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半封建社會形成之第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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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僚政治之新紀元
秦始皇赢政
自西周時代農業發展以後，中國社會即穩定于農業經濟基礎之上；雖土地的分配，田賦的征收，曆代小有差異，而以農業經濟為構成社會之基礎，則絲毫不受影響。秦朝立國很短，經濟形态殊無顯然的變化。西漢時代，商業資本似有勃興的趨勢，究竟戰勝不過基礎久已穩固的農業，加以政府施行重農抑商政策，商人受了壓迫，商業益難發展；是以到了東漢初年，農業經濟的勢方更形鞏固。至于政治形态，則與前期截然兩樣。秦代以前，政權握在貴族階級手中，稱做貴族政治。秦代以後，政權握在士大夫階級手中，而以帝王為元首，稱做官僚政治。故由戰國到秦，實為政治上之一大變革——由貴族政治變易為官僚政治。在官僚政治之下，國家大權名義上雖操于帝王一人之手，其實所有政務全分配于士大夫階級。他們在朝趨承帝王的意旨，自圖生存；出外仗着政府的權威，役使民衆；有時帝王幼弱，反被玩弄，國家大權實際上即由他們掌握和操縱，他們遂形成後世所說的官僚階級。這種階級即昔日的失位貴族、知識分子及自由農民脫胎結合而成，以替代封建貴族的地位。在秦始皇時，封建勢力可算完全被他們打倒；西漢初年，雖然偶一回光反照，但不久仍歸消滅，而政權依然落在他們手中。他們既然以農業經濟為基礎，農村社會一日不破壞，他們的勢力一日不能消滅，而他們所享受的特權，即昔日封建貴族所享受的特權。在這種政治與社會形态之下，似封建非封建，我們稱做半封建社會——變形的封建社會，以别于昔日典型的封建社會。這種社會，曆漢、唐、宋、明以至于清朝，相繼二千餘年，未嘗改變。不過我們為叙述便利起見，可分着三個階段：自秦、漢至五代，為前期的半封建時代；自宋、元至明三朝為中期的半封建時代；到了滿清，則為後期的半封建時代。
其實自戰國以來，政權早已移到士大夫階級手中矣。
二秦皇之反儒政策
坑儒谷遺址
自春秋以後，典型的封建社會逐漸破壞，知識分子由此起來攘奪政權，所謂“戰國策士”皆屬于這一階級。六國所以互相攻伐，多由此輩策士簧鼓之力；秦皇所以統一天下，亦多由此輩運籌之功；故秦皇之兼并六國，即士大夫階級打倒封建貴族階級之成績。此輩既為昔日失位的貴族及知識分子，所以在學派上分，有屬于儒家的，有屬于道家的，有屬于法家的，有屬于墨家的，就中以儒家信徒最多。但幫助秦皇兼并六國、統一天下的，功不在儒家，而在法家。儒、法兩家的政治主張既然不同，而感情素惡，秦皇功成之後，儒家信徒反來攘奪政權、議論得失，怎樣不遭法家信徒的猜忌？怎樣不合信仰法治效力的始皇厭惡？且儒家代表舊思想，富于保守，與始皇的性情格格不入，所以當他統一成功之後，即采用李斯的計劃，收盡天下的書籍，除了博士官所掌以外，悉數焚毀，以斷絕知識的來源；且為着示威和懲一儆百起見，又逮捕了露骨頂名的四百六十多個儒生，活埋于鹹陽。後來的人以始皇“焚書坑儒”一舉為愚民政策，我以為這是他的反儒政策，隻從“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及“若欲有學法，合以吏為師”（《秦始皇本經》）兩句話，便可看得出來。始皇因厭惡儒生，遂遷怒于其他知識分子，所以除了法家以外無一幸免于迫害的。在這個時候，既然燒盡天下的書籍而立國又短促，除戰争及廣興土木以外，隻以一法字糾繩天下，自然沒有教育可言。
《秦始皇本紀》，此指《史記》本紀之一。
三漢初之雜霸政策
劉邦像
戰國策士不隻法家一派，士大夫階級亦不隻法家一黨，秦皇過激的舉動，當然引起社會各派的反抗——尤其是儒家的反抗。所以陳涉揭竿一呼，一班儒生如孔鲋、陸賈之徒群起投入革命軍，借着倒秦的題目為報複運動。可是劉邦素日最看不起儒生，既以流氓階級奪取了秦朝的政柄，雖然賴着儒生一部分鼓吹的力量，對于儒家依然沒有什麼好感，且不知有所謂教育，在彼心目中隻知有武力而已。當時在朝大臣，如張良、陳平、蕭何、曹參輩感于高帝、高後之猜忌，力求全身免禍，專究黃老之術以自藏，于教育事業也未曾注意。文帝雖比較賢明，亦沒有遠大志願，不過于大亂之餘，志在與民休養生息；到了中年以後，且頗傾向于法術。景帝則以七國的叛變，更覺刑名主義适合于當時的需要，所以刑名法術之學為晁錯一派的學者所盛倡。他們對于儒術既不信仰，對于教育尤無提倡的熱心。但黃老之術，在漢初本已流行，及到景帝削平七國以後，官僚階級仍以少事紛更為倡，而黃老之術于是又盛行了；其運動主角，窦太後就是一個。由這樣看來，漢朝初年，不僅對于教育無意提倡，即所以立國者亦無一定的宗旨，刑名、黃老摻雜施行，此我們所以稱做“雜霸政策”。所以自秦皇到漢武帝之初，八十年間，可說是儒家屈伏時期，亦可說是教育停頓時期。
劉邦祭孔圖
秦始皇赢政
自西周時代農業發展以後，中國社會即穩定于農業經濟基礎之上；雖土地的分配，田賦的征收，曆代小有差異，而以農業經濟為構成社會之基礎，則絲毫不受影響。秦朝立國很短，經濟形态殊無顯然的變化。西漢時代，商業資本似有勃興的趨勢，究竟戰勝不過基礎久已穩固的農業，加以政府施行重農抑商政策，商人受了壓迫，商業益難發展；是以到了東漢初年，農業經濟的勢方更形鞏固。至于政治形态，則與前期截然兩樣。秦代以前，政權握在貴族階級手中，稱做貴族政治。秦代以後，政權握在士大夫階級手中，而以帝王為元首，稱做官僚政治。故由戰國到秦，實為政治上之一大變革——由貴族政治變易為官僚政治。在官僚政治之下，國家大權名義上雖操于帝王一人之手，其實所有政務全分配于士大夫階級。他們在朝趨承帝王的意旨，自圖生存；出外仗着政府的權威，役使民衆；有時帝王幼弱，反被玩弄，國家大權實際上即由他們掌握和操縱，他們遂形成後世所說的官僚階級。這種階級即昔日的失位貴族、知識分子及自由農民脫胎結合而成，以替代封建貴族的地位。在秦始皇時，封建勢力可算完全被他們打倒；西漢初年，雖然偶一回光反照，但不久仍歸消滅，而政權依然落在他們手中。他們既然以農業經濟為基礎，農村社會一日不破壞，他們的勢力一日不能消滅，而他們所享受的特權，即昔日封建貴族所享受的特權。在這種政治與社會形态之下，似封建非封建，我們稱做半封建社會——變形的封建社會，以别于昔日典型的封建社會。這種社會，曆漢、唐、宋、明以至于清朝，相繼二千餘年，未嘗改變。不過我們為叙述便利起見，可分着三個階段：自秦、漢至五代，為前期的半封建時代；自宋、元至明三朝為中期的半封建時代；到了滿清，則為後期的半封建時代。
其實自戰國以來，政權早已移到士大夫階級手中矣。
二秦皇之反儒政策
坑儒谷遺址
自春秋以後，典型的封建社會逐漸破壞，知識分子由此起來攘奪政權，所謂“戰國策士”皆屬于這一階級。六國所以互相攻伐，多由此輩策士簧鼓之力；秦皇所以統一天下，亦多由此輩運籌之功；故秦皇之兼并六國，即士大夫階級打倒封建貴族階級之成績。此輩既為昔日失位的貴族及知識分子，所以在學派上分，有屬于儒家的，有屬于道家的，有屬于法家的，有屬于墨家的，就中以儒家信徒最多。但幫助秦皇兼并六國、統一天下的，功不在儒家，而在法家。儒、法兩家的政治主張既然不同，而感情素惡，秦皇功成之後，儒家信徒反來攘奪政權、議論得失，怎樣不遭法家信徒的猜忌？怎樣不合信仰法治效力的始皇厭惡？且儒家代表舊思想，富于保守，與始皇的性情格格不入，所以當他統一成功之後，即采用李斯的計劃，收盡天下的書籍，除了博士官所掌以外，悉數焚毀，以斷絕知識的來源；且為着示威和懲一儆百起見，又逮捕了露骨頂名的四百六十多個儒生，活埋于鹹陽。後來的人以始皇“焚書坑儒”一舉為愚民政策，我以為這是他的反儒政策，隻從“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及“若欲有學法，合以吏為師”（《秦始皇本經》）兩句話，便可看得出來。始皇因厭惡儒生，遂遷怒于其他知識分子，所以除了法家以外無一幸免于迫害的。在這個時候，既然燒盡天下的書籍而立國又短促，除戰争及廣興土木以外，隻以一法字糾繩天下，自然沒有教育可言。
《秦始皇本紀》，此指《史記》本紀之一。
三漢初之雜霸政策
劉邦像
戰國策士不隻法家一派，士大夫階級亦不隻法家一黨，秦皇過激的舉動，當然引起社會各派的反抗——尤其是儒家的反抗。所以陳涉揭竿一呼，一班儒生如孔鲋、陸賈之徒群起投入革命軍，借着倒秦的題目為報複運動。可是劉邦素日最看不起儒生，既以流氓階級奪取了秦朝的政柄，雖然賴着儒生一部分鼓吹的力量，對于儒家依然沒有什麼好感，且不知有所謂教育，在彼心目中隻知有武力而已。當時在朝大臣，如張良、陳平、蕭何、曹參輩感于高帝、高後之猜忌，力求全身免禍，專究黃老之術以自藏，于教育事業也未曾注意。文帝雖比較賢明，亦沒有遠大志願，不過于大亂之餘，志在與民休養生息；到了中年以後，且頗傾向于法術。景帝則以七國的叛變，更覺刑名主義适合于當時的需要，所以刑名法術之學為晁錯一派的學者所盛倡。他們對于儒術既不信仰，對于教育尤無提倡的熱心。但黃老之術，在漢初本已流行，及到景帝削平七國以後，官僚階級仍以少事紛更為倡，而黃老之術于是又盛行了；其運動主角，窦太後就是一個。由這樣看來，漢朝初年，不僅對于教育無意提倡，即所以立國者亦無一定的宗旨，刑名、黃老摻雜施行，此我們所以稱做“雜霸政策”。所以自秦皇到漢武帝之初，八十年間，可說是儒家屈伏時期，亦可說是教育停頓時期。
劉邦祭孔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