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南宋教育家及其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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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概論
本章八人中，可分着三派：一為正統派，由羅豫章而李延平，而朱晦庵；二為别系，有胡五峰與陸象山兩派。
張南軒雖受業于胡氏，而與朱子為學友；呂東萊雖自有家傳，他的學系也是朱子一派。
朱子學問博大精深，不但是南宋教育界的霸王，且為兩宋正統派之集大成者，他的直接弟子，我們收集了四人，再傳弟子，隻錄了真西山一人，——這一般人的言語思想，皆不脫出老師的範圍。
正統派諸子，沒有人不讨論“性”字，且全本于伊川的性即理說，及橫渠的性之二元論。
胡氏也讨論過性，但所論與他們不同，他是偏重于楊氏的善惡混說的。
他不但不把性分善惡，且把情也不分善惡，并認天理與人欲為一體，此種言論，在當時為異聞，所以常遭霸王朱子的攻擊。
陸學則正式與朱子對壘了，他以“心即理”一語與“性即理”對抗，不承認心性情意一切心理狀态上實質的差異，不過是名詞的不同，其實是一物。
關于教育宗旨，朱子以完人為目的，陸子以做人為目的，皆是學為聖人的一句老話。
宋王台 教授與學習方法，南宋諸子皆較北宋進步。
關于教授方法，如羅豫章之自化主義，李延平之點化主義，朱晦庵之訓練主義，張南軒之緻知力行主義，呂東萊之個性差異主義，陸象山之良心激發主義，皆有獨到的地方。
關于學習方法，則以朱、陸、呂三家為最，且各有獨到。
朱子之格物窮理，純粹的下學工夫，所論研究與讀書法極畫精密，實有科學的精神。
陸子以“簡易”二字為工夫，使人由易而難，由近而遠，不感絲毫困索的痛苦。
呂東萊以“集義”二字為工夫，與朱子的下學工夫相近，但從人倫日用上實體實踐，教育與生活差不多完全一緻。
修養方面，羅、李二氏是靜的教育家，以靜為主；朱、張、呂、陸以“敬”為主；而李氏之“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的工夫，尤為精到入微，也是一點特出，不過關于兒童教育的理論，除朱子外很少談及，而朱子所論鐵闆式的訓練主義，似過于機械了。
第二節羅豫章（1072—1135）與李延平（1093—1163） 一羅豫章 豫章與延平二人同為福建南劍人氏，且屬師弟關系，又皆為靜的教育家；生平事迹不多，關于教育學理的發表也很少，所以我們合編為一節。
豫章名從彥，字仲素，是楊龜山的傳統弟子。
當年少時，從同郡吳儀學過經學。
從來聽說龜山得河洛程氏之學，非常欣慕，遂徒步往從于将樂。
見了龜山，聆略他的講說與氣象，三日之後，便受很大的感動，至驚汗浃背。
“不至是，幾枉過一生矣！”當時曾這樣驚歎地說過。
因此，龜山亦為喜悅，一日親切一日，待遇之特殊恐怕在一千多名弟子中都不能及他。
羅氏得着此良師，益發笃實為學，前後侍從龜山共計二十餘年。
在二十餘年的前幾年中，曾賣了田産往洛陽見伊川問過《易經》，蓋因龜山的一言而發的，可見羅氏好學之笃了，自從學龜山後，即想以聖賢為業，無意從事于政治生活，在山中築一别墅，體驗他所好的靜的學問。
間或谒見龜山于将樂溪上，吟詠而歸，可以想見其悠然自得的氣象。
平日工夫雖不見精深，卻很醇正，後世稱他在“善人有恒之間”，若與他的弟子延平比較，自然不及多了。
自神宗熙甯五年生，至高宗紹興五年卒，是六十四歲的中壽。
在臨終前數年，以特科做過博羅縣主簿一次。
羅從彥手迹碑刻 羅氏有高足弟子二人：一為李延平，一為朱韋齋；前者即朱子的老師，後者是朱子的父親。
他的學問從靜處得力，所以平日教授學生也是從靜坐入手。
當朱、李二人來從遊時，即與他們相對靜坐，教他們于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作何氣象，而求出一個“中”來，我所以稱他為靜的教育家。
羅氏的教法，不尚口說，隻給學生一種态度或暗示，令他們自化，此延平所稱“先生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并立而使自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豫章學案·附錄》）。
我們看他訓誨子侄的一篇文章，假設兩個不懂教育的父親和一個善教子孫的父親，描寫的頗有價值，與法國拉卑烈（Rabelaia）的加爾剛丘（Gargantua）相似，無妨抄錄在下面，也可以考見他的教育主張了。
拉卑烈（1493/1494-1553），通譯為拉伯雷，法國小說家。
其著名小說《巨人傳》，反映新興資産階級的思想意識。
加爾剛丘，是拉伯雷《巨人傳》中的英雄。
他身軀高大，食量過人。
東鄰有千條家，子孫不肖，博弈飲酒，馳馬試劍，挾彈持弩，與群小為伍，見士人則逃遁。
西鄰有百貫家，子孫不羞裡巷，不顧父母，日複如是。
諸子前行，路人肉杖之曰：“為人子孫固如是乎？”二家之長，一日聚議曰：“吾二家子孫不肖如是之深，治之恐傷骨肉之情，不治則恐敗先君之業，若之何而為是乎？”旁有客曰：“此乃至愚至賤之徒，終遭弄責而後已，吾将拉汝二人訪諸南鄰萬斛之丈人，請問訓子孫之術矣。
”南鄰萬斛之家共十人，入孝出悌，且行忠信；口不絕詠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篇；閨門之内肅肅如也，閨門之外雍雍如也。
君之子孫若是，夫何為而至是哉？南鄰萬斛丈人曰：“吾之誨子孫也，非鞭非笞，非诟非罵，但寫唐文人杜牧示小侄阿宜二句，又寫本朝宰執諸公仿杜牧示侄聊句，又寫範文正公家訓題東軒壁句，時人謂之東壁句。
吾将示之，仿效寫于東壁，示子孫，尤佳。
”東西二丈曰：“敬聞命矣，願得本以寫于壁焉！”（《羅豫章集·誨子侄文》） 二李延平 李延平像 李氏名侗，字願中，學者稱“延平先生”。
生于哲宗元祐八年，較豫章少二十一歲。
當在二十四歲時，李氏寫一封陳情書，求教于豫章之門。
該書的大意：“久慕先生得河洛之學于龜山，亟欲領教，徒以為舉子業所耽誤，但自覺求學的要求較饑渴之于飲食更迫切，務請收錄在門下，侗當死心塌地謹受教誨。
”初從豫章，即教他靜坐，要他于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的氣象，間授以《春秋》、《中庸》、《語》、《孟》等書。
李氏從容潛玩，有會于心，數年之後，遂絕意一切世俗的業務，隐居山田，專心體認他師門的靜的學問。
李氏一生未曾做官，隐居四十餘年，一邊講學，一邊自修，而學問的精進因講學而益邃。
宋學中心的朱子就是他的高第弟子，當朱子初來從遊時，他已是六十歲的老人了。
朱子的人格受他的陶醉極深，而他的學問亦因朱子的探讨而相長。
李氏修養的完粹、氣象的和平、工夫的純熟，差不多已到了明道的程度，對于豫章可算青出于藍了。
朱子說：“先生姿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克養完粹，無複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
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
”李氏氣象豪邁的少年，好飲酒馳馬，一經琢磨，竟至溫潤如美玉，瑩靜如秋月，則教育的效能亦可謂大了！李氏活了七十一歲，因應閩守汪應辰講學之約，于正在講話的時候，忽然死了，時為孝宗興隆元年。
“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八個字，是李氏一生的學問。
體認天理即觀察喜、怒、哀、樂未發以前的氣象，而求出一個“中”來。
喜、怒、哀、樂未發以前的氣象，即是在情感未生以前的心理狀态，這時的心理狀态，不是動的，亦不是靜的，是一種靈活的渾然一氣的本體，這種本體沒有一毫人欲之私，是至誠至善的，中庸不偏的，這就謂之“中”。
以此中為本，由是而發出的，“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故又謂之“天理”。
這個天理，隻于情感未發以前的心理狀态才能顯現；可又極其精微，不是目所能睹、耳所能聞的，非過細體認不能覺得。
但吾人平常多為外物所擾，客氣所勝，思慮紛纭，心中不能甯靜，很難看得天理出來，所以要默坐以澄心，然後可以體認天理。
工夫既是這樣細密，所以他平日主張靜坐，靜坐以後，使得心中沒有一點事了，則天理始出。
迨得天理體認出來了，随時持守之，再加以涵養的工夫。
體認又體認，涵養複涵養，積日累月，煉得心平氣和，私欲盡消，隻剩得一點晶瑩明澈的本體。
到了這時，渾身是元氣，滿腔皆中和，由是而“泛應曲酬，發必中節”，那末學問成功，教育的效力，于此可見了。
《李延平集》書影 李氏的學問，體認之後務須加以涵養，倘沒有涵養的工夫，徒是體認，亦不見受用。
體認雖從靜中，而涵養須待随時，體認之後，加以涵養，涵養了又複體認，到得工夫有頭緒了，則無地不可體認，無時不在涵養。
這種工夫，既不是憑口說、憑懸想；亦不是一超直入的，是要從日用庶物上反複推尋，逐漸理會，久之而後有成功的。
所以他答朱子說：“為學之初，且當長存此心，勿為他物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複推尋，以究其理。
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别窮一事。
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
”（《延平問答》）又說，“唯于日用處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幾漸可合為己物，不然，隻是說也”（同上）。
由此看來，我們把李氏的教育可以概括為幾點：（1）關于學習方面：不要憑口說，須就日用上下工夫；不要籠統弘闊，須就事實上一件一件的推尋，由此所得才有意味。
而初學入門，還須練習靜坐。
（2）關于教授方面，不是徒憑講說，必令學者反身自得，而教者隻須略用一番點化的工夫，所謂自動主義的教法；且平日多以問答式及讨論式。
（3）關于修養方面，還有存夜氣一段工夫，仍是靜的工夫。
但存夜氣須兼旦晝存養之功，旦晝不枯亡而夜氣自清，夜氣清則平旦之氣亦湛然虛明——這是與為學一緻的。
第三節胡五峰（？—1155） 一胡氏家學 胡氏名宏，字仁仲，學者稱五峰先生。
他是春秋大家胡文定的季子，理學大家張南軒的老師。
文定名安國，字康侯，是一位負有經世大才及政治熱望的政治學者；但又是“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宋史·儒林列傳》）的一位超世人物。
在哲宗時，已負文名。
高宗建都江東，尤其欽佩其人格，屢次招他進京供職，他總不肯輕于一出，他雖抱有大志，但對于出處去就毫不随便一點，所以自登進士至緻仕四十年中，實際做官不過六年。
平日與謝、遊、楊三人交遊，他對于他們的關系在師友之間，雖然未曾拜過程門，也可以說是程門的私淑弟子。
他的有名的一部《春秋傳》，據他自道是費了三十餘年的研究才把它成功；所以明、清以來，國家莫不規定以《胡氏春秋傳》為太學的教材。
文定有兒子三個，長子名寅，字明仲，号緻堂，在高宗時官至禮部侍郎兼侍講，著有《論語詳說》及《詩文斐然集》，是一位志節豪邁的學者。
次子名甯，字和仲，号茅堂，在高宗時官至祠部郎官，文定作《春秋傳》時，與他檢讨的地方很多，他自己作了一部《春秋通旨》，是一位正直不阿的學者。
五峰生長在這優良的家庭，有這樣賢父賢兄，他的學業之成功自然比較一般人容易。
著有《五峰文集》及《胡子知言》等書，而以後者為他的思想的結晶。
當他幼小時，嘗從過楊龜山、侯師聖。
但性情恬淡，又不滿意于秦桧的賣國政策，所以弱冠以後，即在衡山下優遊講學了二十餘年，《知言》一書就在這個時期玩索出來的。
可惜僅及半壽，迨秦桧于紹興二十五年死時，高宗再派人召他來京供職，而他竟以疾病而去世了。
二心性說 胡氏對于心性的解釋，與正統派的程、朱學說殊不一緻，所以後來朱子對他辯駁的很多；這不過主觀不同罷了，其實無損于胡氏的創見。
他的學說最為正統派所不贊同的，就是不主張“性善論”。
換一句話，他不承認性有善惡之說，“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況惡乎哉”（《知言·疑義》）。
他秉着家學的意思，說孟子之所以“道性善”的，不過歎美“性”之為物，奧妙之極，發而為“贊美”之辭，不是以“善”來形容性之“德”的。
那麼“性”究竟是什麼呢？胡氏說： 中者道之體，和者道之用，中和變化，萬物各正性命，而純備者人也，性之極也。
故觀萬物之流行，其性則異，察萬物之本性，其源則一。
（《胡子知言》） 凡中和的為“道”，由中和變化而成“性”，性之本源就是道。
萬物皆由此發生，所以萬物皆具有此性；不過物類隻具得一部分，人類得其純備，有這點不同。
那末，心怎樣解釋？心與性有什麼區别？胡氏又說： 天命為性，人性為心。
（《胡子知言》） 有而不能無者性之謂欤，宰物而不死者心之謂欤。
（同上） 性譬諸水乎，則心猶水之下，情猶水之瀾，欲猶水之波浪。
（同上） 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
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
（《知言·疑義》） 心性二字乃道義淵源，當明辨不失毫厘，然後有所持循。
未發隻可言性，已發乃可言心。
（同上） 我們給他綜合起來解釋：性是天命的，心是性所生的。
性為本體，心為作用。
當其為“性”時，是一種百感未發的狀态，定止的狀态，又謂之“中”。
當其為“心”時，情感将待發生，是一種活動的狀态，又謂之“和”。
性譬如“水”，水就是本體，心譬如“水之就下”，“水之就下”就是作用。
性既為本體，所以無物不具，無往不在。
心既是性之作用，所以有動作；這種作用又能中節而和，所以能主宰萬物。
由此看來，性與心隻是一物，皆是極其自然的，而又極其奧妙的，我們誠不能拿“善惡”二字去形容它。
性既不可以善惡形容，那末，吾人的行為何以有善惡？胡氏以為這與本性無關，其關系全在情感發生時能夠“中節”與否，假使吾人情感發生時能夠“中節”，就是善的行為；倘是發而“不中節”，就是惡的行為。
所以他說：“中節者為是，不中節者為非。
挾是而行則為正，挾非而行則為邪。
正則為善，邪為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聖人與衆人并沒有多大的差異，所不同的隻在情感發生中節與不中節一點上。
所見我們要學做聖人，原不必以情欲為戒，情欲是性所固有的，隻要求得“發而皆中節”就行了。
但一般人往往任情所為，唯欲是求，以緻把本心都失掉了，哪裡能夠中節哩；所以要求“發而中節”，第一步還當“求其放心”，“求放心”三個字，是做學問的目的，也是做學問的起點。
第四節朱晦庵（1130—1200） 一朱子與宋學 朱熹像 自程伊川死後二十三年，南宋忽然産生了一位道學大家——我們正要講的朱子。
我們所謂宋儒學派，雖開辟于胡安定，發于周濂溪，而卓然樹立此事之正統者則為程伊川。
朱子受業于李延平之門，為伊川的四傳弟子，他的緻知力行的工夫即由伊川的學說直接演繹下來的。
他不但直承伊川的傳授，且以廣闊的胸襟，缜密的頭腦，好學深思的工夫，網羅濂溪以來諸家學說，上接孔、孟的言論，綜合貫通，而成一包羅萬象的朱子學系，可謂集宋學之大成了。
不僅集宋學之大成，且以整理古籍的精神，立下研究學術的宏規，實開後世考證學之先聲。
朱子生于高宗建炎四年，死于甯宗慶元六年，享年七十有一歲，恰為十二世紀的人物。
當這個時候，外有強敵如金人，年年南下壓迫；内有權奸如秦桧、韓侂胄輩，有的不惜媚外事仇，有的則乘機竊權，莫不專以排斥正類為能事。
朱子生當此内憂外患的時期，雖功名事業不得有大的表現，而他的學說的發展确如烈日當空，光焰萬丈，不及身死業已通行于全國，比較孔子更為幸運。
在中國學術史上，有三個偉大人物：孔子集唐、虞三代以來的學術之大成，鄭康成集漢學之大成，朱晦庵又集宋學之大成。
但其影響于教育思想上面的，除了孔子外，朱氏較鄭氏更為偉大。
鄭氏死後，他的學術雖盛行于魏、晉南北朝，不過機械的記問之學，于民族思想無大關系；而朱子的學說支配社會的思想曆元、明、清三朝，六百餘年而不衰，這算孔子以後孫中山以前的第一人。
不但他的學術思想在教育史上立了崇高的地位，而他的研究的精神、訓導的方法、綜合的頭腦、踐履笃實的人格、強立不屈的意志，處處足以啟發後世，為後世所取法，所以我們在這裡有特别叙述的必要。
至于思想的内容，有些含着時代的背景之不能适用于現代，當作别論。
二生活小史 績溪，縣名。
位于安徽省東南部。
朱子名熹，字元晦，原籍屬于安徽婺源。
他的父親朱松，号韋齋，亦知識界的人物，受過了宋學的洗禮的。
韋齋先生為人剛直，以不肯附和和議，被遣出到福建當尤溪縣尉，即于建炎四年生朱子于隔溪氏之書室，故後世稱為閩人。
朱子生來天資穎悟，五歲入學讀《孝經》，即題“不若是，非人也”六個字于其書面上，他的人格已在五歲幼兒時期光晶晶地表現出來了。
以這樣天性的人兒，生在可風的家庭裡面，後來又得着許多良師的教導，怎得不造成不可一世的偉器。
當他十四歲時，不幸父親去世，遵從遺囑，從學于績溪的胡原仲、白水的劉緻中、屏山的劉彥沖三人。
但此時所得甚淺，到了二十四歲，才往延平受業于李願中。
李氏也是韋齋先生的同門友，朱子初來受教時，他已是六十六歲了，此時給了朱子一番提撕與警醒，而朱子才悟從前所學的空疏，從此努力于切實的研究。
朱熹《易·系辭》碑拓 朱子以十八歲登進士第，到六十九歲罷官歸鄉。
——自登進士第至告老五十年中，在外做官五任，在内做官才四十日。
二十二歲為泉州同安縣主簿，約計五年；五十歲知南康軍，約計四年；五十四歲提舉浙東常平茶監，不滿一年；五十一歲出知漳州，約計二年；六十三歲改知潭州，又約二年；至派到中央為甯宗當侍講時，已六十六歲了。
他是一個踐履笃實的教育家，想以平日所學施于社會的教育家，每到一處，除政務外，則必開設學校，改良風俗，使一般民衆，不但得到他的政治的實惠，且得到他的教育的倡導。
綜計他做官不過十四年，其餘則全為私人講學時期，私人講學四十餘年，所以及門弟子遍天下，雖海外之人也有知其名而來頂禮的。
但他的信徒愈多，則招忌愈甚：初被目之以“道學”，後被視之以“僞學”，最後且由僞學而誣為“逆黨”了。
當甯宗初年，朱子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此時正是韓侂胄當國，攻擊僞學較前日急，一般趨炎附勢之徒，且想加害于他的身體。
在這個時期，正人君子的厄運到了，稍能謹守繩墨以儒學顯名的皆無所容其身；平日從遊于他門下的人，意志堅強的避害遠藏，操守不定的更名他師；而他仍然講學如平日，毫不有所畏避，其意志之堅強，涵養之有素，正在此處表現出來。
當他去世的時候，奸黨造出種種謠言，說他的僞徒拟乘送葬僞師的機會，圖謀不軌，特别監視，但弟子自四方而來會葬的仍及千人之多，吾人以此知朱子的精神為不死，朱子的教育可為有成功了。
朱子的學問是本着程伊川的——尤在于“涵養須用敬，進學在緻知”兩句話，所以他的性格與為人也極肖程伊川。
“其色壯，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
倦而休也，瞑目端坐。
休而起也，整步徐行。
”這是他的學生黃勉齋形容他的幾句話。
凡道學的舉止、紳士的态度、訓練主義的教育家，完全形容出來了。
他一生著述很多，不能一一備錄，其中大有影響于後世的，為《四書集注》、《近思錄》及《小學集解》三種，而以《四書集注》一種為最有影響。
此四子書，隋、唐以來隻有《論》、《孟》二書行世，《大學》、《中庸》雖經北宋二程特别表彰出來，尚未與《論》、《孟》并列。
使此四書合成為一書通行于社會者，實始于朱子；此後七八百年，凡小學兒童莫不奉它為唯一的教科書，所以影響最大。
[1] 三教育生活 朱子自十九歲起，到老死為止，凡公的私的，合計講學五十餘年，這樣講學時期的長久，恐怕是古今少有的。
他以講學為生活，一日不講學就一日不快樂。
平日教人，循循善誘，孜孜不倦，确有孔子當年“誨人不倦”的精神。
“從遊之士，疊誦所習，以質其疑。
意有未谕，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
問有未切，則反複戒之，而未嘗隐。
務學笃則喜見于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
講論經典，商
張南軒雖受業于胡氏，而與朱子為學友；呂東萊雖自有家傳，他的學系也是朱子一派。
朱子學問博大精深，不但是南宋教育界的霸王，且為兩宋正統派之集大成者，他的直接弟子，我們收集了四人，再傳弟子，隻錄了真西山一人，——這一般人的言語思想，皆不脫出老師的範圍。
正統派諸子，沒有人不讨論“性”字，且全本于伊川的性即理說，及橫渠的性之二元論。
胡氏也讨論過性，但所論與他們不同，他是偏重于楊氏的善惡混說的。
他不但不把性分善惡，且把情也不分善惡，并認天理與人欲為一體，此種言論，在當時為異聞，所以常遭霸王朱子的攻擊。
陸學則正式與朱子對壘了，他以“心即理”一語與“性即理”對抗，不承認心性情意一切心理狀态上實質的差異，不過是名詞的不同，其實是一物。
關于教育宗旨，朱子以完人為目的，陸子以做人為目的，皆是學為聖人的一句老話。
宋王台 教授與學習方法，南宋諸子皆較北宋進步。
關于教授方法，如羅豫章之自化主義，李延平之點化主義，朱晦庵之訓練主義，張南軒之緻知力行主義，呂東萊之個性差異主義，陸象山之良心激發主義，皆有獨到的地方。
關于學習方法，則以朱、陸、呂三家為最，且各有獨到。
朱子之格物窮理，純粹的下學工夫，所論研究與讀書法極畫精密，實有科學的精神。
陸子以“簡易”二字為工夫，使人由易而難，由近而遠，不感絲毫困索的痛苦。
呂東萊以“集義”二字為工夫，與朱子的下學工夫相近，但從人倫日用上實體實踐，教育與生活差不多完全一緻。
修養方面，羅、李二氏是靜的教育家，以靜為主；朱、張、呂、陸以“敬”為主；而李氏之“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的工夫，尤為精到入微，也是一點特出，不過關于兒童教育的理論，除朱子外很少談及，而朱子所論鐵闆式的訓練主義，似過于機械了。
第二節羅豫章（1072—1135）與李延平（1093—1163） 一羅豫章 豫章與延平二人同為福建南劍人氏，且屬師弟關系，又皆為靜的教育家；生平事迹不多，關于教育學理的發表也很少，所以我們合編為一節。
豫章名從彥，字仲素，是楊龜山的傳統弟子。
當年少時，從同郡吳儀學過經學。
從來聽說龜山得河洛程氏之學，非常欣慕，遂徒步往從于将樂。
見了龜山，聆略他的講說與氣象，三日之後，便受很大的感動，至驚汗浃背。
“不至是，幾枉過一生矣！”當時曾這樣驚歎地說過。
因此，龜山亦為喜悅，一日親切一日，待遇之特殊恐怕在一千多名弟子中都不能及他。
羅氏得着此良師，益發笃實為學，前後侍從龜山共計二十餘年。
在二十餘年的前幾年中，曾賣了田産往洛陽見伊川問過《易經》，蓋因龜山的一言而發的，可見羅氏好學之笃了，自從學龜山後，即想以聖賢為業，無意從事于政治生活，在山中築一别墅，體驗他所好的靜的學問。
間或谒見龜山于将樂溪上，吟詠而歸，可以想見其悠然自得的氣象。
平日工夫雖不見精深，卻很醇正，後世稱他在“善人有恒之間”，若與他的弟子延平比較，自然不及多了。
自神宗熙甯五年生，至高宗紹興五年卒，是六十四歲的中壽。
在臨終前數年，以特科做過博羅縣主簿一次。
羅從彥手迹碑刻 羅氏有高足弟子二人：一為李延平，一為朱韋齋；前者即朱子的老師，後者是朱子的父親。
他的學問從靜處得力，所以平日教授學生也是從靜坐入手。
當朱、李二人來從遊時，即與他們相對靜坐，教他們于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作何氣象，而求出一個“中”來，我所以稱他為靜的教育家。
羅氏的教法，不尚口說，隻給學生一種态度或暗示，令他們自化，此延平所稱“先生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并立而使自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豫章學案·附錄》）。
我們看他訓誨子侄的一篇文章，假設兩個不懂教育的父親和一個善教子孫的父親，描寫的頗有價值，與法國拉卑烈（Rabelaia）的加爾剛丘（Gargantua）相似，無妨抄錄在下面，也可以考見他的教育主張了。
拉卑烈（1493/1494-1553），通譯為拉伯雷，法國小說家。
其著名小說《巨人傳》，反映新興資産階級的思想意識。
加爾剛丘，是拉伯雷《巨人傳》中的英雄。
他身軀高大，食量過人。
東鄰有千條家，子孫不肖，博弈飲酒，馳馬試劍，挾彈持弩，與群小為伍，見士人則逃遁。
西鄰有百貫家，子孫不羞裡巷，不顧父母，日複如是。
諸子前行，路人肉杖之曰：“為人子孫固如是乎？”二家之長，一日聚議曰：“吾二家子孫不肖如是之深，治之恐傷骨肉之情，不治則恐敗先君之業，若之何而為是乎？”旁有客曰：“此乃至愚至賤之徒，終遭弄責而後已，吾将拉汝二人訪諸南鄰萬斛之丈人，請問訓子孫之術矣。
”南鄰萬斛之家共十人，入孝出悌，且行忠信；口不絕詠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篇；閨門之内肅肅如也，閨門之外雍雍如也。
君之子孫若是，夫何為而至是哉？南鄰萬斛丈人曰：“吾之誨子孫也，非鞭非笞，非诟非罵，但寫唐文人杜牧示小侄阿宜二句，又寫本朝宰執諸公仿杜牧示侄聊句，又寫範文正公家訓題東軒壁句，時人謂之東壁句。
吾将示之，仿效寫于東壁，示子孫，尤佳。
”東西二丈曰：“敬聞命矣，願得本以寫于壁焉！”（《羅豫章集·誨子侄文》） 二李延平 李延平像 李氏名侗，字願中，學者稱“延平先生”。
生于哲宗元祐八年，較豫章少二十一歲。
當在二十四歲時，李氏寫一封陳情書，求教于豫章之門。
該書的大意：“久慕先生得河洛之學于龜山，亟欲領教，徒以為舉子業所耽誤，但自覺求學的要求較饑渴之于飲食更迫切，務請收錄在門下，侗當死心塌地謹受教誨。
”初從豫章，即教他靜坐，要他于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的氣象，間授以《春秋》、《中庸》、《語》、《孟》等書。
李氏從容潛玩，有會于心，數年之後，遂絕意一切世俗的業務，隐居山田，專心體認他師門的靜的學問。
李氏一生未曾做官，隐居四十餘年，一邊講學，一邊自修，而學問的精進因講學而益邃。
宋學中心的朱子就是他的高第弟子，當朱子初來從遊時，他已是六十歲的老人了。
朱子的人格受他的陶醉極深，而他的學問亦因朱子的探讨而相長。
李氏修養的完粹、氣象的和平、工夫的純熟，差不多已到了明道的程度，對于豫章可算青出于藍了。
朱子說：“先生姿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克養完粹，無複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
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
”李氏氣象豪邁的少年，好飲酒馳馬，一經琢磨，竟至溫潤如美玉，瑩靜如秋月，則教育的效能亦可謂大了！李氏活了七十一歲，因應閩守汪應辰講學之約，于正在講話的時候，忽然死了，時為孝宗興隆元年。
“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八個字，是李氏一生的學問。
體認天理即觀察喜、怒、哀、樂未發以前的氣象，而求出一個“中”來。
喜、怒、哀、樂未發以前的氣象，即是在情感未生以前的心理狀态，這時的心理狀态，不是動的，亦不是靜的，是一種靈活的渾然一氣的本體，這種本體沒有一毫人欲之私，是至誠至善的，中庸不偏的，這就謂之“中”。
以此中為本，由是而發出的，“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故又謂之“天理”。
這個天理，隻于情感未發以前的心理狀态才能顯現；可又極其精微，不是目所能睹、耳所能聞的，非過細體認不能覺得。
但吾人平常多為外物所擾，客氣所勝，思慮紛纭，心中不能甯靜，很難看得天理出來，所以要默坐以澄心，然後可以體認天理。
工夫既是這樣細密，所以他平日主張靜坐，靜坐以後，使得心中沒有一點事了，則天理始出。
迨得天理體認出來了，随時持守之，再加以涵養的工夫。
體認又體認，涵養複涵養，積日累月，煉得心平氣和，私欲盡消，隻剩得一點晶瑩明澈的本體。
到了這時，渾身是元氣，滿腔皆中和，由是而“泛應曲酬，發必中節”，那末學問成功，教育的效力，于此可見了。
《李延平集》書影 李氏的學問，體認之後務須加以涵養，倘沒有涵養的工夫，徒是體認，亦不見受用。
體認雖從靜中，而涵養須待随時，體認之後，加以涵養，涵養了又複體認，到得工夫有頭緒了，則無地不可體認，無時不在涵養。
這種工夫，既不是憑口說、憑懸想；亦不是一超直入的，是要從日用庶物上反複推尋，逐漸理會，久之而後有成功的。
所以他答朱子說：“為學之初，且當長存此心，勿為他物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複推尋，以究其理。
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别窮一事。
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
”（《延平問答》）又說，“唯于日用處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幾漸可合為己物，不然，隻是說也”（同上）。
由此看來，我們把李氏的教育可以概括為幾點：（1）關于學習方面：不要憑口說，須就日用上下工夫；不要籠統弘闊，須就事實上一件一件的推尋，由此所得才有意味。
而初學入門，還須練習靜坐。
（2）關于教授方面，不是徒憑講說，必令學者反身自得，而教者隻須略用一番點化的工夫，所謂自動主義的教法；且平日多以問答式及讨論式。
（3）關于修養方面，還有存夜氣一段工夫，仍是靜的工夫。
但存夜氣須兼旦晝存養之功，旦晝不枯亡而夜氣自清，夜氣清則平旦之氣亦湛然虛明——這是與為學一緻的。
第三節胡五峰（？—1155） 一胡氏家學 胡氏名宏，字仁仲，學者稱五峰先生。
他是春秋大家胡文定的季子，理學大家張南軒的老師。
文定名安國，字康侯，是一位負有經世大才及政治熱望的政治學者；但又是“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宋史·儒林列傳》）的一位超世人物。
在哲宗時，已負文名。
高宗建都江東，尤其欽佩其人格，屢次招他進京供職，他總不肯輕于一出，他雖抱有大志，但對于出處去就毫不随便一點，所以自登進士至緻仕四十年中，實際做官不過六年。
平日與謝、遊、楊三人交遊，他對于他們的關系在師友之間，雖然未曾拜過程門，也可以說是程門的私淑弟子。
他的有名的一部《春秋傳》，據他自道是費了三十餘年的研究才把它成功；所以明、清以來，國家莫不規定以《胡氏春秋傳》為太學的教材。
文定有兒子三個，長子名寅，字明仲，号緻堂，在高宗時官至禮部侍郎兼侍講，著有《論語詳說》及《詩文斐然集》，是一位志節豪邁的學者。
次子名甯，字和仲，号茅堂，在高宗時官至祠部郎官，文定作《春秋傳》時，與他檢讨的地方很多，他自己作了一部《春秋通旨》，是一位正直不阿的學者。
五峰生長在這優良的家庭，有這樣賢父賢兄，他的學業之成功自然比較一般人容易。
著有《五峰文集》及《胡子知言》等書，而以後者為他的思想的結晶。
當他幼小時，嘗從過楊龜山、侯師聖。
但性情恬淡，又不滿意于秦桧的賣國政策，所以弱冠以後，即在衡山下優遊講學了二十餘年，《知言》一書就在這個時期玩索出來的。
可惜僅及半壽，迨秦桧于紹興二十五年死時，高宗再派人召他來京供職，而他竟以疾病而去世了。
二心性說 胡氏對于心性的解釋，與正統派的程、朱學說殊不一緻，所以後來朱子對他辯駁的很多；這不過主觀不同罷了，其實無損于胡氏的創見。
他的學說最為正統派所不贊同的，就是不主張“性善論”。
換一句話，他不承認性有善惡之說，“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況惡乎哉”（《知言·疑義》）。
他秉着家學的意思，說孟子之所以“道性善”的，不過歎美“性”之為物，奧妙之極，發而為“贊美”之辭，不是以“善”來形容性之“德”的。
那麼“性”究竟是什麼呢？胡氏說： 中者道之體，和者道之用，中和變化，萬物各正性命，而純備者人也，性之極也。
故觀萬物之流行，其性則異，察萬物之本性，其源則一。
（《胡子知言》） 凡中和的為“道”，由中和變化而成“性”，性之本源就是道。
萬物皆由此發生，所以萬物皆具有此性；不過物類隻具得一部分，人類得其純備，有這點不同。
那末，心怎樣解釋？心與性有什麼區别？胡氏又說： 天命為性，人性為心。
（《胡子知言》） 有而不能無者性之謂欤，宰物而不死者心之謂欤。
（同上） 性譬諸水乎，則心猶水之下，情猶水之瀾，欲猶水之波浪。
（同上） 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
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
（《知言·疑義》） 心性二字乃道義淵源，當明辨不失毫厘，然後有所持循。
未發隻可言性，已發乃可言心。
（同上） 我們給他綜合起來解釋：性是天命的，心是性所生的。
性為本體，心為作用。
當其為“性”時，是一種百感未發的狀态，定止的狀态，又謂之“中”。
當其為“心”時，情感将待發生，是一種活動的狀态，又謂之“和”。
性譬如“水”，水就是本體，心譬如“水之就下”，“水之就下”就是作用。
性既為本體，所以無物不具，無往不在。
心既是性之作用，所以有動作；這種作用又能中節而和，所以能主宰萬物。
由此看來，性與心隻是一物，皆是極其自然的，而又極其奧妙的，我們誠不能拿“善惡”二字去形容它。
性既不可以善惡形容，那末，吾人的行為何以有善惡？胡氏以為這與本性無關，其關系全在情感發生時能夠“中節”與否，假使吾人情感發生時能夠“中節”，就是善的行為；倘是發而“不中節”，就是惡的行為。
所以他說：“中節者為是，不中節者為非。
挾是而行則為正，挾非而行則為邪。
正則為善，邪為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聖人與衆人并沒有多大的差異，所不同的隻在情感發生中節與不中節一點上。
所見我們要學做聖人，原不必以情欲為戒，情欲是性所固有的，隻要求得“發而皆中節”就行了。
但一般人往往任情所為，唯欲是求，以緻把本心都失掉了，哪裡能夠中節哩；所以要求“發而中節”，第一步還當“求其放心”，“求放心”三個字，是做學問的目的，也是做學問的起點。
第四節朱晦庵（1130—1200） 一朱子與宋學 朱熹像 自程伊川死後二十三年，南宋忽然産生了一位道學大家——我們正要講的朱子。
我們所謂宋儒學派，雖開辟于胡安定，發于周濂溪，而卓然樹立此事之正統者則為程伊川。
朱子受業于李延平之門，為伊川的四傳弟子，他的緻知力行的工夫即由伊川的學說直接演繹下來的。
他不但直承伊川的傳授，且以廣闊的胸襟，缜密的頭腦，好學深思的工夫，網羅濂溪以來諸家學說，上接孔、孟的言論，綜合貫通，而成一包羅萬象的朱子學系，可謂集宋學之大成了。
不僅集宋學之大成，且以整理古籍的精神，立下研究學術的宏規，實開後世考證學之先聲。
朱子生于高宗建炎四年，死于甯宗慶元六年，享年七十有一歲，恰為十二世紀的人物。
當這個時候，外有強敵如金人，年年南下壓迫；内有權奸如秦桧、韓侂胄輩，有的不惜媚外事仇，有的則乘機竊權，莫不專以排斥正類為能事。
朱子生當此内憂外患的時期，雖功名事業不得有大的表現，而他的學說的發展确如烈日當空，光焰萬丈，不及身死業已通行于全國，比較孔子更為幸運。
在中國學術史上，有三個偉大人物：孔子集唐、虞三代以來的學術之大成，鄭康成集漢學之大成，朱晦庵又集宋學之大成。
但其影響于教育思想上面的，除了孔子外，朱氏較鄭氏更為偉大。
鄭氏死後，他的學術雖盛行于魏、晉南北朝，不過機械的記問之學，于民族思想無大關系；而朱子的學說支配社會的思想曆元、明、清三朝，六百餘年而不衰，這算孔子以後孫中山以前的第一人。
不但他的學術思想在教育史上立了崇高的地位，而他的研究的精神、訓導的方法、綜合的頭腦、踐履笃實的人格、強立不屈的意志，處處足以啟發後世，為後世所取法，所以我們在這裡有特别叙述的必要。
至于思想的内容，有些含着時代的背景之不能适用于現代，當作别論。
二生活小史 績溪，縣名。
位于安徽省東南部。
朱子名熹，字元晦，原籍屬于安徽婺源。
他的父親朱松，号韋齋，亦知識界的人物，受過了宋學的洗禮的。
韋齋先生為人剛直，以不肯附和和議，被遣出到福建當尤溪縣尉，即于建炎四年生朱子于隔溪氏之書室，故後世稱為閩人。
朱子生來天資穎悟，五歲入學讀《孝經》，即題“不若是，非人也”六個字于其書面上，他的人格已在五歲幼兒時期光晶晶地表現出來了。
以這樣天性的人兒，生在可風的家庭裡面，後來又得着許多良師的教導，怎得不造成不可一世的偉器。
當他十四歲時，不幸父親去世，遵從遺囑，從學于績溪的胡原仲、白水的劉緻中、屏山的劉彥沖三人。
但此時所得甚淺，到了二十四歲，才往延平受業于李願中。
李氏也是韋齋先生的同門友，朱子初來受教時，他已是六十六歲了，此時給了朱子一番提撕與警醒，而朱子才悟從前所學的空疏，從此努力于切實的研究。
朱熹《易·系辭》碑拓 朱子以十八歲登進士第，到六十九歲罷官歸鄉。
——自登進士第至告老五十年中，在外做官五任，在内做官才四十日。
二十二歲為泉州同安縣主簿，約計五年；五十歲知南康軍，約計四年；五十四歲提舉浙東常平茶監，不滿一年；五十一歲出知漳州，約計二年；六十三歲改知潭州，又約二年；至派到中央為甯宗當侍講時，已六十六歲了。
他是一個踐履笃實的教育家，想以平日所學施于社會的教育家，每到一處，除政務外，則必開設學校，改良風俗，使一般民衆，不但得到他的政治的實惠，且得到他的教育的倡導。
綜計他做官不過十四年，其餘則全為私人講學時期，私人講學四十餘年，所以及門弟子遍天下，雖海外之人也有知其名而來頂禮的。
但他的信徒愈多，則招忌愈甚：初被目之以“道學”，後被視之以“僞學”，最後且由僞學而誣為“逆黨”了。
當甯宗初年，朱子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此時正是韓侂胄當國，攻擊僞學較前日急，一般趨炎附勢之徒，且想加害于他的身體。
在這個時期，正人君子的厄運到了，稍能謹守繩墨以儒學顯名的皆無所容其身；平日從遊于他門下的人，意志堅強的避害遠藏，操守不定的更名他師；而他仍然講學如平日，毫不有所畏避，其意志之堅強，涵養之有素，正在此處表現出來。
當他去世的時候，奸黨造出種種謠言，說他的僞徒拟乘送葬僞師的機會，圖謀不軌，特别監視，但弟子自四方而來會葬的仍及千人之多，吾人以此知朱子的精神為不死，朱子的教育可為有成功了。
朱子的學問是本着程伊川的——尤在于“涵養須用敬，進學在緻知”兩句話，所以他的性格與為人也極肖程伊川。
“其色壯，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
倦而休也，瞑目端坐。
休而起也，整步徐行。
”這是他的學生黃勉齋形容他的幾句話。
凡道學的舉止、紳士的态度、訓練主義的教育家，完全形容出來了。
他一生著述很多，不能一一備錄，其中大有影響于後世的，為《四書集注》、《近思錄》及《小學集解》三種，而以《四書集注》一種為最有影響。
此四子書，隋、唐以來隻有《論》、《孟》二書行世，《大學》、《中庸》雖經北宋二程特别表彰出來，尚未與《論》、《孟》并列。
使此四書合成為一書通行于社會者，實始于朱子；此後七八百年，凡小學兒童莫不奉它為唯一的教科書，所以影響最大。
[1] 三教育生活 朱子自十九歲起，到老死為止，凡公的私的，合計講學五十餘年，這樣講學時期的長久，恐怕是古今少有的。
他以講學為生活，一日不講學就一日不快樂。
平日教人，循循善誘，孜孜不倦，确有孔子當年“誨人不倦”的精神。
“從遊之士，疊誦所習，以質其疑。
意有未谕，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
問有未切，則反複戒之，而未嘗隐。
務學笃則喜見于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
講論經典，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