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儒家學術之獨占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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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學術獨占之原因
自秦皇到漢武之初，儒家雖屈伏了八十年，而他們的勢力并未減少，其最後勝利還是屬于他們。
他們在學術界上所以得到最後勝利的，則有曆史為之背景。
自秦皇統一中國，開創了官僚政治，漢初雖曾一度動搖，而從景帝以後此種政治完全确定，我于前章已經叙述過了。
這種政治即士大夫階級依附帝王的權力所形成的一種政治形态；而士大夫階級即昔日的失位貴族、知識分子及自由農民脫胎結合而成，我于前章也叙述過了。
概括一句，這種政治仍建築在農業經濟所構成的社會之上，與封建貴族政治相同。
但此輩士大夫階級雖諸子百家各有其徒，究竟以儒家信徒為最多，因為他們以把守曆代相傳的典章制度為職志，差不多為中國民族傳統的思想之繼承者。
官僚政治，儒家黨徒既然占多數，他們的思想又與民族習慣思想相近，在政府裡面必然能夠處于最優越的地位，謀以一黨之學術統制全國，情所必然，亦勢有可能。
由秦皇至文、景間，在特殊政治情形之下，雖然屈伏了數十年，而他們的勢力其實依然存在。
且儒家素正君臣之分，嚴上下之别，與官僚政治之尊王主義及農業社會之安定傾向，無一不兩相适合，那末，他們的學術之被獨占，不僅勢有可能，且為自然的趨勢而不可避免。
漢文帝（左） 漢景帝（右） 漢武帝 儒家的勢力，自戰國以來，久已彌漫于社會。
在孔子死了之後，他的七十門徒，散遊諸侯，大的當師傅卿相，小的友教士大夫，繼世相傳，隻就孔子一派，儒家之徒已是布滿了天下。
[1]秦并六國，其國家政策雖然與他們的主張不同，但當初何嘗敢于公然開罪他們。
封禅和他們商議，讨論國家大事和他們商議，為他們位置，博士多至七十餘人；種種敷衍手段，都是不敢開罪他們的明證。
[2]但他們主觀太甚，野心不小，一事不合，即造為诽語，謀取法家之政治地位，秦皇才有焚書坑儒的謬舉。
這種謬舉，反是激動了他們的憤怒，群起為革命運動，秦朝所以滅亡的迅速，這也是一個大原因。
[3]到了秦、漢之際，孔子的人格被當時社會的崇拜，一天高漲一天，不僅學者儒生拜他為老師，就是帝王、諸侯、卿相沒有一個不尊仰他的，反觀道、墨諸家何嘗可以望生而及。
[4]且漢興以來，社會安定，經生鴻儒教授于地方者所在皆是。
他們已帶了幾分宗教性質，抱殘守缺，日事宣傳，往往受地方侯國和郡守的尊禮，益增高其地位。
由此看來，在社會方面，因其勢力雄厚之故，他們的學術已非正式地統制了全國。
且儒家的根本思想，不外“正名定分”四個字；這四個字正可以醫治當時拔劍擊柱、漫無紀律的武夫悍卒。
叔孫通定朝儀，雖能稍稍鉗制一二，但非根本辦法，隻有那一種最有勢力的學說才可以深中于人心。
儒家學術既有曆史的背景，又合于時代的需要，他們的勢力又不可遏抑，武帝是最善應付潮流的一個有權元首，恰巧此時有人提議，于是儒家學術統治天下的命令頒布下來了。
二儒術獨占對于教育之關系 提議以儒家學術統制天下的，以董仲舒為首領，附和他的有公孫弘、田蚡》一班高等官僚。
董仲舒對策曰： 董仲舒像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統一，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勿使并進；邪僻之說息，然後統一可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漢書·董仲舒傳》） 董氏這一段對策，打倒曆來一切學派，獨尊儒術，并以孔子為思想的中心，他不啻思想界的霸王，其獨斷跋扈之态可以想見。
接手漢丞相衛绾“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漢武帝本紀》），于是皇帝頒一發道政令——“奏可”，而儒術統制天下成功了。
學術界的統一令頒發以後，不僅“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且“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史記·儒林列傳贊》），種種提倡的手段也制定出來了。
到元帝時，又指令郡國遍設學官，置五經博士為教官，且奉周公、孔子為先師。
自此以後，中國學術就于一尊，孔子成為思想界的中心人物，儒家經典成為民族的必然讀物，曆代國家教育莫不規定以儒家學說為範圍，相習日久，社會也視為固然，其他各派鹹目為異道。
其後有時雖因政局的關系，儒家勢力在政治上偶一衰微，但在社會方面總不失為重心，且衰微不久而即恢複。
自此以後，差不多中國教育及其思想與儒家學術相終始，且兩相結合而不可分離，直到近代西方文明東漸以後——這也算中國教育史上之一特點。
三儒術統制全國後之文化事業 儒家
他們在學術界上所以得到最後勝利的，則有曆史為之背景。
自秦皇統一中國，開創了官僚政治，漢初雖曾一度動搖，而從景帝以後此種政治完全确定，我于前章已經叙述過了。
這種政治即士大夫階級依附帝王的權力所形成的一種政治形态；而士大夫階級即昔日的失位貴族、知識分子及自由農民脫胎結合而成，我于前章也叙述過了。
概括一句，這種政治仍建築在農業經濟所構成的社會之上，與封建貴族政治相同。
但此輩士大夫階級雖諸子百家各有其徒，究竟以儒家信徒為最多，因為他們以把守曆代相傳的典章制度為職志，差不多為中國民族傳統的思想之繼承者。
官僚政治，儒家黨徒既然占多數，他們的思想又與民族習慣思想相近，在政府裡面必然能夠處于最優越的地位，謀以一黨之學術統制全國，情所必然，亦勢有可能。
由秦皇至文、景間，在特殊政治情形之下，雖然屈伏了數十年，而他們的勢力其實依然存在。
且儒家素正君臣之分，嚴上下之别，與官僚政治之尊王主義及農業社會之安定傾向，無一不兩相适合，那末，他們的學術之被獨占，不僅勢有可能，且為自然的趨勢而不可避免。
漢文帝（左） 漢景帝（右） 漢武帝 儒家的勢力，自戰國以來，久已彌漫于社會。
在孔子死了之後，他的七十門徒，散遊諸侯，大的當師傅卿相，小的友教士大夫，繼世相傳，隻就孔子一派，儒家之徒已是布滿了天下。
[1]秦并六國，其國家政策雖然與他們的主張不同，但當初何嘗敢于公然開罪他們。
封禅和他們商議，讨論國家大事和他們商議，為他們位置，博士多至七十餘人；種種敷衍手段，都是不敢開罪他們的明證。
[2]但他們主觀太甚，野心不小，一事不合，即造為诽語，謀取法家之政治地位，秦皇才有焚書坑儒的謬舉。
這種謬舉，反是激動了他們的憤怒，群起為革命運動，秦朝所以滅亡的迅速，這也是一個大原因。
[3]到了秦、漢之際，孔子的人格被當時社會的崇拜，一天高漲一天，不僅學者儒生拜他為老師，就是帝王、諸侯、卿相沒有一個不尊仰他的，反觀道、墨諸家何嘗可以望生而及。
[4]且漢興以來，社會安定，經生鴻儒教授于地方者所在皆是。
他們已帶了幾分宗教性質，抱殘守缺，日事宣傳，往往受地方侯國和郡守的尊禮，益增高其地位。
由此看來，在社會方面，因其勢力雄厚之故，他們的學術已非正式地統制了全國。
且儒家的根本思想，不外“正名定分”四個字；這四個字正可以醫治當時拔劍擊柱、漫無紀律的武夫悍卒。
叔孫通定朝儀，雖能稍稍鉗制一二，但非根本辦法，隻有那一種最有勢力的學說才可以深中于人心。
儒家學術既有曆史的背景，又合于時代的需要，他們的勢力又不可遏抑，武帝是最善應付潮流的一個有權元首，恰巧此時有人提議，于是儒家學術統治天下的命令頒布下來了。
二儒術獨占對于教育之關系 提議以儒家學術統制天下的，以董仲舒為首領，附和他的有公孫弘、田蚡》一班高等官僚。
董仲舒對策曰： 董仲舒像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統一，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勿使并進；邪僻之說息，然後統一可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漢書·董仲舒傳》） 董氏這一段對策，打倒曆來一切學派，獨尊儒術，并以孔子為思想的中心，他不啻思想界的霸王，其獨斷跋扈之态可以想見。
接手漢丞相衛绾“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漢武帝本紀》），于是皇帝頒一發道政令——“奏可”，而儒術統制天下成功了。
學術界的統一令頒發以後，不僅“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且“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史記·儒林列傳贊》），種種提倡的手段也制定出來了。
到元帝時，又指令郡國遍設學官，置五經博士為教官，且奉周公、孔子為先師。
自此以後，中國學術就于一尊，孔子成為思想界的中心人物，儒家經典成為民族的必然讀物，曆代國家教育莫不規定以儒家學說為範圍，相習日久，社會也視為固然，其他各派鹹目為異道。
其後有時雖因政局的關系，儒家勢力在政治上偶一衰微，但在社會方面總不失為重心，且衰微不久而即恢複。
自此以後，差不多中國教育及其思想與儒家學術相終始，且兩相結合而不可分離，直到近代西方文明東漸以後——這也算中國教育史上之一特點。
三儒術統制全國後之文化事業 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