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儒家學術之獨占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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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同一部書必有脫落,要廣流傳,不得不用謄寫;此政府一方面廣為搜求,又一方面乃設官繕寫。

    再者,從前以竹簡當書,以刀尖當筆,故古人讀書非常困難。

    現在文化的技術進步了,毛筆和紙逐漸發明,字體已由繁變簡。

    故書寫時亦比較容易,而于教育之推廣,尤有很大的幫助。

    [7] 漢簡《倉颉篇》 《藝文志》,此指《漢書》的志之一,簡稱《漢志》,是與《隋書·經籍志》(簡稱《隋志》齊名的正史典籍志)。

     (3)庋藏舊書既已搜集,殘缺脫落的又加補繕。

    要垂永久,免于散亡,于是藏書的工作又發生了——自武帝時即有“建藏書之策”(見《藝文志》)。

    據史書所載,西漢儲藏圖書分内外二府:外府有石渠、石室、延閣及廣内等閣;内府有蘭台、麒麟及天祿等閣。

    王莽末年,遭了一次焚燒。

    光武中興,漸漸規複舊觀,故東京所藏亦複不少——後漢時代,除了上列諸圖書館外,東京更有東觀、仁壽等閣儲藏新書。

    [8]漢朝對于圖書之庋藏特别注意,學者講學,天子問經,多半在此館閣内。

    其實中國古代注意圖書的庋藏,不僅始于漢代,即周朝也曾特設史官專管圖書;又兼代代世襲,所以史官的學問思想皆較旁人淵博。

    漢朝中央官職雖非世襲,但司馬談之後有司馬遷,劉向之後有劉歆,似乎史官是一個特殊官職——掌管文化的鎖鑰,非世襲恐難勝任的。

     天祿閣與劉向塑像 (4)校對既從斷簡殘編中搜集成巨書,裝訂時自然免不了錯落的毛病,且各種書籍次第發現,往往同一書名,而内容相差甚巨,文體亦不一緻。

    究竟孰真孰僞,于是校對的工夫因需要而産生。

    西漢成帝時,派劉向校對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對兵書,尹鹹校對數術,李柱國校對方技,而以劉向總其成。

    劉向死後,又派他的兒子劉歆繼承父業(見《漢書·藝文志》)。

    永初時,派“谒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落,是正文字”(見《安帝本紀》)。

    順帝永和時,又派伏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見《伏無忌傳》)。

    大儒揚雄在王莽時亦曾校書天祿閣,後蒼亦曾校書曲台。

    以上校對的人員已屬不少,在前後兩漢,差不多時時有不斷的校書工作。

    到後漢末年,更有一次大規模的校雠,總其成的為蔡邕。

    他與馬日磾等商議,把校正的經傳,一一刻在石碑之上,樹立于太學門外,令天下或後來的人,皆有所取正。

    [9]漢代整理古籍分着四步,而以校雠的工作最大。

     (乙)厘定文字 在秦代以前,不僅言語各國不同,即文字也不一樣。

    秦皇吞并六國以後,感于文字不統一的困難,乃用威力強使天下通行秦國的文字,其他各國文字,倘與秦文同的自無問題,倘不與秦文同,則一律廢止。

    自此以後,中國全境所通行的文字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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