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兩漢教育家及其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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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諾生考論圖緯,聽說鄭玄頗能算術,始得召見。

    鄭氏得此機會,把平日所有疑義一一質問,考問完畢,鄭氏的學問差不多将告成功,遂拜辭這一位闊綽的馬老師而東歸。

    此時鄭氏年将四十,家計貧寒,遷居東萊,一面耕田,一面教書,學徒相随常數百千人。

    桓帝時,黨禍發生,他亦同被禁锢。

    在禁锢的時候,謝絕交遊,專修經業。

    迨靈帝末年,黨禁解除,在朝權貴如何進之徒極力羅緻,但他淡泊為懷,至老不渝,終不肯起;因之弟子自遠方來遊的益多。

    鄭氏自四十歲以後,即設帳教學,約計二十餘年。

    當時漢室瓦解,豪傑并起,而鄭氏以名望自累,屢被這些野心家想羅緻門下以自誇重,使他不得安享餘年。

    我們推想這位不願甘作他人傀儡的老學者的心理,蓋亦良苦!而鄭氏卒以建安五年老死于袁紹軍中。

     二兩人的譯著及教法 馬氏教書是傳遞式的等級教授法,仿佛與歐洲中古時代僧侶學校的教授法相似。

    老師高坐講堂,親授與前列的高足弟子,由他們依次轉授與其下弟子。

    這種教法,董仲舒教書時也是一樣,或者漢代經師家一種普通教授法也未可知。

    但馬氏還有一層與旁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那驕貴的态度,和闊綽的排場,雖在教書時也是一樣排着,前面上課,後面排列女樂,書聲與琴聲弦盤聲和并奏,這或者是馬氏的興味主義?[8]鄭氏教授方法,史無明文可考。

    但據他的本傳上說,當鄭氏死後,一班門生收集他平日答複他們的五經諸問,仿照《論語》編成《鄭志》八篇,那末,鄭氏多半采用問答法了。

     馬融像 他們平生都無特别創作,所有的作品,大半把古人的經傳下一番注解,或考校同異,或闡發義蘊,《潛夫論》說“賢人為聖譯”,所以我稱他們為譯著家。

    馬氏一生的作品有:《三傳異同說》,及《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等注。

    除此以外,還有賦、頌、碑、诔、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等二十篇。

    鄭氏一生的作品有:《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L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等注;又著有《天文七政論》、《魯禮谛袷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合共六百餘萬言。

    兩漢四百年,今古文兩派争論不決,竟成學術界一大公案。

    馬、鄭二氏以他們博學精通的力量把兩派溝通一氣,不加軒轾,這種廣納兼蓄的态度,我們不得不佩服了!但我們比較他們師弟二人,則鄭玄的學問尤為淵博純粹些。

     三兩人性格的比較 品題純粹的儒者,不待說,西漢當推董仲舒,東漢要算鄭康成。

    不過鄭玄與董仲舒不同的地方:董氏是想借國家的權力施行他的教育政策,我們可稱他是政治家的儒者;鄭玄是想用講授的方法宣傳他的教育宗旨,我們可稱他是“學者派的儒者”。

    鄭玄不願做官,固然由于性非所好,但此絕不是他的消極。

    他是想拿全副的精力從事于“整理古籍,闡明聖教”的一個衛道先生。

    請看他教子家訓裡頭的幾句話:“吾自忖度無任于此;但念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見《後漢書》本傳),我們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馬融則不然。

    論他的學業,固然與漢儒無異,但他的思想與性情卻非漢儒所能範圍。

    他的性情放達,才氣高朗,是讀活書而不肯死讀的人,是講通權而不肯顧細謹的人。

    請看他在困難時給他的朋友一封信裡頭的話:“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

    所以然者,生貴于天下也。

    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赀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

    ”(見《後漢書》本傳)馬氏這一段話,簡直超出儒家的思想圈子以外,走進了老、莊的思想境界。

    他是重肉體而輕名節的,提倡快樂而反對苦行的;所以他對安帝說,“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髒,頤養精神,緻之無疆”(同上)。

    老師放達,學生醇謹,性情絕然相反。

    而負社會的仰望,受士林的稱譽,鄭氏所得比他的老師實多;固然由于馬氏有時太不顧行檢,理有應得,但當時為儒家思想的世界,怎能容許異軍出頭,而不随時攻擊阻遏呢!但前賢畏後生,鄭氏學識較馬氏淵博,譯著亦較豐富,對于諸子群經的整理,貢獻于學術界上尤屬功不可掩。

    鄭氏以後,直接弟子,再傳門生,布滿了中原,兩晉雖經五胡之亂,而北朝經學猶能講習不衰,也是鄭氏勢力的遠播。

    [9]然馬氏死後,不到五十年,而天下大亂,三百餘年儒家的世界一變而為老、莊,那末,我要追溯魏、晉六朝的思想之源泉,說是開始于馬氏也未嘗不可。

     第七節荀悅與徐幹 一荀徐略傳 荀悅字仲豫,是河南颍川人,與北海孔融同時。

    徐幹字偉長,是山東北海人,與高平王粲同時。

    荀氏與其弟或及孔融侍講于獻帝禁中,名義上是做漢朝的官,其實是在曹魏勢力下當幕僚。

    徐氏生年又較荀氏略晚,性情不愛做官,與王粲等交友最善,稱為建安七子之一。

    當是時,漢鼎在事實上已移轉到曹魏手中多年了,所以按照二氏生世之年,應歸入第四編魏、晉六朝的時期中。

    但他們都是儒家的信徒,所有思想言論與漢儒同一氣味,且想以他們自己的精力力挽漢儒的頹風,作一個中流砥柱。

    他們的靈魂,還是漢朝的人物,所以我們把他們編入到本編之末了。

    荀氏著有《申鑒》、《漢紀》等書,徐氏著有《中論》二篇,二人雖同屬于漢儒思想一派,但内中貢獻于教育理論,各有發表,兩不相同。

    荀氏注意在本性一方面,徐氏注意在教學一方面,其餘無關于教育的文章,我們勿庸讨論,現在隻分述此兩個論點于下。

     建安七子圖 二荀氏論性 我們前面說王充把人類本性分為三品,是根據賈誼口裡的話。

    但他們不過觀察社會人類的行為有三種傾向,因之區别人類有三等性質;至于正式提出“三品”的名詞,要從荀悅創始。

    荀氏論性反對孟、荀的絕對論,亦反對揚雄一班人的含混論,他是主張相對的,又是分析的。

    [10]他說:三品之性,中品可以随環境或教育變遷,上下二品則難于移轉,但初生相差很小,到後了卻愈差愈大了。

    由此看來,荀氏三品的理論,又是從孔子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說推闡出來的。

    那末,性既有三品的差異,究竟有無善惡的分别?荀氏認上品之性善是已确定了的,難以轉移為惡;下品之性惡也是已确定了的,難以轉移為善;唯中品之性,極富于可塑性,雖有善惡不等,而全可用人力轉變。

    所以他說: 生之謂性也,形神是也。

    所以立身終生者之謂命也,吉兇是也。

    (《雜言下》) 形神即性,性即生之自然。

    換一句話說,吾人生命的表現,及表現的力量和差異,全謂之性。

    這種差異,大概說來,共有三品。

    哪三品呢?他說: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

    命相近也,事相逢也,則吉兇殊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雜言下》) 性雖善,待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其次善惡交争。

    (《雜言下》) 至中品之性何以易于轉變?要答複這一點,須看他對于性情二者的關系如何解釋。

     荀氏不主張性情皆善說,或性情皆惡說,亦不主張董氏的性善情惡說,他是采納劉向的“性情相應”說。

    性情相應說,即性不獨善,情不獨惡,兩者有相連為一緻的關系。

    所以把“性、情”二字并不分開,本體是一個,不過當未發時謂之性,當發出時則謂之情。

    情之表現,如好惡之類,皆從性中發出,所謂“好惡者性之取舍也,實見于外,故謂之情”(同上)。

     性源本有善惡,猶氣源本有白黑一樣。

    性之善惡表現于情,于是情也有善惡了;如氣之白黑表現于形,而形也有白黑一樣。

    世人隻見外面的惡情,遂以為情惡,而不察情惡之本源由于性,與不察形黑之本源由于氣,同一誤謬。

    其實性與情是一緻的,所有起伏動靜的傾向是相關連的。

    [11]但情之善惡雖本于性,而好善惡惡,或好惡惡善,性也不能完全作主,須視外面環境勢力之大小而定。

    換一句話說,好惡之取舍雖由于性,而性之取舍則由于外界刺激力之強弱。

    比方有酒與肉并呈于桌前,兩者都是我所愛吃的。

    此時兩種欲念就起了競争,它們競争的勝負,要視兩方刺激力的強弱而定。

    酒的刺激力強則酒被飲,肉的刺激力強則肉被食,酒或被飲、肉或被食,完全由二物刺激所生的結果,非由性情二者有什麼戰争所得的結果。

    若謂情要得酒而性要得肉,簡直是胡說。

    又譬如義與利并迫于目前,兩者都有難舍的理由。

    此時利的勢力大能夠争勝,則舍義而取利;義的勢力大,能夠争勝,則舍利而就義。

    二者被取或被舍,也是由它們的刺激力彼此競争所得的勝負結果,非由性情二者戰勝的結果。

    若謂情要取利而性要就義,也是胡說。

    二物同來,吾能并容,則全體收納;不能并容,則随它們刺激的強弱而定取舍。

    倘二者勢力相等,而又不能并取,這個時候,精神上必發生種種潆洄與起伏的彈動,取舍之決定,就沒有以前那樣容易了。

    [12] 荀氏性情一元論,雖本着劉向的性情相應說,但把性分着一二品而不認為有絕對的善惡,且認善惡多取決于外界刺激力的強弱,在性情的本身反處于被動的地位,這确是他的創論。

    因此,荀氏承認教育是有效力的,他以為人類十分之九有受教育的可能。

    他說: 性雖善,待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其次善惡交争。

    于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

    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

    然則法教之于化民者幾盡之矣。

    及法教之失也,其為亂亦知之。

    (《雜言》) 這種用數字的分析法,尤為荀氏的特出。

    由此九品之說看來,差不多人類全部皆有受教育的可能,皆有受教育的必要了。

     性雖善,或善惡不等,如社會沒有教育,而人生總較易于為惡,這是在荀氏以前的儒者全是這樣見解,荀氏亦然。

    但問何以人性容易為惡,則隻有荀氏答複的最顯明。

    他說: 凡陽性升,陰性降,升難而降易。

    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易。

    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于下者多矣。

     以陰陽二性解釋善惡,以升降二理解釋難易,此說雖沒有科學的根據,但亦發前人所未發。

    由其性論的全體看來,荀氏所論總才是有幾分特出。

     三徐氏論教育 徐氏論教育的功用有三種:一是啟發智慧,二是改進習慣,三是完成人格。

    他說知識如珠寶,兒童初生,腦筋蒙昧,如處暗室,室中縱有許多珠寶,概不能見。

    教育如同白日,拿白日的教育之光一照,四壁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