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兩漢教育家及其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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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王權論。
他以帝王為有絕對的權威，足以制馭天下，凡天下的臣民皆應受帝王的支配，而後天下一統，思想一緻，社會太平。
他的性論及教育論皆是由此産生的。
他反對性善之說，由于看重了教化，把教化視為必不可少的工作。
如謂人性已善，則不必要教育；不要教育，則帝王就無所施行其權威。
所以他說：“今謂性已善，不幾于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于為政之道矣。
”（《實性篇》） 為善是天意，而人性初生未至于善，要承天意使未善者進于善，當然要教。
厘定教育宗旨，施行教育政策，則在于帝王。
所以他說：“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也。
”（《深察名号篇》）權由帝王掌握，教育目的則在于“化民成性”。
化民成性，即使被教者皆知從義而遠利。
從義是向善，遠利是止惡。
凡民性之所以為惡者，以利為引誘，而人民趨利如水之走下，極其自然。
倘無教育，則奸邪必生，社會必亂。
故教育也可以說是制止人民趨利為惡的堤防。
要使人民從義遠利，第一在于為政者能夠以身作則，第二在于社會沒有為惡的事情發生。
為政者能夠以身作則，則下民自然觀感而向化，所謂“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改為，猶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鑄”（《對策》一）。
社會沒有為惡的事情發生，則環境優良，雖欲為惡亦不知所以為惡，而自然趨于善，所謂“天下者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後至道舉，禮樂興，其在此矣”（《盟會要篇》）。
教材自然屬于六藝。
六藝各有所長，各有所用。
人類個性不齊，各有好惡，各有優劣。
優良之教師，當循循善誘，因材施教。
又要細心考察其性情，凡天性所好而屬于善的則引導之，凡天性所惡而屬于惡的則去掉之，能夠如此，則用力少而成功多。
[1] 四教育政策 董子的性論及教育論全是本着他的政治思想生出來的，所以在其教育理論上尚無特别精彩，而關系之重要實在于他的教育政策。
他是想以政治的手段，借着國家的力量來施行其教育主張的一個人。
他是要用大刀闊斧來實現他的理想的，不是鬥筲之才、一孔之儒的行徑。
他對武帝所提倡教育政策，共有三件，茲分述于下。
（1）設立學校。
提倡美風，防止亂民，莫重于教化。
施行教化必有一定的地方，莫過于學校。
“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則民心既正，才沒有犯法作亂的行為。
民不犯法作亂，則風俗自然良美，這就是董氏設學的根本主張。
在中央，設立大學，教育貴族子弟及他子弟之俊秀者；在地方，設立庠序之學，教育一般人的子弟。
這就是董氏辦學的一種規定。
勿論他的主張對與不對，但古代學校自東周以來業已毀棄四百年，此時經他一提倡，公立學校于是重興，這一點殊足以令我們紀念的。
（2）興辦選舉。
學校固然是培養人才的地方，但在學校畢業的學生未必個個都是人才，設國家沒有一種選擇的方法，用人必無标準。
且當時私人講學之風極盛，許多人才不必全由學校出身，設國家沒有一種選舉法，這一般人才亦無由上進。
國家要收攬人才，要錄用真正的人才，于辦理學校之外，選舉也關重要。
所以董氏又對武帝建議，要求州郡每歲須選舉茂才孝廉獻送到中央錄用，而漢朝恢複古代鄉評裡選之法也是由他此時提倡起來的。
儒者統一于漢朝，固有趨勢，但提倡者乃董氏諸人，故獨責備之。
（3）統一學術。
罷黜百家，獨尊孔子，是董氏的第三個教育政策。
孔子便是儒家的代表，他的學說即是六藝之術。
六藝之術本是先哲先賢逐年集下來的典章制度，到春秋時，經孔子的大手筆，把這些書籍通同整理一番，從前零亂的現在成為整體的了，于是後人合稱“六藝”。
孔子的門徒又把六藝裡面的義理和孔子平日的言論混合起來，加以發揮，後人稱之曰“儒家學說”。
中國民族思想的開放，要以春秋戰國時為最燦爛，孔子雖集古代民族思想之大成，但在當時不過百家之一派。
尚無他種勢力，限制其他各家的發展，則諸子百家的學說或與儒家平均發達，或任由一家畸形發達，很難逆料。
董子本是儒者的忠實信徒，入主出奴，已為學者的固習，他于是以曆史的關系，借着國家的力量，強以儒術統一全國人的思想；自此以後，中國民族思想遂牢固于一家之下而不能有所解放。
董子的三個政策都是關于教育的，而以第三個為最有關系。
他固然有功于儒家，不愧為儒者，但是我們二千年來的思想被他們這種無形的枷鎖捆住，難以自由發展，卻是吃虧不小了。
第四節揚雄 一略傳 揚雄像 揚雄字子雲，生于四川成都，是西漢末年的一個大思想家。
當少年時代，喜為辭賦，即以文章名。
年屆四十，遊宦京師，以性情恬淡孤僻，不善應酬，僅拜郎中給事黃門。
在王莽當國時，以大夫的資格常校書天祿閣，著《太玄經》以自娛，雖遭劉歆的譏笑，他也不去理會。
西漢的學者都來講求章句訓诂之學，借以求得仕進，但揚氏隻求通大義，中年以後，專心于哲學的探讨，雖辭賦也不講了，這也是他與一般人不同的地方。
他的思想是雜采儒、道兩家而為一的——倫理觀得之于儒家，本體論得之于道家。
他說：“老子之言道德也，吾有取焉；其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
”又說：“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
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
”由此可知他的思想之淵源了。
他的著作，有《太玄》及《法言》兩種，他自比《太玄》于《易經》，比《法言》于《論語》。
在這兩部書裡面，前者完全講的宇宙本體，後者講的儒家倫理，關于教育原理方面的隻有論性及論學兩項，揚氏平日并未從事于教育事業，關于教育理論亦僅僅如此，我們所以列入為教育家的，以其性論獨到，有關于教育價值不少。
二善惡混的性論 董氏以“未善論本性”，已較孟、荀進了一步；而揚氏以“善惡混論本性”，則較董氏又進一步了。
揚子說：“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以适善惡之馬也與！”（《法言·修身篇》）細繹他這句話，拿來與近代心理學家講論的本性比較，很相吻合。
本性好的壞的是人人全有：例如“愛群”、“好奇”、“求食”等等皆屬于好的本性；“自私”、“妒忌”、“好鬥”等等皆屬于壞的本性。
勿論何人，所有本性皆是與生俱來的，不過因各人所處的環境和他們所禀賦的分量之不同，故其發達的結果有差異。
好的壞的既是全包含在人類本性之中，這就是揚子所說的“善惡混”。
所謂“修其善”、“修其惡”兩個“其”字，即是“本性”二字的代名詞，兩個“修”字即是發展的意思。
一個兒童，若是盡量地發展他的善性，此孩便會成一個善人；若是盡量地發展他的惡性，此孩便會成一個惡人。
吾人所以生存活動的在“氣”，——也可以說是活動能力。
氣比方是馬，性比方是路。
駕馬于廣平的道路上，則馬才跑得迅速而順利；用氣于善良的本性，則人所活動的都是善良的活動。
所謂本性與生俱有就是不學而能的意思，例如眼睛能看，耳孔能聽，口舌能言，莫非本性。
但人類的社會總是好的少而壞的多，本性往往容易傾向于壞的方面。
若聽其自然發展，不給以良好的教育，其結果大半走到惡的一途，而教育的功用就是防止惡性，陶養善性的。
所以他又說：“學者所以修其性也。
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
”（《法言·學行篇》） 按“本性”二字英文為instinct，中國人譯作“本能”。
愚見以本能的意義應為capacity，而instinct應作本性解釋較切。
三強學主義的教育論 人類與禽獸所以不同的地方，在有理性與無理性。
禽獸沒有理性，所以觸感而情發。
人類有理性，雖有時因情感而發，但亦能夠因義理而止。
[2]人類是要有禮義的，有禮義方可以為善人，為君子，可以睎求聖賢。
但人類的本性是善惡混的，而惡性往往被不良的社會引誘的原故，發達較善性快些；故吾人要為善人，非加一番努力不可。
怎樣努力？則在“強學而力行”。
[3]吾人也必待強學力行，而後可以成就一個“人”。
所謂“有刀者諸，有玉者錯諸；不不錯，焉攸用？而錯諸，質在其中矣”（《法言·學行篇》）。
強學非私自攻求所能有成的，倘私自攻求而不就正于師，則必惑于衆說，難以取決，所以要“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法言·學行篇》）。
從師不僅獲求知識，而品性的陶冶亦至有關系，且吾人求學原來是要矯正品性的，所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同上）。
揚子認教育是很有效力的，受一個什麼教育就能得着一個什麼模樣。
他說：“睎骥之馬，亦骥之乘也；睎顔之人，亦顔之徒也。
”又說：“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飨也。
”（均見上）這即是承認教育是萬能的。
不怕教育不能成功，隻怕吾人沒有意志，“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同上）。
揚子是一個實學家，對于專講虛聲而不務實際的學者，是非常疾惡的。
在《法言·吾子篇》上設為與或人問答一段話，你看是何等的冷嘲熱罵： 《法言》書影 或曰：“有人焉，雲姓孔氏，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幾，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
”“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矣。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
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
” 學習的步驟有五：第一步，取我們要學的材料整理整理；第二步，則用思考的工夫，加以揀擇，取其精華而去其糟粕；但一人的思力究竟有限，第三步還須與同學彼此磋磨，以就正其是非；第四步，則用獎勵的方法；最後則以始終不倦為依歸。
能夠這樣的學習，才算得好學，學而後有成。
[4]讀書須多，而取舍要精；多則可以觸類旁通，精則有選擇、有操守，所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法言·吾子篇》）。
諸子百家異說分歧，我們應當以聖人所說的話為标準；聖人之所是，就是對的；聖人之所非，就是不對的。
[5] 第五節王充（27—96） 一略傳 王充字仲任，以光武建武三年生于浙江上虞，以和帝永元中年病死于家中，年壽将近七十歲，是東漢前期的一個大思想家。
他的家庭貧寒，父親早死，中年雖常涉郡守衙門，做過小小官吏，但以性情恬淡孤僻，難與一般俗吏苟合，故他的一生生涯大半消磨在鄉裡教書或著述之中。
幼年——約七八歲時——讀書于書館，長大曾肄業于太學，扶風班彪就是他的老師。
因家貧無錢買書，常往洛陽書店，任意取閱，凡翻閱一遍皆能背
他以帝王為有絕對的權威，足以制馭天下，凡天下的臣民皆應受帝王的支配，而後天下一統，思想一緻，社會太平。
他的性論及教育論皆是由此産生的。
他反對性善之說，由于看重了教化，把教化視為必不可少的工作。
如謂人性已善，則不必要教育；不要教育，則帝王就無所施行其權威。
所以他說：“今謂性已善，不幾于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于為政之道矣。
”（《實性篇》） 為善是天意，而人性初生未至于善，要承天意使未善者進于善，當然要教。
厘定教育宗旨，施行教育政策，則在于帝王。
所以他說：“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也。
”（《深察名号篇》）權由帝王掌握，教育目的則在于“化民成性”。
化民成性，即使被教者皆知從義而遠利。
從義是向善，遠利是止惡。
凡民性之所以為惡者，以利為引誘，而人民趨利如水之走下，極其自然。
倘無教育，則奸邪必生，社會必亂。
故教育也可以說是制止人民趨利為惡的堤防。
要使人民從義遠利，第一在于為政者能夠以身作則，第二在于社會沒有為惡的事情發生。
為政者能夠以身作則，則下民自然觀感而向化，所謂“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改為，猶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鑄”（《對策》一）。
社會沒有為惡的事情發生，則環境優良，雖欲為惡亦不知所以為惡，而自然趨于善，所謂“天下者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後至道舉，禮樂興，其在此矣”（《盟會要篇》）。
教材自然屬于六藝。
六藝各有所長，各有所用。
人類個性不齊，各有好惡，各有優劣。
優良之教師，當循循善誘，因材施教。
又要細心考察其性情，凡天性所好而屬于善的則引導之，凡天性所惡而屬于惡的則去掉之，能夠如此，則用力少而成功多。
[1] 四教育政策 董子的性論及教育論全是本着他的政治思想生出來的，所以在其教育理論上尚無特别精彩，而關系之重要實在于他的教育政策。
他是想以政治的手段，借着國家的力量來施行其教育主張的一個人。
他是要用大刀闊斧來實現他的理想的，不是鬥筲之才、一孔之儒的行徑。
他對武帝所提倡教育政策，共有三件，茲分述于下。
（1）設立學校。
提倡美風，防止亂民，莫重于教化。
施行教化必有一定的地方，莫過于學校。
“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則民心既正，才沒有犯法作亂的行為。
民不犯法作亂，則風俗自然良美，這就是董氏設學的根本主張。
在中央，設立大學，教育貴族子弟及他子弟之俊秀者；在地方，設立庠序之學，教育一般人的子弟。
這就是董氏辦學的一種規定。
勿論他的主張對與不對，但古代學校自東周以來業已毀棄四百年，此時經他一提倡，公立學校于是重興，這一點殊足以令我們紀念的。
（2）興辦選舉。
學校固然是培養人才的地方，但在學校畢業的學生未必個個都是人才，設國家沒有一種選擇的方法，用人必無标準。
且當時私人講學之風極盛，許多人才不必全由學校出身，設國家沒有一種選舉法，這一般人才亦無由上進。
國家要收攬人才，要錄用真正的人才，于辦理學校之外，選舉也關重要。
所以董氏又對武帝建議，要求州郡每歲須選舉茂才孝廉獻送到中央錄用，而漢朝恢複古代鄉評裡選之法也是由他此時提倡起來的。
儒者統一于漢朝，固有趨勢，但提倡者乃董氏諸人，故獨責備之。
（3）統一學術。
罷黜百家，獨尊孔子，是董氏的第三個教育政策。
孔子便是儒家的代表，他的學說即是六藝之術。
六藝之術本是先哲先賢逐年集下來的典章制度，到春秋時，經孔子的大手筆，把這些書籍通同整理一番，從前零亂的現在成為整體的了，于是後人合稱“六藝”。
孔子的門徒又把六藝裡面的義理和孔子平日的言論混合起來，加以發揮，後人稱之曰“儒家學說”。
中國民族思想的開放，要以春秋戰國時為最燦爛，孔子雖集古代民族思想之大成，但在當時不過百家之一派。
尚無他種勢力，限制其他各家的發展，則諸子百家的學說或與儒家平均發達，或任由一家畸形發達，很難逆料。
董子本是儒者的忠實信徒，入主出奴，已為學者的固習，他于是以曆史的關系，借着國家的力量，強以儒術統一全國人的思想；自此以後，中國民族思想遂牢固于一家之下而不能有所解放。
董子的三個政策都是關于教育的，而以第三個為最有關系。
他固然有功于儒家，不愧為儒者，但是我們二千年來的思想被他們這種無形的枷鎖捆住，難以自由發展，卻是吃虧不小了。
第四節揚雄 一略傳 揚雄像 揚雄字子雲，生于四川成都，是西漢末年的一個大思想家。
當少年時代，喜為辭賦，即以文章名。
年屆四十，遊宦京師，以性情恬淡孤僻，不善應酬，僅拜郎中給事黃門。
在王莽當國時，以大夫的資格常校書天祿閣，著《太玄經》以自娛，雖遭劉歆的譏笑，他也不去理會。
西漢的學者都來講求章句訓诂之學，借以求得仕進，但揚氏隻求通大義，中年以後，專心于哲學的探讨，雖辭賦也不講了，這也是他與一般人不同的地方。
他的思想是雜采儒、道兩家而為一的——倫理觀得之于儒家，本體論得之于道家。
他說：“老子之言道德也，吾有取焉；其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
”又說：“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
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
”由此可知他的思想之淵源了。
他的著作，有《太玄》及《法言》兩種，他自比《太玄》于《易經》，比《法言》于《論語》。
在這兩部書裡面，前者完全講的宇宙本體，後者講的儒家倫理，關于教育原理方面的隻有論性及論學兩項，揚氏平日并未從事于教育事業，關于教育理論亦僅僅如此，我們所以列入為教育家的，以其性論獨到，有關于教育價值不少。
二善惡混的性論 董氏以“未善論本性”，已較孟、荀進了一步；而揚氏以“善惡混論本性”，則較董氏又進一步了。
揚子說：“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以适善惡之馬也與！”（《法言·修身篇》）細繹他這句話，拿來與近代心理學家講論的本性比較，很相吻合。
本性好的壞的是人人全有：例如“愛群”、“好奇”、“求食”等等皆屬于好的本性；“自私”、“妒忌”、“好鬥”等等皆屬于壞的本性。
勿論何人，所有本性皆是與生俱來的，不過因各人所處的環境和他們所禀賦的分量之不同，故其發達的結果有差異。
好的壞的既是全包含在人類本性之中，這就是揚子所說的“善惡混”。
所謂“修其善”、“修其惡”兩個“其”字，即是“本性”二字的代名詞，兩個“修”字即是發展的意思。
一個兒童，若是盡量地發展他的善性，此孩便會成一個善人；若是盡量地發展他的惡性，此孩便會成一個惡人。
吾人所以生存活動的在“氣”，——也可以說是活動能力。
氣比方是馬，性比方是路。
駕馬于廣平的道路上，則馬才跑得迅速而順利；用氣于善良的本性，則人所活動的都是善良的活動。
所謂本性與生俱有就是不學而能的意思，例如眼睛能看，耳孔能聽，口舌能言，莫非本性。
但人類的社會總是好的少而壞的多，本性往往容易傾向于壞的方面。
若聽其自然發展，不給以良好的教育，其結果大半走到惡的一途，而教育的功用就是防止惡性，陶養善性的。
所以他又說：“學者所以修其性也。
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
”（《法言·學行篇》） 按“本性”二字英文為instinct，中國人譯作“本能”。
愚見以本能的意義應為capacity，而instinct應作本性解釋較切。
三強學主義的教育論 人類與禽獸所以不同的地方，在有理性與無理性。
禽獸沒有理性，所以觸感而情發。
人類有理性，雖有時因情感而發，但亦能夠因義理而止。
[2]人類是要有禮義的，有禮義方可以為善人，為君子，可以睎求聖賢。
但人類的本性是善惡混的，而惡性往往被不良的社會引誘的原故，發達較善性快些；故吾人要為善人，非加一番努力不可。
怎樣努力？則在“強學而力行”。
[3]吾人也必待強學力行，而後可以成就一個“人”。
所謂“有刀者諸，有玉者錯諸；不不錯，焉攸用？而錯諸，質在其中矣”（《法言·學行篇》）。
強學非私自攻求所能有成的，倘私自攻求而不就正于師，則必惑于衆說，難以取決，所以要“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法言·學行篇》）。
從師不僅獲求知識，而品性的陶冶亦至有關系，且吾人求學原來是要矯正品性的，所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同上）。
揚子認教育是很有效力的，受一個什麼教育就能得着一個什麼模樣。
他說：“睎骥之馬，亦骥之乘也；睎顔之人，亦顔之徒也。
”又說：“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飨也。
”（均見上）這即是承認教育是萬能的。
不怕教育不能成功，隻怕吾人沒有意志，“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同上）。
揚子是一個實學家，對于專講虛聲而不務實際的學者，是非常疾惡的。
在《法言·吾子篇》上設為與或人問答一段話，你看是何等的冷嘲熱罵： 《法言》書影 或曰：“有人焉，雲姓孔氏，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幾，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
”“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矣。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
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
” 學習的步驟有五：第一步，取我們要學的材料整理整理；第二步，則用思考的工夫，加以揀擇，取其精華而去其糟粕；但一人的思力究竟有限，第三步還須與同學彼此磋磨，以就正其是非；第四步，則用獎勵的方法；最後則以始終不倦為依歸。
能夠這樣的學習，才算得好學，學而後有成。
[4]讀書須多，而取舍要精；多則可以觸類旁通，精則有選擇、有操守，所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法言·吾子篇》）。
諸子百家異說分歧，我們應當以聖人所說的話為标準；聖人之所是，就是對的；聖人之所非，就是不對的。
[5] 第五節王充（27—96） 一略傳 王充字仲任，以光武建武三年生于浙江上虞，以和帝永元中年病死于家中，年壽将近七十歲，是東漢前期的一個大思想家。
他的家庭貧寒，父親早死，中年雖常涉郡守衙門，做過小小官吏，但以性情恬淡孤僻，難與一般俗吏苟合，故他的一生生涯大半消磨在鄉裡教書或著述之中。
幼年——約七八歲時——讀書于書館，長大曾肄業于太學，扶風班彪就是他的老師。
因家貧無錢買書，常往洛陽書店，任意取閱，凡翻閱一遍皆能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