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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是一緻的，因為他們比較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多半是依附于支配階級以圖生存的。
他們所倡的教育學說，縱令有時在積極方面沒有明顯地擁護支配者的論調，但在消極方面很少有與當局沖突的地方。
除了社會發展到了某種程度，支配階級的勢力快要崩潰的時候，他們才敢于唱幾句高調。
教育随政治為轉移，研究教育史者對于這一點也要認識清楚。
二 研究中國教育史比較困難，研究中國古代教育史更覺困難。
第一，中國古籍可靠性太少，縱令經清代學者辨别出許多真僞，懷疑之點至今還是時時發現。
除幾本真僞難分的古籍以外，雖有古物古器及甲骨文字等項可供我們參考的資料，但此項學業尚在極幼稚時期。
第二，中國社會之演進的階段，至今還沒有定論。
有的以封建社會始于夏、商；有的說始于西周；有的說始于東周，西周尚在氏族社會與封建社會中間一種過渡的奴隸社會。
自秦、漢以至現在，有的說還在封建時代，有的說秦、漢以來已有資本主義發生。
第三，中國社會之曆史的分期，在教育方面，很難定出一個适當的标準。
我們不是研究民族史，當然不能以各民族勢力的消長為标準；我們不是研究純粹的學術史，也不能以各家學說互相起伏的情形為标準；至于以上古中古及近古近世等說作标準來分期，更無意識。
對于第一個問題不解決，則教育史上沒有可靠的材料；第二個問題不解決，則沒有真實的背景；第三個問題不解決，則沒有适當的編制。
中國數千年的曆史，勿論政治如何嬗變，産業如何發展，外力如何侵入，各家各派的學說如何紛争與起伏，而中國民族思想，自西周以至最近二十年前，總是以儒家思想為中心；所以他們所表現的性格或淺或深，大半是受過了儒家學說的幾番洗禮無可疑的。
不過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民族的思想才有很大的變化。
儒家思想，雖說祖述堯、舜，為中國民族相傳相衍的習慣生活，其實是封建時代的産物，完全建築在農村經濟基礎之上。
自東西交通以來，帝國主義者的資本侵入到中國腹地，使中國農村經濟發生很大的變化——由衰落而崩潰，由崩潰而破産；最近，全國經濟的重心已由農村而移轉到幾個沿江沿海的大都市了。
社會形态及經濟組織一一發生變遷，則建築在昔日社會基礎之上的中心思想自然也必發生動搖與倒閉。
反過來說，由中心思想的動搖與倒閉，即可以證明中國社會到近代确已進于資本主義的階段。
所以在編輯中國教育史以前，我們應當有兩個假定。
第一，假定商代以前，為氏族社會，西周時代，為典型的封建社會，自秦、漢以至清代後期，為變形的封建社會——半封建社會；最近六十年以來，為初期的資本主義社會。
各時代的社會形态及經濟組織既然不同，以此為基礎所産生的各時代的教育當然也是各别。
第二，假定在氏族社會，為儒家思想的前生時期；在封建社會，為儒家思想的形成時期；在半封建社會，為儒家思想的流傳時期；最近六十年以來，為儒家思想的動搖時期；自國民黨改組以來，則為孫中山學說的支配時期。
孫中山學說是以儒家思想為骨體，以歐、美諸社會學家
他們所倡的教育學說，縱令有時在積極方面沒有明顯地擁護支配者的論調，但在消極方面很少有與當局沖突的地方。
除了社會發展到了某種程度，支配階級的勢力快要崩潰的時候，他們才敢于唱幾句高調。
教育随政治為轉移，研究教育史者對于這一點也要認識清楚。
二 研究中國教育史比較困難，研究中國古代教育史更覺困難。
第一，中國古籍可靠性太少，縱令經清代學者辨别出許多真僞，懷疑之點至今還是時時發現。
除幾本真僞難分的古籍以外，雖有古物古器及甲骨文字等項可供我們參考的資料，但此項學業尚在極幼稚時期。
第二，中國社會之演進的階段，至今還沒有定論。
有的以封建社會始于夏、商；有的說始于西周；有的說始于東周，西周尚在氏族社會與封建社會中間一種過渡的奴隸社會。
自秦、漢以至現在，有的說還在封建時代，有的說秦、漢以來已有資本主義發生。
第三，中國社會之曆史的分期，在教育方面，很難定出一個适當的标準。
我們不是研究民族史，當然不能以各民族勢力的消長為标準；我們不是研究純粹的學術史，也不能以各家學說互相起伏的情形為标準；至于以上古中古及近古近世等說作标準來分期，更無意識。
對于第一個問題不解決，則教育史上沒有可靠的材料；第二個問題不解決，則沒有真實的背景；第三個問題不解決，則沒有适當的編制。
中國數千年的曆史，勿論政治如何嬗變，産業如何發展，外力如何侵入，各家各派的學說如何紛争與起伏，而中國民族思想，自西周以至最近二十年前，總是以儒家思想為中心；所以他們所表現的性格或淺或深，大半是受過了儒家學說的幾番洗禮無可疑的。
不過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民族的思想才有很大的變化。
儒家思想，雖說祖述堯、舜，為中國民族相傳相衍的習慣生活，其實是封建時代的産物，完全建築在農村經濟基礎之上。
自東西交通以來，帝國主義者的資本侵入到中國腹地，使中國農村經濟發生很大的變化——由衰落而崩潰，由崩潰而破産；最近，全國經濟的重心已由農村而移轉到幾個沿江沿海的大都市了。
社會形态及經濟組織一一發生變遷，則建築在昔日社會基礎之上的中心思想自然也必發生動搖與倒閉。
反過來說，由中心思想的動搖與倒閉，即可以證明中國社會到近代确已進于資本主義的階段。
所以在編輯中國教育史以前，我們應當有兩個假定。
第一，假定商代以前，為氏族社會，西周時代，為典型的封建社會，自秦、漢以至清代後期，為變形的封建社會——半封建社會；最近六十年以來，為初期的資本主義社會。
各時代的社會形态及經濟組織既然不同，以此為基礎所産生的各時代的教育當然也是各别。
第二，假定在氏族社會，為儒家思想的前生時期；在封建社會，為儒家思想的形成時期；在半封建社會，為儒家思想的流傳時期；最近六十年以來，為儒家思想的動搖時期；自國民黨改組以來，則為孫中山學說的支配時期。
孫中山學說是以儒家思想為骨體，以歐、美諸社會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