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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兩代為科舉的興起時期。
（3）明、清兩代為科舉的極盛時期。
科舉制度到後來雖日趨複雜，總不外常科與特科兩類。
兩漢選舉“孝廉秀才”，就是唐、宋以來的常科；選舉“賢良方正”，就是唐、宋以來的特科。
關于選舉的手續，西漢隻有對策一項；到了東漢，還須經過一次文字的考試——這完全是科舉的雛形了。
不過此時尚沒有煩瑣的制度及嚴密的考試，其制度與考試法到隋、唐以後才完全規定出來，所以一般人皆以為科舉創始于隋之大業年間，确是一種錯誤。
唐、宋兩代，雖制定了完備的制度，政府對于學校教育還是比較注重。
到了明、清兩朝，則學校輕而科舉重，當時國家全部教育差不多為科舉所壟斷，政府以此類獎勵，社會人士趨之若鹜，于是學校等于虛設，名存而實亡了。
由此看來，中國有了學校就有科舉，有了學校制度就有科舉制度，二千年的教育制度史就是一部科舉制度史。
科舉是什麼？自一方面說，它是錄取人才的考試制度，發給學位的甄别試驗。
自又一方面說，它是俗人加入叢林的戒法，自由民加入士族階級的方式。
獲取了科舉資格以後，即能享受種種特權：（1）免除差役，（2）地方衙門以賓禮相待，（3）在社會常居優越的地位，（4）有掌握國家政治大權的希望，（5）如已做了大官，被目為正流清流，否則為雜流濁流。
因為有種種特權，所以業已入了叢林的，牢守其特殊地位始終不肯放棄；未曾加入的，殚畢生的精力，拼命趨赴，希求加入以為榮寵。
由此看來，科舉完全是半封建時代的産物，它在中國教育史上差不多橫行了二千年，一直到了清王朝快要滅亡的時候，才把它取消；更可以證明自清代以前，中國社會幾千年還停滞在半封建時代。
在隋、唐以前，中國學者講學，多半在他自己的家裡設帳，或在侯王的府第裡設帳。
自宋代以後，他們講學多在書院裡面。
書院産生于五代之末，到了宋朝，因理學家蔚然興起，于是此事大盛。
由元而明，由明而清，這三朝對于書院的設立，更其廣遍了。
但書院在當初，不過為私人自由講學聚集門徒的場所，迨後政府漸漸注意，漸漸改由官辦，到了清朝，簡直視為各省高等學校，而形成一種教育制度——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點特色。
中國學者所研究的方向各代不同。
東周為民族思想的成熟時期，又為社會組織的劇變時期，所以當時學者多半注意在解決當時社會問題，對于學術的貢獻在創造。
兩漢學者生在秦火之後，昔賢所流傳的古籍多半殘缺不全了，所以他們畢生的精力全用之于古籍的搜集與整理，對于學術的貢獻在考據。
考據工作過于機械時，遂發生一種反動的學風，且因國家長期的紛亂，所以魏晉學者注精力于老、莊的複活，南北朝學者注精力于佛學的輸入。
佛學到了唐朝已入于成熟時期，他們又專門用力于佛學的整理與組織。
到了宋朝，儒、道、佛三家學說有融和的趨勢，所以宋、元、明三朝六七百年，一般學者專在用力于形而上學的研究。
清初尚有此種餘風，不久又發生一種反趨勢，一般碩學皆以考證學著稱了。
此處所謂形而上學，多指性理學說的。
不過宋儒所講，把性與心分開，性也
（3）明、清兩代為科舉的極盛時期。
科舉制度到後來雖日趨複雜，總不外常科與特科兩類。
兩漢選舉“孝廉秀才”，就是唐、宋以來的常科；選舉“賢良方正”，就是唐、宋以來的特科。
關于選舉的手續，西漢隻有對策一項；到了東漢，還須經過一次文字的考試——這完全是科舉的雛形了。
不過此時尚沒有煩瑣的制度及嚴密的考試，其制度與考試法到隋、唐以後才完全規定出來，所以一般人皆以為科舉創始于隋之大業年間，确是一種錯誤。
唐、宋兩代，雖制定了完備的制度，政府對于學校教育還是比較注重。
到了明、清兩朝，則學校輕而科舉重，當時國家全部教育差不多為科舉所壟斷，政府以此類獎勵，社會人士趨之若鹜，于是學校等于虛設，名存而實亡了。
由此看來，中國有了學校就有科舉，有了學校制度就有科舉制度，二千年的教育制度史就是一部科舉制度史。
科舉是什麼？自一方面說，它是錄取人才的考試制度，發給學位的甄别試驗。
自又一方面說，它是俗人加入叢林的戒法，自由民加入士族階級的方式。
獲取了科舉資格以後，即能享受種種特權：（1）免除差役，（2）地方衙門以賓禮相待，（3）在社會常居優越的地位，（4）有掌握國家政治大權的希望，（5）如已做了大官，被目為正流清流，否則為雜流濁流。
因為有種種特權，所以業已入了叢林的，牢守其特殊地位始終不肯放棄；未曾加入的，殚畢生的精力，拼命趨赴，希求加入以為榮寵。
由此看來，科舉完全是半封建時代的産物，它在中國教育史上差不多橫行了二千年，一直到了清王朝快要滅亡的時候，才把它取消；更可以證明自清代以前，中國社會幾千年還停滞在半封建時代。
在隋、唐以前，中國學者講學，多半在他自己的家裡設帳，或在侯王的府第裡設帳。
自宋代以後，他們講學多在書院裡面。
書院産生于五代之末，到了宋朝，因理學家蔚然興起，于是此事大盛。
由元而明，由明而清，這三朝對于書院的設立，更其廣遍了。
但書院在當初，不過為私人自由講學聚集門徒的場所，迨後政府漸漸注意，漸漸改由官辦，到了清朝，簡直視為各省高等學校，而形成一種教育制度——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點特色。
中國學者所研究的方向各代不同。
東周為民族思想的成熟時期，又為社會組織的劇變時期，所以當時學者多半注意在解決當時社會問題，對于學術的貢獻在創造。
兩漢學者生在秦火之後，昔賢所流傳的古籍多半殘缺不全了，所以他們畢生的精力全用之于古籍的搜集與整理，對于學術的貢獻在考據。
考據工作過于機械時，遂發生一種反動的學風，且因國家長期的紛亂，所以魏晉學者注精力于老、莊的複活，南北朝學者注精力于佛學的輸入。
佛學到了唐朝已入于成熟時期，他們又專門用力于佛學的整理與組織。
到了宋朝，儒、道、佛三家學說有融和的趨勢，所以宋、元、明三朝六七百年，一般學者專在用力于形而上學的研究。
清初尚有此種餘風，不久又發生一種反趨勢，一般碩學皆以考證學著稱了。
此處所謂形而上學，多指性理學說的。
不過宋儒所講，把性與心分開，性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