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兩漢學風

後，石渠閣遂成為讨論五經固定的地方。

    每一時代均有辯論，而名儒如劉向、戴德、戴聖等莫不受命參加（見各本傳）。

    在光武時，當初不過為《左氏春秋》設置博士與否之争。

    到了建初，章帝乃仿照甘露、石渠的故事，辟白虎觀為會場，公開讨論，所有五經異同亦均列入議事日程。

    當時出席的有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諸名儒。

    其後也是以此地為固定的公開辯論會場。

    漢人講經，在“專己守殘”的偏見上，固然最易引起我們的厭惡。

    但在他們公開辯論的時候，隻有是非、不問君臣，隻認真理、不避權勢的這一種精神，真正是儒者的精神的表現，并且含有科學家精神在裡面，值得我們欽佩。

     《白虎通義》書影 四講學與黨禍 漢儒對于經術，因為專己守殘，所以對于持身，他們也能守正不阿；對于經術，因為最喜辯論，所以對于國事，他們也敢危言聳論，不避權貴。

    這種行動，積養既久，成為習慣，甚至于“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他們也不害怕。

    我們若以美的名詞來贊揚他們，在個人方面，謂之“氣節高尚”；在社會方面，謂之“世風優美”。

    明末遺老顧亭林是最負氣節的一個人，他與東漢一班士君子頗合脾胃，所以他說“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于東京者”（見《日知錄·世風》）。

    此種風俗，雖由于在學學生與社會上的名流學者互相倡導的一種風氣養成，但更有外因存在。

    蓋因當時政治腐敗，奸邪當權，這一班正人君子在政府裡頭站立不住，為熱血所鼓動，又不甘于緘默，所以他們一面講學論文，一面攻短道長。

    他們種種論調，無非對于現政府施行猛烈的攻擊，于是他們愈不容于朝，而他們的氣勢愈激昂。

    沖突既久，必有鬥争，于是演成東漢黨锢之禍。

    黨禍起源于講學，結果講學之士被摧殘，太學亦遭破壞：但他們敢作敢為的精神，主持正義，不避權勢，也留下後人不少的紀念。

     東京，指東漢的首都洛陽，在西漢首都長安（今西安）東，故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