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北宋教育家及其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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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概論
兩宋教育人才之盛，如風起雲湧，越來越多，真有令編史的人們感到美不勝收之苦。
不得已，姑以學說及地位比較關系重要的為标準，各提出數人以為代表。
于是在北宋，除程門弟子外，我們提出了六人；在南宋，除朱、陸二家弟子外，我們提出了八人。
北宋六人中，除王荊公為特殊外，其餘五人差不多成立一個體系——全屬于實踐主義的教育者。
但胡安定又與其餘的四人不同，後者莫不研究一些教育理論，前者獨注意在教育實際；後者所講全屬于哲學的，前者猶能注意到科學的；後者都競競于個人的修養，前者獨能注意于社會的訓練。
兩宋三百年間，教育人才雖多，多半屬于後者一流；他們雖然提倡的實踐主義，但以偏重講論，偏重個人的修養，結果還是虛空不合實用，隻有胡安定一人才能注意到實際生活、社會生活，開辟有路，繼起無人，不無可惜了！但關于理論方面，卻是一代進步一代，胡安定很少表現，到周濂溪，漸有著述，到程伊川則發表的更完密了。
關于性的解釋方面，除王荊公頗近于揚子的善惡混說外，其餘則全折中于孟子的性善論，而以明道說的較切近，伊川說的更詳細。
周濂溪雖極力提倡師道，但如何教法及學法未曾提出，到了張橫渠與二程則全注意到了，尤其橫渠和伊川二人對于學習與研究方面，本着自己的經驗，所說字字切實有力，發前人所未發，至今猶可以取法。
“學為聖人”一語是宋儒的一貫的教育宗旨，北宋就是王安石也是這樣表示其餘理學家更不用說了。
第二節胡安定（993—1059） 一家世及學生生活 為北宋開通風氣，作育人才，而能以身作則，終身于教育生活的，當推安定胡冀之先生。
先生名瑗，字翼之，是江蘇如臯人，以其祖先世居安定，故門人學者都稱為安定先生。
他的家世怎樣？祖父做過司寇參軍，父親做過節度推官，在當時政界上是一個很低級的官吏家庭。
先生既不靠着憑借，也沒有什麼憑借，一生成就，全由他自己刻苦努力得來。
平生未曾應過科舉，學成以後，以白衣出身，由有力者的推薦，在外做過幾處推官，在内曆任光祿寺丞，天章閣侍講，但除了讨論樂章外無大建白。
在著作方面，除了訓釋了幾部經書及作了一部《景祐樂議》外，關于教育學理，也很少發揮。
他一生的精神完全在教育事業上面，他之所以成為教育家的，亦在他的教育事業上。
先生活了六十七歲，是真宗仁宗時代的人物，即是十一世紀的人物。
在世之日，門生弟子業已布滿了天下，其著名的如程頤，如徐積，如範氏兄弟，如呂氏兄弟，如劉彜、孫覺等等，莫不有名當時，垂教後世，先生可謂兩宋教育家的鼻祖了。
胡瑗像 安定先生幼年是一個刻苦自勵、志量宏大的貧苦學生。
北宋自仁宗慶曆四年，始通令州郡設立學校，故在安定幼年時代，地方尚無官立學校，他受教于何人雖不得而知，但他的學業從私人講授得來是無可疑的。
當他七歲時便能做文章，十三歲已通五經，不僅天資過人，自負亦很不凡，幼年就想學做聖賢，對于科名與富貴全不在意。
他雖生長在一個小小官吏家庭，雖家計貧寒，生活且難維持，而求學之志不為少挫。
于是負笈遠遊，北往泰山與孫複、石介等同學，一直讀書，十年沒有歸家。
在此十年中，他把全副精神都放在研究學問上，攻苦食淡，發憤為學，努力所得嘗終夜不睡，家中如有信來，隻見面封有“平安”二字，就不折閱了，恐其擾亂他的注意。
即此堅苦求學的精神，亦足以令人欽佩！ 胡瑗雕像 二教育生活 安定一生教育生活可分着三個時期：在蘇州為第一期，在湖州第二期，在國子太學為第三期。
在國子太學時所負的是中央教育的責任，在蘇、湖二州時所負的是地方教育的責任。
一、二兩期的情形相同，故并着一道來叙述。
當他學成南歸以後，即私設講壇，以經術教授于吳中，這是他在負責國家教育以前的一段教育小生活。
恰逢當代名賢範仲淹調任蘇州知事，景仰先生之為人，即聘請他到蘇州當州學教授。
其後滕京諒為湖州知事時，又聘請他為湖州州學教授。
在蘇、湖二州合計教授了二十餘年，學生從遊的嘗數百人，這是他的教育生活最長時期，也是他的事業成功、知名于天下的時期。
在這時期中，他的教育優點有二：一是訓練有方，一是教授得法。
關于訓練方面，采取嚴格的訓練主義，這種訓練不是機械的，卻是人格感化的。
他平生以昌明儒學為己任，遇事以自己作表率，起居飲食絲毫不苟，“雖盛暑必公服坐朝堂，嚴師弟子之禮”（《安定學案》）。
但平日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敬他如父兄，師弟間具有極濃厚的親切意味。
關于教授方面，采取分科制，分科目為經義、治事二齋。
凡學生之“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即入經義齋，講習經義；其餘則入治事齋。
治事齋又分許多科目，如治民科、講武科、堰水科及算曆科，等等。
凡入治事齋的學生，至少學習兩科，即以一科為主，以一科為副。
經義齋是培養治術人才的，治事齋是培養技術人才的。
學生應入何齋、何科，一半由先生指定，一半由學生自擇。
其他規程，纖悉具備。
先生這種教法，很有科學的精神，當舉世方依照成法，習于詞章，而他乃分科教授，培養實學，可說在當時是一種創舉。
此法一行，遠近知名，遂傳播到政府裡面去了。
那時宋朝正是賢君仁宗在位時代，乃采取蘇、湖的教法，頒布于太學，作為法令，而先生不久也随着他的教法走進中央太學了。
安定入京任中央太學教授，始于仁宗嘉祐年間。
初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即是以經義教授太學學生的教授。
嘉祐初年，雖遷升為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然兼管太學的事務；自此以後，是為他的教育生活第三期。
久已著名于蘇、湖二州的胡老先生，一日得掌太學，為太學生色不少，于是四方青年學子聞風而來，踴躍如同蜂擁蟻集，以緻原有學舍不能容納。
在這個時期，仍是按照學生的個性或才能分組教習，每人至少選習一組，各以組别分地講習。
分組以後，多由學生自習，而先生随時召集他們讨論。
讨論的方式，或使他們各述其所學，先生從旁勾以大義；或由他們自己提出問題，讓大衆解答，先生從旁評判得失；或由先生就當時的政事提供，使諸生折中。
這種活動的教法，最能啟發學生的心智，所以個個莫不興趣濃厚，而成效因此大著。
其訓練也是與在蘇、湖時一樣，一方以嚴毅率衆，一方以至誠感人，而諸生也被他的人格感化了。
這樣一來，太學裡頭的空氣為之大變，凡在裡頭受過陶冶的，差不多都養成一種特别風度，所以當學生在外面行走時，社會上的人勿論識與不識，莫不知其為胡門弟子。
這種人格化的教育，比那高談教育原理，其價值相差不知幾何倍。
到後來先生病了，要回家了，一班弟子得着這個消息，成群結隊地跑來送别，道路相續，百裡不絕，這位胡老師此時的心境之愉快當可以想見，而先生可謂得着代價了。
先生出都門以後，仁宗又想念他起來了，問及他的學生劉彜。
劉氏是湖州時代的高第弟子，對仁宗說：“國家屢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
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
專切學校始于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者無慮數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安定學案》）。
劉氏這幾句話，不啻為安定先生一生教育事業的一個最短的寫照，而“明體達用”四字，尤為先生一生教育的結核。
換一句話說，先生的教育是造就有用實學的人才，不是培養誇示博雅的學究書生。
三教育泛論 先生是一位教育實行家，不托空言，所以關于教育理論一方面發表很少。
不過就他的平日言行，可概括為幾點：（1）教育宗旨為“明體達用”四個字。
體即六經的道理——聖人之道，明體即講明聖人之道，達用謂把聖人之道講明以後，要能夠通達于實用方為有用的學者，否則不免為迂儒。
（2）教授方法取分團教授法，尤注意于個性的考查，時事的讨論，興趣的引起，——我于前面已經叙述過了。
（3）訓練取嚴格的感化主義，也是他平日刻苦修養的精神之表現。
當徐積初次見他時，頭容稍有不正，即被他厲聲呵斥“頭容直”！即此一點，亦足以見先生訓練的精神了。
薛艮齋說“翼之先生所以教人，得于古之灑掃應對進退”，即以人生日用的事情教導諸生，與教育即生活主義相同，後來一班道學大家的實踐主義的教育恐怕就是從此發轫的。
當他在太學當直講時，每于公私試驗完畢後，即借座肯善堂，作樂歌詩，以資餘興，這種富于人間興味的教育，才是活的教育。
四學侶孫複 泰山書院石碑 與安定先生同學十年，而聲譽不相上下的，有泰山先生孫複。
孫氏字明複，山西平陽人，以其講舉于泰山，故弟子稱為泰山先生。
安定和藹可親，如冬日之日；泰山嚴峻可畏，如夏日之日：此兩人性情不同的地方。
安定雖不得志于科名，猶得當道有力者的推薦，内外宦遊了十多年；而泰山終老于泰山之陽，做一個貧苦老書生，處境較安定更壞：此兩人遭遇不同的地方。
但開宋代講學的風氣，提倡師道的古禮，則兩人是有同等的力量的。
綜計孫氏教育生活共有兩個時期：一在泰山私設講壇，一在國子監充當直講，但後者時期較短，而以前者為主要。
他當初何嘗不想求科名、入宦途？但以場屋的機遇不佳，屢遭挫折，所以到了後來終身于講學生活了。
在泰山南邊，築了書屋一所，取名泰山書院，一方面聚徒著書，一方面種竹樹果，借此維持生活，借此寄托生命。
他所最愛研究的為《春秋》，著了《尊王發微》十二篇。
所授教材自然不外六經，不過以《春秋》主要。
他的教育目的即在講明周、孔之道以為世用，所以他說：“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
”（《與張洞書》）時山左有名學者為石介，自介以下一班讀書的人，莫不捧執弟子的禮節，來到泰山之門，拜他為老師。
他們師弟間有極濃厚的感情，有極周到的儀節，此種表示能使當時的文人學者群相模仿，能使王公貴人折節崇拜，所以在當地竟造成一團濃厚的講學空氣了。
第三節周濂溪（1017—1073） 一生活小史 周敦頤像 周氏名敦頤，字茂叔，是道州營道的人物——道州即現今湖南省的地方。
他生于真宗天禧元年，死于神宗熙甯六年，一共活了五十七歲。
營道有水名濂溪，流入到他的宅下，是他一生所最留戀的。
到了晚年，遷居于廬山蓮花峰下，遂把峰前的小溪改名濂溪；又将其廬住室取名濂溪書堂，所以一班學者都稱他為濂溪先生。
先生的性情“清明誠一，寡欲而無私”（《理學宗傳·周子》），品格高超，涵養和煦，後人把他等于顔回，我以為最近于陶淵明一流的人物。
黃庭堅所作《濂溪詞序》上說：“先生胸懷灑落，如光風霁月。
廉于取名，而銳于求志，薄于繳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梵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先生的人格在此數句序裡面，可算描寫盡緻了。
他的父親做過縣令，死得很早；他在兒童時代由他的母親鄭氏帶到舅家養育以至成年。
剛近二十歲時，由舅父鄭向的推薦，授為分甯縣主簿。
自此以後，先生在各處，度過縣令、通制、參軍等類的小官吏生活，前後差不多二十年。
他沒有一個較長的休閑時期專一從事于教育事業，但每到一處則必提倡學校，講論經術，他是以官吏而兼教育家的。
平生著作，有《太極圖說》二百五十言，《通書》四十篇。
《太極圖說》在明天地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宋史·道學列傳》），可說是他的形而上學的宇宙觀。
通說是在發揮《太極圖說》的原理，從這個宇宙觀以推到人類社會的倫理觀的一部書。
先生的學問，多由他自己深思妙悟得來，沒有一定的師傳；但觀他的著作含着道家思想不少，對于道家不無幾分淵源，所以後人又稱他為道士派的儒者。
他的及門弟子較安定先生少得多，但創伊洛派的程氏兄弟卻是從他受過業的。
在教育史上，開宋代之先河者雖推胡、孫二人，而開宋代理學的宗傳者，要以先生為首功，這差不多已成定論了。
但周子究竟是一個富于自然性的教育家，一生愛蓮花，愛山水，愛自然現象，觀其“吟風弄月”，真有“吾與點也”的風味，這一點尤足令讀史者景仰其風度。
《太極圖說》拓片 二主中的性論 周子的性命論是從他的宇宙觀産生出來的。
宇宙本無極，由自然變動而生陰陽，由陰陽交感而生萬物，人類是萬物中之最靈秀的。
[1]宇宙的本體原無善惡，是一個純粹美善的東西，這個東西形之于觀念，叫做“理”，或叫做“誠”。
[2]人類的性命是從這純粹至善的本體産生出來，平時寂然不動，可是生氣充滿，一遇感觸自能通曉。
在感受外界刺激之後，動作将生未生之傾，此時心理所起的一種狀态，名之曰“機”，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機也”（《通書·經第四》）。
“機”即此時心理所起的一種動機，後天之性所有的善感都從這個将動未動的動機生出。
[3]動機之所以能生出善惡，是由于感受外界各色各樣的刺激時，動而不得其當；動而不得其當，于是有“剛柔善惡”種種動作的表現。
性質剛善不對，柔善也不對，惡更不對，唯有中和之性方能中節，才是天下之達道，才可以進于誠。
[4]要求達到中和之性，在于動機發生時不要亂動，所謂“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故君子慎動”（《通書·慎動第五》）。
要求慎動，莫如主靜，從靜中養心以去欲，才可以得其中正。
周子是注重養心的，主張無欲的，請看他記張宗範的《養心亭》上說：“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
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予謂養心不止于寡焉而存爾，蓋寡焉以至于無，無則誠立明通。
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
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按物欲本人生自然的要求，社會一切事業的進步，多借物欲的活力為主推動，周子的無欲主義，與老子的無知無欲，佛家的清靜寂滅，多少有些相近的地方，而與孟子的寡欲，荀子的節欲，究有未同。
這種主義，在周子個人，固然修養有素，但在一般人，殊覺違反自然，有些難為；但宋代一班理學大家，都有如此類似的主張，此宋儒所以稱為佛、老化的新儒學派。
三唯誠的教育主義 周子一生的抱負，在“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通書·志學》）。
伊志在行聖人之道，顔子志在明聖人之道，能明與行，即可希為聖人，所以他又說：“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于令名。
”由此看來，周子的教育目的即在教人“學為聖人”。
學為聖人一方面要明聖人之道，一方面要行聖人之道。
“聖”即是“誠”，“聖人之道”即是“仁義中正”。
[5]故為人的目标要以誠為本，所以為人的道路要行乎仁義中正。
這個目的怎樣達到呢？在于純一，心中純一，則一切雜念皆被滌除，自然能夠達到無欲的境界。
[6]心中到了無欲的境界，當其靜時是虛的，虛則自明；當其動時是直的，直則自公。
能公而明，則能認識真理，才不緻為邪念所惑，于是性情所到，全是天理，而近于純粹至善了。
純粹至善即恢複了原來的本性，即誠即聖，而人格于是完成，而教育目的于是達到。
但人類不得個個是聖賢，生而愚蒙的很多，何以能夠使吾人心中純一而至于誠呢？一方面要靠自己思慮的工夫，一方面要靠師友的指導。
所以他說：“無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兇之機也。
”《通書·思》所以他又說：“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通書·師友》）周子志伊尹之所志即自認為先覺者，平日頗以師道自任，所以對于師道極力提倡。
他說：“故先覺覺後覺，暗者求于明，而師道立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通書·師友》）師道立不僅關系人心的善惡，且關系天下的治亂，所以應當重視。
《周子全書》書影 第四節王荊公（1019—1086） 一略傳 北宋教育家以王荊公為特出。
王氏乃當時有名的政治家，實非教育家，但他的學說及教育政策，關系于當時的教育，較一般人為大，所以我們在這裡面有叙述的必要。
王氏名安石，字介甫，籍居在撫州之臨川，是江西的人物。
他生于真宗天禧三年，死于哲宗元祐元年，活了六十八歲，完全與周、邵、張、程諸人同時。
有非常聰敏的天資，“讀書過目不忘，屬文動筆如飛”。
當少年時，即抱有大志，好讀書，肯于研究，對于衣食、起居的好壞全不注意。
但性情執拗，意志堅強，又善于辯說，苟有所見，絕不變易，他人也沒有法子難住他。
他的學問，經義與文章，皆是超絕一世，當少年時代已負盛名。
在中年以前，也曾講過學、授過徒，但這種生活不是他的素願。
他是董子一類的人物，富有政治熱望的，想以政治力量變易一切，即其平日所有教育宗旨亦想借政治力量去推行。
平生最得知遇于神宗，君臣意志相合，所以神宗一即位便拜他為宰相，給以大權，而安石年已五十歲了。
在相位十年之久，但因當時舊黨勢力太大，左右環攻的太多，所成功的尚未達到其理想的一半，到了六十歲以後，遂辭了相位而退居金陵。
退隐八年，抑郁很多，從前所有計劃被當朝舊黨完全推翻，而安石亦抑郁以終老了。
王安石像 宋仁宗像 二教育主張 王氏是一位很有魄力的政治家，思以政治力量
不得已，姑以學說及地位比較關系重要的為标準，各提出數人以為代表。
于是在北宋，除程門弟子外，我們提出了六人；在南宋，除朱、陸二家弟子外，我們提出了八人。
北宋六人中，除王荊公為特殊外，其餘五人差不多成立一個體系——全屬于實踐主義的教育者。
但胡安定又與其餘的四人不同，後者莫不研究一些教育理論，前者獨注意在教育實際；後者所講全屬于哲學的，前者猶能注意到科學的；後者都競競于個人的修養，前者獨能注意于社會的訓練。
兩宋三百年間，教育人才雖多，多半屬于後者一流；他們雖然提倡的實踐主義，但以偏重講論，偏重個人的修養，結果還是虛空不合實用，隻有胡安定一人才能注意到實際生活、社會生活，開辟有路，繼起無人，不無可惜了！但關于理論方面，卻是一代進步一代，胡安定很少表現，到周濂溪，漸有著述，到程伊川則發表的更完密了。
關于性的解釋方面，除王荊公頗近于揚子的善惡混說外，其餘則全折中于孟子的性善論，而以明道說的較切近，伊川說的更詳細。
周濂溪雖極力提倡師道，但如何教法及學法未曾提出，到了張橫渠與二程則全注意到了，尤其橫渠和伊川二人對于學習與研究方面，本着自己的經驗，所說字字切實有力，發前人所未發，至今猶可以取法。
“學為聖人”一語是宋儒的一貫的教育宗旨，北宋就是王安石也是這樣表示其餘理學家更不用說了。
第二節胡安定（993—1059） 一家世及學生生活 為北宋開通風氣，作育人才，而能以身作則，終身于教育生活的，當推安定胡冀之先生。
先生名瑗，字翼之，是江蘇如臯人，以其祖先世居安定，故門人學者都稱為安定先生。
他的家世怎樣？祖父做過司寇參軍，父親做過節度推官，在當時政界上是一個很低級的官吏家庭。
先生既不靠着憑借，也沒有什麼憑借，一生成就，全由他自己刻苦努力得來。
平生未曾應過科舉，學成以後，以白衣出身，由有力者的推薦，在外做過幾處推官，在内曆任光祿寺丞，天章閣侍講，但除了讨論樂章外無大建白。
在著作方面，除了訓釋了幾部經書及作了一部《景祐樂議》外，關于教育學理，也很少發揮。
他一生的精神完全在教育事業上面，他之所以成為教育家的，亦在他的教育事業上。
先生活了六十七歲，是真宗仁宗時代的人物，即是十一世紀的人物。
在世之日，門生弟子業已布滿了天下，其著名的如程頤，如徐積，如範氏兄弟，如呂氏兄弟，如劉彜、孫覺等等，莫不有名當時，垂教後世，先生可謂兩宋教育家的鼻祖了。
胡瑗像 安定先生幼年是一個刻苦自勵、志量宏大的貧苦學生。
北宋自仁宗慶曆四年，始通令州郡設立學校，故在安定幼年時代，地方尚無官立學校，他受教于何人雖不得而知，但他的學業從私人講授得來是無可疑的。
當他七歲時便能做文章，十三歲已通五經，不僅天資過人，自負亦很不凡，幼年就想學做聖賢，對于科名與富貴全不在意。
他雖生長在一個小小官吏家庭，雖家計貧寒，生活且難維持，而求學之志不為少挫。
于是負笈遠遊，北往泰山與孫複、石介等同學，一直讀書，十年沒有歸家。
在此十年中，他把全副精神都放在研究學問上，攻苦食淡，發憤為學，努力所得嘗終夜不睡，家中如有信來，隻見面封有“平安”二字，就不折閱了，恐其擾亂他的注意。
即此堅苦求學的精神，亦足以令人欽佩！ 胡瑗雕像 二教育生活 安定一生教育生活可分着三個時期：在蘇州為第一期，在湖州第二期，在國子太學為第三期。
在國子太學時所負的是中央教育的責任，在蘇、湖二州時所負的是地方教育的責任。
一、二兩期的情形相同，故并着一道來叙述。
當他學成南歸以後，即私設講壇，以經術教授于吳中，這是他在負責國家教育以前的一段教育小生活。
恰逢當代名賢範仲淹調任蘇州知事，景仰先生之為人，即聘請他到蘇州當州學教授。
其後滕京諒為湖州知事時，又聘請他為湖州州學教授。
在蘇、湖二州合計教授了二十餘年，學生從遊的嘗數百人，這是他的教育生活最長時期，也是他的事業成功、知名于天下的時期。
在這時期中，他的教育優點有二：一是訓練有方，一是教授得法。
關于訓練方面，采取嚴格的訓練主義，這種訓練不是機械的，卻是人格感化的。
他平生以昌明儒學為己任，遇事以自己作表率，起居飲食絲毫不苟，“雖盛暑必公服坐朝堂，嚴師弟子之禮”（《安定學案》）。
但平日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敬他如父兄，師弟間具有極濃厚的親切意味。
關于教授方面，采取分科制，分科目為經義、治事二齋。
凡學生之“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即入經義齋，講習經義；其餘則入治事齋。
治事齋又分許多科目，如治民科、講武科、堰水科及算曆科，等等。
凡入治事齋的學生，至少學習兩科，即以一科為主，以一科為副。
經義齋是培養治術人才的，治事齋是培養技術人才的。
學生應入何齋、何科，一半由先生指定，一半由學生自擇。
其他規程，纖悉具備。
先生這種教法，很有科學的精神，當舉世方依照成法，習于詞章，而他乃分科教授，培養實學，可說在當時是一種創舉。
此法一行，遠近知名，遂傳播到政府裡面去了。
那時宋朝正是賢君仁宗在位時代，乃采取蘇、湖的教法，頒布于太學，作為法令，而先生不久也随着他的教法走進中央太學了。
安定入京任中央太學教授，始于仁宗嘉祐年間。
初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即是以經義教授太學學生的教授。
嘉祐初年，雖遷升為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然兼管太學的事務；自此以後，是為他的教育生活第三期。
久已著名于蘇、湖二州的胡老先生，一日得掌太學，為太學生色不少，于是四方青年學子聞風而來，踴躍如同蜂擁蟻集，以緻原有學舍不能容納。
在這個時期，仍是按照學生的個性或才能分組教習，每人至少選習一組，各以組别分地講習。
分組以後，多由學生自習，而先生随時召集他們讨論。
讨論的方式，或使他們各述其所學，先生從旁勾以大義；或由他們自己提出問題，讓大衆解答，先生從旁評判得失；或由先生就當時的政事提供，使諸生折中。
這種活動的教法，最能啟發學生的心智，所以個個莫不興趣濃厚，而成效因此大著。
其訓練也是與在蘇、湖時一樣，一方以嚴毅率衆，一方以至誠感人，而諸生也被他的人格感化了。
這樣一來，太學裡頭的空氣為之大變，凡在裡頭受過陶冶的，差不多都養成一種特别風度，所以當學生在外面行走時，社會上的人勿論識與不識，莫不知其為胡門弟子。
這種人格化的教育，比那高談教育原理，其價值相差不知幾何倍。
到後來先生病了，要回家了，一班弟子得着這個消息，成群結隊地跑來送别，道路相續，百裡不絕，這位胡老師此時的心境之愉快當可以想見，而先生可謂得着代價了。
先生出都門以後，仁宗又想念他起來了，問及他的學生劉彜。
劉氏是湖州時代的高第弟子，對仁宗說：“國家屢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
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
專切學校始于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者無慮數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安定學案》）。
劉氏這幾句話，不啻為安定先生一生教育事業的一個最短的寫照，而“明體達用”四字，尤為先生一生教育的結核。
換一句話說，先生的教育是造就有用實學的人才，不是培養誇示博雅的學究書生。
三教育泛論 先生是一位教育實行家，不托空言，所以關于教育理論一方面發表很少。
不過就他的平日言行，可概括為幾點：（1）教育宗旨為“明體達用”四個字。
體即六經的道理——聖人之道，明體即講明聖人之道，達用謂把聖人之道講明以後，要能夠通達于實用方為有用的學者，否則不免為迂儒。
（2）教授方法取分團教授法，尤注意于個性的考查，時事的讨論，興趣的引起，——我于前面已經叙述過了。
（3）訓練取嚴格的感化主義，也是他平日刻苦修養的精神之表現。
當徐積初次見他時，頭容稍有不正，即被他厲聲呵斥“頭容直”！即此一點，亦足以見先生訓練的精神了。
薛艮齋說“翼之先生所以教人，得于古之灑掃應對進退”，即以人生日用的事情教導諸生，與教育即生活主義相同，後來一班道學大家的實踐主義的教育恐怕就是從此發轫的。
當他在太學當直講時，每于公私試驗完畢後，即借座肯善堂，作樂歌詩，以資餘興，這種富于人間興味的教育，才是活的教育。
四學侶孫複 泰山書院石碑 與安定先生同學十年，而聲譽不相上下的，有泰山先生孫複。
孫氏字明複，山西平陽人，以其講舉于泰山，故弟子稱為泰山先生。
安定和藹可親，如冬日之日；泰山嚴峻可畏，如夏日之日：此兩人性情不同的地方。
安定雖不得志于科名，猶得當道有力者的推薦，内外宦遊了十多年；而泰山終老于泰山之陽，做一個貧苦老書生，處境較安定更壞：此兩人遭遇不同的地方。
但開宋代講學的風氣，提倡師道的古禮，則兩人是有同等的力量的。
綜計孫氏教育生活共有兩個時期：一在泰山私設講壇，一在國子監充當直講，但後者時期較短，而以前者為主要。
他當初何嘗不想求科名、入宦途？但以場屋的機遇不佳，屢遭挫折，所以到了後來終身于講學生活了。
在泰山南邊，築了書屋一所，取名泰山書院，一方面聚徒著書，一方面種竹樹果，借此維持生活，借此寄托生命。
他所最愛研究的為《春秋》，著了《尊王發微》十二篇。
所授教材自然不外六經，不過以《春秋》主要。
他的教育目的即在講明周、孔之道以為世用，所以他說：“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
”（《與張洞書》）時山左有名學者為石介，自介以下一班讀書的人，莫不捧執弟子的禮節，來到泰山之門，拜他為老師。
他們師弟間有極濃厚的感情，有極周到的儀節，此種表示能使當時的文人學者群相模仿，能使王公貴人折節崇拜，所以在當地竟造成一團濃厚的講學空氣了。
第三節周濂溪（1017—1073） 一生活小史 周敦頤像 周氏名敦頤，字茂叔，是道州營道的人物——道州即現今湖南省的地方。
他生于真宗天禧元年，死于神宗熙甯六年，一共活了五十七歲。
營道有水名濂溪，流入到他的宅下，是他一生所最留戀的。
到了晚年，遷居于廬山蓮花峰下，遂把峰前的小溪改名濂溪；又将其廬住室取名濂溪書堂，所以一班學者都稱他為濂溪先生。
先生的性情“清明誠一，寡欲而無私”（《理學宗傳·周子》），品格高超，涵養和煦，後人把他等于顔回，我以為最近于陶淵明一流的人物。
黃庭堅所作《濂溪詞序》上說：“先生胸懷灑落，如光風霁月。
廉于取名，而銳于求志，薄于繳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梵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先生的人格在此數句序裡面，可算描寫盡緻了。
他的父親做過縣令，死得很早；他在兒童時代由他的母親鄭氏帶到舅家養育以至成年。
剛近二十歲時，由舅父鄭向的推薦，授為分甯縣主簿。
自此以後，先生在各處，度過縣令、通制、參軍等類的小官吏生活，前後差不多二十年。
他沒有一個較長的休閑時期專一從事于教育事業，但每到一處則必提倡學校，講論經術，他是以官吏而兼教育家的。
平生著作，有《太極圖說》二百五十言，《通書》四十篇。
《太極圖說》在明天地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宋史·道學列傳》），可說是他的形而上學的宇宙觀。
通說是在發揮《太極圖說》的原理，從這個宇宙觀以推到人類社會的倫理觀的一部書。
先生的學問，多由他自己深思妙悟得來，沒有一定的師傳；但觀他的著作含着道家思想不少，對于道家不無幾分淵源，所以後人又稱他為道士派的儒者。
他的及門弟子較安定先生少得多，但創伊洛派的程氏兄弟卻是從他受過業的。
在教育史上，開宋代之先河者雖推胡、孫二人，而開宋代理學的宗傳者，要以先生為首功，這差不多已成定論了。
但周子究竟是一個富于自然性的教育家，一生愛蓮花，愛山水，愛自然現象，觀其“吟風弄月”，真有“吾與點也”的風味，這一點尤足令讀史者景仰其風度。
《太極圖說》拓片 二主中的性論 周子的性命論是從他的宇宙觀産生出來的。
宇宙本無極，由自然變動而生陰陽，由陰陽交感而生萬物，人類是萬物中之最靈秀的。
[1]宇宙的本體原無善惡，是一個純粹美善的東西，這個東西形之于觀念，叫做“理”，或叫做“誠”。
[2]人類的性命是從這純粹至善的本體産生出來，平時寂然不動，可是生氣充滿，一遇感觸自能通曉。
在感受外界刺激之後，動作将生未生之傾，此時心理所起的一種狀态，名之曰“機”，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機也”（《通書·經第四》）。
“機”即此時心理所起的一種動機，後天之性所有的善感都從這個将動未動的動機生出。
[3]動機之所以能生出善惡，是由于感受外界各色各樣的刺激時，動而不得其當；動而不得其當，于是有“剛柔善惡”種種動作的表現。
性質剛善不對，柔善也不對，惡更不對，唯有中和之性方能中節，才是天下之達道，才可以進于誠。
[4]要求達到中和之性，在于動機發生時不要亂動，所謂“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故君子慎動”（《通書·慎動第五》）。
要求慎動，莫如主靜，從靜中養心以去欲，才可以得其中正。
周子是注重養心的，主張無欲的，請看他記張宗範的《養心亭》上說：“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
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予謂養心不止于寡焉而存爾，蓋寡焉以至于無，無則誠立明通。
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
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按物欲本人生自然的要求，社會一切事業的進步，多借物欲的活力為主推動，周子的無欲主義，與老子的無知無欲，佛家的清靜寂滅，多少有些相近的地方，而與孟子的寡欲，荀子的節欲，究有未同。
這種主義，在周子個人，固然修養有素，但在一般人，殊覺違反自然，有些難為；但宋代一班理學大家，都有如此類似的主張，此宋儒所以稱為佛、老化的新儒學派。
三唯誠的教育主義 周子一生的抱負，在“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通書·志學》）。
伊志在行聖人之道，顔子志在明聖人之道，能明與行，即可希為聖人，所以他又說：“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于令名。
”由此看來，周子的教育目的即在教人“學為聖人”。
學為聖人一方面要明聖人之道，一方面要行聖人之道。
“聖”即是“誠”，“聖人之道”即是“仁義中正”。
[5]故為人的目标要以誠為本，所以為人的道路要行乎仁義中正。
這個目的怎樣達到呢？在于純一，心中純一，則一切雜念皆被滌除，自然能夠達到無欲的境界。
[6]心中到了無欲的境界，當其靜時是虛的，虛則自明；當其動時是直的，直則自公。
能公而明，則能認識真理，才不緻為邪念所惑，于是性情所到，全是天理，而近于純粹至善了。
純粹至善即恢複了原來的本性，即誠即聖，而人格于是完成，而教育目的于是達到。
但人類不得個個是聖賢，生而愚蒙的很多，何以能夠使吾人心中純一而至于誠呢？一方面要靠自己思慮的工夫，一方面要靠師友的指導。
所以他說：“無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兇之機也。
”《通書·思》所以他又說：“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通書·師友》）周子志伊尹之所志即自認為先覺者，平日頗以師道自任，所以對于師道極力提倡。
他說：“故先覺覺後覺，暗者求于明，而師道立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通書·師友》）師道立不僅關系人心的善惡，且關系天下的治亂，所以應當重視。
《周子全書》書影 第四節王荊公（1019—1086） 一略傳 北宋教育家以王荊公為特出。
王氏乃當時有名的政治家，實非教育家，但他的學說及教育政策，關系于當時的教育，較一般人為大，所以我們在這裡面有叙述的必要。
王氏名安石，字介甫，籍居在撫州之臨川，是江西的人物。
他生于真宗天禧三年，死于哲宗元祐元年，活了六十八歲，完全與周、邵、張、程諸人同時。
有非常聰敏的天資，“讀書過目不忘，屬文動筆如飛”。
當少年時，即抱有大志，好讀書，肯于研究，對于衣食、起居的好壞全不注意。
但性情執拗，意志堅強，又善于辯說，苟有所見，絕不變易，他人也沒有法子難住他。
他的學問，經義與文章，皆是超絕一世，當少年時代已負盛名。
在中年以前，也曾講過學、授過徒，但這種生活不是他的素願。
他是董子一類的人物，富有政治熱望的，想以政治力量變易一切，即其平日所有教育宗旨亦想借政治力量去推行。
平生最得知遇于神宗，君臣意志相合，所以神宗一即位便拜他為宰相，給以大權，而安石年已五十歲了。
在相位十年之久，但因當時舊黨勢力太大，左右環攻的太多，所成功的尚未達到其理想的一半，到了六十歲以後，遂辭了相位而退居金陵。
退隐八年，抑郁很多，從前所有計劃被當朝舊黨完全推翻，而安石亦抑郁以終老了。
王安石像 宋仁宗像 二教育主張 王氏是一位很有魄力的政治家，思以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