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東周教育家及其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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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學而》)“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論語·為政》)學習而不本諸興味,所得效果必小,故他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論語·雍也》)求學固然貴有興味,但興味是從努力得來,所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論語·述而》)。

    這是間接的興味主義。

    直接的興味,意義膚淺,過時即滅。

    若是用了一番苦工夫,得着内中奧妙,真是意味無窮,所以間接興味是我們應當養成的。

     五教授方法 孔子平日教人,總是行重于知。

    他說: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均見《論語·述而》) 論語》書影 我們分析他所教的内容,據《論語》所載,分為“文、行、忠、信”四項(《論語·述而》)。

    關于文的,就是他平日嘗說的“禮樂詩書”;[5]關于行的,就是小之灑掃應對,大之緻君澤民;關于忠與信的,即是修身的道理。

    他的教授方法,是很活動的。

    (1)或因學生的能力而加以相當的培植,或因他們的缺點而施以适當的補救,所謂“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中庸》第十七章)。

    同一問仁,而所答不同;同一問孝,而所答不同;同一問行,所答亦不同。

    這種方法,昔日謂之因材施教,現今叫做适應個性。

    [6](2)孔子與學生問答的時候,有時引起他們的動機,有時完全讓他們發動,從未有學生未曾注意或絕無機會,而竟按照一定的課程每日死教的,所謂“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論語·述而》)。

    這種教法,以今語解釋,謂之“啟發式”,又可以說近于“自動主義”。

    孔子平日這樣教人,能使學生滿意,贊美他是“循循善誘”(《論語·子罕》)。

    孔子的弟子雖多,講學雖久,但未有固定的講壇,他的學生多半随從他四方遊曆,一面遊曆,一面講學,是一種流動式的講壇制。

    [7]他的教育宗旨偏重士族階級的培養,固有時代性,而他這種活動的教學法,因人因時随處不同,這一點至今猶有價值。

     唐虞三代,指自堯、舜至夏、商、周三代。

    唐、虞都是國号,指堯、舜。

     在患難中,門弟子從孔子于陳、蔡、衛、宋諸國的情形,見《論語》、《韓詩外傳》及《史記》。

     六結論 孔子是一位舊時代的人物,追慕唐虞三代的賢人政治,在他的言行中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因其如此,所以對于女子的地位及民衆的教育頗不重視。

    不過他的精神,充滿了仁義,充滿了情感,悲天憫人之懷愈老而愈切。

    即平日與門弟子講學,也是以至誠相感召,以人格去感化,樹立千載師門友愛的懿風。

    試看他們師生間情感之濃厚,說來真個令人驚倒,就是父子兄弟間也未曾有。

    孔子抱着滿腔憂國憂民的熱忱,總是失意時多、得意時少。

    當他奔走海内的時候,經過許多的患難與困苦,他的學生總是始終相從,死生不貳,有的給他解懷,有的給他排難,精神凝結,幾無以複加。

    顔淵早亡,孔子是恸哭非常,曰:“天喪予!”孔子死了以後,門人于三年心喪期滿,猶含悲不忍離别(見《論語·先進》、《孟子·滕文公》及《史記·孔子世家》)。

    這種友愛的情感,全是他平日以人格感化得來的。

    後來一班弟子們在主張上雖各執一說,但在精神上都有“守死善道”、“中立不倚”的風度,儒家所謂“士君子”隻有他們才配充當。

    師生間友愛的關系,人格感化的教育,影響于中國後來的民族道德不少;也隻有在封建時代才有這種美德,若是拿在裝滿功利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族眼中觀之,一定奇怪。

     孔門弟子守喪圖 《滕文公篇》,作者這裡因前已揭出作者,所以隻用篇名,略去了書名。

    下文《顯學篇》亦如此。

    此為當時行文習慣之一種。

     第四節墨子 一墨子與儒家 在春秋戰國時代的思想界上,與儒、道兩家鼎足而三的有墨家。

    孟子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滕文公篇》);韓子說:“世之顯學,儒、墨也”(《顯學篇》),可以想見墨學在當時之雄風。

    墨家老祖姓墨名翟,世稱墨子。

    墨子著有《墨子》五十三篇,除了發表俠義主義的墨家哲學及辯證法外,内中多攻擊儒家之詞;後人以此說他是與儒家處于極端反對的地位,其實儒、墨兩家卻是同源而異流。

    我們隻把《墨子》打開一讀:稱堯、舜、禹、湯、文、武為聖王,桀、纣、幽、厲為暴王;又屢言仁義、忠臣、孝子及善惡美醜等名義,差不多與儒家同一口吻。

    不過墨子是一位實行家,功利主義者,兩眼看見當時的社會與周初的社會情形是大不相同了,周初粉飾太平的禮教,種種繁文缛節,實在不适于現在社會生活,而孔門諸徒不識時務,且愈講愈瑣碎,越發令人厭煩;所以他毅然起而倡改革之論,把不适宜于現時社會需要的節目極力革除,再加上自己一部分的創見;他自己在思想上于是另成一派,吾人贈他一個徽号曰“墨家”。

    [8] 墨子像 再考儒家的倫理觀念,是“男女有别,尊卑有序”八個字。

    要維持這八個字,在政略上施行禮教,在宗教上提倡喪祭。

    (其實喪祭亦屬禮教之一。

    )觀墨子攻擊儒家的,不過說他們:(1)“不說天鬼”,(2)“厚葬久喪”,(3)“習為音樂”,(4)“以命為有”四點(《墨子·公孟篇》及《非儒篇》),而對于儒家的根本主張,并不攻擊,且大緻相同。

    第二、第三兩點全是枝節問題;墨子且亦未完全推翻,不過“去其太甚”是了,勿庸代辯。

    墨子對于第一點所以提倡天鬼之說的,不過因當紛亂的社會無法挽救,隻有假借神道的權威,來範圍天下的人心;天既有了意志,能夠主宰萬物,個人的運命就不能存在了。

    且儒家雖不說天鬼,亦未嘗不信天鬼。

    孔子說:“獲罪于天,無所禱也。

    ”又說:“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于此可見一斑。

    至于第四點命運之說,儒家不過遇到無聊時拿它來解嘲,自己安慰自己罷了,他們也不是靠命吃飯的人,豈獨墨家?[9] 還有一點不同的:儒家言為人之極緻在“仁”,墨子言為人之極緻在“義”。

    孔子說,“克己複禮為仁”,教育的工夫即在完成一個“仁”字,有了仁則為完人。

    墨子說,“夫義,天下之大器也”(《公孟篇》);“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天志上》);“是故擇天下賢良聖智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尚同中》)。

    教育的工夫即在完成一個“義”字,所以他有貴義的主張,求學即所以為義。

    我以為儒、墨兩家的精神之根本不同,即是“仁”與“義”兩字的區分。

     關于墨子的生死及籍貫,當時的史書沒有記載。

    到後來,有的說他是宋人(《百子全書·墨子篇目考》);有的說他生于魯,仕于宋(《墨子閑诂·墨子略傳》)。

    有的說他與孔子同時,稍後于孔子(汪中《述墨學·子序》);有的說他與子思同時,而生年尚在其後(《墨子閑诂·墨子年表序》)。

    我們觀察墨子的思想與儒家同一淵源,似乎在魯國受了儒家很深的教育,說他是魯國人比較可靠。

    至于他的生死,胡适根據汪說,斷定他大概生在周敬王二十年與三十年之間,死在周威烈王元年與十年之間,當他出世時孔子年已五六十歲了(《中國哲學史大綱》第六篇)。

    這個斷定,尚屬鑒實,我們勿庸另行考證。

     墨子雕塑 二兼愛主義 墨子推論社會的亂源,起于“不相愛”。

    “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

    ……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亂異國以利其國。

    ”(《兼愛上》)人人不相愛,彼此交相虧,所以天下大亂無已。

    但是個人莫不自愛其身,當孝子的人莫不想愛他的父母,當慈父的人莫不想愛他的子女;同時對于他人之身及他人的父母和子女,亦當表示同樣的愛,然後能夠使他人愛我之身及我的父母和子女,如我自愛的一樣(《兼愛下》)。

    使他人能夠愛我及我的關系人如我自愛的一樣,而後愛的意義才大;使社會人人能夠彼此這樣相愛,而後愛的範圍乃普。

    所以要挽救天下的大亂,和達到各人自己所欲愛的目的,應當“兼以易别”(《兼愛下》):“視人之身若其身,視人之家若其家,視人之國若其國”(《兼愛上》),就是把他人的父母,當着自己的父母;把他人的子女,當着自己的子女。

    能夠如此交相利、兼相愛,天下為情感以充滿,社會如一家的同胞,而虧人利己之事自然不會發生。

     墨家主義以“義”為中心,以“兼愛”為出發點,以“興利除害”為工夫,以“樂生互助”為目的。

    最善的行為,莫如行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最良的政治,亦莫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要為天下興利除害,即要使世界人類沒有一人有一毫之本利,沒有一人有一毫之受害,則必要富有極大的熱情——就是有視人如己的精神。

    這種精神,就是兼愛主義的精神。

    故以兼愛為出發點,自無人我之分,自然能夠悲天下之痛,憫天下之窮;見别人掉下火坑了不得不舍身援救,于别人有利益的事情不得不設法幫助。

    這種行為就是“義”的行為,這種政治就是“義”的政治。

    人人為義,事事皆合于義,則人類樂生互助的目的必可以達到,人類必可以進于世界大同。

    此墨子的理想,也就是墨家主義的精神。

     三對于精神教育的三個要素 墨子以兼愛為出發點,善養而擴充之,在精神教育方面,于是産生三個要素。

     (1)積極的精神。

    據《墨子·貴義上》說:“子墨子自魯即齊,過故人。

    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

    何則?則食者衆而耕者寡矣。

    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宜勸我,何故止我?’”正因天下不肯為義,所以自己更要加倍為義,這是何等積極的精神,何等勇于任事的精神! (2)犧牲的精神。

    據《公輸篇》上說,公輸般為楚國造了一座雲梯,預備去攻宋國的。

    墨子聽着了這個消息,即刻出發,走了十日十夜,來到楚國,勸他們取消攻宋的計劃。

    費了許多唇舌,冒了多少危險,結果是說服了楚王。

    這種精神,是犧牲的,即是利他的。

    所以孟子形容他說:墨子兼愛,苟利天下,縱摩頂放踵而亦為之。

    所以他的學生,為義而犧牲的,為救他人而戰死的,非常之多。

     《墨子》書影 (3)平民的精神。

    墨子提倡節用,主張薄葬,反對音樂,種種都是為勞苦大衆設想,反對封建的享樂主義,以表同情于平民的。

    他的學生述他的主張有一段話:“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為不樂也,非以刻镂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刍豢煮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遂野之居以為不安也,然上考之不中聖人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

    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

    ’”(《非樂篇》)這都是平民思想的表現。

    他們師生,穿的是短衣,吃的是藿羹,手足胼胝,面目黧黑,終身為人服役而不求享樂,這該是多麼勞動化的精神。

     四方法論 研究的方法,墨子與儒家完全不同,或者墨子對于學術最大的貢獻即在他這一點。

    儒家對于勿論何事隻說出一個“當然”,墨子并要問出一個“所以然”。

    《公孟篇》上有一段話: 子墨子問于儒者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

    ”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

    今我問曰:‘何故為室?’” 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别也。

    ”則子告為室之故矣。

    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

     儒家隻高懸一個理想,教人以“應當如此做”就行了,至問“為什麼如此做”則不必讨論。

    墨子不然,非要問他“為什麼如此做”不可,能夠答出一個“為什麼”,我們才可放心去做;不能答出一個“為什麼”,我們就不肯輕易去做。

    換一句話,勿論什麼東西必要有一個理由,總要有一個用處。

    知道了它的理由和用處,才知道它的是非善惡,才是真知,我們實行時才有一種非行不可的精神。

    中國人素來頭腦籠統,不善分析,墨子這種研究的精神、分析的頭腦,很可以用來診治,故墨子學說裡面要以此點為最有價值。

     五結論 墨子是一個勤勞主義的教育家,是一個苦行的宗教家,也是一個利他主義的實行者;所以他一生奔走列國,講學傳道,緻使“突不得黔”。

    他之崇拜夏禹,即所以取法夏禹的節儉勤勞之精神;他之所以特重“義”者,正所以表示他以天下為己任的俠義精神。

    墨子雖然取舍與儒家不同,但在當時他的學說是與孔學齊名,他的及門弟子也是與孔門并稱。

    [10]墨學既與孔子齊名,弟子亦極衆多,其傳授之系統如何,沒有專書可考。

    但據韓非子說:“自墨子之死也,有相裡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

    ”(《顯學篇》)又據《莊子》說:“相裡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谲不同,相謂别墨。

    ”(《天下篇》)近人胡适氏由此别為宗教的墨學與科學的墨學兩派。

    我們從教育方面看,宗教的墨學以禽滑厘、公尚過等人為著,他們仍守着兼愛主義和勤勞主義。

     《墨經》,《墨子》書中的重要部分,是戰國時墨子後學進一步發展墨子思想的著作。

    内容包括《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六篇。

     第五節孔門弟子 一同門之盛 孔子一生講學将近五十年,及門弟子布滿了天下,其總額相傳約達三千之衆,而身通六藝的已是七十多人。

    [11]既認教育為挽救時局之一策,所以向持“有教無類”主義,勿論何人,隻要你是誠心求教,我沒有不開誠訓誨的。

    [12]他的學生,有世子、有官僚、有商人、有大盜、有流氓,但自入孔門以後,人人都受他的感化,使他們皆變成有用的器材。

    [13]但是他的學生,究竟狷者多而狂者少,論到氣魄之偉大,學說思想之圓通,不及老師多了;因此,學生崇拜他也算到了極點。

    [14]孔子在當時不過是一個有知識的士大夫,他的聲譽與勢力所以獨雄于後世的,也幸賴這些“中心悅而誠服”的弟子給他宣傳。

     曾子像 在衆弟子中,較著名的,據他們自己所記,可分着四類:(1)長于德行的,有顔淵、闵子骞、冉伯牛、仲弓;(2)長于言語的,有宰我、子貢;(3)長于政事的,有冉有、季路;(4)長于文學的,有子遊、子夏(見《論語·先進》)。

    又據韓非子說,孔子之後,儒家分為八派:有子張氏一派,子思氏一派,顔氏一派,孟氏一派,漆雕氏一派,仲良氏一派,公孫氏一派,樂正氏一派(見《韓子·顯學篇》)。

    這兩家分類,皆不足以包括孔門重要的全體;即這十數人中,其言論思想也難一一考見。

    《論語》、《禮記》及《韓詩外傳》等書中,雖間或記載所言二三,又與教育理論無關,無可記述,我們隻有采取《大學》和《中庸》兩書。

    《大學》相傳是曾子作的,《中庸》相傳是子思作的——這兩部書原為《禮記》中的兩篇。

    自北宋河南程氏認為有關身心性命之學,從《禮記》中抽出來,加以表章;南宋朱子接着一宣傳,于是它們的聲價飛騰于世了。

    《大學》言格物緻知正心誠意,《中庸》言性與誠,皆為宋、元以後的儒者所宗法,而宋、元、明、清八九百年的學術及教育界上,差不多完全被這數字占領。

    我們把這兩書的分别叙述于下。

     顔回像 二《大學》 程子說:“《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朱子說:“《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

    ”換一句話,《大學》一書,是古代大學裡面所用的教材,以它教給“初學入德”的學生聽的。

    它的内容,有經一章,有傳十章。

    經凡二百零五字,傳是所以解釋經的;所以這一部書通篇的大意隻在二百零五個字的經文上,懂得這二百零五個字,全書自可以了解了。

    全書教人所做的工夫分着兩節,一律以修身為本。

    修身以前,在明明德;修身以後,在新民。

    在明明德的工夫裡面,包含格物、緻知、誠意、正心四個步驟;在新民的工夫裡面,包含齊家、治國、平天下三個步驟。

    明明德是本,新民是末,而以修身為基礎。

    明明德是向内的工夫,新民是向外的工夫,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