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兩漢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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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石渠閣遂成為讨論五經固定的地方。

    每一時代均有辯論,而名儒如劉向、戴德、戴聖等莫不受命參加(見各本傳)。

    在光武時,當初不過為《左氏春秋》設置博士與否之争。

    到了建初,章帝乃仿照甘露、石渠的故事,辟白虎觀為會場,公開讨論,所有五經異同亦均列入議事日程。

    當時出席的有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諸名儒。

    其後也是以此地為固定的公開辯論會場。

    漢人講經,在“專己守殘”的偏見上,固然最易引起我們的厭惡。

    但在他們公開辯論的時候,隻有是非、不問君臣,隻認真理、不避權勢的這一種精神,真正是儒者的精神的表現,并且含有科學家精神在裡面,值得我們欽佩。

     《白虎通義》書影 四講學與黨禍 漢儒對于經術,因為專己守殘,所以對于持身,他們也能守正不阿;對于經術,因為最喜辯論,所以對于國事,他們也敢危言聳論,不避權貴。

    這種行動,積養既久,成為習慣,甚至于“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他們也不害怕。

    我們若以美的名詞來贊揚他們,在個人方面,謂之“氣節高尚”;在社會方面,謂之“世風優美”。

    明末遺老顧亭林是最負氣節的一個人,他與東漢一班士君子頗合脾胃,所以他說“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于東京者”(見《日知錄·世風》)。

    此種風俗,雖由于在學學生與社會上的名流學者互相倡導的一種風氣養成,但更有外因存在。

    蓋因當時政治腐敗,奸邪當權,這一班正人君子在政府裡頭站立不住,為熱血所鼓動,又不甘于緘默,所以他們一面講學論文,一面攻短道長。

    他們種種論調,無非對于現政府施行猛烈的攻擊,于是他們愈不容于朝,而他們的氣勢愈激昂。

    沖突既久,必有鬥争,于是演成東漢黨锢之禍。

    黨禍起源于講學,結果講學之士被摧殘,太學亦遭破壞:但他們敢作敢為的精神,主持正義,不避權勢,也留下後人不少的紀念。

     東京,指東漢的首都洛陽,在西漢首都長安(今西安)東,故稱。

     *** [1]《漢書·儒林傳》:(1)“孟喜受《易》,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

    ”(2)“秦恭修章句,師法百萬言。

    ”(3)“唐長賓、褚少孫事王式,問經數篇。

    式曰‘聞之于師具是矣,自潤色之。

    ’不肯複授。

    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

    ”(4)“梁丘臨學精熱,專行京房法。

    ” (各本傳)(1)“匡衡對《詩》諸大義說,有師道可觀覽。

    ”(2)“張禹對《易》、《論語》大義,經學精習,有師法。

    ”(3)“魏相明《易經》有師法。

    ”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八年,韶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遺言将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

    ’” 《左雄傳》:“辛卯,初令郡國學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箋奏,乃得應選。

    ”《鄭玄傳論》:“漢興,諸儒必修藝文,東京學者亦各名家。

    以有數家,家有數說。

    章句多者或百餘萬言,學者徒勞而功少,後生疑而莫正。

    ” 《後漢書·儒林傳序》:“光武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

    ” 《詩正義》:“漢承滅學之後,典籍出于入間,各專門命氏,以顯其家之學,故為傳訓者,皆言‘某家’,不言名。

    ” [2]《後漢書·儒林傳》:“自是遊學增盛,三萬餘生。

    然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藝盡衰矣。

    ”《徐昉傳》:“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隐,開生奸路。

    每有策試,辄興诤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

    不依章句,妄生穿鑿。

    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浸以廢俗,誠非韶獻本意。

    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徒其家法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

    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

    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

    ”……诏書下,公卿皆從昉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