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儒家學術之獨占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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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占運動既告成功，于是着手于文化事業。
此種工作分為“整理古籍”及“厘定文字”兩項。
（甲）整理古籍 此處所謂古籍，即他們認為曆代相傳的聖經賢傳——儒家經典，另有其他各家學說。
這一類的古籍，經過兩次火劫，一次禁令，到此時早已殘缺不全。
好在從秦皇焚書到漢武初年，相隔年代尚淺，至多不過七十餘年，此七十年間，民間私藏的圖書尚多，耆年宿儒猶多存在，倘若以政府的力量向四方搜求，一定能有相當的結果。
于是他們對于古籍的整理，分做四個步驟： （1）搜集搜集圖書的方法有兩種：一種由政府以公文征求，使地方所有私藏的圖書均可獻來，政府酌加賞賜；一種由政府派搜求大員分往各地方探買。
[5]此種命令既下，于是典籍源源而出，家有藏書的以書獻，腹有藏書的以口獻，不到百年，政府所得書籍之多有如山積。
[6] （2）繕寫所搜書籍雖多，而卷帙尚少，且既經缺殘，同一部書必有脫落，要廣流傳，不得不用謄寫；此政府一方面廣為搜求，又一方面乃設官繕寫。
再者，從前以竹簡當書，以刀尖當筆，故古人讀書非常困難。
現在文化的技術進步了，毛筆和紙逐漸發明，字體已由繁變簡。
故書寫時亦比較容易，而于教育之推廣，尤有很大的幫助。
[7] 漢簡《倉颉篇》 《藝文志》，此指《漢書》的志之一，簡稱《漢志》，是與《隋書·經籍志》（簡稱《隋志》齊名的正史典籍志）。
（3）庋藏舊書既已搜集，殘缺脫落的又加補繕。
要垂永久，免于散亡，于是藏書的工作又發生了——自武帝時即有“建藏書之策”（見《藝文志》）。
據史書所載，西漢儲藏圖書分内外二府：外府有石渠、石室、延閣及廣内等閣；内府有蘭台、麒麟及天祿等閣。
王莽末年，遭了一次焚燒。
光武中興，漸漸規複舊觀，故東京所藏亦複不少——後漢時代，除了上列諸圖書館外，東京更有東觀、仁壽等閣儲藏新書。
[8]漢朝對于圖書之庋藏特别注意，學者講學，天子問經，多半在此館閣内。
其實中國古代注意圖書的庋藏，不僅始于漢代，即周朝也曾特設史官專管圖書；又兼代代世襲，所以史官的學問思想皆較旁人淵博。
漢朝中央官職雖非世襲，但司馬談之後有司馬遷，劉向之後有劉歆，似乎史官是一個特殊官職——掌管文化的鎖鑰，非世襲恐難勝任的。
天祿閣與劉向塑像 （4）校對既從斷簡殘編中搜集成巨書，裝訂時自然免不了錯落的毛病，且各種書籍次第發現，往往同一書名，而内容相差甚巨，文體亦不一緻。
究竟孰真孰僞，于是校對的工夫因需要而産生。
西漢成帝時，派劉向校對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對兵書，尹鹹校對數術，李柱國校對方技，而以劉向總其成。
劉向死後，又派他的兒子劉歆繼承父業（見《漢書·藝文志》）。
永初時，派“谒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落，是正文字”（見《安帝本紀》）。
順帝永和時，又派伏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見《伏無忌傳》）。
大儒揚雄在王莽時亦曾校書天祿閣，後蒼亦曾校書曲台。
以上校對的人員已屬不少，在前後兩漢，差不多時時有不斷的校書工作。
到後漢末年，更有一次大規模的校雠，總其成的為蔡邕。
他與馬日磾等商議，把校正的經傳，一一刻在石碑之上，樹立于太學門外，令天下或後來的人，皆有所取正。
[9]漢代整理古籍分着四步，而以校雠的工作最大。
（乙）厘定文字 在秦代以前，不僅言語各國不同，即文字也不一樣。
秦皇吞并六國以後，感于文字不統一的困難，乃用威力強使天下通行秦國的文字，其他各國文字，倘與秦文同的自無問題，倘不與秦文同，則一律廢止。
自此以後，中國全境所通行的文字于是統一。
但此處所謂文字統一，不過法定上的統一，而所統一的也非一種。
據史書上說，秦時最通行的文字有兩種：（1）小篆，由李斯、趙高諸人根據史籀大篆，把原有的筆畫約省而成的；（2）隸書，由程邈根據篆書再省約而成的。
書寫時，小篆省于大篆，隸書又省于小篆，隸書就是後世楷書的雛形。
熹平石經 大篆、小篆 秦時法定文字雖然統一，但從前列國通行的各體文字并未完全消滅，它們尚流行于民間，頗具勢力。
我們把它們合計起來，共有八體。
漢代的儒者第一步獨占運動既告成功，第二步着手于古籍的整理，而整理古籍的先決問題，自然是文字的整理了。
既以整理文字為整理古籍的先決問題，則各樣文體的認識，及文字的解釋和應用，在當時成了重要工作，必需的工作。
政府拿這種工作為錄取人才的法門，所以考試人才時以識字的多寡定去留的标準，官吏上書時以寫字的好壞定功罪的标準
此種工作分為“整理古籍”及“厘定文字”兩項。
（甲）整理古籍 此處所謂古籍，即他們認為曆代相傳的聖經賢傳——儒家經典，另有其他各家學說。
這一類的古籍，經過兩次火劫，一次禁令，到此時早已殘缺不全。
好在從秦皇焚書到漢武初年，相隔年代尚淺，至多不過七十餘年，此七十年間，民間私藏的圖書尚多，耆年宿儒猶多存在，倘若以政府的力量向四方搜求，一定能有相當的結果。
于是他們對于古籍的整理，分做四個步驟： （1）搜集搜集圖書的方法有兩種：一種由政府以公文征求，使地方所有私藏的圖書均可獻來，政府酌加賞賜；一種由政府派搜求大員分往各地方探買。
[5]此種命令既下，于是典籍源源而出，家有藏書的以書獻，腹有藏書的以口獻，不到百年，政府所得書籍之多有如山積。
[6] （2）繕寫所搜書籍雖多，而卷帙尚少，且既經缺殘，同一部書必有脫落，要廣流傳，不得不用謄寫；此政府一方面廣為搜求，又一方面乃設官繕寫。
再者，從前以竹簡當書，以刀尖當筆，故古人讀書非常困難。
現在文化的技術進步了，毛筆和紙逐漸發明，字體已由繁變簡。
故書寫時亦比較容易，而于教育之推廣，尤有很大的幫助。
[7] 漢簡《倉颉篇》 《藝文志》，此指《漢書》的志之一，簡稱《漢志》，是與《隋書·經籍志》（簡稱《隋志》齊名的正史典籍志）。
（3）庋藏舊書既已搜集，殘缺脫落的又加補繕。
要垂永久，免于散亡，于是藏書的工作又發生了——自武帝時即有“建藏書之策”（見《藝文志》）。
據史書所載，西漢儲藏圖書分内外二府：外府有石渠、石室、延閣及廣内等閣；内府有蘭台、麒麟及天祿等閣。
王莽末年，遭了一次焚燒。
光武中興，漸漸規複舊觀，故東京所藏亦複不少——後漢時代，除了上列諸圖書館外，東京更有東觀、仁壽等閣儲藏新書。
[8]漢朝對于圖書之庋藏特别注意，學者講學，天子問經，多半在此館閣内。
其實中國古代注意圖書的庋藏，不僅始于漢代，即周朝也曾特設史官專管圖書；又兼代代世襲，所以史官的學問思想皆較旁人淵博。
漢朝中央官職雖非世襲，但司馬談之後有司馬遷，劉向之後有劉歆，似乎史官是一個特殊官職——掌管文化的鎖鑰，非世襲恐難勝任的。
天祿閣與劉向塑像 （4）校對既從斷簡殘編中搜集成巨書，裝訂時自然免不了錯落的毛病，且各種書籍次第發現，往往同一書名，而内容相差甚巨，文體亦不一緻。
究竟孰真孰僞，于是校對的工夫因需要而産生。
西漢成帝時，派劉向校對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對兵書，尹鹹校對數術，李柱國校對方技，而以劉向總其成。
劉向死後，又派他的兒子劉歆繼承父業（見《漢書·藝文志》）。
永初時，派“谒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落，是正文字”（見《安帝本紀》）。
順帝永和時，又派伏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見《伏無忌傳》）。
大儒揚雄在王莽時亦曾校書天祿閣，後蒼亦曾校書曲台。
以上校對的人員已屬不少，在前後兩漢，差不多時時有不斷的校書工作。
到後漢末年，更有一次大規模的校雠，總其成的為蔡邕。
他與馬日磾等商議，把校正的經傳，一一刻在石碑之上，樹立于太學門外，令天下或後來的人，皆有所取正。
[9]漢代整理古籍分着四步，而以校雠的工作最大。
（乙）厘定文字 在秦代以前，不僅言語各國不同，即文字也不一樣。
秦皇吞并六國以後，感于文字不統一的困難，乃用威力強使天下通行秦國的文字，其他各國文字，倘與秦文同的自無問題，倘不與秦文同，則一律廢止。
自此以後，中國全境所通行的文字于是統一。
但此處所謂文字統一，不過法定上的統一，而所統一的也非一種。
據史書上說，秦時最通行的文字有兩種：（1）小篆，由李斯、趙高諸人根據史籀大篆，把原有的筆畫約省而成的；（2）隸書，由程邈根據篆書再省約而成的。
書寫時，小篆省于大篆，隸書又省于小篆，隸書就是後世楷書的雛形。
熹平石經 大篆、小篆 秦時法定文字雖然統一，但從前列國通行的各體文字并未完全消滅，它們尚流行于民間，頗具勢力。
我們把它們合計起來，共有八體。
漢代的儒者第一步獨占運動既告成功，第二步着手于古籍的整理，而整理古籍的先決問題，自然是文字的整理了。
既以整理文字為整理古籍的先決問題，則各樣文體的認識，及文字的解釋和應用，在當時成了重要工作，必需的工作。
政府拿這種工作為錄取人才的法門，所以考試人才時以識字的多寡定去留的标準，官吏上書時以寫字的好壞定功罪的标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