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句讀和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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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種似乎無關重要，而其實卻應該算作文章的一部分的，是句讀和段落。
中國的舊書，無論印寫，向來是不加句讀，不分段落的。
一篇脫了稿的文章，因為并無圈點，所以從頭至尾，全是連寫着的方塊字，望去密密層層，滿紙黑斑，好像正在排衙的蜜蜂一樣。
至于從這些蜜蜂堆裡，默察語氣，分别句讀，那可完全是讀者的工作了。
古人于此常用朱筆，着在紙上的，其實隻是一些簡單的鈎點而已。
但是，究竟怎樣鈎點的呢？ 《補滑稽傳》裡說：“東方朔上書，凡用三千奏牍。
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辄乙其處，二月乃盡。
”據段玉裁的考證，“辄乙其處”的“乙”字，并不是“甲乙”的“乙”，其實正是“&radic”字，《說文》：“&radic，識也”；“識”就是記認，也即後世的所謂鈎勒。
和“&radic”同樣的還有“·”，“·”也是加乙的記号，可見在古時，“&radic”“·”的為用，是一律的。
到後來，這才明白地劃分開來，斷句的是“·”，也寫作“、”或“。
”；至于“&radic”，卻用來作為專門分段的符号了。
現在容易找到的，是舊書攤上的一些經過圈點的制藝文章，每股結束的地方，終可以發現一豎一橫的紅杠子，就正是由讀者加添上去的“&radic”形的标記。
為了便于述說，這裡先來談談句讀吧。
因為标點是讀者的工作，作者可以不費手腳，所以由後人标點出來的古書，常常和原著的古人的意思相違背，鬧出了播傳人口的笑話。
譬如袁中郎的文章吧，前幾年，大受有些學者的贊賞，幾乎被捧得連屍身也起了疙瘩。
一心向往，以情理論，應該是深知中郎的了，但把他的《廣莊齊物論》裡的“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
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錘，借肺中風，借舌颚，聲無常。
想，借塵緣，借去來今，借人，借書冊，借無常。
夫不可常，即是未始有衡，未始有衡，即不可憑之為是非，明矣。
”點成了“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
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借得我們莫名其妙。
另一個學者又把張岱《琅嬛文集·琴操脊令操序》裡的“秦府僚屬，勸秦王世民，行周公之事，伏兵玄武門，射殺建成元吉。
魏徵《傷亡》作。
”點成了“秦府僚屬。
勸秦王世民。
行周公之事。
伏兵玄武門。
射殺建成元吉魏徵。
《傷亡》作。
”把标點移下兩個字，原也算不得什麼，但一箭結果了魏徵的性命，這手段，卻未免過于狠毒，而魏徵也實在死得忒煞枉了。
這樣的亂讀，亂點，的确有點古怪。
但也并不是今人的創作，古人早已有過誤會了，《禮記》裡有一段說： 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殇也，墓遠。
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于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
周公曰：豈！不可。
史佚行之。
這裡的所謂“豈”，是一種堅拒的語詞，但卻被聽作了“豈不可”——哪有不可之理。
所以史佚就把他的兒子在宮中收斂了。
原來連說話裡的标點——頓挫，也不能過于大意的。
但這些雖然曾是事實，到頭卻不過是笑話而已，因為這錯誤是明顯的。
句讀的重要性，卻不能從笑話裡去探求。
隻在兩種點法都能成立的時候，這才可以辨别高下，推究是非，顯得出它的重要性來。
譬如《論語》裡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人以為應該讀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莊子》裡的“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有人以為應該讀作“指窮于為。
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的。
兩說都能成立，這就難以确定了。
《魯迅全集》裡的《古小說鈎沉》，是很難标點的一部書，出版以後，我也翻過一回，覺得其中頗有幾處是值得研究的，除了已向負責編輯者提出外，這裡不妨拉兩條來談談，譬如《裴子語林》裡有一條，《全集》的标點是這樣的： 洛下少林木，炭止如粟狀，羊琇驕豪，乃搗小炭為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呂之徒共集，乃以溫酒；火既，猛獸皆開口向人，赫然。
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
這是通的，但“乃以溫酒”以下的标點，照我的意見，不如改為“火爇既猛，獸皆開口，向人赫然。
”來得更為妥當，因為上文既不曾提出獸的馴猛，所以，這裡的“猛”字，原著者的意思，其實是用來點出火的程度的。
下面是《列異傳》裡的一條： 陳留史均，字威明，嘗得病，臨死，謂其母曰：“我得複生，埋我，杖豎我瘗上；若杖拔，出之。
”及死，埋杖如其言。
七日往視，杖果拔，即掘出之，便平複如故。
因為後文有一句“埋杖如其言”，我想，前面的“埋我，杖豎我瘗上”是應該改為“埋我杖，豎我瘗上”的。
按照行文的條理，這樣一來，就可以使前後互相呼應了。
自然，不論說得怎樣中肯，這也隻是我的意見。
倘使作者當年親自加好标點，我們就可以省卻許多議論，不必疑神疑鬼，招惹唠唠叨叨的麻煩了。
不過标點的使用，卻不僅在于減少讀者的麻煩，它還有積極的
中國的舊書，無論印寫，向來是不加句讀，不分段落的。
一篇脫了稿的文章，因為并無圈點，所以從頭至尾，全是連寫着的方塊字，望去密密層層，滿紙黑斑，好像正在排衙的蜜蜂一樣。
至于從這些蜜蜂堆裡，默察語氣，分别句讀，那可完全是讀者的工作了。
古人于此常用朱筆，着在紙上的，其實隻是一些簡單的鈎點而已。
但是，究竟怎樣鈎點的呢？ 《補滑稽傳》裡說：“東方朔上書，凡用三千奏牍。
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辄乙其處，二月乃盡。
”據段玉裁的考證，“辄乙其處”的“乙”字，并不是“甲乙”的“乙”，其實正是“&radic”字，《說文》：“&radic，識也”；“識”就是記認，也即後世的所謂鈎勒。
和“&radic”同樣的還有“·”，“·”也是加乙的記号，可見在古時，“&radic”“·”的為用，是一律的。
到後來，這才明白地劃分開來，斷句的是“·”，也寫作“、”或“。
”；至于“&radic”，卻用來作為專門分段的符号了。
現在容易找到的，是舊書攤上的一些經過圈點的制藝文章，每股結束的地方，終可以發現一豎一橫的紅杠子，就正是由讀者加添上去的“&radic”形的标記。
為了便于述說，這裡先來談談句讀吧。
因為标點是讀者的工作，作者可以不費手腳，所以由後人标點出來的古書，常常和原著的古人的意思相違背，鬧出了播傳人口的笑話。
譬如袁中郎的文章吧，前幾年，大受有些學者的贊賞，幾乎被捧得連屍身也起了疙瘩。
一心向往，以情理論，應該是深知中郎的了，但把他的《廣莊齊物論》裡的“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
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錘，借肺中風，借舌颚，聲無常。
想，借塵緣，借去來今，借人，借書冊，借無常。
夫不可常，即是未始有衡，未始有衡，即不可憑之為是非，明矣。
”點成了“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
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借得我們莫名其妙。
另一個學者又把張岱《琅嬛文集·琴操脊令操序》裡的“秦府僚屬，勸秦王世民，行周公之事，伏兵玄武門，射殺建成元吉。
魏徵《傷亡》作。
”點成了“秦府僚屬。
勸秦王世民。
行周公之事。
伏兵玄武門。
射殺建成元吉魏徵。
《傷亡》作。
”把标點移下兩個字，原也算不得什麼，但一箭結果了魏徵的性命，這手段，卻未免過于狠毒，而魏徵也實在死得忒煞枉了。
這樣的亂讀，亂點，的确有點古怪。
但也并不是今人的創作，古人早已有過誤會了，《禮記》裡有一段說： 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殇也，墓遠。
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于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
周公曰：豈！不可。
史佚行之。
這裡的所謂“豈”，是一種堅拒的語詞，但卻被聽作了“豈不可”——哪有不可之理。
所以史佚就把他的兒子在宮中收斂了。
原來連說話裡的标點——頓挫，也不能過于大意的。
但這些雖然曾是事實，到頭卻不過是笑話而已，因為這錯誤是明顯的。
句讀的重要性，卻不能從笑話裡去探求。
隻在兩種點法都能成立的時候，這才可以辨别高下，推究是非，顯得出它的重要性來。
譬如《論語》裡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人以為應該讀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莊子》裡的“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有人以為應該讀作“指窮于為。
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的。
兩說都能成立，這就難以确定了。
《魯迅全集》裡的《古小說鈎沉》，是很難标點的一部書，出版以後，我也翻過一回，覺得其中頗有幾處是值得研究的，除了已向負責編輯者提出外，這裡不妨拉兩條來談談，譬如《裴子語林》裡有一條，《全集》的标點是這樣的： 洛下少林木，炭止如粟狀，羊琇驕豪，乃搗小炭為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呂之徒共集，乃以溫酒；火既，猛獸皆開口向人，赫然。
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
這是通的，但“乃以溫酒”以下的标點，照我的意見，不如改為“火爇既猛，獸皆開口，向人赫然。
”來得更為妥當，因為上文既不曾提出獸的馴猛，所以，這裡的“猛”字，原著者的意思，其實是用來點出火的程度的。
下面是《列異傳》裡的一條： 陳留史均，字威明，嘗得病，臨死，謂其母曰：“我得複生，埋我，杖豎我瘗上；若杖拔，出之。
”及死，埋杖如其言。
七日往視，杖果拔，即掘出之，便平複如故。
因為後文有一句“埋杖如其言”，我想，前面的“埋我，杖豎我瘗上”是應該改為“埋我杖，豎我瘗上”的。
按照行文的條理，這樣一來，就可以使前後互相呼應了。
自然，不論說得怎樣中肯，這也隻是我的意見。
倘使作者當年親自加好标點，我們就可以省卻許多議論，不必疑神疑鬼，招惹唠唠叨叨的麻煩了。
不過标點的使用，卻不僅在于減少讀者的麻煩，它還有積極的