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東周教育家及其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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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概論
往古九流百家諸士藝術衆
元明壁畫，現存于山西石玉縣保甯寺。
東周時代的學派，司馬談分着六家，并作了一篇《六家要旨》；班固作《藝文志》，别為九流；也有人稱諸子百家的。
但在當時，他們的學說，勢力最大且關于教育思想比較重要的，隻有儒、道、墨三家。
道家始于老子，其後有楊朱、莊周兩派。
儒家始于孔子，及門弟子最多，其後分孟轲、荀卿二派。
墨家始于墨子，弟子衆多，差不多與孔門相等，其後有宋硁、列禦寇諸人。
老子著《道德經》，追慕羲黃時代的無為主義，所以他在政治方面提倡“小國寡民”，在教育方面提倡絕學主義、禁欲主義。
孔子的思想以《論語》為中心，《禮L記》裡面也可以看出一部分，他是追慕唐虞時代的揖讓主義的，所以對于政治主張“禮讓為國”，對于教育提倡培養“君子”的人格。
墨子的思想以《墨子》為中心，他是追慕夏禹時代的犧牲主義的，所以在政治方面提倡人才主義，在社會方面提倡兼愛主義，在教育方面提倡節約、勤勞及利他主義，犧、黃、堯、舜及夏禹，在中國上古史上，是否真有其人，我們卻不敢斷定，此處所謂“追慕”，也許是他們的心中之“假想”。
老子完全是部落時代的思想，尚未脫離氏族社會孔子是封建時代前期的思想，墨子是封建時代後期的思想，這兩人比較老子皆進了一步；但其富于懷古的意味，富有對于當代的政治之不滿的心理，彼此是相同的。
這三家的學說，各經直接和間接弟子的擁護與推演，遂形成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三個體系，其後分支雖多，而他們各家的根本思想卻是始終一貫。
不過儒家的學說與中國社會的進展、政治的演變及民族的習慣，較為切合，所以愈傳而勢力愈大，支配中國民族的心理亦最深且久。
老、墨二人的言論關于政治方面較多，關于教育方面較少。
孔子一生講學時期最長，對于教育的言論發表的很多，自此儒家多以教育為主業，而中國史上的教育事業差不多完全被他們占有。
對于人類天性的研究，除儒家外，道、墨兩家皆不多談；但孔子隻說了一個“性相近”，到了戰國遂分孟、荀兩派——一主性善，一主性惡。
其後對于天性的研究，亦隻有儒家中人，不過到後來，他們愈說愈玄妙了。
守藏室之史，周代管理圖書家文物典籍的史官。
第二節老子 一老子何人 老子像 司馬遷作《史記》，以神話體式傳老子，據說相傳有三人：一為李耳，二為老萊子，三為周太史儋。
李耳字聃，是楚國苦縣人，在東周王室曾做過守藏室之史，從前史書上均說《道德經》五千言是他的作品。
我們給教育家作傳記，應以其學說為主體，若以《道德經》為李耳所著，此處所謂老子應當歸到李耳名下。
李耳生于春秋哪一年，史書沒有明确的記載，不過《禮記·曾子問篇》有孔子向老子問禮的故事，《史記·老子列傳》也載明這一段事，後人因此推斷著《道德經》的老子确生在孔子之前。
近人胡适且謂“大概孔子見老子在三十四歲與四十一歲之間，老子與孔子至多不過大二十歲，當生于周靈王初年，當西曆前五七○年左右”（《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三篇“老子”）。
唯清人汪中作《老子考異》，獨持異議。
他以著《道德經》五千言的是周太史儋，生于戰國時代，在孔子之後數十年，與孔子問禮的老聃絕不相幹。
[1]自汪氏之言出，遂有許多人把著《道德經》的老子列在孔子之後，梁啟超就是主張後說的（見《先秦政治思想史前編》）。
著者從前以《僧子問》所載老子答孔子的詞氣與《道德經》絕不相類，因主汪說。
現在已變更前說：《道德經》五千言雖較《曾子問》上所載多激烈，但在消極方面是反禮教的宣傳，在積極方面确是提倡無為主義，追慕氏族時代的部落生活。
這種思想，與其說它是革命的，不如說它是倒退的，唯深知禮教的内容才能對于它作徹底的攻擊，故兩處的詞氣——《曾子問》上所載與《道德經》——實非根本上的矛盾。
且答孔子問諸語，并非擁護禮教，不過一種随問随答的形式，故在此處另斷著《道德經》的是李耳之老子，此人應列在孔子之前。
汪中（1744-1794），清代學者。
字容甫，江蘇江都人。
精于史學，曾博考先秦圖書，研究古代學制興廢。
著有《廣陵通典》、《容甫先生遺詩》等。
《曾子問》，《禮L記》中的第七篇，是采用孔子與曾子問答的形式，專門談論“禮”的。
二無為主義 老子的哲學思想即“無為”兩個字。
無為主義即順應自然、反對人為的主義。
他以為宇宙間有一個自然法則，是極美滿而不可變的。
我們人類能夠順着這個法則過生活，毫無所用其計巧，我們的生活就是美滿無缺的生活。
這個自然法則，業已充滿了宇宙全體，诠定了宇宙運命，運用到人類社會而有效的。
這個自然法則原無可名，若強要加它一個名，叫它做“道”也可。
[2]在原始社會時代，人類全是順着自然過日子，所以日子過得極其舒服。
可是到了後來，一般自稱聰明賢哲的人們，故意造出種種禮樂、法度、規矩、教育、刑法等類來鉗制人民，矯正人民。
他們又強定出什麼善惡、美醜、長短、高下以及仁義道德、忠孝節義種種名稱來誘惑人民，欺騙人民。
從前的生活多麼舒服自由，自被他們這樣一來，他們緊緊被圈在檻車裡面。
“如享太牢”似的，這不是多麼痛苦嗎？但是人類的天性是愛自然的，如果以違反自然法則造出種種束縛或幹涉來，則人民反抗的動力必定縱橫俱起。
那一班自稱聰明賢哲的人們見着社會上發生了兀陧不甯的現象，又設置什麼官吏、警察、軍隊，對着人民施行層層的壓迫。
哪知愈幹涉愈壞，愈壓迫愈糟，而社會上的一切禍亂由此而起。
由老子的眼光看來，現在社會上的罪惡，全是世俗所謂文明的産物，違反了自然法則的結果。
所以他說：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均見《道德經》） 現在隻有把所有罪惡文明的産物一齊毀滅，反諸原始社會，順應自然，我們才有快樂的生活。
所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絕巧棄利，盜賊沒有”（同上）。
老子這種反封建主義，反對封建時代的一切禮教及特殊階級，其精神極可欽佩；但認社會一切罪惡皆是文明的産物，提倡無為主義以歸于原始社會時代的自然生活，過于倒傾，與社會演進律實相違反，中國民族之缺乏進取精神，多半受了他的無為主義的影響。
三禁欲主義 盧梭像 老子返于自然的學說與法人盧梭（Rouseau）的自然主義殊不相同。
盧梭除了反對現代文明以外，并且極力鼓吹個性的發展，故他的自然主義是偏于情感方面的。
老子與盧梭不同：他一方面固然反對現代的文明，另一方面可是極力限制個性的發展。
他承認人類是有欲望的，欲望之發生由于感官與外物接觸的原因，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檢欲篇》）。
欲望發達到了高度，一定彼此會起沖突，于是影響于社會的安靜。
所以要求社會的安甯，一方面對于人為的引誘品須絕對禁止制造，一方面對于個人的感官之發達也要加以限制，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所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老子是反對恣情縱欲的人，是主張克己自修的人，人人能夠克己自修，社會自然安甯無事，用不着軍隊、政府的管理，用不着法律、道德的制裁；故他的自然主義要返于原始社會與盧梭略同，而他的禁欲主義，含有很深刻理性的意味，則與盧梭不同了。
換一句話，老子不過要去掉外來的制裁——社會的制裁，而代以内發的制裁——個己的制裁；盧梭的主張是漫無所制裁。
四絕學主義 人心之壞，壞于有知識；知識愈多的人，思想愈複雜，能夠想出種種計劃來害人亂事，所謂“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人生之苦，苦于有知識；知識愈多的人，欲望愈奢，物質的供給不能滿足他的要求，則種種痛苦煩惱蜂擁而來，所謂“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要救以上的毛病，莫如“絕學”。
絕了學，就不會有知識，就不會有欲望，則種種害人的事及惱人的事皆不至于發生，所謂“絕學無憂”。
所以他主張“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歸元篇》），愛惜你的身體，保養你的元氣，“昏昏，悶悶”，一生如嬰兒尚未成孩的狀态，能夠終生保持這種狀态，則與人無忤，我視若愚，個人心地得以安甯，社會自然得享太平。
老子反對人為，因此反對教育，所以提倡絕學主義。
這種主義，并非愚民政策，完全是他的一貫的複古思想，因為草昧未開的時代，所有民衆原是蚩蚩貿貿的。
不過既提倡無為，則不應主張禁欲，禁欲即“為”的修養工夫，未免自陷于矛盾；但由此可知老子雖然極力地作複古宣傳，而他的腦筋裡尚富有封建時代的成分。
第三節孔子（前551—前479） 一生活小史 孔子名丘，字仲尼，在我們二千五百年前——東周時代——生于山東曲阜縣。
他的祖宗本來是一個貴族（宋微子之後），不過在他五世以前業已降為平民。
在地位上雖降為平民，但他的家庭情形及生活狀況，尚未脫離貴族習氣——從前的遺風舊典，保存的相當不少。
曲阜是當時魯國的地方，魯國是周公的封邑，周公是周朝開國制禮作樂的最大功臣。
照周朝的例子，隻有王城之内才能建立四代的大學，諸侯都邑僅能建立當代一個大學。
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王室，特别表示優崇，允許魯國得建四代之學，一切車服禮器均仿王者辦理；所以後來周朝的王權雖衰，而典章制度在事實上業已轉移到魯國了。
孔子生在貴族的家庭，長在禮教的邦國，享受着這種美好環境的陶冶，所以為兒童時便能陳俎豆，入少年時即知習禮節。
孔子像 據《史記》上說，孔父叔梁纥原有一妻一妾，晚年又娶顔氏生孔子，似未脫貴族習氣。
周朝到了春秋末年，昔日制定的禮樂政教，已是百孔千瘡，差不多瀕于破産；社會因戰争的關系也呈種種紊亂不甯的現象；“暴行邪說”，一齊發作。
孔子在少年時代既感受着很深的封建教育，長大了自然容易成功一位擁護禮教的人物。
在這個時候，他兩眼既觸着種種“世道不古”的刺激，于是發生了一種強烈的興奮，慨然以挽回世道、拯救民生為己任。
實現他的這個志願，隻有從政教兩方面下手：有機會時，登上政治舞台，從改良政治以挽救時局；沒有機會時，退處草野，從提倡教育以挽救時局。
所以當他二十歲以後，一面做官，一面講學。
但他所講的學問都是禮教，所談的政治都是王道，很不适合時君的好尚，屢欲嘗試而屢不得志。
隻有一個時期——從五十一歲到五十六歲，得着較好的機會，留在魯國做官做到宰相的地位。
從五十六歲以後，他又不得志于魯國了，于是周遊列國，兩馬一車，仆仆風塵了十三年。
六十八歲以後，覺得時局終無希望，乃因老還鄉，專門著書立說，講學傳道，把舊有的禮樂詩書通同審訂一番，把魯國的史書——《春秋》——嚴正地纂修一過，于是他的年紀已老了，他的一生事業也告一個結束了。
孔子興私學 孔子生于周靈王二十一年，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共計活了七十三歲。
自二十歲講學起，到老死為止，差不多一生講學了五十年，所以及門弟子布滿天下。
春秋末了，社會上已呈現一種新的局面。
但孔子還是舊時代的人物，他的事業無非“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中庸》第三十章），“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淮南子·要略》）；所以及門弟子雖衆，而道仍不行。
當他三十歲時，好學心切，為禮教問題，曾往周室訪問過老子，當時對于老子的言論雖頗折服，但他二人的主張終是各走一路。
孔子是儒家的老祖，關于儒家的政治哲學，非本書所讨論的範圍，我們隻就其對于與教育有關系的言論，提出來說說。
二性質論 儒家論性始于孔子，而孔子卻沒有詳細的解釋，對于“善惡”二字尤未曾提及。
他隻有這樣一句話：“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論語·陽貨》）他以為人類的性質不可以善惡區分，隻可以清濁區分。
若以善惡區分，實無什麼差異，所有的人差不多是完全相近的。
但吾人的行為，在事實上卻有善惡之不齊，是何原故？這都是由于出世以後，受了環境的習染。
因各人所處的環境不同，則各人所受的習染不能一緻，于是日久月深，顯出很大的差異來——習于善的則趨于善，習于惡的則流于惡了。
環境移人的力量既然很大，所以要注意于環境的選擇，勿論交接朋友和毗處鄉鄰，皆須特别慎重。
[3]但善惡雖由環境所演成，而最初萌生時隻在一念之差。
此一念之差謂之動機，動機善的時候可以成就一個善人，動機惡的時候可以成就一個惡人，所以孔子把它看得非常重要，教人須在這上面用工夫。
至于性質之清濁的區分，謂之智慧——性質清的謂之智，性質濁的謂之愚。
孔子分析人類的智慧為上、中、下三等。
中等智慧的人富于可塑性，可以使之向上，亦可以使之向下；上等智慧的人雖處在極壞的環境裡頭，也不能埋沒他們的性靈；下等智慧的人縱令給以極好的教育，恐怕也難使他們變做聰明。
所以他說，“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中人以上，可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論語·雍也》）。
但人類的智慧雖有高下不等，孔子卻認為不甚重要，隻要自己能夠努力，将來還是一樣可以成功；所謂“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及其成功，一也”（《中庸》）。
三教育目的 在東周時代，知識雖然逐漸下逮于平民，實際上能夠受教育，列為知識分子的，仍是少數——此少數之知識分子，我們稱做“士”。
不過從前之士為一固定階級——下級貴族，此時因社會的劇變，把固定的階級打破，凡有知識的人們通同可稱為“士”。
但此時之士雖沒有固定的階級，卻多屬于有閑階級或優秀分子；既列為士了，仍能享受社會的特殊待遇，做四民的領袖，獨有政治上及社會上一切權利。
孔子平日講學多對這一班人說法，意在培養他們好去執行國政，管理人民；故他的教育目的即在培養士族階級的領袖人才，“君子”就是此項領袖人才之模範人格。
試讀《論語》及周、秦諸書，凡孔子及其弟子所形容君子的一切言行，無不是指着模範人格說話，便可知道。
從士人到君子，殊不容易，中間必須經過幾許的培植和訓練。
士人教育到了君子的地步，則修養可算成熟，于是不激不随，有為有守，藹然一副儒者氣象。
這種人格，不僅富于知識，實優于品性，得志時能緻君澤民，不得志時能安貧樂道。
國家若是有了多數的這種人才執行政務，則政治必然清明；社會有了多數的這種人才主持正義，則風俗必然醇厚——這就是孔子的教育目的。
四學習方法 孔子講學圖 孔子對于求學的方法，歸納與演繹二者并用。
歸納法即是他所說的一個“學”字，演繹法即是他所說的一個“思”字，“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謂之學思并用主義（《論語·為政》）。
“一事不知，學者之恥”一句俗語，正合孔子的求學主張。
凡日常生活的一切事物與知識，我們全應知道，全應學習。
但那些事物和知識不必全是能夠施諸實用的，我們須用歸納法歸納起來，抽出它們的共同點，或有用之點，作為我們應事的标準，所謂“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雍也》）。
宇宙間的事物無窮，若要件件學習，似嫌笨拙，所以于力學之外，須加上一半思考的工夫。
用思考的工夫，任意抓住一件事物的要點，根據這個要點可以推論一切事物均有與此相同的屬性，謂之推理作用。
他告曾子及子貢二人的“一貫之道”，就是這種推理作用。
[4]有了推理作用，“聞一可以知十”（《論語·公冶長》），“舉一可以反三”（《論語·述而》），“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
除了歸納與演繹兩個方法以外，在學習上，還有兩個重要之點：（1）反複練習，（2）興味主義。
長足地往下學去，而不反複練習，所學的東西一定容易遺忘。
若是努力地反複練習，不僅能夠得着好的記憶，并且可以推陳出新，意味無窮。
所以他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東周時代的學派，司馬談分着六家，并作了一篇《六家要旨》；班固作《藝文志》，别為九流；也有人稱諸子百家的。
但在當時，他們的學說，勢力最大且關于教育思想比較重要的，隻有儒、道、墨三家。
道家始于老子，其後有楊朱、莊周兩派。
儒家始于孔子，及門弟子最多，其後分孟轲、荀卿二派。
墨家始于墨子，弟子衆多，差不多與孔門相等，其後有宋硁、列禦寇諸人。
老子著《道德經》，追慕羲黃時代的無為主義，所以他在政治方面提倡“小國寡民”，在教育方面提倡絕學主義、禁欲主義。
孔子的思想以《論語》為中心，《禮L記》裡面也可以看出一部分，他是追慕唐虞時代的揖讓主義的，所以對于政治主張“禮讓為國”，對于教育提倡培養“君子”的人格。
墨子的思想以《墨子》為中心，他是追慕夏禹時代的犧牲主義的，所以在政治方面提倡人才主義，在社會方面提倡兼愛主義，在教育方面提倡節約、勤勞及利他主義，犧、黃、堯、舜及夏禹，在中國上古史上，是否真有其人，我們卻不敢斷定，此處所謂“追慕”，也許是他們的心中之“假想”。
老子完全是部落時代的思想，尚未脫離氏族社會孔子是封建時代前期的思想，墨子是封建時代後期的思想，這兩人比較老子皆進了一步；但其富于懷古的意味，富有對于當代的政治之不滿的心理，彼此是相同的。
這三家的學說，各經直接和間接弟子的擁護與推演，遂形成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三個體系，其後分支雖多，而他們各家的根本思想卻是始終一貫。
不過儒家的學說與中國社會的進展、政治的演變及民族的習慣，較為切合，所以愈傳而勢力愈大，支配中國民族的心理亦最深且久。
老、墨二人的言論關于政治方面較多，關于教育方面較少。
孔子一生講學時期最長，對于教育的言論發表的很多，自此儒家多以教育為主業，而中國史上的教育事業差不多完全被他們占有。
對于人類天性的研究，除儒家外，道、墨兩家皆不多談；但孔子隻說了一個“性相近”，到了戰國遂分孟、荀兩派——一主性善，一主性惡。
其後對于天性的研究，亦隻有儒家中人，不過到後來，他們愈說愈玄妙了。
守藏室之史，周代管理圖書家文物典籍的史官。
第二節老子 一老子何人 老子像 司馬遷作《史記》，以神話體式傳老子，據說相傳有三人：一為李耳，二為老萊子，三為周太史儋。
李耳字聃，是楚國苦縣人，在東周王室曾做過守藏室之史，從前史書上均說《道德經》五千言是他的作品。
我們給教育家作傳記，應以其學說為主體，若以《道德經》為李耳所著，此處所謂老子應當歸到李耳名下。
李耳生于春秋哪一年，史書沒有明确的記載，不過《禮記·曾子問篇》有孔子向老子問禮的故事，《史記·老子列傳》也載明這一段事，後人因此推斷著《道德經》的老子确生在孔子之前。
近人胡适且謂“大概孔子見老子在三十四歲與四十一歲之間，老子與孔子至多不過大二十歲，當生于周靈王初年，當西曆前五七○年左右”（《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三篇“老子”）。
唯清人汪中作《老子考異》，獨持異議。
他以著《道德經》五千言的是周太史儋，生于戰國時代，在孔子之後數十年，與孔子問禮的老聃絕不相幹。
[1]自汪氏之言出，遂有許多人把著《道德經》的老子列在孔子之後，梁啟超就是主張後說的（見《先秦政治思想史前編》）。
著者從前以《僧子問》所載老子答孔子的詞氣與《道德經》絕不相類，因主汪說。
現在已變更前說：《道德經》五千言雖較《曾子問》上所載多激烈，但在消極方面是反禮教的宣傳，在積極方面确是提倡無為主義，追慕氏族時代的部落生活。
這種思想，與其說它是革命的，不如說它是倒退的，唯深知禮教的内容才能對于它作徹底的攻擊，故兩處的詞氣——《曾子問》上所載與《道德經》——實非根本上的矛盾。
且答孔子問諸語，并非擁護禮教，不過一種随問随答的形式，故在此處另斷著《道德經》的是李耳之老子，此人應列在孔子之前。
汪中（1744-1794），清代學者。
字容甫，江蘇江都人。
精于史學，曾博考先秦圖書，研究古代學制興廢。
著有《廣陵通典》、《容甫先生遺詩》等。
《曾子問》，《禮L記》中的第七篇，是采用孔子與曾子問答的形式，專門談論“禮”的。
二無為主義 老子的哲學思想即“無為”兩個字。
無為主義即順應自然、反對人為的主義。
他以為宇宙間有一個自然法則，是極美滿而不可變的。
我們人類能夠順着這個法則過生活，毫無所用其計巧，我們的生活就是美滿無缺的生活。
這個自然法則，業已充滿了宇宙全體，诠定了宇宙運命，運用到人類社會而有效的。
這個自然法則原無可名，若強要加它一個名，叫它做“道”也可。
[2]在原始社會時代，人類全是順着自然過日子，所以日子過得極其舒服。
可是到了後來，一般自稱聰明賢哲的人們，故意造出種種禮樂、法度、規矩、教育、刑法等類來鉗制人民，矯正人民。
他們又強定出什麼善惡、美醜、長短、高下以及仁義道德、忠孝節義種種名稱來誘惑人民，欺騙人民。
從前的生活多麼舒服自由，自被他們這樣一來，他們緊緊被圈在檻車裡面。
“如享太牢”似的，這不是多麼痛苦嗎？但是人類的天性是愛自然的，如果以違反自然法則造出種種束縛或幹涉來，則人民反抗的動力必定縱橫俱起。
那一班自稱聰明賢哲的人們見着社會上發生了兀陧不甯的現象，又設置什麼官吏、警察、軍隊，對着人民施行層層的壓迫。
哪知愈幹涉愈壞，愈壓迫愈糟，而社會上的一切禍亂由此而起。
由老子的眼光看來，現在社會上的罪惡，全是世俗所謂文明的産物，違反了自然法則的結果。
所以他說：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均見《道德經》） 現在隻有把所有罪惡文明的産物一齊毀滅，反諸原始社會，順應自然，我們才有快樂的生活。
所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絕巧棄利，盜賊沒有”（同上）。
老子這種反封建主義，反對封建時代的一切禮教及特殊階級，其精神極可欽佩；但認社會一切罪惡皆是文明的産物，提倡無為主義以歸于原始社會時代的自然生活，過于倒傾，與社會演進律實相違反，中國民族之缺乏進取精神，多半受了他的無為主義的影響。
三禁欲主義 盧梭像 老子返于自然的學說與法人盧梭（Rouseau）的自然主義殊不相同。
盧梭除了反對現代文明以外，并且極力鼓吹個性的發展，故他的自然主義是偏于情感方面的。
老子與盧梭不同：他一方面固然反對現代的文明，另一方面可是極力限制個性的發展。
他承認人類是有欲望的，欲望之發生由于感官與外物接觸的原因，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檢欲篇》）。
欲望發達到了高度，一定彼此會起沖突，于是影響于社會的安靜。
所以要求社會的安甯，一方面對于人為的引誘品須絕對禁止制造，一方面對于個人的感官之發達也要加以限制，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所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老子是反對恣情縱欲的人，是主張克己自修的人，人人能夠克己自修，社會自然安甯無事，用不着軍隊、政府的管理，用不着法律、道德的制裁；故他的自然主義要返于原始社會與盧梭略同，而他的禁欲主義，含有很深刻理性的意味，則與盧梭不同了。
換一句話，老子不過要去掉外來的制裁——社會的制裁，而代以内發的制裁——個己的制裁；盧梭的主張是漫無所制裁。
四絕學主義 人心之壞，壞于有知識；知識愈多的人，思想愈複雜，能夠想出種種計劃來害人亂事，所謂“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人生之苦，苦于有知識；知識愈多的人，欲望愈奢，物質的供給不能滿足他的要求，則種種痛苦煩惱蜂擁而來，所謂“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要救以上的毛病，莫如“絕學”。
絕了學，就不會有知識，就不會有欲望，則種種害人的事及惱人的事皆不至于發生，所謂“絕學無憂”。
所以他主張“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歸元篇》），愛惜你的身體，保養你的元氣，“昏昏，悶悶”，一生如嬰兒尚未成孩的狀态，能夠終生保持這種狀态，則與人無忤，我視若愚，個人心地得以安甯，社會自然得享太平。
老子反對人為，因此反對教育，所以提倡絕學主義。
這種主義，并非愚民政策，完全是他的一貫的複古思想，因為草昧未開的時代，所有民衆原是蚩蚩貿貿的。
不過既提倡無為，則不應主張禁欲，禁欲即“為”的修養工夫，未免自陷于矛盾；但由此可知老子雖然極力地作複古宣傳，而他的腦筋裡尚富有封建時代的成分。
第三節孔子（前551—前479） 一生活小史 孔子名丘，字仲尼，在我們二千五百年前——東周時代——生于山東曲阜縣。
他的祖宗本來是一個貴族（宋微子之後），不過在他五世以前業已降為平民。
在地位上雖降為平民，但他的家庭情形及生活狀況，尚未脫離貴族習氣——從前的遺風舊典，保存的相當不少。
曲阜是當時魯國的地方，魯國是周公的封邑，周公是周朝開國制禮作樂的最大功臣。
照周朝的例子，隻有王城之内才能建立四代的大學，諸侯都邑僅能建立當代一個大學。
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王室，特别表示優崇，允許魯國得建四代之學，一切車服禮器均仿王者辦理；所以後來周朝的王權雖衰，而典章制度在事實上業已轉移到魯國了。
孔子生在貴族的家庭，長在禮教的邦國，享受着這種美好環境的陶冶，所以為兒童時便能陳俎豆，入少年時即知習禮節。
孔子像 據《史記》上說，孔父叔梁纥原有一妻一妾，晚年又娶顔氏生孔子，似未脫貴族習氣。
周朝到了春秋末年，昔日制定的禮樂政教，已是百孔千瘡，差不多瀕于破産；社會因戰争的關系也呈種種紊亂不甯的現象；“暴行邪說”，一齊發作。
孔子在少年時代既感受着很深的封建教育，長大了自然容易成功一位擁護禮教的人物。
在這個時候，他兩眼既觸着種種“世道不古”的刺激，于是發生了一種強烈的興奮，慨然以挽回世道、拯救民生為己任。
實現他的這個志願，隻有從政教兩方面下手：有機會時，登上政治舞台，從改良政治以挽救時局；沒有機會時，退處草野，從提倡教育以挽救時局。
所以當他二十歲以後，一面做官，一面講學。
但他所講的學問都是禮教，所談的政治都是王道，很不适合時君的好尚，屢欲嘗試而屢不得志。
隻有一個時期——從五十一歲到五十六歲，得着較好的機會，留在魯國做官做到宰相的地位。
從五十六歲以後，他又不得志于魯國了，于是周遊列國，兩馬一車，仆仆風塵了十三年。
六十八歲以後，覺得時局終無希望，乃因老還鄉，專門著書立說，講學傳道，把舊有的禮樂詩書通同審訂一番，把魯國的史書——《春秋》——嚴正地纂修一過，于是他的年紀已老了，他的一生事業也告一個結束了。
孔子興私學 孔子生于周靈王二十一年，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共計活了七十三歲。
自二十歲講學起，到老死為止，差不多一生講學了五十年，所以及門弟子布滿天下。
春秋末了，社會上已呈現一種新的局面。
但孔子還是舊時代的人物，他的事業無非“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中庸》第三十章），“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淮南子·要略》）；所以及門弟子雖衆，而道仍不行。
當他三十歲時，好學心切，為禮教問題，曾往周室訪問過老子，當時對于老子的言論雖頗折服，但他二人的主張終是各走一路。
孔子是儒家的老祖，關于儒家的政治哲學，非本書所讨論的範圍，我們隻就其對于與教育有關系的言論，提出來說說。
二性質論 儒家論性始于孔子，而孔子卻沒有詳細的解釋，對于“善惡”二字尤未曾提及。
他隻有這樣一句話：“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論語·陽貨》）他以為人類的性質不可以善惡區分，隻可以清濁區分。
若以善惡區分，實無什麼差異，所有的人差不多是完全相近的。
但吾人的行為，在事實上卻有善惡之不齊，是何原故？這都是由于出世以後，受了環境的習染。
因各人所處的環境不同，則各人所受的習染不能一緻，于是日久月深，顯出很大的差異來——習于善的則趨于善，習于惡的則流于惡了。
環境移人的力量既然很大，所以要注意于環境的選擇，勿論交接朋友和毗處鄉鄰，皆須特别慎重。
[3]但善惡雖由環境所演成，而最初萌生時隻在一念之差。
此一念之差謂之動機，動機善的時候可以成就一個善人，動機惡的時候可以成就一個惡人，所以孔子把它看得非常重要，教人須在這上面用工夫。
至于性質之清濁的區分，謂之智慧——性質清的謂之智，性質濁的謂之愚。
孔子分析人類的智慧為上、中、下三等。
中等智慧的人富于可塑性，可以使之向上，亦可以使之向下；上等智慧的人雖處在極壞的環境裡頭，也不能埋沒他們的性靈；下等智慧的人縱令給以極好的教育，恐怕也難使他們變做聰明。
所以他說，“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中人以上，可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論語·雍也》）。
但人類的智慧雖有高下不等，孔子卻認為不甚重要，隻要自己能夠努力，将來還是一樣可以成功；所謂“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及其成功，一也”（《中庸》）。
三教育目的 在東周時代，知識雖然逐漸下逮于平民，實際上能夠受教育，列為知識分子的，仍是少數——此少數之知識分子，我們稱做“士”。
不過從前之士為一固定階級——下級貴族，此時因社會的劇變，把固定的階級打破，凡有知識的人們通同可稱為“士”。
但此時之士雖沒有固定的階級，卻多屬于有閑階級或優秀分子；既列為士了，仍能享受社會的特殊待遇，做四民的領袖，獨有政治上及社會上一切權利。
孔子平日講學多對這一班人說法，意在培養他們好去執行國政，管理人民；故他的教育目的即在培養士族階級的領袖人才，“君子”就是此項領袖人才之模範人格。
試讀《論語》及周、秦諸書，凡孔子及其弟子所形容君子的一切言行，無不是指着模範人格說話，便可知道。
從士人到君子，殊不容易，中間必須經過幾許的培植和訓練。
士人教育到了君子的地步，則修養可算成熟，于是不激不随，有為有守，藹然一副儒者氣象。
這種人格，不僅富于知識，實優于品性，得志時能緻君澤民，不得志時能安貧樂道。
國家若是有了多數的這種人才執行政務，則政治必然清明；社會有了多數的這種人才主持正義，則風俗必然醇厚——這就是孔子的教育目的。
四學習方法 孔子講學圖 孔子對于求學的方法，歸納與演繹二者并用。
歸納法即是他所說的一個“學”字，演繹法即是他所說的一個“思”字，“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謂之學思并用主義（《論語·為政》）。
“一事不知，學者之恥”一句俗語，正合孔子的求學主張。
凡日常生活的一切事物與知識，我們全應知道，全應學習。
但那些事物和知識不必全是能夠施諸實用的，我們須用歸納法歸納起來，抽出它們的共同點，或有用之點，作為我們應事的标準，所謂“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雍也》）。
宇宙間的事物無窮，若要件件學習，似嫌笨拙，所以于力學之外，須加上一半思考的工夫。
用思考的工夫，任意抓住一件事物的要點，根據這個要點可以推論一切事物均有與此相同的屬性，謂之推理作用。
他告曾子及子貢二人的“一貫之道”，就是這種推理作用。
[4]有了推理作用，“聞一可以知十”（《論語·公冶長》），“舉一可以反三”（《論語·述而》），“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
除了歸納與演繹兩個方法以外，在學習上，還有兩個重要之點：（1）反複練習，（2）興味主義。
長足地往下學去，而不反複練習，所學的東西一定容易遺忘。
若是努力地反複練習，不僅能夠得着好的記憶，并且可以推陳出新，意味無窮。
所以他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