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南宋教育家及其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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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古今，率至夜半。
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疴之去體。
一日不講學，則惕然以為憂。
”我們隻看黃勉齋在他的行狀裡頭所叙的這一段話，則朱子的講學精神之可欽佩，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私人講學的事迹，我們沒有方法可以詳述。
現在隻就他從政時期所關于教育事業的共有五起，按照年代的先後分述于下。
（一）同安主簿時代。
先生以紹興二十一年為同安縣主簿。
除主簿職事外，即開辦縣學，招收縣民俊秀子弟充當學生。
把縣學分為“志道”、“據德”、“依仁”、“遊藝”四齋，各置齋長一人，或由學生充當，或另聘職事。
訓練取感化主義，不重條規，教授取問答式，講學内容即聖賢修己治人之道。
平日策問很多，試舉一道為例：“問古之學者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此言知所以為士，既知所以為聖人矣。
今之為士者衆，而求其至于聖人者或未聞焉。
豈亦未知所以為士而然耶？将聖人者固不出于斯人之類而古語有不足者耶？顔子曰：‘舜何人哉，予何人哉？’孟子所願則學孔子；二子者豈不自量其力之所至而過有斯言耶？不然，則士之所以為士而至于聖人者，其必有道矣。
二三子固今之士，是以敢請問焉。
”（見《晦庵全集》卷第七十四） 白鹿洞書院 （二）知南康軍時代。
先生為南康軍知事，始于孝宗淳熙五年，在此不過四年，而所得的成績最大。
除就軍學時與生徒講論外，并重修白鹿洞書院為專門講習之所。
對于教育目的、訓練綱目、學習程序及修己治人的道理，——規定詳細，當日師生講學的風度，生活的整秩，不難想象而知。
後世所傳有名的《白鹿洞書院教條》即在此時規定的，我們不妨把它附載在下面： （1）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别。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使舜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
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2）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
若夫笃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3）言忠信。
行笃敬。
懲忿窒欲。
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4）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5）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身。
右接物之要。
在書院裡，先生自為山長，常請知識界的名流來院講演，一新學生的耳目。
陸子靜為先生之勁敵，主張素與先生相左，可是還被邀來對學生講演。
講題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所講切中當時學者一般的毛病，朱子非常感謝，且把他的講演稿刻石為記，使諸生暗得警惕，朱之虛心接物，莫不愧為一代的大教育家。
南康從前出過陶靖節、周濂溪一班有名人物，朱子特為立祠二所，一祀周濂溪，配以二程；一祀陶靖節、劉西澗等五賢，無非使學者仰見古人的風範，有随時感化的功效。
南康經他這樣一提倡，教化大行，而朱子辦學的聲名也更其照耀了。
（三）知漳州時代。
先生當六十歲時，目擊當時群小用事，走進京來，上一大封書于孝宗，共陳利弊六則，反複數千字，孝宗大為感動，打算留京重用。
不幸孝宗忽然禅位于光宗，遂委先生出知漳州。
先生在漳州任内，除講求學校教育外，并注意于社會教育。
關于學校教育者，所訓生徒與南康時無異，對于學行均優的學生特别獎勵，對于辦事勤勞的職員特别拔擢。
關于社會教育則以改革風俗為主。
漳州風俗薄陋，不知喪葬嫁娶之禮，先生采掇古禮，制為教條若幹，以開示于當地父老，并訓勉他們的子弟。
此地人民崇尚釋氏，男女老幼迷信極深，先生嚴厲禁止，懇切開導，風俗因此大大的改變。
[2] 朱熹手迹 （四）知潭州時代。
光宗紹熙四年，委先生出知潭州。
潭州人民久慕其德政，聽到先生來了，扶老攜幼，歡迎數十裡，民衆之多，填塞道路。
先生到職以後，除“修武備，戢奸吏，抑豪民”外，即注意于教育事業；州學、縣學一一提倡。
長沙人士素來肯于向學，經先生一提倡，他們益加奮勉。
附近各郡聽到先生在此興學，不遠數百裡而來聽講，學生發達，至學校不能容納。
（五）煥章閣侍講時代。
甯宗為諸王時，景慕先生之為人，恨不得聘他為講官，拜他為老師。
紹熙五年，甯宗做了皇帝，即召他入對，委以侍講之職，遂正式對他執弟子禮了，先生得此機會，也竭盡忠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正式教材為《大學》一書，每講一章必編成講義，首列經文；經文之下，附以小注；小注之後，附以意見，引經據典，反複論列。
不僅講學如此，即關于行事，苟有所見，亦必編輯成冊，呈教于這位皇帝學生之前。
甯宗當初莫不開懷容納，每有講義，且傳及宮中誦讀，所謂“宦官宮妾”都做了先生的弟子，說來亦極有趣。
不幸說話太多，甯宗頗為厭煩，韓侂胄用事，把賢相趙汝愚趕走，先生也不得安于其位，竟在煥章閣教授四十日而罷了。
韓氏恨先生極深，引用奸類，誣先生以逆黨即在此時。
幸先生的聲望太大，不敢遽然加害，亦以年齡已老，為甯宗所夙昔景慕之故，所以竟免于害。
再過五年，先生遂在郡邪環攻、空氣緊張中與世長辭了！ 四心理說 朱子說明心理現象及作用，比較以前各家都說得詳細：他不僅隻論性之善惡，并将心、性、情、才、欲及意志種種心理名詞都一一下個解釋。
大要以心為人生之主，性是天所賦與的心之理，其他各種作用全是由心所發生、由心所指使的。
我們分着三步逐一說明于下： （一）心是什麼。
朱子說：“心是管攝主宰者。
”心即是吾人一身的主宰，管攝一切精神活動的；一切精神活動都是由心所發生的，心有兩種：一為有形的，如肺肝五髒之心，是形而下的；一為無形的，如操存舍亡之心，是形而上的。
前者為物質實體，如生理上的心髒；後者為精神作用，如心理學所說的意識。
吾人所讨論的是精神作用——形面上的心。
這個心又分着兩種：一為人心，一為道心。
人心即是人欲，知肚子餓了想吃飯，渴了想飲水，全是人心作用。
道心即天理，如饑食渴飲而得正，是有道心為之主宰。
他說：“人心維危，人欲之萌也；道心維微，大理之奧也。
”其實形而上的心隻有一個，人欲一動，天理隐藏，成了人心；天理回複，人欲消滅，就是道心，天理與人欲不兩立，道心與人心亦不并存，教育在革盡人心以回複道心。
（二）性是甚麼。
“性者心之理”，這是朱子學得程伊川的。
理即天理，天地自然之理賦與吾人者謂之性。
性是太極渾然之本體，無形象可攝，無方所可指，隻是一種意思情狀。
内中含具萬理，别為仁、義、禮、智四大綱目，而僅一“仁”字也可以包攝一切。
[3]朱子也如程伊川分性為兩種：一為天地之性，一為氣質之性。
天地之性指純理而言；氣質之性兼理、氣二者而言。
前者渾然至善的，後者有善有不善的。
天地之性就是天理，天理大公無私，故此性亦渾然至善。
氣質由陰陽二氣所成，吾人禀氣有清濁，故此性有善惡。
人與禽獸的性所以不同，人與人的性亦各有不同者，皆是指着氣質之性說的。
人得氣之正，其理全，所以性善。
禽獸得氣之偏，其理阙，所以性惡。
即同一人類，禀氣也有渾濁不清的，其得理自阙而不全，所以與禽獸相差不遠。
[4]他又說性雖有兩種，其實隻是一種。
因為性隻是理，本不可以名言，一說性時便兼了氣質在内。
所謂天地之性是說性之理，所謂氣質之性是說性之質，而理附于質内，所以實隻一物。
再者人性之惡，雖一方由于先天的禀氣不良，一方也由于後天所感不正，所謂“此性本善，但感動之後或失其正，則流于惡耳”（《朱子全書·性理》）。
試列一表在下面，當更明了。
第十一表晦庵論性表 （三）心與性之關系。
心與性的意義我們已經解釋清楚了，那末，這兩件東西有何關系？朱子對它們的關系雖說得很多，要以陰陽太極一個譬喻為最明顯。
他說：“性猶太極也。
太極隻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
然至于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
惟心與性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
”（《性理大全·三十三》）性為自然之理，禀受于天；心為吾人之精神，禀受于氣。
有性無心，則虛缈而無依着；有心無性，則麻木而不仁。
心性相合，才有生意，才有活動。
雖然相合，還是二物；此二物必求相合而始發生作用。
性之實體——仁、義、禮、智，雖為至善之物，倘不根着于心，則無以生出恻隐、羞惡、辭讓、是非等善德；心雖是一件生長的東西，倘無仁、義、禮、智含容其中，必不能大顯作用，即有作用亦必暴厲恣睢如禽獸一般。
（四）心與其他精神現象之關系。
我們再來将七個心理現象相互的關系作一整個說明。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怎地者。
”心所具之理為性，所能表現活動的謂情，怎樣去活動謂之才；這是心、性、情、才四得種關系的說明。
“心譬如水也，性、水之理也。
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性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于亂也。
才者水之氣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
”水之本體為心，在靜止的狀态而有流動之可能者為性，水流時為情，流而不平以至于泛濫潰決的為欲，水流之力有緩急者為才：這是心、性、情、欲及才五種關系的解釋。
“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怎地，意是主張要怎地。
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
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
情是由性所發生的動作，如舟車之活動似的，如何駕駛舟車或東或西或南或北者謂之意；這是情意兩種關系的說明。
“志是心之所一直去的，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的，是那志的腳。
”由心所立定之目标為志，按照此目标設法以求達到者為意：這是意志兩種關系的說明。
“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
”心為吾人精神的主腦，此主腦所具種種屬性為性，由此主腦發而為動作者為情：這又是心、情、性三者關系的說明。
這一類的相互說明之處很多，我們不必再引。
總括起來：心為吾人精神作用的本質，所以主宰一切精神作用的。
此精神本質，含着由天所命的仁、義、禮、智種種屬性而使精神本質發生意義的謂之性。
此精神本質雖為活動，卻呈靜止的狀态，因感而動者謂之情。
情不過是一種動的表現，能夠動出種種模樣者謂之才，動無節制而至于蕩檢逾閑者謂之欲。
再者由心所發生一種動作而有一定目标者謂之志，如何設法以達到此目标者謂之意。
再簡單些說，性乃心之體，其他一切作用乃心之用，其實隻是一個心就包攝了。
按朱子這種心理的解釋，雖不盡合于科學，但以心為中心，分述一切，而于其他許多意義中側重一個“性”字，隻要知性便可以盡心，片段之中卻有一個系統，他的一切教育理論莫不以此為根據。
朱熹著書圖 五完人主義的教育論 朱子的教育目的，不是要造成一個忠臣孝子，而是要造成一個完人。
完人之意即在能“明萬事而奉天職”。
所謂萬事即社會上的一切人事：大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的關系，小則視聽、言動、周旋、食息等動作。
所謂天職，凡上面所舉的一切事情皆是吾人分内所應當做的。
萬事明了，天職奉了，則可以成為完人。
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生來就是完人。
常人做到完人，必須勉而後中，思而後得，此教育之所由起。
做到完人即可以至于聖人，而教育目的就達到了，所以他把荀子的一句話拿來告學生說：“古之學者，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見《晦庵文集》卷七十四《筆問》）朱子以為聖人是可以期許的，做到完人即可至于聖人。
他的理想中的完人是一個什麼模樣呢？不待說自然是循規蹈矩、踐履笃實的正人君子；博學多能、有為有守的賢士大夫。
“學者先須置身于法度規矩之中，使持于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答潘叔昌》），這是說做人要有守。
“自古無不曉事的聖賢，亦無不通變的聖賢，亦無關門獨坐的聖賢。
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個事理會不得”（《語錄》），這是說做人要有為。
我們隻就他的《白鹿洞書院教規》及《訓學齋規》所開示的種種，便可以看得出他的教育标準來，即他自己就是一個最好的完人之模範。
無形的心有兩種：一為人心，一為道心——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我們在前面已說過了。
天理是禀賦于天的，所謂與生俱來的東西，為人人之所同，它是至善的。
人欲是雜氣質而生，或因環境所習染而成，人各不同，是最害事的。
聖人渾身是天理，已是完人了。
至于一般人，常在天理與人欲交戰情形之中，若聽其自然不加以克治的工夫，往往人欲戰勝至流于禽獸一路。
所以既為人，必要學——即須要受教育，教育的功用即在存天理以去人欲。
所謂“聖人千言萬語，隻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語錄》）。
所謂“學者須是革盡人欲，複盡天理，方始是學”（《語錄》）。
能夠革盡人欲，使此心依然與天理渾然一體，則所有的皆是道心了。
人有道心則神志清明，透澈如鏡，物來順适，無所不到，無往不宜。
推此心于恻隐，無一非仁；推此心于羞惡，無一非義；推此心于辭讓，無一非禮；推此心于是非，無一非智。
以它來格物，無物不可格；以它來讀書，無書不可讀；由是而修身而處事接物，自然合于規矩，中于法度，即可以做一個純全的人了。
《朱子全書》書影 朱子對于小學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意義說得很清楚，恐怕是以前沒有的。
他說，小學教授以“事”，到大學才教授以“理”。
所謂事，如“禮、樂、射、禦、書、數及孝、弟、忠、信”之類，教兒童怎樣去做。
所謂理，如“緻知格物及所以為忠、信、孝、弟者”之類，教生徒為什麼要如此做。
小學教以當然，偏重在動作方面；大學教以所以然，于動作之後且進而求得了解的。
小學教育即大學教育之基礎，大學教育為小學教育之擴充與深究，雖然程度有深淺，而教材卻是一貫，生活自是整個的（見《朱子全書》卷一《大學》）。
所用教材的次序，則以《大學》、《論語》、《孟子》及《中庸》為初步，讀了四書再進而讀群經，是由淺及深、由簡到繁的，這也不外他的“下學而上達”的原則，小學教材除四書以外，他又收集古來聖賢的嘉言懿行，編了一部《近思錄》及一部《小學集解》，都認為初學必當讀的。
六規範的訓練主義 關于訓育方而，朱子是主張嚴格主義的、規範主義的。
即前面所舉答潘叔昌一段話就可以看得出來。
再看他的訓學齋規，一種嚴整的鐵面式的訓練更可以驚人了。
不過他雖然如此嚴格，其方法都是采用積極的教導，不重消極的防範，是采取感化的自發活動，不重形式的條文規定，所有訓練，多半是指着行為方面說的，即訓練學生以好的行為，去掉其不好的行為。
去掉不好的行為，在革盡人欲，是消極的；培養好的行為，在複盡天理，方是積極的。
倘使日日在于人欲的革除，而不從事天理的恢複，是沒有用的。
所以他說：“但隻于這個道理發現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的意思日長月盛，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滅退散，久之不複萌動矣。
若專務克己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與所謂私欲者日相鬥敵，安伏得下，又當複作矣。
”（《朱子語錄》）再看他所定《白鹿書院教規》五條，除第二條關于學習外，其餘全屬于訓練方面的，即告以怎樣為人，怎樣修身，怎樣處事，怎樣接物：無一不是積極的教導。
他又說：“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
近世于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
”這不但積極的訓導，且希生徒以自發的活動了。
他在同安縣學告谕職事有一段話，更足以明了他對于訓練的主張：“當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
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于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之水注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沖流也，亦必不勝矣。
”（《晦庵文集》卷七十四） 他的訓練主義施之于兒童更其嚴格，讀他《訓學齋規》，真是一篇對于兒童教育之訓練主義的好資料。
内中共分五章：第一關于衣服冠履的規則，第二關于語言、步趨的規則，第三關于灑掃、涓潔的規則，第四關于讀書、寫字的規則，第五關于其他雜細事宜。
凡衣服飲食，幾案器具，以及對上對下，一舉一動，莫不詳細标明，嚴格規定。
内中固然過于機械，過于瑣碎，有許多不合于兒童身心的發育，但這種缜密的精神，尤其對于兒童教育的注意，不得不令吾人佩服。
七下學工夫的學習法 《朱子語類》書影 宋儒講學，不僅教學生以許多知識，且教他們以如何求知識——學習方法。
關于這一點，朱子所說比較以前各家更為詳細；但其學習原則仍本于程伊川的“格物緻知”四個字。
“格物緻知”，即窮理以緻其知，理窮了而後知至。
再約起來，學習原則，其實隻有“窮理”兩個字。
伊川言窮理隻渾說一個工夫，朱子則分析為多方，我們給他綜合為兩類——隻就書本以内窮理，一兼就書本内外一切事物上窮理。
前者我們可以叫做“讀書法”，後者叫做“一般研究法”。
朱子對他的學生或朋友，講論讀書方法很多，歸納起來，不外采取《中庸》上的五個步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及笃行。
這五個讀書的步驟，他已張貼于白鹿書院，指示他的學生了。
元儒程端禮彙集朱子語錄又分着六條，即：“居敬持志，循序漸進，熟讀深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着緊用力”二十四個字（見《程氏讀書分年》）。
第一條謂讀書時心要純一，不可雜亂，即主敬之意。
第二條要按照能力，逐步漸進，不宜躐等。
第三條要多遍熟讀，精密思索，不可以一知半解而遂自止。
第四條要憑着客觀的頭腦。
揣摩古人的真意所在，不可先立一個意見，牽強古人的言語入做自家的意思。
第五條要将書中的道理拿來與己身四周的人生日用的事情對照，庶不緻落于玄想與空疏。
第六條更要振起精神，奮發前進，不可有一刻的懈怠。
蘇格拉底像 關于一般研究法，我們也可以收集他的語錄總為五條：第一，要收拾放心，把心放在腔子裡面，則頭腦清明，注意集中，然後可以着手窮理。
第二，要廣集材料，使天下事物無一不在我所窮究的範圍之中，即研究時要作一遠大的計劃，兼收并蓄，不可囿于一方，所謂“萃百工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
第三，要腳踏實地從一件一件逐漸理會，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日久自然融會貫通。
第四，還要放開眼界，從大處用力，即須找得一類事物的要點，用切實工夫努力一番，得着一個規模了再來仔細修改。
第五，更要多方證驗，看能否通達可靠。
所謂多方證驗，即是：把自己所已見到的一個道理，拿事實來證明，看合不合；如果合了，再設身體貼一番，看合不合；如果合了，再與其他道理來參證，看合不合；如果完全合了，則此時所見到的這個道理，才算确切可靠。
最要緊的還有三點：（1）為學須要放開胸次，從大處着力。
“譬如煉丹，須是将百十斤炭火煅一饷，方好用微微火養教成就。
”（2）讀書須如酷吏用法，要深刻，要缜密，不留絲毫人情，铢較寸度，千盤百诘，攻得它體無完膚了，方罷休。
（3）每學一件事情，須用一番苦工，下全副精神拼命做去，要使“群疑并興，寝饋俱廢”。
越是遇到困難，越要努力，越是感覺無味越要前進，這一番苦工用過了，以後自然迎刃而解，總結一句：“小立課程，大做工夫”，才是求學之道。
換一句話說，吾人為學，要從高處落脈，低處下手，即是應當立定遠大的計劃，從近處腳踏實地做起。
計劃不遠大，無以成偉器；做事不踏地，無以成實學。
所以他說：“愈細密，愈廣大。
愈謹确，愈高明。
”這種求學法，即“下學而上達”的工夫。
他把格物看做夢覺關頭，格得來是覺，格不來隻是夢。
物格而後知至，物格知至而後方能意誠，心正、身修，又是蘇格拉底的有了知識才能道德的主張了。
八敬的修養主義 朱子修養的工夫，同伊川一樣，也是以“敬”為主。
我們先叙述他對于“敬”字意義的解釋了，再研究他在“敬”字上所做的工夫。
他說： 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隻是随事專一，謹畏，不放逸爾。
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後為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
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疴之去體。
一日不講學，則惕然以為憂。
”我們隻看黃勉齋在他的行狀裡頭所叙的這一段話，則朱子的講學精神之可欽佩，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私人講學的事迹，我們沒有方法可以詳述。
現在隻就他從政時期所關于教育事業的共有五起，按照年代的先後分述于下。
（一）同安主簿時代。
先生以紹興二十一年為同安縣主簿。
除主簿職事外，即開辦縣學，招收縣民俊秀子弟充當學生。
把縣學分為“志道”、“據德”、“依仁”、“遊藝”四齋，各置齋長一人，或由學生充當，或另聘職事。
訓練取感化主義，不重條規，教授取問答式，講學内容即聖賢修己治人之道。
平日策問很多，試舉一道為例：“問古之學者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此言知所以為士，既知所以為聖人矣。
今之為士者衆，而求其至于聖人者或未聞焉。
豈亦未知所以為士而然耶？将聖人者固不出于斯人之類而古語有不足者耶？顔子曰：‘舜何人哉，予何人哉？’孟子所願則學孔子；二子者豈不自量其力之所至而過有斯言耶？不然，則士之所以為士而至于聖人者，其必有道矣。
二三子固今之士，是以敢請問焉。
”（見《晦庵全集》卷第七十四） 白鹿洞書院 （二）知南康軍時代。
先生為南康軍知事，始于孝宗淳熙五年，在此不過四年，而所得的成績最大。
除就軍學時與生徒講論外，并重修白鹿洞書院為專門講習之所。
對于教育目的、訓練綱目、學習程序及修己治人的道理，——規定詳細，當日師生講學的風度，生活的整秩，不難想象而知。
後世所傳有名的《白鹿洞書院教條》即在此時規定的，我們不妨把它附載在下面： （1）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别。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使舜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
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2）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
若夫笃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3）言忠信。
行笃敬。
懲忿窒欲。
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4）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5）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身。
右接物之要。
在書院裡，先生自為山長，常請知識界的名流來院講演，一新學生的耳目。
陸子靜為先生之勁敵，主張素與先生相左，可是還被邀來對學生講演。
講題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所講切中當時學者一般的毛病，朱子非常感謝，且把他的講演稿刻石為記，使諸生暗得警惕，朱之虛心接物，莫不愧為一代的大教育家。
南康從前出過陶靖節、周濂溪一班有名人物，朱子特為立祠二所，一祀周濂溪，配以二程；一祀陶靖節、劉西澗等五賢，無非使學者仰見古人的風範，有随時感化的功效。
南康經他這樣一提倡，教化大行，而朱子辦學的聲名也更其照耀了。
（三）知漳州時代。
先生當六十歲時，目擊當時群小用事，走進京來，上一大封書于孝宗，共陳利弊六則，反複數千字，孝宗大為感動，打算留京重用。
不幸孝宗忽然禅位于光宗，遂委先生出知漳州。
先生在漳州任内，除講求學校教育外，并注意于社會教育。
關于學校教育者，所訓生徒與南康時無異，對于學行均優的學生特别獎勵，對于辦事勤勞的職員特别拔擢。
關于社會教育則以改革風俗為主。
漳州風俗薄陋，不知喪葬嫁娶之禮，先生采掇古禮，制為教條若幹，以開示于當地父老，并訓勉他們的子弟。
此地人民崇尚釋氏，男女老幼迷信極深，先生嚴厲禁止，懇切開導，風俗因此大大的改變。
[2] 朱熹手迹 （四）知潭州時代。
光宗紹熙四年，委先生出知潭州。
潭州人民久慕其德政，聽到先生來了，扶老攜幼，歡迎數十裡，民衆之多，填塞道路。
先生到職以後，除“修武備，戢奸吏，抑豪民”外，即注意于教育事業；州學、縣學一一提倡。
長沙人士素來肯于向學，經先生一提倡，他們益加奮勉。
附近各郡聽到先生在此興學，不遠數百裡而來聽講，學生發達，至學校不能容納。
（五）煥章閣侍講時代。
甯宗為諸王時，景慕先生之為人，恨不得聘他為講官，拜他為老師。
紹熙五年，甯宗做了皇帝，即召他入對，委以侍講之職，遂正式對他執弟子禮了，先生得此機會，也竭盡忠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正式教材為《大學》一書，每講一章必編成講義，首列經文；經文之下，附以小注；小注之後，附以意見，引經據典，反複論列。
不僅講學如此，即關于行事，苟有所見，亦必編輯成冊，呈教于這位皇帝學生之前。
甯宗當初莫不開懷容納，每有講義，且傳及宮中誦讀，所謂“宦官宮妾”都做了先生的弟子，說來亦極有趣。
不幸說話太多，甯宗頗為厭煩，韓侂胄用事，把賢相趙汝愚趕走，先生也不得安于其位，竟在煥章閣教授四十日而罷了。
韓氏恨先生極深，引用奸類，誣先生以逆黨即在此時。
幸先生的聲望太大，不敢遽然加害，亦以年齡已老，為甯宗所夙昔景慕之故，所以竟免于害。
再過五年，先生遂在郡邪環攻、空氣緊張中與世長辭了！ 四心理說 朱子說明心理現象及作用，比較以前各家都說得詳細：他不僅隻論性之善惡，并将心、性、情、才、欲及意志種種心理名詞都一一下個解釋。
大要以心為人生之主，性是天所賦與的心之理，其他各種作用全是由心所發生、由心所指使的。
我們分着三步逐一說明于下： （一）心是什麼。
朱子說：“心是管攝主宰者。
”心即是吾人一身的主宰，管攝一切精神活動的；一切精神活動都是由心所發生的，心有兩種：一為有形的，如肺肝五髒之心，是形而下的；一為無形的，如操存舍亡之心，是形而上的。
前者為物質實體，如生理上的心髒；後者為精神作用，如心理學所說的意識。
吾人所讨論的是精神作用——形面上的心。
這個心又分着兩種：一為人心，一為道心。
人心即是人欲，知肚子餓了想吃飯，渴了想飲水，全是人心作用。
道心即天理，如饑食渴飲而得正，是有道心為之主宰。
他說：“人心維危，人欲之萌也；道心維微，大理之奧也。
”其實形而上的心隻有一個，人欲一動，天理隐藏，成了人心；天理回複，人欲消滅，就是道心，天理與人欲不兩立，道心與人心亦不并存，教育在革盡人心以回複道心。
（二）性是甚麼。
“性者心之理”，這是朱子學得程伊川的。
理即天理，天地自然之理賦與吾人者謂之性。
性是太極渾然之本體，無形象可攝，無方所可指，隻是一種意思情狀。
内中含具萬理，别為仁、義、禮、智四大綱目，而僅一“仁”字也可以包攝一切。
[3]朱子也如程伊川分性為兩種：一為天地之性，一為氣質之性。
天地之性指純理而言；氣質之性兼理、氣二者而言。
前者渾然至善的，後者有善有不善的。
天地之性就是天理，天理大公無私，故此性亦渾然至善。
氣質由陰陽二氣所成，吾人禀氣有清濁，故此性有善惡。
人與禽獸的性所以不同，人與人的性亦各有不同者，皆是指着氣質之性說的。
人得氣之正，其理全，所以性善。
禽獸得氣之偏，其理阙，所以性惡。
即同一人類，禀氣也有渾濁不清的，其得理自阙而不全，所以與禽獸相差不遠。
[4]他又說性雖有兩種，其實隻是一種。
因為性隻是理，本不可以名言，一說性時便兼了氣質在内。
所謂天地之性是說性之理，所謂氣質之性是說性之質，而理附于質内，所以實隻一物。
再者人性之惡，雖一方由于先天的禀氣不良，一方也由于後天所感不正，所謂“此性本善，但感動之後或失其正，則流于惡耳”（《朱子全書·性理》）。
試列一表在下面，當更明了。
第十一表晦庵論性表 （三）心與性之關系。
心與性的意義我們已經解釋清楚了，那末，這兩件東西有何關系？朱子對它們的關系雖說得很多，要以陰陽太極一個譬喻為最明顯。
他說：“性猶太極也。
太極隻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
然至于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
惟心與性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
”（《性理大全·三十三》）性為自然之理，禀受于天；心為吾人之精神，禀受于氣。
有性無心，則虛缈而無依着；有心無性，則麻木而不仁。
心性相合，才有生意，才有活動。
雖然相合，還是二物；此二物必求相合而始發生作用。
性之實體——仁、義、禮、智，雖為至善之物，倘不根着于心，則無以生出恻隐、羞惡、辭讓、是非等善德；心雖是一件生長的東西，倘無仁、義、禮、智含容其中，必不能大顯作用，即有作用亦必暴厲恣睢如禽獸一般。
（四）心與其他精神現象之關系。
我們再來将七個心理現象相互的關系作一整個說明。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怎地者。
”心所具之理為性，所能表現活動的謂情，怎樣去活動謂之才；這是心、性、情、才四得種關系的說明。
“心譬如水也，性、水之理也。
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性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于亂也。
才者水之氣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
”水之本體為心，在靜止的狀态而有流動之可能者為性，水流時為情，流而不平以至于泛濫潰決的為欲，水流之力有緩急者為才：這是心、性、情、欲及才五種關系的解釋。
“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怎地，意是主張要怎地。
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
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
情是由性所發生的動作，如舟車之活動似的，如何駕駛舟車或東或西或南或北者謂之意；這是情意兩種關系的說明。
“志是心之所一直去的，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的，是那志的腳。
”由心所立定之目标為志，按照此目标設法以求達到者為意：這是意志兩種關系的說明。
“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
”心為吾人精神的主腦，此主腦所具種種屬性為性，由此主腦發而為動作者為情：這又是心、情、性三者關系的說明。
這一類的相互說明之處很多，我們不必再引。
總括起來：心為吾人精神作用的本質，所以主宰一切精神作用的。
此精神本質，含着由天所命的仁、義、禮、智種種屬性而使精神本質發生意義的謂之性。
此精神本質雖為活動，卻呈靜止的狀态，因感而動者謂之情。
情不過是一種動的表現，能夠動出種種模樣者謂之才，動無節制而至于蕩檢逾閑者謂之欲。
再者由心所發生一種動作而有一定目标者謂之志，如何設法以達到此目标者謂之意。
再簡單些說，性乃心之體，其他一切作用乃心之用，其實隻是一個心就包攝了。
按朱子這種心理的解釋，雖不盡合于科學，但以心為中心，分述一切，而于其他許多意義中側重一個“性”字，隻要知性便可以盡心，片段之中卻有一個系統，他的一切教育理論莫不以此為根據。
朱熹著書圖 五完人主義的教育論 朱子的教育目的，不是要造成一個忠臣孝子，而是要造成一個完人。
完人之意即在能“明萬事而奉天職”。
所謂萬事即社會上的一切人事：大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的關系，小則視聽、言動、周旋、食息等動作。
所謂天職，凡上面所舉的一切事情皆是吾人分内所應當做的。
萬事明了，天職奉了，則可以成為完人。
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生來就是完人。
常人做到完人，必須勉而後中，思而後得，此教育之所由起。
做到完人即可以至于聖人，而教育目的就達到了，所以他把荀子的一句話拿來告學生說：“古之學者，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見《晦庵文集》卷七十四《筆問》）朱子以為聖人是可以期許的，做到完人即可至于聖人。
他的理想中的完人是一個什麼模樣呢？不待說自然是循規蹈矩、踐履笃實的正人君子；博學多能、有為有守的賢士大夫。
“學者先須置身于法度規矩之中，使持于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答潘叔昌》），這是說做人要有守。
“自古無不曉事的聖賢，亦無不通變的聖賢，亦無關門獨坐的聖賢。
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個事理會不得”（《語錄》），這是說做人要有為。
我們隻就他的《白鹿洞書院教規》及《訓學齋規》所開示的種種，便可以看得出他的教育标準來，即他自己就是一個最好的完人之模範。
無形的心有兩種：一為人心，一為道心——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我們在前面已說過了。
天理是禀賦于天的，所謂與生俱來的東西，為人人之所同，它是至善的。
人欲是雜氣質而生，或因環境所習染而成，人各不同，是最害事的。
聖人渾身是天理，已是完人了。
至于一般人，常在天理與人欲交戰情形之中，若聽其自然不加以克治的工夫，往往人欲戰勝至流于禽獸一路。
所以既為人，必要學——即須要受教育，教育的功用即在存天理以去人欲。
所謂“聖人千言萬語，隻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語錄》）。
所謂“學者須是革盡人欲，複盡天理，方始是學”（《語錄》）。
能夠革盡人欲，使此心依然與天理渾然一體，則所有的皆是道心了。
人有道心則神志清明，透澈如鏡，物來順适，無所不到，無往不宜。
推此心于恻隐，無一非仁；推此心于羞惡，無一非義；推此心于辭讓，無一非禮；推此心于是非，無一非智。
以它來格物，無物不可格；以它來讀書，無書不可讀；由是而修身而處事接物，自然合于規矩，中于法度，即可以做一個純全的人了。
《朱子全書》書影 朱子對于小學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意義說得很清楚，恐怕是以前沒有的。
他說，小學教授以“事”，到大學才教授以“理”。
所謂事，如“禮、樂、射、禦、書、數及孝、弟、忠、信”之類，教兒童怎樣去做。
所謂理，如“緻知格物及所以為忠、信、孝、弟者”之類，教生徒為什麼要如此做。
小學教以當然，偏重在動作方面；大學教以所以然，于動作之後且進而求得了解的。
小學教育即大學教育之基礎，大學教育為小學教育之擴充與深究，雖然程度有深淺，而教材卻是一貫，生活自是整個的（見《朱子全書》卷一《大學》）。
所用教材的次序，則以《大學》、《論語》、《孟子》及《中庸》為初步，讀了四書再進而讀群經，是由淺及深、由簡到繁的，這也不外他的“下學而上達”的原則，小學教材除四書以外，他又收集古來聖賢的嘉言懿行，編了一部《近思錄》及一部《小學集解》，都認為初學必當讀的。
六規範的訓練主義 關于訓育方而，朱子是主張嚴格主義的、規範主義的。
即前面所舉答潘叔昌一段話就可以看得出來。
再看他的訓學齋規，一種嚴整的鐵面式的訓練更可以驚人了。
不過他雖然如此嚴格，其方法都是采用積極的教導，不重消極的防範，是采取感化的自發活動，不重形式的條文規定，所有訓練，多半是指着行為方面說的，即訓練學生以好的行為，去掉其不好的行為。
去掉不好的行為，在革盡人欲，是消極的；培養好的行為，在複盡天理，方是積極的。
倘使日日在于人欲的革除，而不從事天理的恢複，是沒有用的。
所以他說：“但隻于這個道理發現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的意思日長月盛，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滅退散，久之不複萌動矣。
若專務克己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與所謂私欲者日相鬥敵，安伏得下，又當複作矣。
”（《朱子語錄》）再看他所定《白鹿書院教規》五條，除第二條關于學習外，其餘全屬于訓練方面的，即告以怎樣為人，怎樣修身，怎樣處事，怎樣接物：無一不是積極的教導。
他又說：“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
近世于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
”這不但積極的訓導，且希生徒以自發的活動了。
他在同安縣學告谕職事有一段話，更足以明了他對于訓練的主張：“當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
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于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之水注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沖流也，亦必不勝矣。
”（《晦庵文集》卷七十四） 他的訓練主義施之于兒童更其嚴格，讀他《訓學齋規》，真是一篇對于兒童教育之訓練主義的好資料。
内中共分五章：第一關于衣服冠履的規則，第二關于語言、步趨的規則，第三關于灑掃、涓潔的規則，第四關于讀書、寫字的規則，第五關于其他雜細事宜。
凡衣服飲食，幾案器具，以及對上對下，一舉一動，莫不詳細标明，嚴格規定。
内中固然過于機械，過于瑣碎，有許多不合于兒童身心的發育，但這種缜密的精神，尤其對于兒童教育的注意，不得不令吾人佩服。
七下學工夫的學習法 《朱子語類》書影 宋儒講學，不僅教學生以許多知識，且教他們以如何求知識——學習方法。
關于這一點，朱子所說比較以前各家更為詳細；但其學習原則仍本于程伊川的“格物緻知”四個字。
“格物緻知”，即窮理以緻其知，理窮了而後知至。
再約起來，學習原則，其實隻有“窮理”兩個字。
伊川言窮理隻渾說一個工夫，朱子則分析為多方，我們給他綜合為兩類——隻就書本以内窮理，一兼就書本内外一切事物上窮理。
前者我們可以叫做“讀書法”，後者叫做“一般研究法”。
朱子對他的學生或朋友，講論讀書方法很多，歸納起來，不外采取《中庸》上的五個步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及笃行。
這五個讀書的步驟，他已張貼于白鹿書院，指示他的學生了。
元儒程端禮彙集朱子語錄又分着六條，即：“居敬持志，循序漸進，熟讀深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着緊用力”二十四個字（見《程氏讀書分年》）。
第一條謂讀書時心要純一，不可雜亂，即主敬之意。
第二條要按照能力，逐步漸進，不宜躐等。
第三條要多遍熟讀，精密思索，不可以一知半解而遂自止。
第四條要憑着客觀的頭腦。
揣摩古人的真意所在，不可先立一個意見，牽強古人的言語入做自家的意思。
第五條要将書中的道理拿來與己身四周的人生日用的事情對照，庶不緻落于玄想與空疏。
第六條更要振起精神，奮發前進，不可有一刻的懈怠。
蘇格拉底像 關于一般研究法，我們也可以收集他的語錄總為五條：第一，要收拾放心，把心放在腔子裡面，則頭腦清明，注意集中，然後可以着手窮理。
第二，要廣集材料，使天下事物無一不在我所窮究的範圍之中，即研究時要作一遠大的計劃，兼收并蓄，不可囿于一方，所謂“萃百工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
第三，要腳踏實地從一件一件逐漸理會，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日久自然融會貫通。
第四，還要放開眼界，從大處用力，即須找得一類事物的要點，用切實工夫努力一番，得着一個規模了再來仔細修改。
第五，更要多方證驗，看能否通達可靠。
所謂多方證驗，即是：把自己所已見到的一個道理，拿事實來證明，看合不合；如果合了，再設身體貼一番，看合不合；如果合了，再與其他道理來參證，看合不合；如果完全合了，則此時所見到的這個道理，才算确切可靠。
最要緊的還有三點：（1）為學須要放開胸次，從大處着力。
“譬如煉丹，須是将百十斤炭火煅一饷，方好用微微火養教成就。
”（2）讀書須如酷吏用法，要深刻，要缜密，不留絲毫人情，铢較寸度，千盤百诘，攻得它體無完膚了，方罷休。
（3）每學一件事情，須用一番苦工，下全副精神拼命做去，要使“群疑并興，寝饋俱廢”。
越是遇到困難，越要努力，越是感覺無味越要前進，這一番苦工用過了，以後自然迎刃而解，總結一句：“小立課程，大做工夫”，才是求學之道。
換一句話說，吾人為學，要從高處落脈，低處下手，即是應當立定遠大的計劃，從近處腳踏實地做起。
計劃不遠大，無以成偉器；做事不踏地，無以成實學。
所以他說：“愈細密，愈廣大。
愈謹确，愈高明。
”這種求學法，即“下學而上達”的工夫。
他把格物看做夢覺關頭，格得來是覺，格不來隻是夢。
物格而後知至，物格知至而後方能意誠，心正、身修，又是蘇格拉底的有了知識才能道德的主張了。
八敬的修養主義 朱子修養的工夫，同伊川一樣，也是以“敬”為主。
我們先叙述他對于“敬”字意義的解釋了，再研究他在“敬”字上所做的工夫。
他說： 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隻是随事專一，謹畏，不放逸爾。
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後為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