚笃實就是仁者，唯仁者才是生，不仁者才是死，所以一切人間趣味，萬物生意，宇宙流行，莫不由淳厚之人而發生、而表現、而存在。
[9]所以平日訓練學生，“要須帥之以正，開之以漸，先淳厚笃實，而後辯慧敏銳，則歲晏刈獲，必有倍收”（《與陳同甫書》）。
所以他平日與人講論，往往以反省相勉勵，《麗澤堂規》以稱善不稱惡教學生，莫非忠厚之道。
忠厚之教于讀史頗有關系，多識前言往行，反覆涵泳，氣味自厚，所以他說“大抵忠厚醇笃之風，本于前言往行。
今之學者所以硗薄，皆緣先生長者之說不聞，若能以此意反複思之，則古人之氣味庶猶可績也”（《麗澤講義》）。
呂氏又說：“今之學者，病不在弱，隻是小。
”（《麗澤講義》）所以病小，由于志不立。
志不立，則器量狹小，難得入道之門；一則勇氣缺乏，總是避難而就易。
今世學者，多趨于富貴利達一途，而不肯志于聖人之道者皆是這個原因。
所以教育學生應教其以立志為先，倘能立志，“至于大道，以聖人自期”（《遺集·雜說》），所培養出來的自然是大器材。
三學習與教授 呂氏關于學習法的論點頗多，其原則不外伊川的集義工夫與晦庵的下學工夫，我們不必多述。
[10]不過他自己也有幾點獨到的地方，我們略叙于下：（1）求學要切實際，在日用生活上用力，前面已經說過。
（2）求學貴創造，要自己獨立研究，各辟門徑，如此，才能趨出習俗的見解以外，而有新的發明。
他說：“今之為學，自初至長，多随所習熟為之，皆不出于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麗澤講義》），即是此意。
（3）求學須“泛觀廣接”，即是要“虛懷接納，集思廣益”的意思。
他說：“吾侪所以不進者，隻緣多喜與同臭味者處，殊久泛觀廣接，故于物情事理多所未察，而根本滲漏處，往往鹵莽不見。
須要力去此病乃可。
”（《與劉子澄書》）不要有成見，不要排斥異己，須多方接納，取他人所長補我所短，則所學才圓通，才有進步，這是呂氏有感于朱、陸各執己見而發的；也是他的長處。
（4）讀書要有閑暇的工夫。
吾人不能不做事，也不能不讀書，要使兩者不廢，須要好整以暇，才能于百忙中可以抽出時間讀書，而心中亦有讀書的閑暇了。
[11]（5）讀史很有益處，多識前言往行，可以蓄德，可以涵養忠厚醇笃之風。
關于讀史的方法，他也說得很好：“看史須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後成敗如何。
其大要有六：擇善、警戒、阃範、治體、議論、處事。
”（《東萊遺集·雜說》）他因長于史學，所以對于讀史的方法特别詳說，所舉六條大要，有價值與否，乃是時代的關系，我們不必刻意批評。
至于（6）看書不要穿鑿，須以平易觀之。
（7）為學須一鼓作氣不可有間斷，雖屬平常，确為切要，我們不必一一詳舉了。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句解》書影 關于所論教授法，更有幾點精到的地方。
呂氏說：“大凡人之為學，最當于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
”（《與朱侍講書》）這是以氣質為标準，随其強弱緩急而施教的。
又說：“學者氣質各有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
正須随根性、識時節、箴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
固有恐其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侍其憤悱而後啟之者。
”（《與朱侍講書》）這段講得最好：既根據學生的個性，又依照他們的程度，又考查此時心理的現象，因病以施診，随機以示教，這才謂之活的教授法。
講說固不厭詳，但有時不可過詳，講說過詳，反易養成怠惰之病，所謂“講論形容之語欲指得分明，卻恐緣指出分明，事者便有容易領略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功，其原殆不可不謹也”（同上）。
這是引起事生自動研究的一種教授法。
四麗澤書院 這個書院在東萊先生的家鄉，即他講學會友的根據地。
先生自登第至病終，在外服務不到廿年，而講學于麗澤書院者前後合計八九年，其中以乾道二年及八年兩次丁艱時所講時間最長。
在這裡頭，關于訓練标準、講授方法我們已在前面叙述過了。
此處所要另述的，一為講義，一為學規。
在書院中所授教材，不外四書五經。
每講一章，則挑選出有關于涵養及治道的數章，加以特别說明，編成短篇的文字，謂之《麗澤講義》。
朱子當侍講時，對甯宗講書，亦編有講義，不過說明較呂氏更詳，中國學校習用講義的辦法及名目，恐怕是從此時起的。
關于學規，有乾道四年、五年及六年三種；此外還有乾道五年定的關諸州在籍人的通知書及九年的直日須知兩種。
乾道四年規約，共計十一條，除第一條以“孝、弟、忠、信”為講學宗旨外，其餘全屬于行動的規律、人格的陶冶。
乾道五年規約共計六條，除第五條關于士檢的注重及第六條關于遷居的報告外，其他四條都是開示的讀書方法，内中并要學生每日做日記，及填書院學務登錄簿。
乾道六年規約共計七條，完全關于退學條例。
我們把它簡單的寫在下面： 麗澤書院 凡諸生犯下列行為之一者，着即開除學籍： （1）親在别居，（2）親沒不葬，（3）因喪昏娶，（4）宗族訟财，（5）侵擾公私，（6）喧噪場屋，（7）遊蕩不檢。
以上各條，以現代思想評論，固然有許多好笑的地方，但内中各條全屬于社會的行為，無一語限于學校以内，以社會為學校，化學校于社會，所培養的人才皆期為社會優秀分子，不是注入知識的書呆子。
這種教育總算是有價值的。
第七節陸象山（1139—1192） 一充滿書聲的家庭 南宋教育家的發達較北宋更甚，而以朱子一系門徒最多，勢力最大。
其中新辟門徑，獨樹一幟，與朱子俨然對敵的則有金溪陸子。
陸子的主張怎樣，及一生的事業怎樣，等待下面再說，此時專叙他的家庭情形。
陸九淵像 陸子本齊宣王的後人，到六世祖始遷居于撫州金溪，此地現屬江西豫章道，距九江不過數十裡。
他的父親名賀，是一個有規範的家長，喜歡研究典籍，考察古人修身治家的儀節，見之于行事，後來贈授宣教郎。
他的母親姓饒，為當地缙紳之家的女兒。
饒氏生了六個兒子，個個都有成就，且每下一行所成就愈大，陸子于兄弟為最末而成就最大——這也是一種異觀。
他們兄弟六人，全是以九字取名，以子字取字。
長兄名九思，字子強，曾與鄉舉，後封從政郎。
次兄名九叙，字子儀，人“公正通敏”，善能治理生産，當時人皆稱他為處士。
又次九臯，字子昭，文學品行俱稱優良。
中年與過鄉舉，晚年也曾做過小官；自名所居的齋為庸齋，所以人稱他為庸齋先生。
又次九韶，字子美，性情恬淡，愛講學，不肯從事于場屋，對于《太極圖說》的懷疑而首先予以否認的即是這位先生。
他與學者講學于近地，把該地取名梭山，自号梭山居士。
又次九齡，字子壽，生來就特别聰明，少時即有大志，唯不得志于鄉舉，後來以太學上舍生畢業，始登進士第。
一生未做大官，僅以教授終身，可謂一個純粹的教育家。
自号所居的齋曰複齋，所以學者稱他為複齋先生。
再次則為陸子了。
陸子名九淵，字子靜，為宣教公的季子，朱晦庵的學敵，陸氏家學的大成。
他們昆仲六人，除長兄稍弱外，一個為實業家，四個為教育家，而子靜且當時思想最明澈的一個哲學家。
他們沒有一定師傅，伯仲之間自為師友，兄弟怡怡濟濟一庭，真堪健羨！他們亦屬貧寒家庭，祖上并無田産，父親也未做過大官，僅有一個藥店，自先世遺給子孫的；但兄弟數人皆從容研究學問，不感匮乏者，實得力于其次兄子儀。
兄弟們出外讀書應舉，獨子儀在家總理藥店，照料家務，供給他們的讀書費用，他們在外面需要款項時，一有信件到家，子儀則馬上彙寄，不使感受絲毫困難，子儀幫助于兄弟數人學業的成就，功績可為最大。
在社會合作未發達以前，家庭合作實為重要，若陸氏者真可謂難兄難弟，殊有令吾人叙述的必要。
二生活小史 陸子生于高宗紹興九年（公元1139年），較朱子晚生七歲。
幼小靜重已像成人一樣，但好奇心特别發達，遇事必要問一個究竟，三四歲時即以“天地何所窮際”一問把他的父親考住了。
十三歲讀古書，看到“宇宙”二字的解釋：“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乃忽然大悟，發明一貫之理，遂下一斷語：“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這樣聰明絕頂，可稱為天才特出。
他以孝宗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為三十四歲。
登進士以後，即歸家講學，到淳熙元年以後才兩為縣内主簿，淳熙九年一充國子正。
淳熙十三年以後，年屆四十八歲，又回到家來，築精舍于家鄉附近的象山之上，一共講學五年，這是最專一而有成績的一個教授時期。
光宗紹熙二年，派他知荊門軍事，自七月啟行，自次年十二月，曆時不過一年又半載，竟死于任所了。
他在荊門，皆以平日所學，施之于政事，為治的時間如此短促，卒使百廢俱興，吏民感化，刑獄之事由少幾至于無，此當道所以有“荊門之政，于以驗躬行之效”的贊揚。
死耗傳出以後，吏民扶柩痛哭，街道都為充塞；及運柩歸裡，弟子門生奔哭會葬的将近千人，陸子平日以人格感人，于今已有收獲了。
先生一生從政機會不如朱子幸運，除兩為主簿，一為國子正，一為荊門軍守數年外，皆為私人講學時期。
講學的魔力較朱子更大，弟子自四方遠近而來，環繞座次的總是二三百人。
一生不肯著書，有人勸他，他說：“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可以想見其氣概。
死之年為光宗紹熙三年，将近五十四歲，使天假以長年，如朱子之壽，所貢獻于社會當更大，所培植的青年當更多，不幸體質太弱，因肺病而死了。
陸子晚年講學于象山，自号象山翁，學者稱他為象山先生。
象山在信州西境，與他的故宅相距不遠，上有良田清池，蟠松怪石，他寫信與朱子形容其佳景極為可觀。
他在山上築一精舍為書堂，學生相從結廬于精舍之旁，少亦數十百人，在精舍之外，又建一方丈，為自己住居之地，講時定于上午，精舍鳴鼓為号，先生由方丈乘轎而來，講畢退回方丈。
學生多往精舍聽講，有時亦往方丈問難。
大概每年自二月登山，到九月末下山歸家，中間也因應酬事故，往來無定。
在山講學五年。
四方學士來山訪問者逾數千人，先生亦覺快樂無比，很想久居于此，過他的清高教育生活，不意于紹熙二年有荊門之命，雖可以驗躬行之效于政事，但壽命不長，竟年半而去世，不僅是教育界的一大損失，也是思想界的一大損失。
鵝湖書院 陸子與他最大的學敵朱子，完全同時，但他們隻有主張上的差異，并沒有感情上的沖突，主張任其不同，極意攻辯，而感情依然素好，這種精神足令吾人佩服！他們主張沖突的起點，在有名的鵝湖之會。
此會由呂伯恭發起，與會的諸人，除朱、陸、呂三人外，還有陸子壽及浙江趙守景、劉子澄諸學者。
呂氏本想調和兩家的學說，卒以不能一緻，掃興而散。
鵝湖之會開于淳熙二年，陸子時為三十七歲，朱子則已四十四歲了。
再過六年，朱子南康守，陸子往訪，朱子請他往白鹿書院講演。
講題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深中當時一班學者的通病，聽講的人莫不感動，朱子且特别道謝，并将他的講義刻石于院門以警學者。
到晚年，又有《太極圖說》的辯論。
發難的為他的四兄梭山先生，梭山當然敵不過朱子，所以由他接手對抗，最後還是各執一說無結果而罷，但這種形而上的玄妙學說，到現在已無足重輕了。
三心即理說 陸子與朱子的主張不同的有三點：一為本體論，二為心性說，三為教學法。
關于第一點不是我們研究的範圍，可存而不論，現在先讨論第二點了，再說及第三點。
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這一句話兩家都引為說明心性的根據，但他們的解釋各有不同。
朱子看重“也”字，他以為吾人所以能盡其心由于已知其性，是以知性為因，盡心為果，陸子看重“者”字，他以為吾人倘能盡其心，必可以知其性，是以盡心為因，知性為果。
朱子以性為本，所以采取伊川的“性即理”說。
陸子是以心為本，所以他自己發明“心即理”說。
陸子對于心即理說發明得很早，在十三歲看了“宇宙”二字的解釋時即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是即“心即理”說的萌芽。
其後更明顯地說：“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象山行狀》）這一段話雖說得暢達明顯，但尚未提出心即理的口号，正式提出三字的口号要從他給與他的學生的信件裡面找出來。
他與曾宅之的信上說：“蓋心一也，理一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
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
’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如是則為仁，反是則為不仁。
仁，即此心也，此理也。
”又與李宰的信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心也。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豢之悅我口。
所貴乎學者為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
”我們綜合這幾段話：心非别物，就是理，理無二樣，故心隻有一個。
這一個心，縮小來，緊藏在身内，放大來充塞乎天地，無空間的限制，無時間的差異，有宇宙即有此理，有人類即有此心。
聖人與凡民同具此心，即同具此理，不過聖人此心常存而能盡，凡民此心不常存而不能盡，倘能如孟子之求其放心，能夠操存而盡之，則“人皆可以為堯、舜”。
《象山先生全集》書影 心的解釋已明，那麼，性是什麼？陸子說：“在天者為性，在人者為心”，這是他對黃伯敏不得已的一句答複。
其實他并不主張這樣分說。
伯敏問他“性、才、心、情如何分别”？他說，“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
雖然，此非吾友之過，此舉世之弊。
今之學者，讀書隻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如心、情、性、才都隻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象山語錄》）。
或就某方面說，或就某作用說，因有性、情、心、才等名詞的差異，其實隻是一件東西。
因為他之為人治學說理皆是主張一貫之道，不喜巧立名目，作枝枝節節的區分，所以對于心、性、情、才這一類的名詞不多讨論。
若是談到性上，他主張孟子的性善說。
他說：“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遷于物也。
知物之為害，而能自反，則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
循吾固有而進德，則沛然無他适矣。
”（《象山語錄》）又說：“有善必有惡，真如反複手。
然善卻自本然，惡卻反了方有。
”（《象山語錄》）性本來是善的，後來被物欲所遷移所蒙蔽就惡了。
倘能自反，物欲離去，本性立見，依然善體，這是吾人所應做工夫的地方。
四做人主義的教育論 教人“做個人”，是陸子的教育宗旨。
他說：“人生天地間，為人自當盡人道。
學者所以為學，學為人而已，非有為也。
”（《語錄》）他又說：“須思量天地之所以與我者，是甚的，為還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個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語錄》）不學做人，不得謂之學問，為學即所以學為人的道理，非有旁的作用，此即陸子的教育宗旨。
且吾人置身于天地之間，為萬物中的靈者，何等堂堂，若不做一個人，豈不辜負此生？所以他又說：“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
”（《語錄》）既名為人，生來便是，何以說學做個人？蓋一般凡民不過徒具人的形體，其實本心已失，與禽獸相去不遠，不得謂之“人”。
陸子所謂人，須要本心不失。
心即理，本心不失，則天理純全，仁、義、禮、智四端莫不渾然存在，當恻隐即恻隐，當羞惡即羞惡，當是非即是非，當辭讓即辭讓。
這種人，渾身是天理，一舉動，一言語，莫不自然與天理相吻合，置之宇宙，就是一個小天地，此即吾人所要做的人，教育即在教人做到這樣一個人。
何以能夠做到這樣一個人呢？第一步在辨志，第二步在求本心。
所謂辨志，即辨義利之志，志不辨則義利不分；且一般人往往先趨于利，趨于利則為小人了。
能夠辨得義利分明而所志在義，則基礎純潔然後可以做第二步工夫。
吾人本心原是團聚而清明的後因為物欲所蒙蔽，所陷溺，所引誘，由是本心昏惑而四散于外。
既已辨别義利之分，而又志乎義，此心必日見清明，不複為物欲所蒙蔽。
所陷溺，所引誘，可以漸漸收斂于内了。
既得其本心，由此優遊涵養，使它日充月明，由是“萬物森然于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
此即教育的功用，做人的基礎工夫。
蒙泉碑 《象山先生全集》書影 為學以做人為歸，做人以辨志為先。
辨志即立志做個大人，此大人即孟子所說的不失赤子之心的大人。
立志做大人要自有主張，能卓然樹立，能新辟門徑。
能卓然樹立，則有根基，有間架，才不為流俗所移轉。
能新辟門徑，則不為舊說所範圍，不肯襲他人的窠臼，竟可不顧一切而自由創造，竟可打破一切以表現自我。
果能如此，才能軒昂奮發，才能掀天揭地，而做一個獨立自在的大人，不至于陷于小蹊小徑的樣子。
[12]一切真理皆由此種人發明，一切真僞是非皆由此種人辨别，教育應當培植這樣的人才才是有價值的教育，學者能夠如此自修才是有長進的學者。
“仰首攀南鬥，翻身依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語錄》），此即陸子所謂大人的氣象。
但現在一般學者所以小蹊小徑的，皆是由于志不立。
志不立，遂生出兩種毛病：一是随俗移轉，不能自為主張；一是義利不辨，惟在聲色利達上營求。
有了這兩種毛病，怎樣能夠做人——怎樣能夠做個大人？有了這種毛病的人自然陷溺于其中而不自覺，負教育責任者應當随時考察病源所在而施以診治。
陸子以為當今病人太多了，而皆陷溺于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平日教人專在攻伐學者的隐病，使其良心發現，徐徐培養，以引入做人的地步。
[13] 當時學者還有一種毛病，隻騰口說，隻誦詩書，不講求踐履，不重樸實，這也是陸子所不主張的。
他說：“今天下學者有二途，惟樸實與議論。
”（《語錄》）又說：“為學有講明，有踐履。
”（《與趙運道書》）他的教育是偏重于樸實與踐履一方面，他一生所以不肯著書，不主張騰為口說者，即實行他的樸實與踐履的主張，他認為學問，隻是人情物理，倘能将精神收斂在内，将這個切身體察，已是學之不盡，已經做人不了，何必奔逐于外，何必專講口說！世人見陸子批評朱子的工夫支離，以為他的教育必落空疏，其實陸子比任何人為實在，因為他是提倡踐履樸實的。
所以他說：“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隻是一實”，“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
不從實物上考察，實事求是，涵養血脈，發揮義理，而隻求誦說，攻字義，這種死闆的空疏的沒有生氣的教育，最是陸子所反對的。
有人問他學門自何處入手？他說：“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
”（《象山年譜》）他的五兄問他今在何處做工？他說：“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
”一生踐履的工夫，于此二語已足以表現無餘蘊了。
五教授法 朱、陸不同的第三點為教授法。
《象山年譜》上說：“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
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
”朱子教人的方法，先博後約，以道問學為主，好似歸納法；陸子是由約而博，以尊德性為主，好似演繹法。
這樣教授法，不過提供一種原則，仍是他們的教育主張，不是西洋教育家所謂五段、三段等法。
陸子以“先發明本心而後博覽”為教，即孟子的“先立乎其大者”的主張，尤為原則的原則了。
他的學生毛伯綱說：“先生之講也，先欲複本心，以為主宰；既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使日充月明。
讀書考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耳，其教人為學，端緒在此，故聞者感動。
”他自己也說：“吾之與人言，多就血脈上感動他，故人聽之者易。
”（均見《年譜》）陸子施教最能引起學生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