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宋代教育制度及其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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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在廬山下，距九江十餘裡，為唐李渤隐居的舊址。
南唐升元中，乃因洞建立學館，以李善道為洞主，置了學田，教養生徒，當時又名“白鹿國庠”。
宋太宗時，有學生常數千百人，由江州知事周述的呈請，頒賜九經，令學生誦習。
真宗時修繕一次。
迨後中衰，至南宋孝宗淳熙六年，朱子為南康軍太守，申請重修，立定教規，于是白鹿洞書院之名揚溢于四方。
（3）嶽麓書院。
此書院在潭州嶽麓山，抱黃洞下，宋太祖開寶九年，朱洞為潭州守時所創立。
當時有講堂五間，齋序五十二間。
到真宗鹹平二年，李允則為潭州守，把内中規模益加擴充，有學生六十餘人，且請政府賜過了經典的。
再到南宋孝宗時，朱子為潭州守，仿白鹿洞書院設立教規，内容更加充實，學子聞風而來受教的至座不能容，所謂“潇湘為洙、泗，荊蠻為鄒、魯”了。
嶽麓書院遺址 （4）應天府書院。
此書院即宋名儒戚同文的舊居，位在商丘。
商丘宋名南京，為當時應天府治，所以取名。
首創者為本地人曹誠，曹氏于宋真宗祥符二年，因戚氏舊居修築而成的。
當時築有院舍一百五十間，藏書數千卷，生徒一百餘名。
曹氏設院成功以後，捐給到地方政府，于是政府以同文的嫡孫舜賓為主教，而以曹誠為助教。
二書院之内容 宋代書院與漢代經師講壇的性質很相類似，或者就是私設講壇的遺意。
不過漢儒以自己的住家為講習的所在，完全私塾，法制不立；書院乃是别辟精舍，規模比較宏大，主持者鹹為地方名儒，或為守土官吏，故創辦雖由于私人，而成立以後即與政府發生關系。
茲将其内容各點列舉于下：（1）主持院務的人稱山長，或稱洞主。
（2）院額由政府頒給。
（3）以院田作常年經費，學生來院聽講，由院供給膳食。
此項院田，或由私人捐贈，或由國家賜給。
但為私人自設未經政府注冊的書院，一切用度皆由學生自備。
（4）内中教材以九經為主，還旁及史書、詩文。
此項書籍，或由私人捐贈，或由政府頒發。
（5）院内設立教條與官立學校相同。
其可考的，則朱子主持白鹿、嶽麓兩書院時，皆有嚴整的教規訓練生徒，其他雖不可見，想亦應有。
（6）書院内必崇祀孔子，故每個書院必塑有孔子及十哲的肖像，甚至圖畫七十二賢一同配飨。
宋代四大書院之——應天書院 此項制度，雖與政府發生關系，卻不受政府的支配，講習方面比較自由，主持的人員多半品學兼優、大負時望者，師生相處其間，日以禮義廉節相砥砺。
内中所出的人才，不僅學問切實，品格名節亦有可風，影響所被，地方風俗均受其感化。
宋代國勢雖弱，而風俗的醇厚，氣節的高亮，于書院講學制大有關系，在教育史上是最有價值的一頁。
第十節結論 本期教育制度，雖因襲着前期，科舉與學校并行，但比較前期亦有三點不同：第一點，科舉形式由多方的漸趨于單一的——九科變為一科；第二點，太學内容由簡單的趨于複雜的——三舍升格及積分等法；第三點，地方書院制興起，較官立學校為發達。
第一點似為退化的表示，第二、第三兩點為進步的表示；但勿論如何，這三點由宋代創興以後曆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相襲未改，其勢力深入于人心可想而知了。
宋代學術的發達，于書院制尤有關系，此真可特書的一點。
此外更有一顯然不同之點，即一班教育家講學的方向與态度。
漢儒講訓诂，唐儒于訓诂之外兼攻注疏，所研究的對象皆不外幾本古籍——儒家的經典。
到了本期，這一班學者則力反以前的那種門徑，專門講求義理，他們所研究的對象即“身心性命”四字，也可以說是“天人合一”的形而上學。
由漢至唐，一班教育家，其畢身精力隻在整理古籍，尋章摘句，對于修為方面并不發生什麼影響。
本期學者畢生精力注意于身心性命之學，即研究怎樣是一個“人”，及如何“做人”的法則，一面講學，一面體認，同時且實踐起來，所以他們所講的是與行為有關系的。
由漢至唐，一班教育家常注意在教授方面，即如何教法；本期的教育家則專注意在學習方面，即如何學法。
所謂如何學法，即教學者以怎樣學做一個人的法子，要從自己的身上及所處的環境中實地體驗出來，所以我們可以取名本期的教育，為“實踐主義”的教育。
——這是與從前截然不同的。
此外還有一個特點，即語錄體的風行。
語錄即現在所謂筆記，教師口講，學生随手筆錄下來的一種材料。
古昔教育家早有這種辦法，如孔子的一部《論語》全由學生筆記出來的；就是漢儒講經雖講诂，但家法、私法的遵守極嚴，後來各家所以顯有差異的，也因各人耳聽手記有不同的原因。
不過本期教育家的語錄不取文言，全用語體，以通俗的文字說明很深的哲理，使粗識字義的人們皆能看懂，但非切實體驗過則又不能受用。
柯氏，即柯維骐（1497-1574），明史學家。
字奇純，福建莆田人。
所著《宋史新編》，合宋、遼、金三史為一書，而以宋為正統。
本章參考書舉要 （1）《宋史》的《選舉志》 （2）《文獻通考》的《選舉考》及《學校考》 （3）《績文獻通考》的《學校考》 （4）《五禮通考》的《學禮》 （5）柯氏《宋史新編》 （6）《玉海》的《學校》及《宮室類》 *** [1]《宋史·道學列傳》：“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頤寔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彰《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并行。
” [2]《宋史·選舉志》：“開寶八年，國子監生徒舊數七十人，奉诏分習五經，然系籍者或久不至，而在京進士諸科常赴講席肄業，請以補監生之阙诏從之。
景德間，許文武升朝官嫡親附國學取解。
而遠鄉久寓京師，其文藝可稱，有本鄉命官保任，監官驗之，亦聽附學充質貢。
” [3]《宋史·選舉制》：“齋長谕月書其行藝于籍，行謂率數不戾規矩，藝謂治經程文。
” 《宋史·職官志·國子監》：“博士掌分經教授，考校程文，以德行道藝訓導學者。
” [4]《宋史·選舉志》：“慶曆四年，诏諸州軍監各令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置縣學，自是州郡無不有學。
始置教授，以經術行藝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
” [5]《文獻通考·學校三》：“徽宗崇甯三年，诏取士皆從學校三舍，廢科舉法。
” [6]《文獻通考·選舉考》：“神宗熙甯二年，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秦氏按：熙甯之經義即八股文之所由昉也。
” [7]按：熙甯時以《詩》、《書》、《易》、《周禮》、《禮記》為大經，《論語》、《孟子》為兼經。
元祐時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易》、《書》、《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
（2）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在廬山下，距九江十餘裡，為唐李渤隐居的舊址。
南唐升元中，乃因洞建立學館，以李善道為洞主，置了學田，教養生徒，當時又名“白鹿國庠”。
宋太宗時，有學生常數千百人，由江州知事周述的呈請，頒賜九經，令學生誦習。
真宗時修繕一次。
迨後中衰，至南宋孝宗淳熙六年，朱子為南康軍太守，申請重修，立定教規，于是白鹿洞書院之名揚溢于四方。
（3）嶽麓書院。
此書院在潭州嶽麓山，抱黃洞下，宋太祖開寶九年，朱洞為潭州守時所創立。
當時有講堂五間，齋序五十二間。
到真宗鹹平二年，李允則為潭州守，把内中規模益加擴充，有學生六十餘人，且請政府賜過了經典的。
再到南宋孝宗時，朱子為潭州守，仿白鹿洞書院設立教規，内容更加充實，學子聞風而來受教的至座不能容，所謂“潇湘為洙、泗，荊蠻為鄒、魯”了。
嶽麓書院遺址 （4）應天府書院。
此書院即宋名儒戚同文的舊居，位在商丘。
商丘宋名南京，為當時應天府治，所以取名。
首創者為本地人曹誠，曹氏于宋真宗祥符二年，因戚氏舊居修築而成的。
當時築有院舍一百五十間，藏書數千卷，生徒一百餘名。
曹氏設院成功以後，捐給到地方政府，于是政府以同文的嫡孫舜賓為主教，而以曹誠為助教。
二書院之内容 宋代書院與漢代經師講壇的性質很相類似，或者就是私設講壇的遺意。
不過漢儒以自己的住家為講習的所在，完全私塾，法制不立；書院乃是别辟精舍，規模比較宏大，主持者鹹為地方名儒，或為守土官吏，故創辦雖由于私人，而成立以後即與政府發生關系。
茲将其内容各點列舉于下：（1）主持院務的人稱山長，或稱洞主。
（2）院額由政府頒給。
（3）以院田作常年經費，學生來院聽講，由院供給膳食。
此項院田，或由私人捐贈，或由國家賜給。
但為私人自設未經政府注冊的書院，一切用度皆由學生自備。
（4）内中教材以九經為主，還旁及史書、詩文。
此項書籍，或由私人捐贈，或由政府頒發。
（5）院内設立教條與官立學校相同。
其可考的，則朱子主持白鹿、嶽麓兩書院時，皆有嚴整的教規訓練生徒，其他雖不可見，想亦應有。
（6）書院内必崇祀孔子，故每個書院必塑有孔子及十哲的肖像，甚至圖畫七十二賢一同配飨。
宋代四大書院之——應天書院 此項制度，雖與政府發生關系，卻不受政府的支配，講習方面比較自由，主持的人員多半品學兼優、大負時望者，師生相處其間，日以禮義廉節相砥砺。
内中所出的人才，不僅學問切實，品格名節亦有可風，影響所被，地方風俗均受其感化。
宋代國勢雖弱，而風俗的醇厚，氣節的高亮，于書院講學制大有關系，在教育史上是最有價值的一頁。
第十節結論 本期教育制度，雖因襲着前期，科舉與學校并行，但比較前期亦有三點不同：第一點，科舉形式由多方的漸趨于單一的——九科變為一科；第二點，太學内容由簡單的趨于複雜的——三舍升格及積分等法；第三點，地方書院制興起，較官立學校為發達。
第一點似為退化的表示，第二、第三兩點為進步的表示；但勿論如何，這三點由宋代創興以後曆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相襲未改，其勢力深入于人心可想而知了。
宋代學術的發達，于書院制尤有關系，此真可特書的一點。
此外更有一顯然不同之點，即一班教育家講學的方向與态度。
漢儒講訓诂，唐儒于訓诂之外兼攻注疏，所研究的對象皆不外幾本古籍——儒家的經典。
到了本期，這一班學者則力反以前的那種門徑，專門講求義理，他們所研究的對象即“身心性命”四字，也可以說是“天人合一”的形而上學。
由漢至唐，一班教育家，其畢身精力隻在整理古籍，尋章摘句，對于修為方面并不發生什麼影響。
本期學者畢生精力注意于身心性命之學，即研究怎樣是一個“人”，及如何“做人”的法則，一面講學，一面體認，同時且實踐起來，所以他們所講的是與行為有關系的。
由漢至唐，一班教育家常注意在教授方面，即如何教法；本期的教育家則專注意在學習方面，即如何學法。
所謂如何學法，即教學者以怎樣學做一個人的法子，要從自己的身上及所處的環境中實地體驗出來，所以我們可以取名本期的教育，為“實踐主義”的教育。
——這是與從前截然不同的。
此外還有一個特點，即語錄體的風行。
語錄即現在所謂筆記，教師口講，學生随手筆錄下來的一種材料。
古昔教育家早有這種辦法，如孔子的一部《論語》全由學生筆記出來的；就是漢儒講經雖講诂，但家法、私法的遵守極嚴，後來各家所以顯有差異的，也因各人耳聽手記有不同的原因。
不過本期教育家的語錄不取文言，全用語體，以通俗的文字說明很深的哲理，使粗識字義的人們皆能看懂，但非切實體驗過則又不能受用。
柯氏，即柯維骐（1497-1574），明史學家。
字奇純，福建莆田人。
所著《宋史新編》，合宋、遼、金三史為一書，而以宋為正統。
本章參考書舉要 （1）《宋史》的《選舉志》 （2）《文獻通考》的《選舉考》及《學校考》 （3）《績文獻通考》的《學校考》 （4）《五禮通考》的《學禮》 （5）柯氏《宋史新編》 （6）《玉海》的《學校》及《宮室類》 *** [1]《宋史·道學列傳》：“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頤寔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彰《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并行。
” [2]《宋史·選舉志》：“開寶八年，國子監生徒舊數七十人，奉诏分習五經，然系籍者或久不至，而在京進士諸科常赴講席肄業，請以補監生之阙诏從之。
景德間，許文武升朝官嫡親附國學取解。
而遠鄉久寓京師，其文藝可稱，有本鄉命官保任，監官驗之，亦聽附學充質貢。
” [3]《宋史·選舉制》：“齋長谕月書其行藝于籍，行謂率數不戾規矩，藝謂治經程文。
” 《宋史·職官志·國子監》：“博士掌分經教授，考校程文，以德行道藝訓導學者。
” [4]《宋史·選舉志》：“慶曆四年，诏諸州軍監各令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置縣學，自是州郡無不有學。
始置教授，以經術行藝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
” [5]《文獻通考·學校三》：“徽宗崇甯三年，诏取士皆從學校三舍，廢科舉法。
” [6]《文獻通考·選舉考》：“神宗熙甯二年，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秦氏按：熙甯之經義即八股文之所由昉也。
” [7]按：熙甯時以《詩》、《書》、《易》、《周禮》、《禮記》為大經，《論語》、《孟子》為兼經。
元祐時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易》、《書》、《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