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北宋教育家及其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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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美的寶貝，非獲得不可，如未見的都市之繁華，非往見不可。
興味這樣濃厚了，自然逐步前進，再持以毅力則行了。
第二，要清心。
心清則感覺銳敏，四體舒泰；心亂則情形相反。
但吾人平日總是清時少而亂時多，其原因由于用心未純熟，注意不專一，所以浮思雜念常來纭擾。
第三，要漸進，即由淺入深。
知教兒童當學習灑掃、應對、進退等知識，不宜卒語以大道。
即或年齡稍長，如果理解力尚未發達，程度尚淺，也應從淺近平易處入手，才能逐步漸進。
[11]第四，要有疑難。
一切知識都從疑難中産生，愈求進步疑難愈多，疑難愈多，進步愈大。
因為發現了疑難，才能抛卻常解另辟新徑；或訪求先知先覺的人同他切磋，則知識自然進步。
把一切學問都看得容易，而自覺無一可疑的人，一定是未曾學習的人，因為未曾學習，雖有疑難亦不知道，所謂“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
譬之行道者，将之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橫渠理窟·大學原》）？第五，學習時要自開道路，自鑿孔穴，親身探入，發現其中的美富，才是我自己的學問，否則專觀古籍或探聽朋友之言，如同穿窬之盜，雖竊取了許多東西，而究不知所藏。
第六，學習要有恒心，不宜止息。
人生是沒有止息的，求學也當沒有止息。
求學即求生的表現，倘求學一日止息，則是生命停滞，等于死亡，最可痛心。
《易》所謂“自強不息”，即是此理。
[12] 張子對于讀書法的意見也有幾點：（1）讀書要多。
讀書少了，難以考校義理，讀得多則能融合貫通，由博而約。
（2）讀書要成誦。
吾人讀書的目的，是在借書中的内容以解釋自己的疑難，開通自己的心思，但非潛心玩索，不能達到這一步，而潛心玩索時，又須離開書本，或于半夜中，或于靜坐時才能辦到。
但所讀之書不能記憶，如何能離開書本潛心玩索呢？所以凡關于有益身心的書，須讀得成誦。
（3）讀書時須以靜為主。
靜時才能涵泳，才能了悟，蓋讀書務必到了悟為止，否則隻求解大義，未見于吾人有什麼益處。
第六節程明道（1032—1085） 一生活小史 程颢像 程颢字伯淳，生于仁宗明道元年，死于哲宗元豐八年，是河南的一個教育家，是北宋修養最純粹的一個儒者。
他的家庭，自曾祖以來，即做過大官，父親名珦，官至太中大夫，尤為賢明，他之所以成為一代的純儒，于家庭教育不無關系。
程子生來，神氣秀爽，與一般兒童不同，不到十歲，舉止行為已像成人，觀他在十歲時所賦酌貪泉的詩，“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二句話，不僅非尋常兒童所能做出，他後來一生的學問與為人，也可從此看得出來。
當他十五六歲時，由父命與他的胞弟程正叔，一同就學于周濂溪先生。
二十六歲，舉了進士，委派為鄠縣主簿，後改調為上元縣主簿，複移為晉城縣令，凡任職一處，莫不成績卓著，而以在晉城任職較久，成績亦最大。
神宗初即位由呂公著的推薦，召進京來為太子中允，兼充監察禦史，很蒙神宗器重。
後因與王安石意見不合，又改任京外的職務。
轉調數處，自是年已四十多歲了。
其後一因政見不同，一因父親年老，乃求得一閑官，與弟正叔退居洛陽，專門講學著述。
迨哲宗即位，司馬光等輔政，召他進京同參朝政時，而他竟以一病而死了。
綜計他的生活，可分三個時期：在二十六歲以前，為求學時期；從二十六歲到四十歲以外，為從政時期；四十歲以後為專門講學時期。
範祖禹說：先生在洛陽十餘年，與弟伊川講學于家中，四方學者從遠近而來受教的絡繹不絕，莫不虛往實歸。
他的生活雖極感困難，而事親必曲盡其歡，族人有貧窮的亦必設法赒贍，因此他們的教化行及于鄉黨。
我看先生不僅在洛陽專門講學有這樣成績，即在晉城做縣令時，也是熱心提倡教育，得到很多成績，每于公事完畢之暇，親往四鄉巡查，召集地方父老，告以兒童應讀何書，且親為矯正句讀，兒童教師有不稱職的即時更換。
鄉民如有結社等事，則給他們規定章程，旌别善惡，一方因以樹立其群育的生活，一方因以培養其改過遷善的習慣。
在縣三年，不僅學校遍設于鄉區，就是從前強盜與鬥毆的風氣也被革化，先生誠不愧稱為一個純粹的、實行的教育家，倘使天假以高年，他的成就與貢獻當必更大，可惜僅活了五十四歲就死了。
當他死的消息傳出時，勿論識與不識，莫不為他為國家惋惜。
程氏死了以後，文彥博采取衆議，表其墓曰“明道先生”，所以後世學者皆以明道先生稱之。
二性格及思想 《明道文集》書影 在《宋史·道學傳》裡說：“先生資性過人，而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于面背。
”他的學生劉安禮說：“明道先生德性充完。
和粹之氣盎于面背。
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他的乃弟伊川先生記他的言行狀說：“先生資禀既異，而充養有道。
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
忠誠貫于金石，孝弟通于神明。
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
”在《明道學案·附錄》上說：“明道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俨然，即之也溫。
”由這許多評論上看來，明道先生簡直是一個菩薩，又是一個聖人。
明道先生的修養确實充和有道，不過他的思想是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而融合成為他自己的思想的，所以他的性格也被這三家的思想所鑄成了。
他初從學于周濂溪先生，迨後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最後才返歸于儒家，求諸六經；周濂溪的思想又近于道士一派，則他的思想的淵源可想而知了，伊川先生說：“先生行己，内主于敬，而行之以恕”，這就是他的修養工夫。
他的學問，以識仁為本，識得仁了方可以定性。
怎樣識仁呢？“以誠敬存之，存久自明。
”（《識仁篇》）仁是與萬物渾然一體的，即“民胞物與”的意志，即“生生不已”的意思；所以觀雞雛可以看得出仁來，于切脈可以體得出仁來。
他是“一天人，合内外，忘小我，存大我”的一種态度，渾淪極了，和藹極了。
從他一夕話，如在春風和氣中坐了三個月，這是他的學生遊定夫心悅而誠服的贊語。
但辦起事來，則精明如神；開起會來，則守志不阿，這又是儒家的風度，賢明的士大夫一流的人物了。
三生之謂性說 明道先生的思想極其圓渾，不拘執于一家的學說。
在養氣方面，雖極力贊賞孟子的浩然之氣，并服膺其“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孟子·公孫醜章》）的集義工夫；但在論性方面則非常折中。
在他的語錄上說：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缊，萬物化淳，生之謂性。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
這是他對于本性最明顯的解釋。
“生之謂性”，本是昔日告子的一句口号，告子的學說與孟子相對，是一般儒者所最反對的，而明道卻拿來取用，足見他的思想是很圓通的。
他說性就是氣，氣就是性。
什麼叫做氣呢？氣是萬物所禀受于天的氣質，也可以說氣即是天。
[13]天是以生為道的，而氣亦當是生生不已的，所以他也說“生之謂性”。
在物質一方面看，氣質是禀受于天的一種活物，是生生不已的東西，某種活物的生長即某種活物的本性，凡人與我，凡我與萬物都是一樣的，故曰“生之謂性”。
在意識一方面看：天意以好生為美德，凡生生不已都是天意，都是天道。
性即天道，所以性也是生生不已，用流無窮，若一旦死亡，或有一刻停滞便非性了。
所以他又說：“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于身為心，其實一也。
”（《語錄》） 明道先生對于性的解釋，是本着《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兩句話來的；由這兩句解來，所以與告子所說不謀而同。
但他們表面雖然相同，卻有一個根本相左的地方。
明道與告子所同者隻在“生”的一點上。
至于本來的性質如何，生後之變化如何，則完全兩樣了。
告子謂有生的皆是性，而生來之性質，勿論人與禽獸生是一樣的，無所謂善惡。
明道謂生生之意雖人與萬物相同，而生來的性質，則人自人，禽獸自禽獸，界限分明絕不混同；即禽獸中，牛、馬也不相同。
[14]至于人之性，究竟是善是惡呢？他主張人性雖善，但不是完全皆善，人性亦有惡的，不過善與惡不是對待的；善是人生而靜以上的，惡是感物而後有的，不是原始的；惡雖不是原始，但不可說不是性。
性好似水，水原是清的，所以性也原來是善的。
但吾人自成形之初或有氣禀之偏，自受生之後或因環境不良，遂含着一些惡的習性，亦如水自源泉流入江海，中間挾着許多泥沙，遂成濁流。
此水流雖濁不得說不是水，而人性之不良者亦不得說不是性。
生來即善的本性，後天任何惡的習慣都染他不上，畢生到考莫不渾然至善，全受全歸的性，隻有聖人才能夠。
至于一般人難免被社會的污染而失掉原來的性質，所以又有“修道之謂教”的教育。
教育的工夫即在去掉後天的習性，恢複原有的本性，恢複以後，隻依然還它原來的東西，毫無所增損。
所謂“自天命以至于教，我無加損焉”（《語錄》）。
程颢墓碑 張橫渠先生對于性情的修養比較明道先生少差，有一次給明道先生一封信，問以定性的方法。
明道先生即作一篇《定性書》，答複張氏，凡四百三十七字。
内中的大意如下：性無内外，定無動靜。
性靜時固然定，動時也是定，看來似靜非動，其實即靜即動。
但在無安定的狀态中，不必刻意求定而自然是定，要做到這個程度，須不要把性分别内外。
在低一等的人，内德不修，一心于物欲的追求，心猿意馬，怎麼會定？在高一等的人，将心把持得太厲害，唯規規于外誘之除，強分内外，則性亦無從安定。
前者固無足論，後者之所以陷入如此境地的，大率由于“自私而用智”，所以強分内外，自别物我，将見分不勝分，别不勝别，怎麼不累于外物，怎麼能夠安定。
所以吾人修養，應當“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如此，則内外兩忘，喜怒不系于心，心常在腔子裡面，内中湛然無事，無事則定了，定則物不能來擾了。
按明道先生的定性書，即是他的養性的工夫，除卻自私用智的小我，廓然而大公，到了他所說的“渾然與物同體”的境地，仁的境地，似乎帶着幾分禅意了。
四教育論 大程書院 明道先生在洛陽專門講學雖隻十餘年，而感化後進，教育青年，綜其一生，不下三十年。
他的學問，多本于《大學》、《中庸》兩書，而平生最佩服的是顔子，所以教學者要學聖人，須學顔子，蓋顔子最近于孔子，模仿有着力處。
[15]他嘗以孔、顔、孟三人比較：“仲尼元氣也，顔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
仲尼天地也，顔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氣象也。
”（《語錄》）觀此數語，則知他的向往所在了。
人生氣禀多有惡的雜在裡面，所以要教育來陶冶，如澄清水一般，使濁的淘去而清的呈現，這即是“學以變化氣質”的功用。
[16]吾人定性最難，活動的心兒往往被外物的引誘放肆于外，難于收回，心既放肆于外，性必為外物所累，日久必緻天良蒙蔽，教育即在求得已放的心使複原地，這即是“學以求其放心”的功用。
[17]前者的功用是将污濁了的淘清，後者的功用是将失去了的收回，勿論淘清或收回，總之是還我原來的樣子，歸我本來的地位。
能夠做到這樣，即可以學為聖人，教育的目的也是教人如此學為聖人。
教育的功用雖有兩種，究竟怎樣才能變化氣質，怎樣才能求其放心？這個工夫可很高了。
不是從遠遠的求的，不是在書本裡找的，——程子最反對這種空泛的笨拙的教育。
[18]我們考查他的前後語錄，求學的工夫多半在體貼、涵養、玩索及近取等用法，如“切脈最可體仁”；“學者隻要鞭辟近裡，著己而已，故博學而笃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吾學雖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此即體貼的工夫。
如“今之學者惟有以義理養其心”；“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間，然後可以自得”，及對李籲以“義理養心”，[19]皆是涵養的工夫。
又如“讀書要玩味”；“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元來隻是此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皆是玩索的工夫。
又如“若要至誠，隻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别求長安”；“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隻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做到聖人事”；皆是近取的工夫。
總之，一切工夫不外“誠敬存之”四個字。
以上所述，工夫雖嫌過高，但先生教人仍有秩序，絕不是囫囵吞棗的辦法。
大概平日教育生徒，常按照程度分做兩等，在一般學者程度較淺，仍以學文為要，對于經書，須要多讀熟習。
[20]在程度較高的所謂知道者，則以進德為主，不在于記誦文字，記誦文字反以玩物喪志，義理以養其心，敬以直其内，即是進德之道，前面所舉求學的工夫如體貼、涵養、玩索及進取等等，多半是對着這一等學者說的，《宋史》所謂“教人自緻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灑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道學》本傳），當不是過譽。
第七節程伊川（1033—1108） 一生活小史 程頤像 程伊川為明道先生的胞弟，名頤字正叔，“伊川先生”是門人學子以他所居的地名稱他的稱呼。
他生于仁宗明道二年，剛少于乃兄一歲；但享年七十五歲，直至徽宗大觀二年才死，比他的老兄多活了二十一年。
伊川以十四五歲，與乃兄從學周濂溪，十八歲上書朝廷，勸仁宗施行王道，自比諸葛，抱負殊不凡；自此得以遷入太學為太學生。
這個時候，胡安定正在太學充國子監直講，以“顔子所好何學”為題試諸生，得先生的論文，大為驚賞，特别優遇，并授以學識。
同學呂希哲輩見他的學問超越朋侪，即拜他為老師，而他的講學時期從此開始了。
先生享年雖高，但一生遭遇不及乃兄幸福，而性情亦較古怪。
當二十六歲時，學業已有成就，以舉進士不中，自此不習舉業，亦無心于仕進，專以講學傳道為業。
綜其一生：管理西京國子監二次，為崇政殿說書者一次，以黨籍被竄于遠方者二次：其餘則為窮居家鄉講學時期，先生可算境遇太壞的一位教育家，不求富貴，反遭貶谪。
在崇政殿說書即教書于宮廷，為哲宗的老師，此事始于元祐元年，先生已五十三歲了，一共說了七年，至元祐七年因受敵黨的攻擊，教他出管西京國子監。
當他在經筵時，學生從遊的非常發達，先生除講學外，對于時政亦時時發表議論，毫不顧避，是時久負文名的蘇子瞻在翰林院，文人學士，依附的亦衆，對于伊川先生的态度與言行時加讪笑，因此兩家門生互相攻擊，而分洛、蜀二黨，但這種黨争尚不要緊，他所以被竄的原因是被誣以元祐黨的名義。
第一次竄到涪州，自紹聖四年十一月至元符三年正月，共三年。
第二次貶在龍門，自崇甯二年至五年，也是三年。
每竄一處，學生從遊的極多，雖足少慰旅況的寂寞，而先生之所以被妒怨與陷害亦因此而益甚。
第二次被貶時，他的文字也被追毀，他的著作也被檢查，好像他是一個危險分子，其實他是最規矩的一個書生。
當他遷往龍門時，年已七十歲了，四方學者憫此老之痛苦，特來跟從，但都被止住，且囑咐他們：“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細玩此兩語，可以知其沉痛了。
二伊川與明道之比較 伊川與明道同一父母所生，同為周濂溪的弟子，但兩人的性情及成就大不相同。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這是集洛學之大成的朱晦庵先生的評語，當是确當的。
拿一個譬喻：明道好似飄然自在的仙僧，伊川好似謹守清規的戒僧。
明道的性質多自天成，伊川的性質受家庭教育的影響最深——剛毅多由其父親，嚴謹多由其母親。
[21]伊川平生之所以遭遇不良，及反以直道而得禍者，恐怕多半吃了脾氣的虧，明道的學問是直觀的、渾廓的、涵泳的；伊川的學問是理智的、分析的、實踐的。
明道于諸子百家、佛老學說無不涉獵，所以他的思想極其圓通；伊川則一切摒除，甚至莊、列等書亦不肯看，他是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标指，以達于六經的，吾人評論北宋儒家的信徒，要以伊川為最純粹了。
明道對學生以和悅，伊川對學生以嚴肅，明道與門人講論，遇有不合的地方，則說更有商量；伊川則直口不言。
遊酬與楊時二人都是二程先生的高足弟子，與明道談話則說如坐春風，及見伊川則肅然敬立，如見大賓。
[22]所以明道嘗對伊川說：“異日能使尊師敬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随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
”明道隻長伊川一歲，而去世過早，不有乃弟，則洛學無以成立；伊川于乃兄的學問不僅發揮光大，且進而以分析的頭腦、踐履的精神，與一班門徒講論三四十年，确定宋學實踐倫理之宏規，可謂賢兄賢弟了。
在教授方面，雖各有态度不同，吾人殊覺伊川尤為純粹的教育家，其影響于學術界更大。
三性即理說 程頤墓碑 位于河南洛陽東。
古人論性，或就性與心并說，或就性與情并說，除孟子以外很少說到才的。
但孟子不過說性與才都是善的，至于這兩樣有什麼區别，則未提及[23]。
到了北宋，程伊川先生才給他們一個明顯的界說。
伊川說： 性出于天，才出于氣，氣清時才清，氣濁時才濁。
譬猶木：曲直性也，以作棟梁，以作榱桷，才也。
才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
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塗人，一也。
才禀于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為賢，禀其濁者為愚。
我們稍加以解釋：禀受于天的謂之性，天即是理，理無不
興味這樣濃厚了，自然逐步前進，再持以毅力則行了。
第二，要清心。
心清則感覺銳敏，四體舒泰；心亂則情形相反。
但吾人平日總是清時少而亂時多，其原因由于用心未純熟，注意不專一，所以浮思雜念常來纭擾。
第三，要漸進，即由淺入深。
知教兒童當學習灑掃、應對、進退等知識，不宜卒語以大道。
即或年齡稍長，如果理解力尚未發達，程度尚淺，也應從淺近平易處入手，才能逐步漸進。
[11]第四，要有疑難。
一切知識都從疑難中産生，愈求進步疑難愈多，疑難愈多，進步愈大。
因為發現了疑難，才能抛卻常解另辟新徑；或訪求先知先覺的人同他切磋，則知識自然進步。
把一切學問都看得容易，而自覺無一可疑的人，一定是未曾學習的人，因為未曾學習，雖有疑難亦不知道，所謂“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
譬之行道者，将之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橫渠理窟·大學原》）？第五，學習時要自開道路，自鑿孔穴，親身探入，發現其中的美富，才是我自己的學問，否則專觀古籍或探聽朋友之言，如同穿窬之盜，雖竊取了許多東西，而究不知所藏。
第六，學習要有恒心，不宜止息。
人生是沒有止息的，求學也當沒有止息。
求學即求生的表現，倘求學一日止息，則是生命停滞，等于死亡，最可痛心。
《易》所謂“自強不息”，即是此理。
[12] 張子對于讀書法的意見也有幾點：（1）讀書要多。
讀書少了，難以考校義理，讀得多則能融合貫通，由博而約。
（2）讀書要成誦。
吾人讀書的目的，是在借書中的内容以解釋自己的疑難，開通自己的心思，但非潛心玩索，不能達到這一步，而潛心玩索時，又須離開書本，或于半夜中，或于靜坐時才能辦到。
但所讀之書不能記憶，如何能離開書本潛心玩索呢？所以凡關于有益身心的書，須讀得成誦。
（3）讀書時須以靜為主。
靜時才能涵泳，才能了悟，蓋讀書務必到了悟為止，否則隻求解大義，未見于吾人有什麼益處。
第六節程明道（1032—1085） 一生活小史 程颢像 程颢字伯淳，生于仁宗明道元年，死于哲宗元豐八年，是河南的一個教育家，是北宋修養最純粹的一個儒者。
他的家庭，自曾祖以來，即做過大官，父親名珦，官至太中大夫，尤為賢明，他之所以成為一代的純儒，于家庭教育不無關系。
程子生來，神氣秀爽，與一般兒童不同，不到十歲，舉止行為已像成人，觀他在十歲時所賦酌貪泉的詩，“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二句話，不僅非尋常兒童所能做出，他後來一生的學問與為人，也可從此看得出來。
當他十五六歲時，由父命與他的胞弟程正叔，一同就學于周濂溪先生。
二十六歲，舉了進士，委派為鄠縣主簿，後改調為上元縣主簿，複移為晉城縣令，凡任職一處，莫不成績卓著，而以在晉城任職較久，成績亦最大。
神宗初即位由呂公著的推薦，召進京來為太子中允，兼充監察禦史，很蒙神宗器重。
後因與王安石意見不合，又改任京外的職務。
轉調數處，自是年已四十多歲了。
其後一因政見不同，一因父親年老，乃求得一閑官，與弟正叔退居洛陽，專門講學著述。
迨哲宗即位，司馬光等輔政，召他進京同參朝政時，而他竟以一病而死了。
綜計他的生活，可分三個時期：在二十六歲以前，為求學時期；從二十六歲到四十歲以外，為從政時期；四十歲以後為專門講學時期。
範祖禹說：先生在洛陽十餘年，與弟伊川講學于家中，四方學者從遠近而來受教的絡繹不絕，莫不虛往實歸。
他的生活雖極感困難，而事親必曲盡其歡，族人有貧窮的亦必設法赒贍，因此他們的教化行及于鄉黨。
我看先生不僅在洛陽專門講學有這樣成績，即在晉城做縣令時，也是熱心提倡教育，得到很多成績，每于公事完畢之暇，親往四鄉巡查，召集地方父老，告以兒童應讀何書，且親為矯正句讀，兒童教師有不稱職的即時更換。
鄉民如有結社等事，則給他們規定章程，旌别善惡，一方因以樹立其群育的生活，一方因以培養其改過遷善的習慣。
在縣三年，不僅學校遍設于鄉區，就是從前強盜與鬥毆的風氣也被革化，先生誠不愧稱為一個純粹的、實行的教育家，倘使天假以高年，他的成就與貢獻當必更大，可惜僅活了五十四歲就死了。
當他死的消息傳出時，勿論識與不識，莫不為他為國家惋惜。
程氏死了以後，文彥博采取衆議，表其墓曰“明道先生”，所以後世學者皆以明道先生稱之。
二性格及思想 《明道文集》書影 在《宋史·道學傳》裡說：“先生資性過人，而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于面背。
”他的學生劉安禮說：“明道先生德性充完。
和粹之氣盎于面背。
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他的乃弟伊川先生記他的言行狀說：“先生資禀既異，而充養有道。
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
忠誠貫于金石，孝弟通于神明。
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
”在《明道學案·附錄》上說：“明道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俨然，即之也溫。
”由這許多評論上看來，明道先生簡直是一個菩薩，又是一個聖人。
明道先生的修養确實充和有道，不過他的思想是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而融合成為他自己的思想的，所以他的性格也被這三家的思想所鑄成了。
他初從學于周濂溪先生，迨後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最後才返歸于儒家，求諸六經；周濂溪的思想又近于道士一派，則他的思想的淵源可想而知了，伊川先生說：“先生行己，内主于敬，而行之以恕”，這就是他的修養工夫。
他的學問，以識仁為本，識得仁了方可以定性。
怎樣識仁呢？“以誠敬存之，存久自明。
”（《識仁篇》）仁是與萬物渾然一體的，即“民胞物與”的意志，即“生生不已”的意思；所以觀雞雛可以看得出仁來，于切脈可以體得出仁來。
他是“一天人，合内外，忘小我，存大我”的一種态度，渾淪極了，和藹極了。
從他一夕話，如在春風和氣中坐了三個月，這是他的學生遊定夫心悅而誠服的贊語。
但辦起事來，則精明如神；開起會來，則守志不阿，這又是儒家的風度，賢明的士大夫一流的人物了。
三生之謂性說 明道先生的思想極其圓渾，不拘執于一家的學說。
在養氣方面，雖極力贊賞孟子的浩然之氣，并服膺其“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孟子·公孫醜章》）的集義工夫；但在論性方面則非常折中。
在他的語錄上說：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缊，萬物化淳，生之謂性。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
這是他對于本性最明顯的解釋。
“生之謂性”，本是昔日告子的一句口号，告子的學說與孟子相對，是一般儒者所最反對的，而明道卻拿來取用，足見他的思想是很圓通的。
他說性就是氣，氣就是性。
什麼叫做氣呢？氣是萬物所禀受于天的氣質，也可以說氣即是天。
[13]天是以生為道的，而氣亦當是生生不已的，所以他也說“生之謂性”。
在物質一方面看，氣質是禀受于天的一種活物，是生生不已的東西，某種活物的生長即某種活物的本性，凡人與我，凡我與萬物都是一樣的，故曰“生之謂性”。
在意識一方面看：天意以好生為美德，凡生生不已都是天意，都是天道。
性即天道，所以性也是生生不已，用流無窮，若一旦死亡，或有一刻停滞便非性了。
所以他又說：“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于身為心，其實一也。
”（《語錄》） 明道先生對于性的解釋，是本着《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兩句話來的；由這兩句解來，所以與告子所說不謀而同。
但他們表面雖然相同，卻有一個根本相左的地方。
明道與告子所同者隻在“生”的一點上。
至于本來的性質如何，生後之變化如何，則完全兩樣了。
告子謂有生的皆是性，而生來之性質，勿論人與禽獸生是一樣的，無所謂善惡。
明道謂生生之意雖人與萬物相同，而生來的性質，則人自人，禽獸自禽獸，界限分明絕不混同；即禽獸中，牛、馬也不相同。
[14]至于人之性，究竟是善是惡呢？他主張人性雖善，但不是完全皆善，人性亦有惡的，不過善與惡不是對待的；善是人生而靜以上的，惡是感物而後有的，不是原始的；惡雖不是原始，但不可說不是性。
性好似水，水原是清的，所以性也原來是善的。
但吾人自成形之初或有氣禀之偏，自受生之後或因環境不良，遂含着一些惡的習性，亦如水自源泉流入江海，中間挾着許多泥沙，遂成濁流。
此水流雖濁不得說不是水，而人性之不良者亦不得說不是性。
生來即善的本性，後天任何惡的習慣都染他不上，畢生到考莫不渾然至善，全受全歸的性，隻有聖人才能夠。
至于一般人難免被社會的污染而失掉原來的性質，所以又有“修道之謂教”的教育。
教育的工夫即在去掉後天的習性，恢複原有的本性，恢複以後，隻依然還它原來的東西，毫無所增損。
所謂“自天命以至于教，我無加損焉”（《語錄》）。
程颢墓碑 張橫渠先生對于性情的修養比較明道先生少差，有一次給明道先生一封信，問以定性的方法。
明道先生即作一篇《定性書》，答複張氏，凡四百三十七字。
内中的大意如下：性無内外，定無動靜。
性靜時固然定，動時也是定，看來似靜非動，其實即靜即動。
但在無安定的狀态中，不必刻意求定而自然是定，要做到這個程度，須不要把性分别内外。
在低一等的人，内德不修，一心于物欲的追求，心猿意馬，怎麼會定？在高一等的人，将心把持得太厲害，唯規規于外誘之除，強分内外，則性亦無從安定。
前者固無足論，後者之所以陷入如此境地的，大率由于“自私而用智”，所以強分内外，自别物我，将見分不勝分，别不勝别，怎麼不累于外物，怎麼能夠安定。
所以吾人修養，應當“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如此，則内外兩忘，喜怒不系于心，心常在腔子裡面，内中湛然無事，無事則定了，定則物不能來擾了。
按明道先生的定性書，即是他的養性的工夫，除卻自私用智的小我，廓然而大公，到了他所說的“渾然與物同體”的境地，仁的境地，似乎帶着幾分禅意了。
四教育論 大程書院 明道先生在洛陽專門講學雖隻十餘年，而感化後進，教育青年，綜其一生，不下三十年。
他的學問，多本于《大學》、《中庸》兩書，而平生最佩服的是顔子，所以教學者要學聖人，須學顔子，蓋顔子最近于孔子，模仿有着力處。
[15]他嘗以孔、顔、孟三人比較：“仲尼元氣也，顔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
仲尼天地也，顔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氣象也。
”（《語錄》）觀此數語，則知他的向往所在了。
人生氣禀多有惡的雜在裡面，所以要教育來陶冶，如澄清水一般，使濁的淘去而清的呈現，這即是“學以變化氣質”的功用。
[16]吾人定性最難，活動的心兒往往被外物的引誘放肆于外，難于收回，心既放肆于外，性必為外物所累，日久必緻天良蒙蔽，教育即在求得已放的心使複原地，這即是“學以求其放心”的功用。
[17]前者的功用是将污濁了的淘清，後者的功用是将失去了的收回，勿論淘清或收回，總之是還我原來的樣子，歸我本來的地位。
能夠做到這樣，即可以學為聖人，教育的目的也是教人如此學為聖人。
教育的功用雖有兩種，究竟怎樣才能變化氣質，怎樣才能求其放心？這個工夫可很高了。
不是從遠遠的求的，不是在書本裡找的，——程子最反對這種空泛的笨拙的教育。
[18]我們考查他的前後語錄，求學的工夫多半在體貼、涵養、玩索及近取等用法，如“切脈最可體仁”；“學者隻要鞭辟近裡，著己而已，故博學而笃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吾學雖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此即體貼的工夫。
如“今之學者惟有以義理養其心”；“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間，然後可以自得”，及對李籲以“義理養心”，[19]皆是涵養的工夫。
又如“讀書要玩味”；“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元來隻是此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皆是玩索的工夫。
又如“若要至誠，隻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别求長安”；“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隻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做到聖人事”；皆是近取的工夫。
總之，一切工夫不外“誠敬存之”四個字。
以上所述，工夫雖嫌過高，但先生教人仍有秩序，絕不是囫囵吞棗的辦法。
大概平日教育生徒，常按照程度分做兩等，在一般學者程度較淺，仍以學文為要，對于經書，須要多讀熟習。
[20]在程度較高的所謂知道者，則以進德為主，不在于記誦文字，記誦文字反以玩物喪志，義理以養其心，敬以直其内，即是進德之道，前面所舉求學的工夫如體貼、涵養、玩索及進取等等，多半是對着這一等學者說的，《宋史》所謂“教人自緻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灑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道學》本傳），當不是過譽。
第七節程伊川（1033—1108） 一生活小史 程頤像 程伊川為明道先生的胞弟，名頤字正叔，“伊川先生”是門人學子以他所居的地名稱他的稱呼。
他生于仁宗明道二年，剛少于乃兄一歲；但享年七十五歲，直至徽宗大觀二年才死，比他的老兄多活了二十一年。
伊川以十四五歲，與乃兄從學周濂溪，十八歲上書朝廷，勸仁宗施行王道，自比諸葛，抱負殊不凡；自此得以遷入太學為太學生。
這個時候，胡安定正在太學充國子監直講，以“顔子所好何學”為題試諸生，得先生的論文，大為驚賞，特别優遇，并授以學識。
同學呂希哲輩見他的學問超越朋侪，即拜他為老師，而他的講學時期從此開始了。
先生享年雖高，但一生遭遇不及乃兄幸福，而性情亦較古怪。
當二十六歲時，學業已有成就，以舉進士不中，自此不習舉業，亦無心于仕進，專以講學傳道為業。
綜其一生：管理西京國子監二次，為崇政殿說書者一次，以黨籍被竄于遠方者二次：其餘則為窮居家鄉講學時期，先生可算境遇太壞的一位教育家，不求富貴，反遭貶谪。
在崇政殿說書即教書于宮廷，為哲宗的老師，此事始于元祐元年，先生已五十三歲了，一共說了七年，至元祐七年因受敵黨的攻擊，教他出管西京國子監。
當他在經筵時，學生從遊的非常發達，先生除講學外，對于時政亦時時發表議論，毫不顧避，是時久負文名的蘇子瞻在翰林院，文人學士，依附的亦衆，對于伊川先生的态度與言行時加讪笑，因此兩家門生互相攻擊，而分洛、蜀二黨，但這種黨争尚不要緊，他所以被竄的原因是被誣以元祐黨的名義。
第一次竄到涪州，自紹聖四年十一月至元符三年正月，共三年。
第二次貶在龍門，自崇甯二年至五年，也是三年。
每竄一處，學生從遊的極多，雖足少慰旅況的寂寞，而先生之所以被妒怨與陷害亦因此而益甚。
第二次被貶時，他的文字也被追毀，他的著作也被檢查，好像他是一個危險分子，其實他是最規矩的一個書生。
當他遷往龍門時，年已七十歲了，四方學者憫此老之痛苦，特來跟從，但都被止住，且囑咐他們：“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細玩此兩語，可以知其沉痛了。
二伊川與明道之比較 伊川與明道同一父母所生，同為周濂溪的弟子，但兩人的性情及成就大不相同。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這是集洛學之大成的朱晦庵先生的評語，當是确當的。
拿一個譬喻：明道好似飄然自在的仙僧，伊川好似謹守清規的戒僧。
明道的性質多自天成，伊川的性質受家庭教育的影響最深——剛毅多由其父親，嚴謹多由其母親。
[21]伊川平生之所以遭遇不良，及反以直道而得禍者，恐怕多半吃了脾氣的虧，明道的學問是直觀的、渾廓的、涵泳的；伊川的學問是理智的、分析的、實踐的。
明道于諸子百家、佛老學說無不涉獵，所以他的思想極其圓通；伊川則一切摒除，甚至莊、列等書亦不肯看，他是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标指，以達于六經的，吾人評論北宋儒家的信徒，要以伊川為最純粹了。
明道對學生以和悅，伊川對學生以嚴肅，明道與門人講論，遇有不合的地方，則說更有商量；伊川則直口不言。
遊酬與楊時二人都是二程先生的高足弟子，與明道談話則說如坐春風，及見伊川則肅然敬立，如見大賓。
[22]所以明道嘗對伊川說：“異日能使尊師敬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随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
”明道隻長伊川一歲，而去世過早，不有乃弟，則洛學無以成立；伊川于乃兄的學問不僅發揮光大，且進而以分析的頭腦、踐履的精神，與一班門徒講論三四十年，确定宋學實踐倫理之宏規，可謂賢兄賢弟了。
在教授方面，雖各有态度不同，吾人殊覺伊川尤為純粹的教育家，其影響于學術界更大。
三性即理說 程頤墓碑 位于河南洛陽東。
古人論性，或就性與心并說，或就性與情并說，除孟子以外很少說到才的。
但孟子不過說性與才都是善的，至于這兩樣有什麼區别，則未提及[23]。
到了北宋，程伊川先生才給他們一個明顯的界說。
伊川說： 性出于天，才出于氣，氣清時才清，氣濁時才濁。
譬猶木：曲直性也，以作棟梁，以作榱桷，才也。
才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
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塗人，一也。
才禀于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為賢，禀其濁者為愚。
我們稍加以解釋：禀受于天的謂之性，天即是理，理無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