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兩漢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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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緻力考據
漢儒講學，隻在經典的考據與經文的解釋，所以後人稱他們為考據學家。
中國古籍原為竹簡木版，自遭秦、楚兩厄之後，盡被殘毀脫落。
漢儒以儒術統制天下之後，第一步即從事于古籍的整理，第二步則從事于經文的訓诂。
考據是整理古籍的全部工作，即兼校雠和訓诂的所有工作，兩漢四百年，所有鴻生巨儒莫不注一生精力于這種工作上面。
他們對于古籍，一方面翻譯，一方面考據，苦力搜求，不厭瑣碎，于是“枝葉繁衍，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見《漢書·儒林傳贊》），就是《尚書》開首之“粵稽古帝堯”五個大字，也曾引證到十餘萬言，可以想見其工夫之繁瑣了。
這種研究的方法，在壞一方面，支離破碎，專在斷簡殘篇裡頭讨生活，缺乏開展思想的機會；在好一方面，實事求是，精密搜讨，确含有幾分科學的精神。
這種精神，對于古籍之整理貢獻于後來的讀者，功實不小；而殘缺破碎的古籍，設不經兩漢學者這樣整理的工夫，我們對于中國古代文化考見更難。
但他們勿論費若幹精力，考據若何鑿實，于個人的修養及行為的指示毫無關系，不過養成一班書生而已。
二遵守家法 “師法”與“家法”是漢儒講學慣用的名詞。
這兩個名詞是怎樣解釋？原來他們講學分今、古文兩派，各大派中每一經藝又分做數家。
講學既有家了，每一家學各有弟子相傳相守，曆年久遠也不紊亂，此即所謂家法。
一家之中，師徒相傳，愈演愈廣，而各門弟子所直接領受于老師的，又略有出入，他們亦謹守而不失，此即所謂師法。
師法的差異較小于家法，其關系亦較家法略輕，所以同一家的信徒在師法之上雖小有出入，但對于家法則必嚴謹遵守，竭力擁護。
遵守家法的學者，被當時視為有淵源的正學；紊亂家法的學者，則目為背叛家法的異徒。
在家法森嚴的時候，不僅對于學宗所講經義要絕對服從，甚至尋章摘句，不知貫通。
從事于章句者謂之章句之學，所以章句之學也成了他們的重要名詞。
學者以這種學問名家，國家以這種學問取士，于是“修家法”和“依章句”成為漢儒講學的時髦風氣。
這種風氣的養成，也是由于古籍殘毀脫落的原因。
因為古籍經過殘毀之後，整理煞費苦心，所以他們對于已經整理好的古籍及有整理古籍能力的宿儒，視為珍寶，抱守而不失，久之遂養成這一種時代的風氣。
這種風氣的嚴重，我們遍查前後《漢書·儒林傳》及各大儒本傳，都可看得出來。
[1]這種講學風氣，隻有模仿，沒有創造，儒家之徒盡管橫行于兩漢四百年，但對于儒家的學術思想竟沒有許多的開發，恐怕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社會一切權威都有他們的時效性，家法與章句之學到了東漢後半期，業已漸漸維護不住了，思想較敏者已有起來作反抗的運動了。
發難的人當然是一班青年學生——當時所謂博士弟子。
這種反動，多少帶幾分革命的意味，而當時頑固黨看着世風不古，有感于懷，往往借着國家的權力施行幹涉，自不在話下。
[2]但是破綻已露，幹涉不過一時，而六朝虛無清談之風，距此時不到百年，這就是聖經與帝王兩種權力壓迫所生的反動結果。
《漢書》書影 三公開論辯 兩漢藏書的地方很多，而石渠閣與白虎觀兩處尤值得我們特别注意。
漢代以儒家之學統一了天下，不僅朝野士大夫戴着儒冠，披着儒衣，就是曆代帝王莫不嗜好經術，固然也有幾個例外。
他們君臣之間對于儒術不僅嗜好，而且嘗為公開的辯論，毫不客氣，石渠閣就是西漢君臣辯論五經的一個會場，白虎觀是東漢君臣辯論五經的一個會場。
這種經術辯論會，西漢發起于武帝時，東漢發起于光武時。
在武帝時不過為《公羊》與《穀梁》之争，争點尚屬簡單。
到甘露時，宣帝乃借石渠閣的地方，作大規模的公開讨論，所有五經異同均列入議事日程。
當時出席的名儒有蕭望之、韋元成、梁丘臨、施雠諸人，其辯論結果，除《公羊春秋》已于武帝時先立學官外，至此則凡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諸家均得建立學官，設置博士。
自此以
中國古籍原為竹簡木版，自遭秦、楚兩厄之後，盡被殘毀脫落。
漢儒以儒術統制天下之後，第一步即從事于古籍的整理，第二步則從事于經文的訓诂。
考據是整理古籍的全部工作，即兼校雠和訓诂的所有工作，兩漢四百年，所有鴻生巨儒莫不注一生精力于這種工作上面。
他們對于古籍，一方面翻譯，一方面考據，苦力搜求，不厭瑣碎，于是“枝葉繁衍，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見《漢書·儒林傳贊》），就是《尚書》開首之“粵稽古帝堯”五個大字，也曾引證到十餘萬言，可以想見其工夫之繁瑣了。
這種研究的方法，在壞一方面，支離破碎，專在斷簡殘篇裡頭讨生活，缺乏開展思想的機會；在好一方面，實事求是，精密搜讨，确含有幾分科學的精神。
這種精神，對于古籍之整理貢獻于後來的讀者，功實不小；而殘缺破碎的古籍，設不經兩漢學者這樣整理的工夫，我們對于中國古代文化考見更難。
但他們勿論費若幹精力，考據若何鑿實，于個人的修養及行為的指示毫無關系，不過養成一班書生而已。
二遵守家法 “師法”與“家法”是漢儒講學慣用的名詞。
這兩個名詞是怎樣解釋？原來他們講學分今、古文兩派，各大派中每一經藝又分做數家。
講學既有家了，每一家學各有弟子相傳相守，曆年久遠也不紊亂，此即所謂家法。
一家之中，師徒相傳，愈演愈廣，而各門弟子所直接領受于老師的，又略有出入，他們亦謹守而不失，此即所謂師法。
師法的差異較小于家法，其關系亦較家法略輕，所以同一家的信徒在師法之上雖小有出入，但對于家法則必嚴謹遵守，竭力擁護。
遵守家法的學者，被當時視為有淵源的正學；紊亂家法的學者，則目為背叛家法的異徒。
在家法森嚴的時候，不僅對于學宗所講經義要絕對服從，甚至尋章摘句，不知貫通。
從事于章句者謂之章句之學，所以章句之學也成了他們的重要名詞。
學者以這種學問名家，國家以這種學問取士，于是“修家法”和“依章句”成為漢儒講學的時髦風氣。
這種風氣的養成，也是由于古籍殘毀脫落的原因。
因為古籍經過殘毀之後，整理煞費苦心，所以他們對于已經整理好的古籍及有整理古籍能力的宿儒，視為珍寶，抱守而不失，久之遂養成這一種時代的風氣。
這種風氣的嚴重，我們遍查前後《漢書·儒林傳》及各大儒本傳，都可看得出來。
[1]這種講學風氣，隻有模仿，沒有創造，儒家之徒盡管橫行于兩漢四百年，但對于儒家的學術思想竟沒有許多的開發，恐怕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社會一切權威都有他們的時效性，家法與章句之學到了東漢後半期，業已漸漸維護不住了，思想較敏者已有起來作反抗的運動了。
發難的人當然是一班青年學生——當時所謂博士弟子。
這種反動，多少帶幾分革命的意味，而當時頑固黨看着世風不古，有感于懷，往往借着國家的權力施行幹涉，自不在話下。
[2]但是破綻已露，幹涉不過一時，而六朝虛無清談之風，距此時不到百年，這就是聖經與帝王兩種權力壓迫所生的反動結果。
《漢書》書影 三公開論辯 兩漢藏書的地方很多，而石渠閣與白虎觀兩處尤值得我們特别注意。
漢代以儒家之學統一了天下，不僅朝野士大夫戴着儒冠，披着儒衣，就是曆代帝王莫不嗜好經術，固然也有幾個例外。
他們君臣之間對于儒術不僅嗜好，而且嘗為公開的辯論，毫不客氣，石渠閣就是西漢君臣辯論五經的一個會場，白虎觀是東漢君臣辯論五經的一個會場。
這種經術辯論會，西漢發起于武帝時，東漢發起于光武時。
在武帝時不過為《公羊》與《穀梁》之争，争點尚屬簡單。
到甘露時，宣帝乃借石渠閣的地方，作大規模的公開讨論，所有五經異同均列入議事日程。
當時出席的名儒有蕭望之、韋元成、梁丘臨、施雠諸人，其辯論結果，除《公羊春秋》已于武帝時先立學官外，至此則凡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諸家均得建立學官，設置博士。
自此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