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兩漢教育家及其學說
關燈
小
中
大
誦，記憶力之強可想而知。
他喜為博覽，不守一家的學說。
但他論治國常以孔子的“禮義”為本，[6]論宇宙以老子的“自然”、“無為”為歸，最反對韓非專任“刑名”之術；所以論列他的學派是處于儒、道兩家的中間而兼采的一個人物。
他對于教育事業，除居鄉教授以外，毫無建樹；對于教育學說，除論性一段外，毫無貢獻，殊不配稱為教育家。
但我們教育史上所以選錄他為一員的，完全在他的創造的思想，和批評的态度。
自他絕意仕進以後，歸處田間，謝絕一切俗事應酬，用他的天才，對于宇宙萬事萬物，以沉默的工夫，日夜思索探讨，果然得到了成功。
我們分析他的思想最精粹的地方，正“宇宙觀”與“運命論”兩種。
他的非教育學說而勢力足以影響于教育思想的，在以科學的方法，用極銳利的筆鋒，攻破當時或從前的一切迷惑的信念與傳說，一掃漢家二百年來的陰陽纖緯之風，而使一班方士、陰陽家頓失其權威，一班迷惑于他們的邪說的人們頓失其信仰的根據。
[7]沉霧一撥，青天立見，吾人才知道真理之所在，而有思路可尋。
故他的批評的論調比較他的性論更有價值，而運用思考的方法尤為後世研究者的取法，王充可算為能夠超出兩漢思想範圍以外的一個人物了。
他著有《譏俗》、《政務》、《養性》及《論衡》諸書，《論衡》至三國時始行于世，其他皆失了傳。
王充像 二自然的宇宙觀 講宇宙觀，王充與道家同一見解，儒家許多人都承認天是有意志的，凡宇宙萬物皆有天意操縱其間，故一舉一動、一呼一息，都是随着天命。
墨家更信天有強力的意志，而吾人非尊守天志不可。
王氏反對此說。
他說：天是無意志的，不能為萬物主宰的。
宇宙萬物皆是自然而生、自然而滅，非由默默中有一個主宰使它們生、使它們滅。
“天”就是“自然”的假名，換一句說，宇宙間隻有“自然的現象”，并沒有“有意志的天神”。
萬物皆是自然生滅，故曰無為。
萬物的生長既無主宰，而萬物本身實有物質與機能，而此種物質與機能從何而來？在王氏以為萬物的種因就是天地陰陽之氣，二氣相合而萬物生，二氣相離而萬物滅；而此二氣相合相離相變化種種作用，也是自然的作用，毫無主宰有意的使它們發生此種作用。
故曰：“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
”（《自然篇》）又曰：“天之初行也，施氣也，動體氣乃出，物乃生矣。
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
夫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
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為物而物自為，此則無為也。
”（《自然篇》）宇宙現象既是自然的，吾人應當秉着無為主義，聽其自然變化，無庸自作聰明，矯揉造作；倘故欲有為，如同“宋人之揠苗助長”，沒有不失敗的。
故王氏對于宇宙的觀察，與道家同一方面。
王氏的宇宙自然觀既與道家相同，故他極力推崇黃、老。
不過他的學說比較老子更進一步：老子隻空談自然無為，使人聽了難于明了；而王氏以科學的方法，援引種種證據，證明他的學說實有根據，使人無從否認。
故他說：“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言行，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
”（《自然篇》）王氏說：吾人何以證明天是自然？因為它無口目。
凡非自然而有為的，必是有口目一類的東西。
今天既無口目之欲，于物無所求索，則有何為。
何以證明天無口目？以地證明。
地以土為體，土本無口目。
天地夫婦，地體既無口目，故知天也無口目。
再者使天為體，宜與地同，使天為氣，氣若雲煙，更無口目可言，故曰天是自然的，無為的。
他又反證如下：假如萬物皆由天地有意的制造，制造應當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并為萬萬千千物（均見《自然篇》）。
按王氏此種證明，固然不盡合于邏輯，但生在章句之學的漢代，而肯以此種方法研究宇宙現象，打破當時方士一切祥瑞災異之迷信，非超出環境之外，以運用思想的人絕不能有此，所以我們是很佩服的。
最令人可驚的，是他的“情欲生子說”。
他說：夫婦生子，完全由情欲沖動，并非有意為某種目的而生子，故曰“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矣”（《物勢篇》）。
此種見解，把千餘年的父子神聖關系的禮教信條，一爪揭穿，使人看得一錢不值，真可謂極大膽之言論。
吾人叙此一段，所以觀察的批評的膽量及證驗的創見；至于氣數的命運論與教育關系太微，理論雖精，仍以割愛為是。
《論衡》書影 三論性與學 王氏論性與前儒不同。
告子說“性無善惡”；孟子說“性善”，荀子說“性惡”，董子說“性未至于善”，揚子說“性善惡混”：他們各人有各人的觀察，也皆不免各有偏重的地方。
王氏的性論，是綜合各家的觀察而得出一個比較完善的結論。
他說，性是有善有惡的，善的可以變惡，惡的可以變善。
故曰：“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為善。
……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于善。
善漸于惡，惡化于善，成為性行。
”（《率性篇》）但教育可以改變某人的本性，是指着中等人之性說的，至于極善或極惡之性非習染所能成，雖處在極強的環境或極有力的教育當中，亦不能夠移動。
因為人類的本性既不一緻，所以王氏把它們分做三等：“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
”（《本性篇》）我們在這裡，就有兩個疑問請問王先生：一，同樣叫做“性”，為什麼有善惡？同樣是善惡，為什麼有三等？王氏說，吾人本性禀着先天的元氣而成，元氣本無二樣。
不過“氣有多少，故性有賢愚；禀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率性篇》）。
這是他答複我們第一個問題的話。
至于第二個問題，他也有相當的答複。
他說，人性三等由于吾人初生時所感不同：上等人所感的是“正性”，中等人所感的是“随性”，下等人所感的是“遭性”。
正性所禀的是先天五常之性，良善完美，沒有一分瑕疵摻雜在裡面，故在後天不受任何勢力的習染。
随性所禀的是父母的遺傳，善惡混雜，中等成分，故在後天可以被改變的。
遭性所禀的是惡物之性，穢惡不潔，已成固定，是無法改變的（《命義篇》）。
但這三等性全是感受于兒童受胎頃刻之間，在這惟微惟危的期間，感着正性，就可以成上等人；感着随性，就可以成中等人；感着遭性，即是下等人。
因頃刻間所感的不同，所以成性有顯然的差異。
這種感遇，不是人意，亦非天命，完全憑着機會。
這個機會非必然的，是偶然的。
既是偶然的，必有方法能夠設防，故王氏又提倡胎教之法。
當兒童受胎時，他們的父母的居處言行以及思慮全是純正的、有規律的，所感必然是善的影響；反之所感必然是惡的影響，故他說：“初生意于善，終以善；意于惡，終以惡。
”（《率性篇》）其實王氏“性有三等”說是根據于西漢人賈誼（見《新書·連語》），注重胎教亦本于賈誼（見《新書·胎教》）。
至于“性有善有惡”說，則本于周人世碩，而兼采告子和揚子二人的學說以成立的。
既是根據前人的學說以立論，自然不能算為創見，不過他僅根據前人一個原理而能推演出許多路徑，這種路徑皆合于科學法則，非同玄想，故與前人不同。
孫卿，即荀況。
王氏論性，勿論先天或後天，差不多全體承認教育有效力，是與他的命運論完全相反。
他要圓足他的學說，故把性與命絕對分開，兩不相關。
他說：“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兇，或性惡而命吉。
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兇者命也。
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兇；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
”（《命義篇》）我們再可以把他的性論列出一個表（見第三表）來看看，以免讀者混淆： 第三表王充的性論表 王氏承認教育對于變易性質是有效力的，所以他很承認教育的價值；教育不僅是鍛煉兒童的本性，并可以完成它們的人格。
他說：“夫儒生之所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雕琢其材也。
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
”（《量知篇》）沒有學問的人，好似谷和米，不能為用；有學問的人，好似谷已成粟，米已成飯，可以直接利用的（《量知篇》）。
讀書的方法在深思，能夠深思，雖很艱難的事情也能了解。
凡天才人的見解所以超過尋常人的，并非他有什麼神奇，就因為他肯用思考，常注意常人所注意不到的地方。
而思考的根據在實證，有了實證，則思想成為學說；沒有實證，學說不能成立，就不能令人相信。
故曰：“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衆不見信。
”（《知實篇》）處處用證驗以斷定某種學說和事實之能否存立，破除一切口耳的傳說與荒誕無稽的迷信，這是王充學問的特色，我們選出他來列入教育史裡而為一員的，也就在這一點上面。
第六節馬融與鄭玄 一兩人的生活 馬融字季長，以東漢章帝時生于扶風茂陵，照現時地圖說，應當是甘肅省籍。
馬氏才資俊秀，讀書博洽，不拘守成法，為漢儒中最通達的一個人。
他的學識與才氣，在青年時代，業已馳名于關西。
他本生長在貴族的家庭（其父為馬嚴曾為将作大将），素性已是放蕩不羁，不願寄附權貴做小官。
在三十歲的時候，适逢地方兵亂，加以奇荒，不耐于困苦饑餓；因此深悔從前的行為，隻顧小節而忘大體，未免陷于俗儒的圈套。
所以從三十歲以後，他即宦遊京師，改變态度，從事于政治生涯。
但文人做官，總不外乎執筆磨墨一類的事情，好談時政的得失，以緻屢忤權貴，幾遭貶谪。
他的教育生活，大半在六十歲以後，約計二十餘年。
鄭玄像 馬融有高足弟子，姓鄭名玄，字康成。
鄭氏以東漢順帝初年生于北海高密，是現今的山東省人。
他的家世不及馬融的高貴，所以少年時的修養便與他的老師不同。
雖少年曾做過小小官員——鄉啬，他的父親也希望他從事于官吏生活，但此非他的本性所好，故後來便西赴京師，投入太學，以求高深的學問。
初從京兆第五元先，已通習《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及《九章算術》。
其後又從束郡張恭祖，研究《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皆已通曉。
但鄭氏志量遠大，僅僅這幾門經術殊不足以滿足他的要求；而環顧京師，可數的經師皆不在目下。
當時海内名師唯有扶風馬融，鄭氏于是西出京師，以涿郡盧植的介紹，往關西從事馬融，此時他的年齡大約已到二十七八歲了。
當鄭氏入關的時候，馬氏門徒已四百多人，研究較深而有資格直接聽講的有五十餘名。
馬氏素性驕貴，鄭玄以新生依附門下，三年不得見面，都是使高足弟子間接傳授。
但玄因此益自磨勵，勤學不倦。
其後馬氏
他喜為博覽，不守一家的學說。
但他論治國常以孔子的“禮義”為本，[6]論宇宙以老子的“自然”、“無為”為歸，最反對韓非專任“刑名”之術；所以論列他的學派是處于儒、道兩家的中間而兼采的一個人物。
他對于教育事業，除居鄉教授以外，毫無建樹；對于教育學說，除論性一段外，毫無貢獻，殊不配稱為教育家。
但我們教育史上所以選錄他為一員的，完全在他的創造的思想，和批評的态度。
自他絕意仕進以後，歸處田間，謝絕一切俗事應酬，用他的天才，對于宇宙萬事萬物，以沉默的工夫，日夜思索探讨，果然得到了成功。
我們分析他的思想最精粹的地方，正“宇宙觀”與“運命論”兩種。
他的非教育學說而勢力足以影響于教育思想的，在以科學的方法，用極銳利的筆鋒，攻破當時或從前的一切迷惑的信念與傳說，一掃漢家二百年來的陰陽纖緯之風，而使一班方士、陰陽家頓失其權威，一班迷惑于他們的邪說的人們頓失其信仰的根據。
[7]沉霧一撥，青天立見，吾人才知道真理之所在，而有思路可尋。
故他的批評的論調比較他的性論更有價值，而運用思考的方法尤為後世研究者的取法，王充可算為能夠超出兩漢思想範圍以外的一個人物了。
他著有《譏俗》、《政務》、《養性》及《論衡》諸書，《論衡》至三國時始行于世，其他皆失了傳。
王充像 二自然的宇宙觀 講宇宙觀，王充與道家同一見解，儒家許多人都承認天是有意志的，凡宇宙萬物皆有天意操縱其間，故一舉一動、一呼一息，都是随着天命。
墨家更信天有強力的意志，而吾人非尊守天志不可。
王氏反對此說。
他說：天是無意志的，不能為萬物主宰的。
宇宙萬物皆是自然而生、自然而滅，非由默默中有一個主宰使它們生、使它們滅。
“天”就是“自然”的假名，換一句說，宇宙間隻有“自然的現象”，并沒有“有意志的天神”。
萬物皆是自然生滅，故曰無為。
萬物的生長既無主宰，而萬物本身實有物質與機能，而此種物質與機能從何而來？在王氏以為萬物的種因就是天地陰陽之氣，二氣相合而萬物生，二氣相離而萬物滅；而此二氣相合相離相變化種種作用，也是自然的作用，毫無主宰有意的使它們發生此種作用。
故曰：“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
”（《自然篇》）又曰：“天之初行也，施氣也，動體氣乃出，物乃生矣。
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
夫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
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為物而物自為，此則無為也。
”（《自然篇》）宇宙現象既是自然的，吾人應當秉着無為主義，聽其自然變化，無庸自作聰明，矯揉造作；倘故欲有為，如同“宋人之揠苗助長”，沒有不失敗的。
故王氏對于宇宙的觀察，與道家同一方面。
王氏的宇宙自然觀既與道家相同，故他極力推崇黃、老。
不過他的學說比較老子更進一步：老子隻空談自然無為，使人聽了難于明了；而王氏以科學的方法，援引種種證據，證明他的學說實有根據，使人無從否認。
故他說：“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言行，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
”（《自然篇》）王氏說：吾人何以證明天是自然？因為它無口目。
凡非自然而有為的，必是有口目一類的東西。
今天既無口目之欲，于物無所求索，則有何為。
何以證明天無口目？以地證明。
地以土為體，土本無口目。
天地夫婦，地體既無口目，故知天也無口目。
再者使天為體，宜與地同，使天為氣，氣若雲煙，更無口目可言，故曰天是自然的，無為的。
他又反證如下：假如萬物皆由天地有意的制造，制造應當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并為萬萬千千物（均見《自然篇》）。
按王氏此種證明，固然不盡合于邏輯，但生在章句之學的漢代，而肯以此種方法研究宇宙現象，打破當時方士一切祥瑞災異之迷信，非超出環境之外，以運用思想的人絕不能有此，所以我們是很佩服的。
最令人可驚的，是他的“情欲生子說”。
他說：夫婦生子，完全由情欲沖動，并非有意為某種目的而生子，故曰“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矣”（《物勢篇》）。
此種見解，把千餘年的父子神聖關系的禮教信條，一爪揭穿，使人看得一錢不值，真可謂極大膽之言論。
吾人叙此一段，所以觀察的批評的膽量及證驗的創見；至于氣數的命運論與教育關系太微，理論雖精，仍以割愛為是。
《論衡》書影 三論性與學 王氏論性與前儒不同。
告子說“性無善惡”；孟子說“性善”，荀子說“性惡”，董子說“性未至于善”，揚子說“性善惡混”：他們各人有各人的觀察，也皆不免各有偏重的地方。
王氏的性論，是綜合各家的觀察而得出一個比較完善的結論。
他說，性是有善有惡的，善的可以變惡，惡的可以變善。
故曰：“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為善。
……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于善。
善漸于惡，惡化于善，成為性行。
”（《率性篇》）但教育可以改變某人的本性，是指着中等人之性說的，至于極善或極惡之性非習染所能成，雖處在極強的環境或極有力的教育當中，亦不能夠移動。
因為人類的本性既不一緻，所以王氏把它們分做三等：“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
”（《本性篇》）我們在這裡，就有兩個疑問請問王先生：一，同樣叫做“性”，為什麼有善惡？同樣是善惡，為什麼有三等？王氏說，吾人本性禀着先天的元氣而成，元氣本無二樣。
不過“氣有多少，故性有賢愚；禀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率性篇》）。
這是他答複我們第一個問題的話。
至于第二個問題，他也有相當的答複。
他說，人性三等由于吾人初生時所感不同：上等人所感的是“正性”，中等人所感的是“随性”，下等人所感的是“遭性”。
正性所禀的是先天五常之性，良善完美，沒有一分瑕疵摻雜在裡面，故在後天不受任何勢力的習染。
随性所禀的是父母的遺傳，善惡混雜，中等成分，故在後天可以被改變的。
遭性所禀的是惡物之性，穢惡不潔，已成固定，是無法改變的（《命義篇》）。
但這三等性全是感受于兒童受胎頃刻之間，在這惟微惟危的期間，感着正性，就可以成上等人；感着随性，就可以成中等人；感着遭性，即是下等人。
因頃刻間所感的不同，所以成性有顯然的差異。
這種感遇，不是人意，亦非天命，完全憑着機會。
這個機會非必然的，是偶然的。
既是偶然的，必有方法能夠設防，故王氏又提倡胎教之法。
當兒童受胎時，他們的父母的居處言行以及思慮全是純正的、有規律的，所感必然是善的影響；反之所感必然是惡的影響，故他說：“初生意于善，終以善；意于惡，終以惡。
”（《率性篇》）其實王氏“性有三等”說是根據于西漢人賈誼（見《新書·連語》），注重胎教亦本于賈誼（見《新書·胎教》）。
至于“性有善有惡”說，則本于周人世碩，而兼采告子和揚子二人的學說以成立的。
既是根據前人的學說以立論，自然不能算為創見，不過他僅根據前人一個原理而能推演出許多路徑，這種路徑皆合于科學法則，非同玄想，故與前人不同。
孫卿，即荀況。
王氏論性，勿論先天或後天，差不多全體承認教育有效力，是與他的命運論完全相反。
他要圓足他的學說，故把性與命絕對分開，兩不相關。
他說：“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兇，或性惡而命吉。
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兇者命也。
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兇；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
”（《命義篇》）我們再可以把他的性論列出一個表（見第三表）來看看，以免讀者混淆： 第三表王充的性論表 王氏承認教育對于變易性質是有效力的，所以他很承認教育的價值；教育不僅是鍛煉兒童的本性，并可以完成它們的人格。
他說：“夫儒生之所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雕琢其材也。
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
”（《量知篇》）沒有學問的人，好似谷和米，不能為用；有學問的人，好似谷已成粟，米已成飯，可以直接利用的（《量知篇》）。
讀書的方法在深思，能夠深思，雖很艱難的事情也能了解。
凡天才人的見解所以超過尋常人的，并非他有什麼神奇，就因為他肯用思考，常注意常人所注意不到的地方。
而思考的根據在實證，有了實證，則思想成為學說；沒有實證，學說不能成立，就不能令人相信。
故曰：“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衆不見信。
”（《知實篇》）處處用證驗以斷定某種學說和事實之能否存立，破除一切口耳的傳說與荒誕無稽的迷信，這是王充學問的特色，我們選出他來列入教育史裡而為一員的，也就在這一點上面。
第六節馬融與鄭玄 一兩人的生活 馬融字季長，以東漢章帝時生于扶風茂陵，照現時地圖說，應當是甘肅省籍。
馬氏才資俊秀，讀書博洽，不拘守成法，為漢儒中最通達的一個人。
他的學識與才氣，在青年時代，業已馳名于關西。
他本生長在貴族的家庭（其父為馬嚴曾為将作大将），素性已是放蕩不羁，不願寄附權貴做小官。
在三十歲的時候，适逢地方兵亂，加以奇荒，不耐于困苦饑餓；因此深悔從前的行為，隻顧小節而忘大體，未免陷于俗儒的圈套。
所以從三十歲以後，他即宦遊京師，改變态度，從事于政治生涯。
但文人做官，總不外乎執筆磨墨一類的事情，好談時政的得失，以緻屢忤權貴，幾遭貶谪。
他的教育生活，大半在六十歲以後，約計二十餘年。
鄭玄像 馬融有高足弟子，姓鄭名玄，字康成。
鄭氏以東漢順帝初年生于北海高密，是現今的山東省人。
他的家世不及馬融的高貴，所以少年時的修養便與他的老師不同。
雖少年曾做過小小官員——鄉啬，他的父親也希望他從事于官吏生活，但此非他的本性所好，故後來便西赴京師，投入太學，以求高深的學問。
初從京兆第五元先，已通習《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及《九章算術》。
其後又從束郡張恭祖，研究《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皆已通曉。
但鄭氏志量遠大，僅僅這幾門經術殊不足以滿足他的要求；而環顧京師，可數的經師皆不在目下。
當時海内名師唯有扶風馬融，鄭氏于是西出京師，以涿郡盧植的介紹，往關西從事馬融，此時他的年齡大約已到二十七八歲了。
當鄭氏入關的時候，馬氏門徒已四百多人，研究較深而有資格直接聽講的有五十餘名。
馬氏素性驕貴，鄭玄以新生依附門下，三年不得見面，都是使高足弟子間接傳授。
但玄因此益自磨勵，勤學不倦。
其後馬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